祥龙是中国当代的儒学大家。回忆跟他近半个世纪的交往,重温多年的感受,我则觉得他本人的生活体现了很强的道家色彩。祥龙的为人让我想起“夫子温、良、恭、俭、让”,更让我想起老子的“上善若水”。祥龙一生如水,龙水一体。他温良敦厚,沉静不争,又从善如一,不休不弃。他的哲学和他的生命完美地合而为一。
本文节选自李菁著《在-是: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最末一章“连山:親親与是”,内容源出在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中国现象学年会宣读之论文“親親:从《星际穿越》看现象学第五阶”。张祥龙先生在大会闭幕报告时曾言:“兰州大学李菁教授下午的报告和我的报告有相近的地方。”本文得张祥龙先生之诸启发,兹以纪念。
我不想说,哲学的尽头是宗教的开始。但我真的希望,对于哲学家,对于智者而言,现实生命的终结,就会去往一个和古今所有哲人重逢的雅典学院、兜率之天、舞雩之台。
任何真正具有活力而又能长久绵延的文明传统,显然都是人的有体有用、能知能行的实践行为不断创造积累和丰富发展的结果。人如果真要回归主体自我之自觉,就不能不如实体悟生命存在的价值。体悟既关涉本体,又牵联功夫,需要不断地实践,自由地在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穿梭往来,形成本体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无论深邃的人性体验或历史文化经···
先生一生尊奉孔子,最后竟与夫子同寿。在这个初夏的深夜,回忆起先生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以及我们这些年交往的点点滴滴,犹在昨日。我永远感念先生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对我的鼓励、提携和帮助,也时刻体贴先生的现象学哲学上开辟出的融通中西的思想道路,我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努力像先生一样虔敬为学、真诚生活。
祥龙师的比较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二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地图和走向,开启了中国哲学“思”的新时代,而他的哲学之“思”的根本,就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缘”,这种缘分,唯有作者本人先体悟和感知之后,才能因“缘”而有所“言”,这就与不少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试图剥离学问和生命的做法迥然不同,也感召了学界众多青年学子···
昔龙场会语,恻然诚笃,追慕夫子,世间犹有真儒者。今鹤使来召,怛化扶摇,相逢海翁,天上岂无论道人。
这个深知有生必有死的缘在,面对最终极的边缘问题,仍然在以其思想中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为的不是虚幻的价值,不是不变的静止存在,而是永远活泼泼的生命力量,依然可以感受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生命之美。在这精神的惊涛骇浪中,他经常引用的这句诗应该最能描述他的状态:“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是啊,人生的痴情……在张老师那里,恐怕没有比对孔子的痴情更痴的痴情了,连最后的岁数都一样……
祥龙兄1949年生人,今年73岁,是孔子的年龄。对一个真君子,也许这是他的时间到了吧。但这么想,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世间失去了最后的君子而感到伤感与哀恸。
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张祥龙先生,于2022年6月8日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先生治学广泛,著述等身,以现象学与中国思想的相互激荡与会通为方法,归本于儒,终成一家。先生是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提出的很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的路标,为同道、后学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朱陆之辩”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大“是非”,是在“援禅入儒”的思想史背景下展开的。朱子多次批评象山“近禅”,象山对朱子也多有非议,如说:“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事实上,象山说这句话时,朱子的道德学问早已名重当世,他何以还要批评朱子“学不见道”呢?象山本人究竟“见”了什么“道”,从而有了“叫板”朱子的底气?
《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场质疑《武成》的记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反战立场,王充、赵岐等学者在过辞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对“血流漂杵”历代诠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儒者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重构来实现其价值的论证和秉持、并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对“血流漂杵”史实研究与回应,也是儒学思想立足现代学术的必由···
当代中国从何处走来,近代中国从何时开始,这不仅是个学术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套用某种政治话语,而是因为1840年切实构成了后续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诸多命题的思想原点,当然也是文化复兴与国族富强的艰难起点。
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
明末清初,回族知识界以江南为中心,兴起了一股被后世称为“以儒诠经”的学术思潮。这些回族学者以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义,汉文著述颇为活跃,在教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活于江南的回族经学家汉学修养深厚,他们诸多议题的切入阐释、叙事方法,多与耶稣会士著述中引儒、附儒的思想议题和表达方式类似,这是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的。
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当代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地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亦遭到了隐性的转轨以贴合于现代生活。
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
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