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被“不确定”所定义:国际秩序变革重组、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不容乐观……一种弥漫性的“时代焦虑”正在滋生。人们如何寻得解释与疗愈的力量?
君子之学乃是为己之学、快乐之学、共享之学,经由日常生活之“学习”而成就君子人格。“学为君子”“学以致道”是“知”,“习成君子”就是君子之道的贯彻落实,超越“小人儒”而成为“君子儒”则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
方以智用“核仁”和“全树”的隐喻对克己与由己的关系、仁与礼的关系进行讨论,转化了剥、复两卦的易学资源,基于“剥烂复反”蕴含的相反相因而提出“核仁说”,通过“克己即由己”这一命题凸显了对欲望的自我节制本身恰恰是个体在修身工夫中心灵最高主动性的实现。
2021年3月22日,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走进武夷精舍,提出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孔子之言道出了学习的重要方法。对韩国成均馆大学终身教授崔英辰而言,未来的儒学学者既要能精准理解和分析文献,也要尝试以多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不仅做到温故知新,还能进行创新。“儒学就像一个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非常丰富的物件,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美好的东西焕发新的生命力。”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武夷论坛,22日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开幕。
“和谐在人类社会具有普遍价值。”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金渡镒认为,当今社会发生战争与冲突,或因为仅仅将人理解为一种以欲望为中心的存在,而儒家主张的和谐思想超越了这一层面。
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
唐虞之道》所论“爱亲尊贤”与《五行》《尊德义》一样,仍不出“仁内义外”之道的叙事模式,“孝”是“仁之冕”,“禅”是“义之至”,前者具“匿”之柔质,后者具“简”之刚质。之所以倡导“情义兼尽”,旨在损益文质、补弊旧礼尚文之偏失,当然亦怀有“重建礼制”的心愿。
儒学对周道的态度往往周旋于三者之间,若强调“文质再而复”的循环文明论,则《公羊》学“损文从质”、救弊开新的改制说,皆是题中之义;若强调“文质彬彬”“人道至文”的礼乐渐进论,则经史文明中崇尚“周礼”监于二代、复周之制的反古论,是其本根。
秦、陆二人关于朱王异同的思考和辩论都不是简单地会通和求异,而有其义理上的深刻性,这对于“朱陆异同论”乃至心性哲学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田野调研和统计数据分析,提出当代文庙祭孔在文化内涵、祭孔标准形式、礼制属性等三个重要维度上体现出“仪式化”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中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定位之间的张力与形塑,以期能初步回应儒教传统祭祀文化当代实践的相关问题。
历来解读《中庸》,大多沿用朱熹拆分的三十三章,容易把完整的义理拆得零散。尔雅台的《中庸义解》,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跳出章句拆分,按《中庸》本身的义理脉络,把全篇重划为逻辑连贯的七篇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问:“哪些目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康德自己的回答是:“自己的完善、他人的幸福”。
本文提出“以儒教为方法”,打破学科长期以来的基督教中心的格局,推动各宗教的“自我言说”。文章基于儒教立场对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发展的分期、马克斯·韦伯基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命题对儒教的批评分别从知识学和文化学场域进行了分析讨论,是完善宗教发展模式、澄清儒教自身形象的积极努力。
告子以“门”为界区分内外,关注仁义的不同施展范围,旗帜鲜明地持一种“仁内义外”说;而孟子以“心”为界区分内外,通过强调内在之“情”之于仁义的不可或缺性来突出道德的内在性,但他却并非持一种纯粹的“仁义内在”说。
面对忠孝冲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轻忠,而是既不违背忠又优先尽孝;舍孝取忠不是重忠轻孝,而是蕴含忠孝两全的价值诉求。孝与忠的辩证关系,对个体心身安顿与社会和谐有重要借鉴意义。
牟宗三的“时代判教”意在呈现儒、释、道三教义理横向涵摄、纵向贯通的“通达”境域,这一通达境域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横向将三教视为无限心的三种特定表现形态,从而打通三教义理的睽隔;另一个层面是从纵向将三教义理视为不断向“正盈圆教”趋进的过程,并将儒教义理视为兼备佛道义理的“大中至正之圆教”。
如何保持哲学形上追求又扎根伦理生活实践,这既是儒家以气论性理论模式发展演变的张力,也是今天我们实现中国古典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郑何之争”的根本区别在于经典解释的不同视野:是将《论语》置于经学中,还是将《论语》学视作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郑玄和何晏在经典诠释上的不同,既反映了汉末和魏初不同的学术语境,也指示了对待学术传统的两条“话语”进路:使用传统的语言与传统对话、解决学术传统的问题,抑或是将解释传统视作面向当代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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