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社会,礼、俗、法作为三种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规范体系,共同构建并维系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它们层级分明、畛域清晰,同时又双向互动、功能互补,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多层次治理结构,其中礼处于枢纽地位。
“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标识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型——一体性思维。基于天人关系的一体性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具有显著差异。天地万物是一动态关联的宇宙整体,主体与他者共同作为宇宙整体中息息相通的部分,因此主客关系并非根本性的关系,主体与一体才是首要关系。主体正是在此一体中获得并实现自身的本性。这种一体···
新出土材料“孔子衣镜”所载“野居”,为理解“野合”提供了新思路,同样表明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并无不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相关历史书写的解构,可以发现孔子身世光明正大,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毓圣”之功理应得到重视。
对于从小读鲁迅杂文成长起来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女性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廖平在经学一变、二变时期,将“平分今古”逐渐发展为“尊今抑古”“今真古伪”。在此过程中,诸子学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孔子之学的彼此地位也发生变化。从“子书多今学”到诸子尊孔论,廖平将诸子学与诸子书完全纳入到今文经学的体系中,使之成为孔子之学的余裔,形成了孔子为宗师、今文经学为正统、诸子学为旁支的先秦学术体系。
礼的初始义涵主要是在祭祀等活动中所体现的朴素的秩序观念,与神圣空间、礼器、仪节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春秋末年,孔子对周礼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丰富了礼的内涵。礼的儒家属性得以确立,并进而影响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简帛《五行》是现代新儒家乃至宋明理学家都未曾见过的思孟学派的佚籍,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为重写先秦思想史提供一种可能,还有利于推进当代儒学的发展。以竹简《五行》为准,不难发现子思建构了一种源自孔子的仁智双彰模型。其中,仁体现为以“忧—智—悦”为式子的纵向发展过程,智则为这一纵向格局的一个横剖面,是仁发展和完成自身的中间···
晚清以来“中国专制政体论”在思想演变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治体化”转向,由于其难以有效解释诸多中国历史上的宪制性议题,因此出现“概念超载”的理论困境。
段玉裁説:“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愚校《公羊注疏》,即依段氏之法:校經注本,用何休家法,即“以何還何”。校單疏本,循徐彦之意,即“以徐還徐”。經注本、單疏本校畢,則合併注疏。
通过对传世文献的再解读,并结合逨盘、作册益卣、琱生三器等新出土金文资料的深度考释,可见西周宗法制度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在西周早中期,通过“家国同构”的深度实践,宗统与君统高度重合;而至西周中后期,随着家族内部利益分化与王权对宗法伦理的强制介入,宗法制呈现出“宗君分离”的特征。
心体与万物融为一体的通畅和乐即是心体之乐,不同于世间有待之乐。心体融摄感性情绪(七情)而使其得以恰当显发,为心体之乐的究竟义。阳明学对心体超越性内涵的阐发深度与广度大大超越了宋代理学,建立了立根于形上心体来解释有无、动静、寂感、性情等范畴的理学新范式。
在荀子的时代,旧有之名已不足以应对新的政治现实,因此他提出“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主张统治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根据现实需要创制新名,以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他认为,名的确定应由“王者”主导,以终止可能导致社会混乱的争论和辨讼。
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礼之举,与《论语·八佾》“器小哉”之评语相应,孔子借由批评管仲、晏婴二人来纠正人们日常行为之失范。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对管仲的评价趋向分化,遂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管仲问题”。
孝道作为传统文化根源性的道德观念与德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础,但在百余年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它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批判,呈现出某种失落、削弱的客观状况。在当代语境下,孝道的传承要避免对其泛化理解,应着重弘扬其“养敬父母”的核心内涵,之所以要坚持继承与发展传统孝道,是因为它仍然具有下价值。
作为一名曾经被理工科“耽误”的九零后文科“渣渣”,我十分羡慕本硕博皆为人文学科、阅读量丰富的青年学者。人大哲学院的宫志翀老师应该是其中之一。我们为了将访谈计划向九零后初入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优秀学人延伸,听听他们对于学问与人生的理解、知悉他们的问题关切与内在体验,于是24年秋季我来到了宫老师开设的霍布斯《利维坦》课程。···
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礼之举,与《论语·八佾》“器小哉”之评语相应,孔子借由批评管仲、晏婴二人来纠正人们日常行为之失范。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对管仲的评价趋向分化,遂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管仲问题”。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的思想精华,似乎在美籍汉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身上应验——他曾醉心于写诗,18岁时远赴中国香港寻找新的诗歌创作体验。这次东方之旅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深耕中国哲学的研究之路自此而始。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思想,儒家学说自创立以来历经千年而不衰,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也逐渐超越中国本土,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伦理真空等背景下,愈发彰显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最近几十年,美德伦理学在西方世界逐渐复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其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特聘讲席教授、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主编黄勇先生,长期致力于以儒家传统解答美德伦理学的问题。
作为宗教动力学的儒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乃是由于它以超越的终极性实体“天”为前提、以自孔子到孟子的儒学发展为载体、以内在的心性存养工夫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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