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发展中,源于宗族文化的祠堂被认为是传统的、乡土的,但这难以解释城市中“高楼之下立宗祠”的现象。本文以广州市猎德村的宗祠为研究对象,把祠堂作为媒介,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探究了祠堂重建和文化传承的关系,以及城市祠堂何以继续发挥实际功能。研究发现,城市祠堂的物质性再造离不开宗族文化的影响,但祠堂及宗族活动仍不···
熊十力在共同性思想上有一个出佛入儒、融通中西的思想演进,他通过批评佛教唯识学的集聚论而回归儒家一体论,同时系统阐发儒家一体论的生命整体性、精神创造性。
在“格物穷理”的诠释过程中,明道将“格物”引入对“穷理”的解释,强调“穷理”就是将理推至于物。伊川则反之以“穷理”训“格物”,突出察识具体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伊川诠释中遗留的一理与具体事物之理的关系问题,最终被朱子以“理一分殊”的架构解决。朱子的“即物穷理”意味着要穷物之性理与分理,最终上达天理。
中国文化书院应发挥积极凝聚作用,汇聚各方学者、文化爱好者,共同深入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探索如何在平等主体间实现相互责任,为个人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思想资源与交流平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清初理学官僚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始重新认识程朱陆王诸学说,重建儒家道统脉络,注重发挥理学的经世功能,推动理学官学化,试图修正和革新理学。他们因阐发理学而研究经学,复由研究经学而反思理学,融传统经学于理学教化之中,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促使理学向着经学化的方向转变。
所谓“超越”,实有宗教的超越与哲学的超越两类,而两类又可分为三层。在两类三层当中,牟宗三所谓“内在超越”实乃哲学的超越,为内在的、境界的超越,而非外在的、实体的超越;在内在的、境界的超越当中,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达到了理论高峰。两类三层超越论,既可以维护高扬理论之价值,亦可以对理性施以限制。
所谓“超越”,实有宗教的超越与哲学的超越两类,而两类又可分为三层。在两类三层当中,牟宗三所谓“内在超越”实乃哲学的超越,为内在的、境界的超越,而非外在的、实体的超越;在内在的、境界的超越当中,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达到了理论高峰。两类三层超越论,既可以维护高扬理论之价值,亦可以对理性施以限制。
2004年,顾涛以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为锁钥打开了礼学研究之门,这之后他先是专注于清代朴学细胞式、专而深的研究路数,后由小学至经学、史学,全面梳理制度史,最后收束于“‘礼’这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亟须纳入到现代学术体系中进行研究”。
朱子在性的运作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性气既可合言也可分言,而重心在分言。这是因为他终究认为性与气是不杂的关系。证明性善有两条道路,首先是因为性即是理,理若善则性也善,而证明理善则有三个途径;其次是因为情善而性善,亦即由四端之心和圣人境界可以反推性善。
民间流传久远的“天地君亲师”信仰,在清朝经由雍正颁行天下后,对社会教化、国家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帝制退场,“君”遂被代之以“国”。虽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但并未给出有深度的论证分析。本文拟从宗教学角度,根据“天地君亲师”信仰之理论体系与儒教义理逻辑,指出以“国”代“君”虽适应了时代的政治变化,但同时也对儒教信仰之···
你读很多不同的东西才能发现人类的一些共通的地方,也是哲学应该关注的对象。比如任何道德哲学都要有超越性,基督教是通过上帝去超越,儒家是通过“家”去超越,通过推己及人,来达到空间上的普世性,通过慎终追远,来达到时间上的永恒。
以诠释《正蒙》为例,虽然王夫之的“气”论以“太虚”体“二”为“一”为中心对《正蒙》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但方以智依“一”起“二”的“气”论切中了张载与二程论学之后的思想变动。二人“气”论的不同呈现了《正蒙》论“性”的不同。
通过对先秦诸子兵学思想源流的梳理,不难发现,兵家在诸子思想谱系中地位特殊,兵学绝非兵家所独有,儒、墨、道、法、杂诸家皆有丰富而深刻的兵学理论。兵家与儒家、兵学与儒学有着清晰的源流承传关系,兵家的地位也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
在对待此超越者的态度上,心学家(如白沙、阳明)的悟道经验以及对本心良知的态度(信此心、依靠良知),又可与基督教强调皈依过程中彻底弃绝自我、委心超越的上帝的态度相对照。
孔子及先秦儒家高扬“敬德”“明德”精神,将“德”作为为政之本,提出“为政以德”“道之以德”的根本的德性主张。孔子及儒家的视域、历史的纵向视域及黄老道家的横向视域的多维结合,使孔子的刑德观念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儒家的尊严有亲之尊严,有义之尊严。以父子恩亲的尊严为本,然后制为君臣的尊严之义。亲之尊严,专据上言,故亲之尊严不可少损;义之尊严,虽亦据上言,但依义而断,尊严也有对下言之者,故尊严容有损益。以亲之尊严言,事亲有隐而无犯;以义之尊严言,事君有犯而无隐。尊严的恩亲与道义相将相成,这是儒家尊严观的极高明处,也是当下···
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已踏进了数智文明的门槛。农业文明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为典型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动态的循环关系,即“天人合一”。工业文明以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大工业生产为典型形态,人与自然是征服被征胜的对立关系,由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消耗和经济增长的极限使人类生存陷入新···
刘宗周重构的“本体—工夫”论将阳明后学所割裂的本体与工夫加以弥合,并特别强调工夫对于本体的意义。而刘宗周对礼的重视与对礼教的推崇正是其所重构的“本体—工夫”论的重要内容。刘宗周端肃严毅是礼教在人的道德和修身方面的体现,而以具体的、实有的礼为修身应事的准则是对阳明后学强调自发和流于肆情恣意的纠偏。刘宗周的礼论对明清之···
若全面比较中西宗教与哲学思想,需要认识到,从蒙昧自然到文明建构的启蒙,再从文明跨越到神圣,是西方超越论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中国儒道思想均有文明对蒙昧的超越,但较文明更高的不是超自然的神圣,而是天道自然。从文明建构到天道自然,同样可视为一种超越。而天道自然与蒙昧自然是相通的,因而这双重超越性既有断裂,又有回归,构···
基于政治哲学视角,萧公权对儒学的现代价值转化聚焦于国家理论和自由观念两大问题。在国家理论方面,孔子对人性、人伦、人格的肯定,可以为现代国家的伦理奠基。就自由观念而言,儒学以仁道促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以良知维护个体道德尊严,以教育培养理性心智,可以促进“遂生达意”自由秩序的实现,纠正古典自由主义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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