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真诚义,表现为一种基于内在情感的实有诸己,却并不局限于一种单纯的内在性;诚于中必形于外,“义”作为达到或实现“道”的一种客观性准则,代表了德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公共性维度。
朱子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列举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黄老史实,形成“清静”治道、“刑名”治法、“清虚”修身养性的概要认知,揭示了黄老流于惨酷、沦为术数的原因。《朱子语类》记载朱子与弟子在讨论四贤“荀扬王韩”时,通过认定扬雄“全是黄老”,从而将其从北宋流行的道统中排除,以重建新道统。
通过梳理《礼记》进入西方文化语境内不同的译本形态,在语言转化层面之外补充其译者信息及创作的历史语境,以期勾勒《礼记》西传的基本面貌;而分析各个译本中不同的译介学和汉学研究特点,则有助于从宏观把握《礼记》如何在文化互动中将其地方性知识嵌入到中西比较格局中。
作为“朱子之路”的发起人之一,朱子第二十九世孙、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深耕朱子学研究数十载,亲历了“朱子之路”从萌芽到兴盛的全过程。在第十八届研学营启幕之际,记者专访朱杰人教授,既是为回溯十八年“朱子之路”如何从海峡两岸走向国际舞台的成长轨迹,更是为探寻在科技迅猛发展、文明交流激荡的当下,朱子学如何为人类解决困···
王阳明关于《大学》“诚意”章的说明是知行合一最清楚的材料,这一“本来如是”的“知行本体”,其知、情、意统一的关键点便是“诚意”。他后期在《大学问》中对《大学》八条目“精一”一体的诠释,也是“知行合一”架构的延续发展。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诠释实际为“意诚而后知至,知至而后物格”,“诚意”仍然在“致良知”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孟子》书中讨论过《春秋》,但《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文献并未提及《公羊传》。《孟子》中的有些话语与传世版本的《公羊传》存在相似处,但这不能证明《孟子》的观点来自《公羊传》或相关学术传统,因此比较谨慎的学者都不把孟子列在《公羊传》一脉之中。近年来,曾亦等学者在《春秋公羊学史》等著作中认定孟子是《公羊传》先师。但···
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多元冲突的当下,“学以致用” 为技术伦理设限,要求科技发展以人类福祉为导向;“和谐” 为社会矛盾提供缓冲,从国际合作到社区治理,都有其现代转化。二者交融,既非复古,也非否定现代性,而是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说到“为己”,这使我想起40多年前,当代新儒家的领袖杜维明先生1985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他当时讲的课程就叫儒家哲学。他第一堂课,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儒家的宗旨是为己还是为人?其实大家底下,也是心里话,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呀。为人民服务当然正确,毛主席40年代提出来后,这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党的根本宗旨。
芝加哥大学的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1948年出版了《国家间政治》一书,该书提出了国家间应以“权力”为中心的体系,影响广泛。
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其主张与《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的主张是一致的。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敌视商业、商人的主流思想家不同,原始儒学立足对于市场贸易、工商业、社会分工持正面肯定态度。
孟子论“欲”,涉及自然之欲与道德之欲、原初之欲与理性之欲,以及目的性的理性之欲与工具性的理性之欲,等诸多重要区分;同时,更涉及决定整体人生方向且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理性之欲,也即“志”
荀子义、礼密不可分,呈现出互诠互显的特点。其“义”思想体系由礼义之统、礼义之中与礼义之分三大部分构成。礼义之统是概括地说,礼义之中是客观地说,礼义之分是分别地说。
《荀子·解蔽》“是其庭可以搏鼠”句,号称难解,亦多歧解。历来诸家的注释大约可分为五类说法,分别是“思不精不能成歌”说、“指挥棒打鼠”说、“狸捉鼠而乱歌”说、“潜修深思不可歌咏乱之”说、“秽乱之庭恶能与歌”说。
《孟子》中「尧舜之道」为「善政」「善教」结合的「理想政治典范」,其一方面指君主通过合理地治理实现自己内在德性的扩充完善,另一方面又要对民众加以教化,成己成人。包含这两面才算是「不忍人之政」或「仁政」。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却拒绝成为“同”,意在守护“文”的共同体。“文”是共同体学习与实践的产物,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结。正是由于共同体中广泛存在不尽相同的意志,才能够以“文”之名彼此联结,真正发挥“和而不同”的力量。
王船山的《正蒙注》蕴含了一套工夫论体系。此体系以神形之辨为天道论基础,神形之间有分有合,故工夫中亦包含“体性存神”与“即物尽则”两个要素,此即“叁两相倚以起化”,乃工夫之纲领。神形之辨首先要求对来源于形的闻见之知进行超越,从而高扬德性之知,此为工夫之内核。
学术的发展显示了一种面向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的倾向。谶纬虽然有神学色彩,但其背后的依据却是阴阳、五行等循环逻辑系统,而非天命、天志这种天人感应系统。五德循环的理论及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趋势,消解了天志观念的神圣性,是导致儒学未能形成狭义的宗教性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古之争始于汉代,到清代则迎来了第二个高潮,而刘逢禄作为清代今文学的代表人物,正是第二个高潮中的关键人物。现代学者对刘逢禄的研究,早在民国时就开始了,虽然经学和现实的关系逐渐疏远,而刘逢禄的经学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得到研究,其学术内涵也得以深度挖掘。曾亦《从素王到真王》这本专著是从刘逢禄的专论,拓展到晚清经学史···
当讨论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思想时,学界常有人指出,孔子的诸多理念与古希腊哲学存在深刻共鸣。得出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意外——两大传统思想均萌芽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轴心时代的文明沃土中同步孕育。
他提出“人文宗教”概括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以“入世—大群—一元论”与“出世—个人—二元论”作为区别中西宗教概念的坐标;继而,他又从中国人文精神中抽绎出“人心一元论”,以此作为阐释儒家人文宗教信仰意涵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钱穆通过批判西方宗教与现代化弊端,论证儒教的优越性与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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