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相遇——略论现代儒门学者对中西问题的理解

作者:唐文明阅读数:1072发表时间:2017-11-11
唐文明

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历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相遇

——略论现代儒门学者对中西问题的理解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儒学》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三日壬寅

         耶稣2017年11月11日


与西方的相遇是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尽管从起源上——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可以将中国的现代性追溯得更早[1]。因此,理解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恰当的角度就是提出中西问题。以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中西问题是一个文明比较的问题,就是说,其主要课题是理解并评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优劣,以期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为人类文明的走向提供指南。亨廷顿曾指出,文明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其核心国家。既然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2]那么,何谓中华文明的问题与何谓中国的问题就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了。这一点也提示了理解中西问题的另一个层次,即国家的层次。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从国家的层次上提出的中西问题往往通过“中国问题”这个提法被表述出来:直面由西方国家凭借其价值观念和强大实力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国何去何从?[3]就试图效法的对象来说,这里的西方国家尤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文明层次上的中西问题和国家层次上的中西问题在主题上并非完全对应,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很清楚的。

 

 从两个层次上把中西问题刻画为文明问题与中国问题可以避免一些理解上的混乱。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文明问题的高度上理解中国问题,尽管中国的特殊性也常常被一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所强调。因此,那种流行的以寻求富强来概括中国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的看法虽然不能说错,但可能没有将中国问题最根本的方面呈现出来。实际上,强国的梦想一直从属于追求文明的理想。值得重视的是,文明较量中的强弱异势带来的心理影响,诱使很多引领潮流的思想家在对文明问题的理解上发生了巨大的缺失,最典型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陈独秀等人。这些缺失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上,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上。如果说这双重缺失中的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容易被察觉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缺失则往往被这些思想家的西方留学背景所掩盖。相反,处于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儒门学者,由于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体会比较深,而且能够有意识地从教化——毫无疑问意味着文明的根本——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往往能够留意到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上能够提出更为全面的看法。[4]以下分两个部分略论现代儒门学者对中西问题的理解。

 

 

中国所遭遇的,是一个在中世纪经历了教皇革命、又经过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的西方。若能深刻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对于现代西方的意义,就能明白,科学与教化,都是主宰现代西方的重要力量。若能充分考虑到一个文明的内核往往呈现在其主流的教化及其精神中,就能意识到,西方文明实际上可概括为基督教文明,正如中国文明可概括为儒教文明一样。因此,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就可以合理地概括为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相遇。关于基督教及其精神构成现代西方文明之内核这一点,在现代儒学史上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认知脉络,也构成现代儒门学者理解和刻画中西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文明冲突是一个学术概括,对于身处文明冲突之中的人来说,无论就其感受还是理解而言,往往会将问题刻画为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而非文明的冲突。在我看来,在古今之变的历史端口,基于中华文明的自觉而对西方文明做出重要评断的第一个重要文本,非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莫属。其中对太平天国的指控主要集中在教化之争上,即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5]既然太平天国就其思想根源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所谓“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那么,我们可以说曾国藩的理解和认识意味着儒门学者对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重要的认识。

 

这个看法可能会受到三方面的质疑。其一,有人可能会提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太平天国中的基督教因素究竟有多重要是需要考虑的,不能简单地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场基督教运动。我们知道,过去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有两种主流的理解范式,都是将之放在中国革命的整体叙事中而给予积极评价:民族革命的范式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晚清民族革命派,强调的是满汉之争;阶级革命的范式来自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从理论上说,这两个范式中的每一个都有将另一个所注重的主题纳入自身的可能。民族革命的范式包含着平等的诉求,这与阶级革命的范式所看重的主题是一致的;阶级革命的范式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胜利才能取得民族的真正解放,从而也会将民族革命的主题纳入其中。但是,革命的范式对于理解太平天国有其局限,其中教化斗争的维度几乎呈现不出来。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学者从宗教革命与宗教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太平天国了。根据周伟驰的研究,虽然有很多因素起作用,但太平天国不折不扣就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场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与战争。[6]如果我们仍能在一定意义上肯定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范式在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上都有其积极的方面,那么,对于儒教的服膺者来说,同意教化斗争的范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与曾国藩的立场完全一致,毋宁说,太平天国运动意味着儒教必须回应来自基督教的一些挑战。这也就是说,教化斗争的积极的方面客观上也提出了教化改革的要求。

 

其二,有人可能会指出,从儒教立场上批评基督教的文本在曾国藩之前早就有,而且为数不少。对此我的简单回应是,太平天国的强大力量和影响与曾国藩对儒教文明的高度自觉使得这篇檄文与以前那些仅从义理方面批判基督教的文本区别开来了。我们常常引用李鸿章的著名说法,说晚清巨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的正是中国与西方的被迫交通所导致的新局面。至于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因西方的进入而导致的大变局,一般是把李鸿章的这个说法放在洋务运动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突出其对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看重。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讨粤匪檄》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类似思想早已出现,但在具体的理解上则是聚焦于教化及其精神,所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考虑到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看法实际上来自曾国藩,只是曾国藩注重的是西方的精神因素,看到的主要是一个基督教的西方,李鸿章注重的则是西方的技术因素,注重的是一个船坚炮利的西方。也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从太平天国这一历史性事件开始的。

 

其三,可能还有人会注意到,很难说曾国藩的思想里具有多少成分的现代性。如果我们较严格地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断自近代科学观念给中国人的世界观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那么,的确很难把曾国藩归入现代儒学史。但是,如果我们把基于儒教文明的自觉而对西方的认识作为现代儒学史的开端,那么,就不能不考虑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认知对于现代儒学史的重要意义。《讨粤匪檄》虽然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战斗檄文,但将基督教对于中华文明的挑战的一些要点都呈现出来了,这无疑与曾国藩深厚的理学修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教化问题的敏锐感觉分不开。

 

顺着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