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作为以人格为指向的普遍权利,无法被局限在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之内,但民权关涉共同体成员资格与归属等问题。民权只有统摄在人权之下,并接受人权的调节时,才能走向普遍正义的秩序。
有“文化保守主义之旗”之称的《原道》辑刊,由陈明先生创办于西元1994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个亮出鲜明儒家立场的民间思想文化刊物。2024年7月14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道》集刊编委会、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后以《〈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实···
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关键包括中西古典学差异、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再认识以及典籍等问题。为此,应从多方面突破中国古典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回归传统,汲取古代思想家智慧,明晰文明传承脉络与制度稳定性;整合资源,从考古学、历史学等多维度研究古代文明;突破传统,摆脱西方范式和固有思维束缚,借助数字化技术等创新研究方法,推动中···
当代中国大学正在重新恢复国学,并希望化解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现代学科之间的张力。为了将“国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建议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这样既可以有效传承中华传统学术,又可以推动中华传统学术进入现代学术体制。正在兴起的“中国古典学”需要强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明···
以钱穆、余英时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宋明以降直至清代的中国思想发展存在着一条内在发展的理路,强调儒学发展的连续性。“经世”思想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脉络下展开的。
借助晚近的斯宾诺莎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熊十力体用不二之学的境况:既要保持实体的独立性,又要立体用不二为宗,从而建构彻底的实体一元论,这是熊十力与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需要共同面对的困难。基于此,目的论批判与理学批判也是这种实体一元论的内在环节。
基于以朱解朱的历史客观性立场,拟从以下方面就余氏的道体、道统论加以反思:“中”“心法”是否是道体、道统与道体有无必然联系、道体可否等同道之体、道统与道学能否切割、朱子与黄榦的道统论是否有异、道统与治统有无关联、道统与《中庸章句序》之关系、道统是否包含伏羲,由此反思余英时外王重于内圣的立场在理解朱子道统论中可能存在···
朱子则在充分整合“河图—八卦”“洛书—九畴”范式的历史影响与刘牧黑白点河洛范式的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以对调方式完成了历史上思想意涵最为丰富且影响最大的河图洛书范式重建,亦成功重塑了河图洛书的文明源起与传承价值。
“征有苗”是《尚书》中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大禹治水所创制的“五服”结构和天下体系的确立。在《尚书》各篇章中反复出现、贯穿尧舜禹三代的三苗问题之所以必须解决,是因为《禹贡》五服体系若不能将苗民容纳其中,三代至治之世就无法实现。先儒经解对“征有苗”的政教涵义有充分讨论,禹对苗民的征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异族征服或···
真知以天理为源头,是人对天理的真切体认、深度认同,极致是心与理一。朱子论真知不离工夫,其真知论本质是“修养论”,具有明显的主体参与性。朱子基于知行为二的逻辑来讨论真知与诚意的关系,既强调真知较之于诚意的本源性,又主张正心诚意工夫不可须臾离。朱子主张有真知后无自欺,但又强调防范自欺的工夫丝毫不能松懈。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其新理学的创建具有深层的“史论同构”关系:其研究哲学史的三种方法论是新理学创建的立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而新理学的理论构思亦深嵌于哲学史的演进脉络。通过这种“史论同构”式的论证,新理学完成了三重维度的合法性证明。
“祖先之灵”是天道显现于人类生活的超越性符号,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历史时间在祭礼中的突破和更新,子孙必须始终接续祖先的功德,不断推进由历代先人共同传承的“天命”志业。
窦太后受黄老道家的影响,除了守住类似于清净无为这种教义,对于王臧和赵绾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缺乏基本的认知,一律当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处理,运用皇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儒家在独尊前夕的最后一次曲折,也是黄老道家的势力最后的激烈挣扎。
儒家之志指向行道济民的远大理想,至大至难,故必然会带来意志无力的问题,这正是此章开头公孙丑提问的核心关切,而“浩然之气”说则是就此问题而提出的行动理论。养气与经世是一体的行动。从“行动”的角度切入,不仅有助于读通“知言养气”章,还能进入《孟子》的“历史世界”。
“早期启蒙说”重在具体分析“儒教”传统的历史变迁与思想得失,“人文精神论”强调继承“儒学”之超越性精神传统。以“社会系统”分析对明清之际儒教的分化和变异作出考察,可使“早期启蒙说”的具体批判获得来自儒教研究的补充说明。
从工夫论体系的理论结构上看,这涉及的是何者为“第一义”的问题。程朱的修身思想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称为“入道”,表示由自然生命跨入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格物致知具有“第一义”的地位;第二个维度称为“成德”,表示切己自得以成就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主敬涵养则具有“第一义”的地位。
阳明学派心学的衍化始终围绕心体、六经与先王之法展开;其学术探索没有局限于心性想象,而是具有浓郁的实践品格,开展出个体性哲学及其政治秩序。明清之际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思想中对六经在心学本体工夫论中的地位作出重大调整,其思想效应是走向经学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宇宙。
在笔者看来,尽管龙溪与道教人物多有交游,对道教法门有亲身修炼,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大量使用了道教内丹学的用语,但龙溪显然是站在阳明学的基本立场上,力图将道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命题 融摄到其良知教的系统内部。由于经过了龙溪自己创造性的诠释,在龙溪的整个思想系统中,道教的那些基本观念与命题显然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涵义。
张载代表着理学对于儒家传统《周易》中“道器”关系——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传统的一种重新激活,也是北宋五子中“体用”思维的倡导者。而王夫之却出于自己对时代任务之现实性认领,因而在这两大领域都与张载处于一种互逆的关系中。所以,其《张子正蒙注》也就必然要尽可能地消解“太虚”之超越性涵义,而努力凸显张载哲学中“气”的作用,因而从···
梁漱溟认为世界只有“生活”,生活就是生命的过程,在这个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情志”的勖勉是一个关键环节。宗教即是为解决此问题而来,儒家则提出“理性”的非宗教性方式进行解决,儒家的礼乐设置即是针对此问题而来,礼乐调和即是理性之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