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古典学新图景——一种欧洲汉学视角的展望

作者：郝苏彤 叶翰

来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中西古典学在本质上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传教士汉学家在建立中西古典学早期对话的过程中留下了诸种问题：他们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代入了西方古典学的背景知识，影响了一些术语的翻译。中西古典学传统和宗教信仰背景存在差异，也造成了一些概念的分歧与混淆。当代学者应深入比较研究相关知识体系，并打破长期存在的隔阂。专业汉学与西方古典学在学科属性和学术方法等方面存在渊源，又在研究领域及学术方法等方面兼具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性质。当代中国古典学不但要达成现代性转化的学科使命，还要摆脱西方古典学范式主导世界古典学发展的旧有模式。中国高校应当与海外高校的汉学系开展合作，将中国古典学打造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

关键词:古典古典学汉学理雅各

作者简介:郝苏彤（1993-），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早期易学、出土文献及写本。 叶翰（Hans van Ess）(1962-)，慕尼黑大学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道家、儒家、中国古代政治和历史。

依照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观点，中国与欧洲的古典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世界古老文明的杰出代表，几乎同时起源于“轴心时代”（Axis Age）。[1]对于古希腊文明而言，这一属于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是古希腊哲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先秦百家相竞迸发的时期。自轴心时代而始，中西古典学传统相继延续并发展出了繁复的传承体系，又分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激发出了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潜能，因而在本质上具有极为相似的文明特质。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所进行的系统翻译工作，率先引领中国古典学走向了西方文明并促成了中西古典学之间的早期对话。专业汉学作为贯通中西古典学研究的一大枢纽，在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等方面与二者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回顾近代以来全球学术范式迁移的历程，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形成是与西方学术界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成果。关于中国古典学这一话题的一系列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也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自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以来，众多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又从多种角度就世界古典学与中西古典学比较等议题展开了探讨，一时间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针对构建世界古典学新图景这一备受关注的议题，本文尝试从欧洲汉学的视角进行论述，以期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欧洲与中国传统中的“古典”之学

从词源学的视角加以考察，古希腊语中的“κλάσις”一词与拉丁语词汇“classis”具有十分相近的语义基础。“κλάσις”原本衍生自动词“κλάω”，可被用于表示物理世界中的“打破”“断裂”或比喻意义上的“分类”“分级”之义。而“classis”的本义则指“阶级”或“分类”，在古罗马社会中被用于表示对公民的财产等级进行划分。相应地，从“classis”衍生而来的语词“classicus”便被用于指称古罗马社会中最高等级的公民。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classicus”又逐渐被引申于描述“优秀”或“典范”的事物。特别是在拉丁文学领域中，该词被用于指称那些获得广泛认可并具有恒久价值的艺术作品。比如，古罗马著名的文学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其读书笔记《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便使用“classicus”来指称那些堪称一流的古典作家。[2]虽然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如今早已绝迹，但当下所有的欧洲语言却还普遍使用着源自这些古典语言的词汇及表达。比如，现代英语中的语词“Classics”与“classical”、法语中的“classique”、西班牙语中的“clásico”、葡萄牙语中的“clássico”、意大利语中的“classico”、德语中的“klassisch”、瑞典语中的“klassisk”一律都衍生自拉丁语词“classicus”。[3]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中，“Classics”（古典学）一词专门指称对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尤其侧重于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研究，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则被相应地称作“classicist”（古典学者）。[4]

西方古典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可以一直回溯到公元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Dark Age）之后，源自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大多遭到损毁或遗失，因而与之相关的研究与教育也无奈中断并衰落。于是古典学最初的研究意趣便在于通过搜集并整理古典文献，重新寻回古代希腊与罗马失落的古老文明。公元17世纪的法国曾兴起过一种以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为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之典范的文艺思潮，此即后来一度盛行于欧洲的“古典主义”（European Classicism）。就英国的学术传统而言，古典学的研究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还包括对古代希腊和罗马古典时期的哲学、艺术以及建筑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因此，当代学者开展古典学研究便意味着要专注于考察那些在欧洲历史文化中遗留下来的古老传统。这些被古典学视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传统至今在欧洲仍随处可见，并且绝不仅限于在许多国家和城市中都被保存下来的作为公元19世纪一种建筑风格的古典主义。比如，尽管在英法文学史上有一些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或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与让·拉辛（Jan Racine）这般举世闻名的英才，他们的作品也曾一度被誉为英法文学界的传世经典，但由于之后的许多作家也同样创作出了经久传颂的古典作品，因此便无法明确界定出某个专属于他们的“古典时期”（classical period）。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文明而言，情况似乎都不外如此。

然而，德国在欧洲众多国家中文明最为特殊，因为德国文学在公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展至顶峰时，曾孕育出一个为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古典主义时代，即所谓的“魏玛古典主义”（Weimar Classicism）时期。从狭义上讲，魏玛古典主义时期仅指从公元1795（或1794）年至1805年这短暂的十年——也就是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一起（或至少同时）在魏玛开展工作的时期。从广义上讲，它还涉及从公元18世纪末一直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之间坚持进行创作的文学家群体。尽管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曾孕育出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但德国古典文学家却对其所采用的暴力革命形式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遵循启蒙运动时期所弘扬的依靠文学艺术实现教化的基本原则，力求通过审美教育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与法国古典主义文艺思潮极为相似的是，魏玛古典主义同样将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艺术成就视为其创作的楷模，并将著名艺术史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提出的“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视为最高宗旨。[5]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他们创造了一种在公元19世纪后期被视作“古典”或“典范”的语言。由歌德、席勒、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创造的许多短语直到今天仍然在德语的日常表达中反复出现，但是使用这些短语的人们往往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引述某一位古典作家，而这恰是古典学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中的真实写照。[6]

作为西方文明两大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古典学，正是通过其堪称典范的语言文化传统对欧洲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典学作为东方文明最为古老而杰出的代表，在本质上具有与西方古典学极为相似的特性。先秦两汉时期的传世经典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激发出了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潜能，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明特质。就古老的中国文明而言，“古典”一词最早见于大约两千年前的汉代典籍之中，如《汉书·王莽传》所载：“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7]可见在东汉时期，“古典”一词首先可用于指称中国古代政教体制之下所施行的典章制度。具体而言，那些在上古时期以口语言辞形式呈现的天子施政之令、诸侯盟誓之辞以及贵族社交辞令，正是凭借其所具备的社交、公关乃至行政职能才被历代史官整理并记载为书面文本，最终又逐渐被塑造为先王政典。故而在东汉时期，“古典”一词也可被引申于泛指那些辑录了三代圣王治国理政之道的传世文献，或因以书面文本形式确立下先王政典而得以被后人征引传颂的古代典籍。从当时的传世文献材料中还可以发现，西汉武帝时所确立的“五经”典籍与历经秦代焚书之后被保留下来的上古三代遗书可以被视为中国古典学之源头。譬如蔡邕《刘镇南碑》载：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剗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旧籍，充满州闾，及延见武将文吏，教令温雅，礼接优隆，言不及军旅之事，辞不迁官曹之文。上论《三坟》《八索》之典，下陈辅世忠义之方。内刚如秋霜，外柔如春阳。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兹通，可谓道理丕才，命世希有者已。[8]

可见在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兵燹肆虐的时代背景之下，蔡邕等当世巨儒曾力求通过恢复儒家文教来重建社会秩序。这些中国上古典籍在为政辅世与德性教化等方面所彰显的典范意义，又促使其参与塑造了后世汉语言文献传统的发展及衍变。

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学及思想史上曾兴起过一场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的古文复兴运动。所谓“古文”，在汉代既可指称秦朝以前的汉字书写系统所使用的篆文字体，也可泛指那些使用先秦汉字书写系统所记录的上古典籍。在承汉启唐的六朝时期，由于受到“文笔之辩”等文学体裁观念的影响，“古文”的概念被进一步拓展，泛指先秦乃至秦汉时期采用散文体式创作的古典文献。[9]因此无论是《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经》等位列于经部的儒家典籍，还是《左传》《史记》《汉书》等位列于史部的煌煌巨著，抑或是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奠定了根基的子部文献，在当时无疑都属于“古文”经典的范畴。然而自汉朝覆亡以降，佛道二教持续的文化渗透与思想传播逐渐撼动了中国古典传统本源的精神内核。尤其自中唐以来，孟子之后文道不彰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共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立志通过改革汉代至隋朝流行的骈俪文风来实现恢复儒学道统的夙愿，进而借助进士科举的行卷之风发起了这场以“文以明道”为宗旨的古文运动。[10]因此这一时期的“古文”概念，实则是以被标榜为文体之典范的先秦散文体式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经典、史书巨著、诸子典籍为表里。后自唐宋以至明清，复古思潮、明道倾向以及科举制度又持续推动六经子史完成了经典化。[11]这些诞生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古文经典作为汉语言文献传统中的典范，因其所蕴含的宗经明道与政治教化功能而备受唐宋以来士人阶层的推崇，最终在跨时空激活与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被塑造为中国古典学的精神源头，就此成为了世界古典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传教士汉学视域下的“古典”译解

近数百年间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的系统翻译工作，无疑率先引领中国古典学术走近西方文明并促成了中西古典学传统之间的早期对话。然而他们在着手翻译中国先秦两汉典籍的过程中，却不免主观代入西方古典学的相关背景知识来理解并诠释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这便导致传教士汉学家对一些相关术语的翻译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古典学的深刻影响。比如，德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将儒家典籍《中庸》的篇名译为“Maßund Mitte”（适度与适中）。[12]众所周知，《中庸》本是先秦文献《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在南宋时期被著名理学家朱熹列入“四书”，自此便成为了历代儒生首要研习的书目之一。然而卫礼贤为该篇篇名所选用的德语译文“Maß”（适度）与“Mitte”（适中），实际上却反映了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那些传承了古代希腊和罗马古典学并将之视为典范的德国学者所宣称的理想。

此外，由于中西古典学传统以及宗教信仰背景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中国古典学术在面对来自异域文化的审视和解读之时，也难免会遭遇一些十分微妙的分歧与混淆。比如，英国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曾在公元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翻译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典并传播到欧洲。众所周知，最晚自中国初唐起，每一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都必须系统学习这些中国儒家典籍。于是在理雅各从事翻译工作之初，他便将这一系列译著命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3]随后，理雅各的另一些重要英文译著又作为《中国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系列，被收录进由弗雷德里赫·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之中。[14]理雅各的两大译著系列在欧洲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甚至一度被誉为西方学术界最具权威性的英语译本。因此每当德国学者谈及“Chinesische Klassiker”（中国经典）时，仍会乐此不疲地再次提及那些曾被他翻译过的中国古代典籍。然而，理雅各这一众译本中却隐藏着一个极为关键的学术问题。依照理雅各为其一系列译著题名为“中国经典”来看，他认为自己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the Chinese Classics”实乃“经典”而非“古典”。那么，“古典”或“经典”究竟与理雅各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和《中国圣书》这两大译著系列中所翻译的中国早期典籍包括《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以及《礼记》。东汉文献《白虎通》载：“《五经》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15]由于这五部经籍历来被尊奉为中国上古三代的典范之作，故而自西汉时起便被儒家学者合称为“五经”。依照中国古代图书目录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它们都应当被归入包罗儒家经典以及小学等书籍的经部之中。然而理雅各所翻译的“五经”典籍，其地位却不完全同于其余诸部在唐宋古文运动中被推崇为古文经典的六经子史文献。倘若立足于西方古典学的知识背景来对中国的经部文献与西方的古典文献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中国的“五经”典籍似乎并不能被笼统地划归于可与西方古典时代相比拟的中国先秦两汉时期，而应被划归于中国的上古三代，亦即西方古典学语境之下的“archaic period”（古风时期）或“pre-classical period”（前古典时期）。诚然，中国的“五经”能被塑造成一部部让历代士人极尽钻研之能事的知识性圣典，正是缘于其背后长达数千年且从未中断的文本流传史，因此对于中国古典文献的划分或许也不必如此刻板。然而，除了理雅各所翻译的“五经”之外，还有一些先秦两汉典籍也被归于经部之列。比如，先秦儒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典籍《论语》就同样属于经部文献。该书直到汉代才最终被编定成书，随之为后世汉语言文献传统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千古传颂的经典谚语，因此完全有资格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古典之作。

此外，对于上述这一问题的解读还涉及中西学术界对于“古汉语”这一概念的译解。在现代汉语中，“古汉语”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通常都被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理解为“古代汉语”，亦即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所使用的汉语言。严格来说，它与西方英语学术界所广泛使用的另一个专业术语“classical Chinese”（古典汉语）之间存在十分细微的语义差别。诚如前文所述，“五经”典籍创作于中国的前古典时期，因而其中以书面文本形式记录下的汉语言便应当被称作“pre-classical Chinese”（前古典汉语），或者如瑞士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称之为“archaic Chinese”（上古汉语）。事实上早在西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相较于孔壁本古文《尚书》而言，便已更加易于当时的士人阅读传颂。中国古代第一部字辞书《尔雅》近于雅正之言，也表明其作者充分意识到了当时通用的汉语言早已有别于中国的上古汉语。降至唐宋时期，尽管古文家尊奉六经子史并试图恢复先秦时期的散文体式，却不可能重新使用上古汉语来进行文本创作。因此被他们争相效仿的古文，实出自那些流行于公元前3至2世纪的子史文献，而其中以书面文本形式记录的汉语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汉语。中国台湾学者经常使用的另一个专业术语“文言文”或许与其在概念内涵的层面上更加接近，可惜也无法直观地体现出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汉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变化与差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古代的“五经”一贯被视作上古三代先贤之遗作，其经义自然也被历代士人视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谛。放眼世界古典学的新图景，无怪乎其地位完全可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经》（Bibles）或者印度文化传统中的佛经（Buddhist sutras）相媲美。事实上，公元16世纪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就曾尝试以中国古典文献来诠释西方的《圣经》。不仅《旧约》中的一些文本与《尚书》的部分篇章非常相似，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甚至还一度被视作神学典籍，因此也被誉为“东方的《圣经》”。[16]然而，一方面，理雅各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一些现代主义者那样将《圣经》也视为一部古典文献。对于任何欧洲的古典传统而言，这种说法都绝对是无稽之谈。《圣经》作为一部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宗教性圣典，决不应当被简单地归于古典之列。因此即便《圣经》、佛经与中国“五经”一样，在现代汉语中一律被称作“经”，但它们所对应的英语译文却应当是“canonical scripture”（圣典经书）。另一方面，理雅各在其译著系列中所翻译的“五经”显然也没有被他理解为如《圣经》等经书一般的圣典。究其原因，可能是理雅各作为一名公元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宗教信仰传统使他不愿意承认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经书或圣典，西方世界的《圣经》才是唯一具有这种神圣地位的古代文献。

出于上述原因，理雅各最终选择将其一系列英文译著命名为“The Chinese Classics”，而其对应的中文译名却是“中国经典”。由此可见，“五经”这类圣典经书实际上被他理解为“经典”，因而六经子史中的其他子史类文献才可以被更恰当地称作“古典”。诚然，在中国古典学的语境之下，最初指称古代政教体制下施行的典章制度的“古典”一词，可以引申至包罗从《易经》到《汉书》的所有六经子史文献。然而，这却与西方古典学概念中的“Classics”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提出“六才子书”之说。所谓“六才子书”，具体包括先秦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离骚》、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唐朝诗人杜甫谱写的诗歌、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编写的《水浒传》，以及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西厢记》。上述这些传世文学作品都是金圣叹心目中的经典，其中的《西厢记》与《水浒传》也早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戏剧与小说中的古典之作。它们虽然有别于六经子史文献，但却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纯然的乐趣，而这正是西方古典文学的一项明显特征。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中的“古典”一词并不完全适合被译作英语中的语词“Classics”或“classical”。或许正是因为理雅各率先将“五经”译为了“Classics”，才造成了一些概念混淆的局面。可惜理雅各的学术影响力如此之大，却也未能使西方汉学家悉数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事实上，绝大多数汉学家至今仍将“五经”翻译为“the Five Classics”而非“the Five Scriptures”，更有甚者，竟然因此将儒家学者误称为“classicist”！即使英文语词“Confucian”（儒家）的定义或许存在某些争议，但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儒”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时，毫无疑问都应当采用这种译法。面对传教士汉学家在建立中西古典学早期对话的过程中所遗留的诸种问题，当代古典学者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并系统比较中西古典学的相关知识体系，才能打破中西古典学传统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与樊篱。

三、携手专业汉学赓续中欧古典学对话

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正式的人文学科成立于公元19世纪的德国。彼时德国的古典语文学家将欧洲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成了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学科，并将其看作一门借助于源自古希腊时期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来对古代世界进行研究的科学。虽然古典学在创立之初仅是一门主要针对中世纪学问展开的批判艺术，但经过对神学著作的批判研究又逐渐“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研究传统。因此西方古典学研究不仅会涉及文字辨析、版本校勘等内容，也需要十分重视出土文献和考古学证据的价值。[17]此外，德国比较语文学家的一大创举在于从古典语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的范畴，由此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从古典希腊和拉丁语文学转移到了后古典时代的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18]与前者对于欧洲古典文明的密切关注相对应，围绕东方古典文明开展的东方学（Orientalistics）研究也随之兴起。作为东方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专业汉学（Sinology）的形成及发展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近代人文科学（Modern Humanities）的兴起同步。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汉学也发展成了一门以语文学为基本研究方法的经典学问。[19]从西方学术史的视角加以审视，西方古典学与专业汉学分别参照了古典语文学和民族语文学的学术建制，在学科属性和学术方法等方面具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

然而，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专业汉学研究也因受其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而各有侧重。比如，鉴于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将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成古典学学科，深受其影响的德国汉学家便将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视为专业汉学研究的重中之重。[20]因而早期德国汉学乃至东方学的核心科研方法，便是一套建立在西方《圣经》研究的神学诠释学原则基础上的历史批评方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21]而在现代法国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研究体系之中，由于亚洲文明被视为一种非常典型的“书写型文明”，因此文献学和历史学便成为了专业汉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同等价值的基础性学科。[22]尽管如此，欧洲专业汉学的研究对象却均未超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畴。此外，其研究方法在扎根于西方语文学传统的同时，也要兼采中国经学方法之所长。依照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为“汉学”所作的定义来看，汉学研究应当关注中国的语言遗存，亦即汉语言文献的语文学。换言之，汉学研究的重点便是对使用古汉语书写的古代文本进行研究。[23]由于欧美几代汉学家所运用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原则实际上皆广泛借鉴了中国经学的治学方法，因此美国汉学家韩大伟（David B.Honey）曾感慨道“西方汉学实出乎中国经学之大范畴”[24]。由此观之，专业汉学在研究领域以及学术方法等方面也同时兼备了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性质，实可谓贯通中西古典学研究的一大枢纽。

回顾近代以来全球学术范式更迭与迁移的历程，自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下令废止读经，传承了近两千年的经史之学传统便沦为了明日黄花，其中含括了应用于解经学的经传注疏系统以及后经清儒尤其是乾嘉学术发扬，遂发展为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的这一套小学方法。由于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日益盛行，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许多享誉中外学术界的民国大师都曾尝试通过引入西方学术范式中的科学研究分类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此即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比如，在欧美接受过严格中亚语文学训练的陈寅恪就潜心梵、藏、汉佛教语文学以及敦煌汉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工作。他创造性地将东方文本语文学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训诂、对勘和考据等方法完美结合在一起，将东西方学术传统熔于一炉。[25]傅斯年正是在德国接受了19世纪末的欧洲语文学，[26]方才立志仿照西学来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传统，继而提出了“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7]的学术口号。再论及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的学科前身中国哲学史。作为在这一时期远赴欧美留学，对西方考证学方法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胡适于1915年确立的早期治史策略，实则旨在以西方语文学的历史批评方法重构科学的传统中国哲学史。[28]胡适早年赴美留学时，曾致力于实现中西考证学的会通。具体而言，备受胡适推崇的历史研究方法首先是用于校订文本的“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又称“低等批评”（lower criticism），即立足于文本自身来考察与文本内容有关的问题，侧重于搜集、复原、辨伪、校勘等工作；其次是用于确定文本真实性和价值的“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又称“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即站在文本之外考察影响文本的诸多因素，侧重于追问文本来源、作者身份以及与成书相关的各种问题。“文本批评”与“历史批评”不仅是传统语文学家的重要学术工具，也是西方古典学者对古希腊与古罗马传世典籍进行文献学整理研究时所做的两项基础性工作。在胡适看来，此二者与中国传统经学的考证学显然存在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形成乃是与以语文学及古典学为根基的西方学术界不断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成果。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从多个领域对中国古典文明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问，已经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继裘锡圭先生于2000年正式提出“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及重建问题之后，许多中国学者纷纷就此问题展开热议，随后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各大高校也相继围绕“中国古典学”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建设工作。自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以来，众多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又从多种视角就世界古典学与中西古典学比较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一时间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中，悠久的语文学传统作为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的基石，却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崛起而步入了全面衰退时期，最终仅代表一套特别精深且具有批判性的文献学方法。[29]语文学标准的降低意味着人文学术的失落，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对人文科学领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了人文学术环境的恶化。古典学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此时也在西方学术界承受着来自后古典主义理论的质疑。比如，近年出版的《古代世界批判研究——遗忘古典学的理由》（Critical Ancient World Studies——The Case for Forgetting Classics）一书便写道要以此书“献给所有那些被古典学以其当前的殖民形式所排斥、异化及非人化的人们”[30]。此外，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甚至提议将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课程更名为“希腊与罗马研究”或“古代地中海研究”，这无疑揭露了当下西方古典学正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凄惨境遇。

在西方古典学中，由古代希腊与罗马构成的“古典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被塑造为一种理想和一个本源，旨在强调西方文明自古及今延续的“古典传统”（classical tradition）所具备的历史连续性。作为“理想”，古典世界的思想价值亘久不灭，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性和典范性；作为“本源”，古典世界代表着西方文明最纯粹的精神源头，具有永不枯竭的丰富性。然而，这个学科在学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却面临着一种深层危机，为此，它必须清醒地反思自己的学科性质和任务，以及它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西方古典学之所以沦落到为生存而担忧的地步，并不仅仅是因为该学科自19世纪晚期之后所遭遇的各种窘迫的历史境遇，更是因为这个学科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直接关系到了维系该学科存在的学理根基。比如，古典世界和当代世界究竟有无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否需要乃至能否维系下去？古典学是否是维系两者的有效手段？古典学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31]反观当下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进程，在教育部积极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之际，中国各大高校先后设立了与西方古典学接轨的中国古典学学科。然而，中国古典学术在以全新的形式融入西方现代化的人文学科体系之后，终究也无法回避西方古典学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由此可见，当下中欧古典学的一项共同使命便是要完成古典学术的现代性转化，进而重建现代文明世界与古典学术以及古典精神之间的真正联结。

事实上，在当今学术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欧美学术界应当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的成见，比以往更加重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古典学传统。创建世界古典学的新图景，无疑也需要中国古典学在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当代中国学者在积极参与构建世界古典学共同体的进程中，应当致力于摆脱过去由西方古典学范式主导世界古典学发展的学术面貌，通过与海外各大高校汉学系开展学术合作，充分发挥专业汉学在学科建制与学术研究等方面贯通中西古典学术的优势，携手并进，将中国古典学塑造为一门堪当世界各国古典学之表率的国际学术。在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望的中西古典文明，在本质上具有极为相似的文化特质。深入溯源中西方文明的源头，重新思考古今中西的复杂问题，在跨时空对话的过程中再次激发出中西古典学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潜能，必定会生成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文化合力。近年来国际局势危机四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大国之间的冲突阈值已达到冷战以来的又一全新拐点。面对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所导致的“新冷战”危机，借助中国古典学的文化资源构建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有助于中国在与世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重新定位自身，重塑中国作为文化强国的世界形象。中西古典学之间的比较，也有助于推进中西文明达成更深层次的文化共识，为东西方世界就当代问题展开对话提供契机。

结语

在东西方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明中，中国与欧洲的古典学传统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当东西方世界面临秩序崩坏的社会危机之时，欧洲的古典主义者主张依靠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通过借鉴古代希腊与罗马古典传统中的审美教育来重建和谐统一的社会局面；中国的儒家学者则发挥先秦两汉古典文献所特有的道德与政治教化功能来维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长治久安。中西古典学传统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之下，参与完成了教化民众与重建社会秩序的特殊使命。这种极为相似的历史文化现象不仅彰显出中西古典学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与关联性，也昭示了当下中西学术界推动古典学深入交流互鉴的潜在可能性。回顾近数百年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传教士汉学家所做的中华典籍外译工作引领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思想碰撞，同时也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当代学者需要对中西古典学的相关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爬梳与深入比较，打破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思想樊篱与文化隔阂。在西方现代化的人文学科体系之中，专业汉学与西方古典学在学科属性和学术方法等方面存在渊源，同时又与中国古典学在研究领域及学术方法等方面具有相似的学科性质，可被视作贯通中西古典学研究的一大枢纽。面对当下中西古典学亟需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学科使命，中西学术界应当摆脱西方古典学研究范式主导世界古典学发展的陈旧模式，重建现代文明与世界古典学术之间的内在联结。中国各大高校在参照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建制设立了中国古典学学科之后，也应当与海外各大高校的汉学系开展交流合作，携手将中国古典学打造为一门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

注释
[1]参见[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译《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2]Gellius, J. C. Rolfe trans., Attic Nights，网址：https：//www. perseus. tufts. edu/hopper/text? doc=Perseus:text:1999.04.0059:entry=assiduus1&highlight=classicus。
[3]参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网址：https：//www.oed.com/dictionary/classic_adj?tab=etymology。
[4]参见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网址：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classic_2。
[5]参见宫泽西《悖离与承继：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德意志文学嬗变研究》，载《文化学刊》2022年第6期，第62页。
[6]此外，在德国的古典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古典音乐时期，大致是指从公元1730年至1830年。
[7][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5页。
[8][清]尹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2页。
[9]参见李光生《古文经典的历史脉络、生成机制及当下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166页。
[10]参见张志勇《再论古代文章学的“宋代成立说”：以古文运动为中心》，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56-159页。
[11]参见李光生《古文经典的历史脉络、生成机制及当下意义》，载《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168页。
[12]Richard Wilhelm, Li Gi, Das Buch der Sitte desälteren und jüngeren Dai, Aufzeichnungenüber Kultur und Religion des alten China,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Eugen Diederichs,1930, p.3.
[13]《中国经典》系列译著收录了理雅各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这些儒家典籍所做的翻译。
[14]《中国圣书》系列译著收录了理雅各对《尚书》《诗经》《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中国儒道经典所做的翻译。
[15][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48页。
[16]参见张丽丽《西方易学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易经〉的性质为中心》，载《文史哲》2024年第3期，第120页。
[17]参见匡钊《中国古典学与中国哲学“接着讲”》，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7页。
[18]参见沈卫荣《汉学、国学与世界中国学》，载《国学学刊》2024年第2期，第3-4页。
[19]参见沈卫荣、姚霜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9、13、26页。
[20]参见沈卫荣《汉学、国学与世界中国学》，载《国学学刊》2024年第2期，第4页。
[21]历史批评方法曾一度兴盛于公元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西方《圣经》研究。当时的《圣经》研究者除了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厘定文本，还要从解经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由此便形成了文本批评、来源批评（source criticism）、形式批评（form criticism）、编辑批评（redaction criticism）等一系列力图使前现代经典文本产生意义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共同理论假设之一，便是认为从古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具有复数的早期文本来源，再经由历代编纂者对其中的若干文本单元进行修订而最终定型。参见David R. Law, The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2, p. 23.
[22]参见[美]韩大伟（David B. Honey）著，李真、程钢、管永前主译《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24年，第423页。
[23]参见[美]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著，沈卫荣译《何为汉学？如何汉学？》，载《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第6页。
[24]参见[美]韩大伟（David B. Honey）著，李真、程钢、管永前主译《西方汉学史：汉学先驱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自序第2页。
[25]参见沈卫荣《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页。
[26]参见沈卫荣、姚霜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第12、17页。
[27]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28]胡适早年赴美留学时，曾致力于实现中西考证学的会通。具体而言，备受胡适推崇的历史研究方法首先是所谓“寻章摘句，校讹补阙者”，即用于校订文本的“文本批评”，又称校勘学；其次是所谓“发奸擿伏，定作者姓氏，及著书年月；论书之真伪，文中之窜易者”，即用于确定文本真实性和价值的“高等批评”，又称考订学。（参见李金强等著《世变中的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29]一方面，当时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兴的理论范式引领了学术发展方向，致使语文学被迫承受了来自新思潮拥护者的猛烈而集中的批判；另一方面，语文学又面临现代人文科学各分支学科细化分工所带来的挑战，导致其只能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隐性地存活于北美大学的学术建制之中。（参见沈卫荣、姚霜编《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第14、24、30页）
[30]Mathura Umachandran and Marchella Ward, Critical Ancient World Studies——The Case for Forgetting Classics, Abing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24, p.v.
[31]参见张巍《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