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 - 1529),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新儒家哲学家。他是正统新儒家哲学家朱熹(1130 - 1200)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其最为人所知的学说可能是“知行合一”,这一理论可以被解释为否认意志薄弱的可能性。
王符以专论的方式对占卜、相术、梦占、鬼神等数术范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批判。此与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形成了理论对照与学理传承关系。若从占卜、相术与梦占、鬼神三大层面将王符与荀子进行比较研究,会发现二者的诸多异同之处。
我国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著作不可避免地对水有所涉猎,遂涌现出了不少精彩高论,其中以儒家与道家论水最具思想特色与哲理启迪意义。以先秦儒家孔孟荀与先秦道家老庄为“观测点”,由此可打开先秦儒道论水的思想视界,可领略其论水的精湛奥义,进而可探寻中华早期水文化之博大妙谛。
明代气学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形成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发生机理?应当说明王朝思想专制的不断强化不仅导致曹端“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而且一定要将理学探讨引向“造化之理”的方向,这就形成了走向气学的趋势与可能;罗钦顺对朱子理气关系的颠倒又构成了从理学到气学转进的关节点;至于王廷相,则完全出自反佛而一以“元气论”为归,所以···
春耕园学校教授经学,亦求诸史学,经史合参也。盖论经学不贯史事,则不足以知时。知经,知史,于以立己,然后可与于三才矣。甲辰冬至,礼乐嘉会,寻温大明洪武之治,意在斯也。
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哲学有不同理解,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需要理解现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本文透过“观念史/概念史”研究途径,借由分析『论语』中的全部“仁”字用例之内容,以及其与“孝”“礼”“圣”等概念的关系,试图阐明『论语』「仁」概念的多层意涵,以及由其多层性所呈现的政治思想上的独特意义。
一方面,人各有分的政治秩序在深层次被引向了向内用力的伦理生活,每个人皆有其上天赠予而人无法予夺的“性分”,人在此内在“性分”中即可上通于天,从而得以自我实现,并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对人情的引导和治理可使人心由离而合,这是达成天下一家的又一关键。
朱熹始终认为《孟子》言“性善”,不仅是就性之本体而言,而且更是“即其发见之端而言之”,因而与“未生”“已生”无关。后世引述朱熹《答严时亨》或《朱子语类》(卷74)所言,大都没有注意到朱熹对自己所言作出的更改,造成误解。
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经的解释之作,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从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周易大象解》通过揭示物象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来阐释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总体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体现的景物作为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对解经方法的提揭,又有对君子修德的阐发,其重要解易原则“天人合德”“乾坤并建”“···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
欣闻陈亮思想研讨会即将在永康市举行,在此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涉及国家的证成与君主权力的正当两个方面的内容。“礼”这一概念在荀子思想中属于证成性而非正当性范畴,以“礼”为核心和中介,一方面,荀子的政治哲学解决了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即实现了对政治国家的证成;另一方面,荀子通过假定人性恶进而使人做人使命的完成不得不依赖于礼义、君师等外部条件,由于礼义又···
通过对相差十余年的《日本变政考》和《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比较可以发现,康有为“升平世”宪法中的君主制度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相比专制君主制已具有根本性改变,君主在作为政治权威存在的同时其实际权力趋向虚化,但并未全部丧失。
《论语》是孔门问学心得之集结。今欲通治群经,须先明“微言大义”。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求之《论语》,若不能得旨,并是微言;得其旨者,知为大义。一时并得,则虽谓仲尼未没,七十子未丧可也,岂非庆快之事耶?故《论语》一书,六经之精要也。
中者,无过不及之名。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是性之体也,其用之在人,谓之庸。庸,常也,用也。朱子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唐文治先生曰:盖中庸乃最有用之学,故以位天地,育万物,参赞化育为···
朱子《大学章句》曾造成了明德属「心」还是属「性」的争论,对此,船山认为明德直指为心,乃心之本体,也是心统性情之心,性澄明于心的过程就是此心与外物相接发出情的过程,这体现出「以心显性,用中备体」的思维路径。
数字卦的名称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包括酝酿、产生、传播、基本统一和继续使用五个阶段。
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与重德精神、中华文化的人伦主义及其群体精神、儒家伦理的等差精神、儒家伦理的绝对义务精神。
因西汉儒学着力建构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获得了新的内涵:司马迁发挥“河洛”的地理文化意义,主张超越“形胜”而追求“德胜”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礼治所体现的中道原则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刘歆通过八卦、《洪范》赋予“河洛”以“经”的内涵,建构他的正统思想,藉此解决西汉的德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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