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儒家的理性相遇与理性对话,麦金太尔重申了其“审慎的传统主义”观点;其次,就儒家伦理学中的自我观念与践行力观念,麦金太尔比照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再次,麦金太尔试图从儒家伦理学内部提出一种我将之概括为“伦理权利”的观念,并揭示出其与西方现代性的政治权利观念之间的···
在“名”层面上,宋儒重新厘定名分,逐步绕开“道理”,体贴“天理”并发明气质之性,主张“天理”高于王权,即便具有至高地位的君王,亦有“气质卑下”的可能。在“教”的层面上,宋儒主张通过矫正气质之偏以明明德,彰显内在自然的仁心善性。借由一己的气质变化,天子以至于庶民皆得以自新,进而达到不言而教的自然效果。
心体之自觉伴随着对自身应物而起之意念的判断时,天理就显现为善恶,从而有依据良知的为善去恶之工夫。“无善无恶心之体”指明了生生之理何以作为人道之善的根据,也以自身的体用之活动作为人道之善的来源,是对儒家性善论的深度阐明。
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这样的“中国”,作为“天下”政治的实践主体,在尊重“宅兹中国”的历史地理性自然源头与自然基础的前提下,作为本于天道的天下“王道”“公理”与“文明”的承担者,是人伦与天道、价值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中枢。
性善论作为中华文化人性论主流学说,学理脉络源流一贯,涵括先秦肇始奠定、汉唐时中开拓、宋元内在成熟、明清分化整合四大阶段。在先秦汉唐圣贤努力基础上,程朱理学性善论实为宋(南宋后期)元明清四朝儒学性善论正统之大宗,心学、实学性善论亦伴随明清以来大众教化时代来临而大兴,理学、心学与实学性善论的学理整合问题日益凸显。···
以“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的张力与融合为观察视角,为我们分析考察宋明儒学气论打开了新的思路。宋明儒学气论可以归纳为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以朱熹为代表,吸收、借鉴了董仲舒的气论思想。第二条路线以王阳明为代表,吸收、借鉴了孟子的气论思想。这两条路线共同构成宋明儒学气论的主轴。第三条路线以王廷相为代表,他以反对派身份发···
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今天研究的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进行融合,而这种融合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按照内涵,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经学都面临着现代问题。西方所谓的广义古典学就指出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实证研究,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经典。现代经学也同样涉及这个方面。事实上,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
公羊学认可五霸专讨、专封的僭越之举,这一点无法站在诸侯之道的立场上以经权之义加以解读,因而只能从王者之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以德性论,五霸之德不及于王者之德,但优于一般诸侯之德,故能勉强担负据乱世的王者责任。《公羊传》对其评价有托以王义的倾向,表明其许可五霸在无王之世转变身份,成为王者。五霸之道亦因此成为据乱世之···
本文以“复性”到“复礼”的演变趋势为主线,通过跨文化比较视角,探讨东亚地区在“返礼”过程中的思想同异与实践分途,指出该范式转型不仅标志着东亚儒学由内在心性之学转向外在礼制之学,更重塑了近代东亚的伦理话语与社会实践,也为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多元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
《隐逸之间》一书通过深耕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完成了一次对儒家天道论与圣人教化传统的深度回溯与现代诠释。书中强调“儒教隐逸主义”面向,意在探讨儒家“隐逸”的思想图谱,以回应现代伦理、政治生活的挑战,并寻求一条以保守儒教为基础的现实路径。
近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物理)术语是由日译引进的,而日译汉语词汇“物理学”又明显受到晚明入华的耶稣会教士以及当时的儒者如方以智的影响。不过“物理”“物之理”一类术语早已见于先秦文献,二程“物理最好玩”一语更是说明玩味“物理”是理学家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议题。理学家所谓的“物理”之“理”,“玩”物理之“玩”,无论在旨趣还是方法层面···
书院作为传播船山思想的学术重镇,在传统思想资源对接现代文明建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晚清时期,随着书院刊刻船山著作、举办学术讲会、祭祀船山先生等制度化活动的开展,船山之学逐步从隐学提升为显学。近代社会转型阶段,湖湘学者紧扣启蒙革新的时代语境,依托书院推动船山思想融入新式教育改革与社会实践。
金石学和考据经学都是好古的学问,但康有为的革命碑学和革命经学却是朝向未来的古意追寻。在康有为那里,最古的古意恰恰是亘古常新的元气和生机。康有为之所以看重汉魏六朝书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较古老,也不是因为崇碑抑帖,而是因为这个时期经历了最生动的书体演变,时时进行着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创造生发,从而避免了唐以后···
《公羊》学严分夷夏,使得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往往以“攘夷”为大义,从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存续不绝,又以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夷夏可以进退,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最终形成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说明,各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延续的过程中,不至于因异族统治而导致衰绝。
学界对牟宗三的经验定义说尚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不但忽略了其中隐含的函式、命题函项分析,且未能察觉定义说的优越之处,以致于同样无法认识到现代分析对理解文本原义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背后,则是同样长期受到忽视的“分析哲学家牟宗三”。
钱穆(1895–1990)有修订旧稿后重新出版的习惯,其著作版本情况复杂,尤其体现于宋学相关作品。改动之处透露出他思想上的转折,惜后人未能充分重视。是故,《钱宾四先生全集》的出版,并不代表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完成。继续梳理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是推进「彻底整理」的关键,也有助于发展钱穆研究。
他在为何祭祀的问题上采取的是“理应祭祀则祭祀之”的合理主义解释思路,这一思路既突出人的主体性,又对其加以限定,在后世分化为突出主体性的情感主义和突出对主体性的限定的功效主义。朱子鬼神论构成了近世东亚儒学鬼神论演变的关键枢纽。从后世的批评也可以反过来更好地理解其内在结构。
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看“礼”的两面性,作为社会的制度规范与仪式,礼教是客观化秩序,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文明,礼乐的相互建构,则代表着文明与进步。总之,梁漱溟对“礼者理也”的现代诠释既表现出中国文化早熟的缘由,也指明了礼教精神文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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