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的诸多论辩中,与告子辩人性善恶,与墨家辩兼爱与仁爱,与农家辩劳力劳心,三次大论辩,正好涉及人性论、伦理观和文化观,三者恰构成了先秦儒家人文精神阐发的关键问题。
博士官在继承“儒家《尚书》选本”的基础上,又再次强化了《秦誓》在《尚书》中的地位,秦官本《尚书》至此形成。汉初伏生所传《尚书》文本格局基本上继承秦官本,《尚书》文本也基本定型。秦官本《尚书》的确立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基础上,他翻转南宋以来“河图对待、洛书流行”的旧说,确立起“河图为先天之体、主流行;洛书为后天之用、主对待”的全新诠释框架,进而将数理归源于河洛。其“以心统象、以象明心”的图书易学,为今人梳理心学易的发展脉络、反思心性与象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
循此脉络,中国哲学所孕育的乃是一种“问道于学”的智慧,其形态可称为“简易之学”。它不致力于建构高度分科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强调学问当随个体生命与文明共同体之“德性”的展开而弥散、辐聚与更新,其在此动态过程中展开的轨迹便是“道”。
杜诗的儒学价值可以概括为:将个体之修身确立为儒学的核心问题,并且提供了“秩序内化”这一路径,从而使儒学呈现出兼具个体化方向与内在化方法的独特形态。
船山以气论为基,以大公之治统替代一姓兴衰之正统,以德功制度之广义道统来衡定治统,认为二者不可窃。并借助于绵密的制度史研究来说明,以技巧智力防制天下,天下总能给予试图占据者反噬,这在大尺度的历史观察中表现得尤为昭著。现代政治哲学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可被计算掌控的存在者领域,导致其国际政治哲学的无力。“天下之无”的超越···
对《德经》首章从德性论视角进行观念分析,则可以看到道家玄德论对质德的坚守和对文德的批判。在此背景之下,孟子强调文德基于质德,其实质是将教养德性还原为自然德性。此举虽然回应了道家德性论的挑战,但也弱化了自然与教养、质德与文德之间的张力。
甘泉与王阳明是挚友,阳明批评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偏于外在细枝末叶,甘泉则批评阳明“良知”学说偏于内在体认,批评阳明后学往往以灵明知觉为良知,将良知混同于情识。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与阳明学说相辅相成,弥补后者的不足。
君臣之报,体现为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内含着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兄弟之报,体现为丧服中的报服,构成差序对等的格局,蕴含着以仁待人、以义自处的精神。父子之间的孝则不能还原为报,推孝才有报,此可谓报自孝出。
北宋诸儒率先推动这一变革,重新调整儒家经典的框架结构,原本附属于“经”的“传”“记”类文本,因更贴近心性修养的时代需求,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对象;朱子则在北宋诸儒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将分散的思想资源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完成“四书”经典的体系化建构。他明确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基础性地位,以毕生精力挖掘其义理内蕴,同时融···
经权问题即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境的辩证关系。对孟子而言,行权涉及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其中礼(规范之礼)为判断内容,权为判断过程,经为判断标准,行权必然反礼,但并不反经。由于判断需依标准做出,故经权实为一体。
当代中国儒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基本取向,但在问题意识和时代特征上存在不少差异。不同于围绕儒学现代可能性所展开的辩护,当代儒学更关注其如何参与现实生活,并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现实问题导向,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时代特征
经史传统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早期中国文明之自我表达的主要线索。从孔子开始,“空言”与“行事”的张力就构成了经史传统的核心结构。它时而化为经与史的张力,时而又外显为经史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张力。往“行事”的方向推到极致,便出现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朝“空言”的方向推到极致,就出现了廖平的“孔经哲学”。
受清廷“崇儒重道”文教政策的影响,归绥孔庙遂于雍正朝设立。归绥满蒙精英不仅修建了归化城孔庙,亦建有杨家巷孔庙与八旗孔庙。孔庙虽有满汉蒙古的分野,然而学校并无此严格划分。为教化民众,各族学子均可入学习儒。土默特官学、绥远官学、古丰书院均成为修习儒学重要学校。清廷亦在此地设立学额,开科取士。城乡之间,遍布义学、私塾···
经典逻辑以“象贤”与“绝宗”实现君臣、父子伦理的平衡,安顿国统与宗统;历史逻辑则在“不绝宗”以及“兄弟不相为后”的实践中,使父子之亲压倒君臣伦理,国统渐趋一姓之私;晚清礼家在经史张力中倡言“礼以义起”,以继统为继嗣,彰显国统公共性,最终导向了超越亲缘的立贤思路。
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以不同形态的“美”评价诸国乐舞来看,“美”与“善”原初只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到孔子讲“人而不仁如乐何”,突出“仁”对乐教审美的统摄,“善”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再到《性自命出》兼讲“闻笑声”“闻歌谣”的情绪感染与“观《赉》《武》”“观《韶》《夏》”的德性启发,“情”的概念逐渐明确,并成为由美向善过渡的关窍;而子夏与魏···
从思维方式来看,早期“天地之心”论主要是一种隐喻,以一体、气化、感应为基本机制,展现出整体性、互渗性等关联性思维的特点;随着对天地是否有心等反思的出现,“天地之心”逐渐呈现概念化特征,特别是随着程朱派理学对“天地之心”背后天理本体的体贴和内蕴体用结构的发掘,气化背后有了理照,感应背后有了体用,万物一体的机制也得以重···
礼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只是复杂的仪式,而是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乐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海德格尔通过此在自身的死亡组建起其存在的整体性与本己性,但在儒家孝道中,“亲丧”是一个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昭示生命的有限性,凸显个体性与主体性,并赋予此在以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借由“亲丧”而开始整体地思考、审视自己的死亡并筹划人生,此在自此得以从生命洪流中断裂而出并承担起传承血脉与维系道德的责任,使生命繁衍···
在专门论述儒家伦理学的三篇文章中,麦金太尔基于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向儒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儒家的理性相遇与理性对话,麦金太尔重申了其“审慎的传统主义”观点;其次,就儒家伦理学中的自我观念与践行力观念,麦金太尔比照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再次,麦金太尔试图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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