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二）

作者：冯哲 吴愁

来源：“四海孔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六日戊寅

          耶稣2025年11月5日

编者按：“由北京大学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英、日等国近百位专家力求在更广阔研究视野和更深入学术对话中重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桥，如何捍卫真相、凝聚共识，相关学术讨论在海内外舆论场受到关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增强中国抗战历史叙事、完善二战史观，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更是构建人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举措。通过深入研讨与交流，这场近年来抗战史领域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学术层次最高的学术会议，为建立完整二战叙事框架积累了史料、探索了空间。”（引文出自中国新闻网：近年仅见抗战史会议 以全球视野重新理解中国战场）

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应邀参会，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的论文，我们把论文分为四期陆续刊载发布，以飨读者，这是第二期。

“全民族抗战”背后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

——兼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统一（二）

冯哲  、吴愁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思想的战时转化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一场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较量，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思想与民族精神的伟大觉醒。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为这场卫国战争提供了最广泛、最持久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合法性。其中，“家国同构”与“忠孝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舍生取义”这三大儒家核心伦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共同构筑了全民抗战坚不可摧的思想防线。

(一) “家国同构”与“忠孝一体”：从血缘伦理到民族大义的升华

“家国同构”是儒家思想塑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性观念。在这一模式下，家庭与国家在组织逻辑和权力结构上具有同源性，“国”被视为“家”的扩大，“家”则被看作是“国”的缩影。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进阶，使得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带有一种天然的情感温度，即“家园感”。因此，“保家”与“卫国”在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中，从来就不是割裂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整体。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其极端残忍的方式，将这种内在统一性赤裸裸地呈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侵略者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与领土的丧失，更是对无数具体家庭、个体生命的直接摧残。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冤魂，重庆大轰炸下化为焦土的民居，以及在整个占领区实施的“三光政策”，无不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亡国，即是亡家，即是灭种。 当祖屋被焚毁，亲人被屠戮，祖先的坟茔被践踏，那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最原始也最强烈的护卫本能被彻底激发。此时，“卫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保家”最直接、最迫切的延伸。

传统的“孝道”也在战时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在和平年代，“孝”主要体现在对在世父母的奉养与对逝去祖先的祭祀。而在国难当头之际，当侵略者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命延续与文化传承时，捍卫族群的生命线与文明的火种，便成为了对列祖列宗、对子孙后代最大的“孝”。这便是从“小孝”到“大孝”的升华。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指出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一种“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把民族和国家大群人生，寄放在一个‘道’字上”，而这个“道”的起点，正是家庭伦理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也试图将传统的忠孝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相结合，强调“尽孝于民族，尽忠于国家”，正是对这种文化资源的官方动员与诠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对敌后百姓的全面动员，更是“家国同构” ，“大孝”于国家的全民体现。因此，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农民，他们或许不能完全理解复杂的国际局势，但他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家”的痛楚。正是这种切肤之痛，驱动他们放下锄头，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他们保卫的，既是脚下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也是身后那个由血缘和记忆构筑的家园。“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将民族危机转化为了千百万个家庭的生存危机，从而激起了最为磅礴也最为坚韧的抵抗力量。

(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民抗战的伦理自觉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家国同构”提供了抗战的情感基础，那么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赋予了全民抗战以崇高的道德合法性与广泛的行为自觉性。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深刻辨析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王朝（亡国）是君臣肉食者的责任，而保卫承载着文明与道德的“天下”（亡天下），则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责任 。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亡天下”的危机。其所推行的殖民统治与文化同化政策，旨在从根本上摧毁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与道德秩序，这正是顾炎武所说的“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现代版本。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命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成为跨越阶级、党派、地域的全民共识。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阶层壁垒，将拯救民族于危亡的重任，放在了每一个“匹夫”——即普通民众——的肩上。

这一精神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率先肩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哲学家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中著述《新理学》，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其精神支柱 。科学家如桥梁专家茅以升，为阻止日军进攻，亲手炸毁了自己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天下兴亡”的责任。工商界人士展现了“实业救国”的担当，卢作孚组织的“宜昌大撤退”，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将数十万吨关乎国家命脉的工业设备与人员抢运至大后方，被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海外的华侨群体，心系故土，纷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由陈嘉庚领导，倾囊相助，捐款捐物，甚至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直接投身于抗战的运输生命线 。甚至最底层的农民与工人，他们或许不能著书立说，也无法慷慨解囊，但他们通过缴纳粮税、参军支前、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等方式，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正是这种全民性的伦理自觉，使得中国的抗战拥有了无比深厚的民众基础，形成了让敌人陷入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三) “舍生取义”：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全民化与英雄主义的价值源泉

“舍生取义”是儒家伦理对于生命价值与道德抉择的最高诠释。孟子在《告子上》中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原则：“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里的“义”，代表着人间的正道、道德的准则和崇高的理想。在承平时期，它塑造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在民族危亡之际，它则升华为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的英勇行为，使得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化普及。

抗战的惨烈，将每一个中国人都推到了“生”与“义”的抉择关口。是苟且偷生，屈膝事敌，还是坚守气节，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价值追求，为此提供了明确而坚定的答案。它赋予死亡以超越生命本身的意义，使得为国牺牲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精神的永恒与道德的完成。张自忠将军的战死，是这一精神最悲壮的体现。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他在南瓜店前线身先士卒，身中数弹仍坚持作战，最终壮烈殉国。他在战前写给将士的信中坦言：“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此处的“死”，便是为“国家”之“义”所做的抉择。他的牺牲，震撼了全国，激发了更强烈的抗战决心 。

同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时，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血洒太行；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弹尽粮绝，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数日后壮烈牺牲，日军剖开他的腹部，发现里面只有棉絮、树皮和草根，无不为之震惊。这些英雄的壮举，是“舍生取义”精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的光辉典范。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并非仅为高级将领所独有，它同样体现在千千万万无名士兵与普通民众身上。中国战场的战损率在全世界第一。那些在战场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普通士兵，那些在刑场上高呼口号、从容就义的普通党员与群众，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共同用生命诠释了“义”的内涵——即民族解放与人类正义。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论道，抗战使得“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感受到国家存在的必要”，而这种“必要”往往是通过“舍生取义”的极端形式得以确认和表达的 。

(四) 历史记忆与民族气节的传承：英雄叙事作为抗战的精神楷模

在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中，源自悠久历史的文化记忆与英雄气节，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为社会动员提供了超越时空的精神资源，其中，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抗敌事迹与崇高气节，被广泛宣传与颂扬，成为激励全体军民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楷模。这种对历史英雄的集体追忆，有效地构筑了一种“传统的发明”，将当下的抗争置于绵延不绝的民族正气谱系之中，从而赋予了抗战行动以深远的历史合法性与道义力量。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及其“精忠报国”的事迹，是抗战时期最具号召力的象征符号之一。他的形象代表了在外敌入侵面前，武装抵抗的坚决性与正当性。“还我河山”的壮志，与当时中国誓要收复一切失地的目标高度契合，极大地激发了军民的战斗意志。国民党将领，乃至许多普通士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岳武穆的精神自勉。而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则更多地体现了在绝境中坚守气节、以身殉道的凛然正气。他所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及在《正气歌》中列举的历代忠义之士，共同构筑了一个以“正气”对抗“邪气”的道德宇宙。当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在面临诱降与妥协的关口，文天祥的丹心与气节，成为了无数志士在牢狱中、在刑场上、在孤立无援的战场上，坚守民族大义、拒绝屈膝投降的精神支柱。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强调，一国之历史精神，乃“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先我而为之前驱者，皆可歌可泣……足以引导吾人继踵而起”。岳飞、文天祥正是这种“先我而前驱”的典范。

此外，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事迹，因其抵御外侮（倭寇）的性质与抗日战争具有高度的类比性，而被广泛引用。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将领，更是一位善于组织、训练军队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军事改革家。在强调军事现代化与全民兵役的抗战背景下，戚继光的形象激励着时人，证明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组织与奋斗，战胜来自海上的强敌。

这些英雄叙事通过学校教育、戏剧、歌曲、报刊文章、木刻版画等多种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社会各阶层。郭沫若等历史学家创作的《屈原》等历史剧，虽以古喻今，其精神内核与岳飞、文天祥的叙事一脉相承，旨在“把古代善良的人类来鼓励现代人的善良，表现过去的丑恶而使目前警惕”。总而言之，对这些历史英雄的持续性纪念，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与文化动员。它让前线的将士和后方的人民相信，他们今日的牺牲与奋斗，是与历史上的忠魂义士站在同一行列，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正气歌的新篇章，从而极大地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与舍生取义的决心。

综上所述，源自儒家传统的“家国同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舍生取义”三大伦理观念，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不仅没有被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所取代，反而与之深度融合，迸发出惊人的动员力量与精神感召力。

它们分别从情感纽带、责任伦理与价值追求三个维度，构筑了一个完整而坚固的精神支撑体系：“家国同构” 将国家危亡转化为切身的家庭痛楚，提供了抵抗的原始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则将抵抗定义为全民的道德责任，提供了行动的广泛合法性；而“舍生取义” 则为最极端的牺牲行为赋予了崇高的价值，提供了英勇无畏的精神源泉。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中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英雄的抗敌事迹与崇高气节，成为激励全体军民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强大精神楷模。这种对历史英雄的集体追忆，将对日抗争置于绵延不绝的民族正气谱系之中，赋予了抗战行动以深远的历史合法性与道义力量。

正是这些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的抗战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对抗，成为一次中华民族深层文化思想的集体迸发与伟大实践，奠定了最终胜利的坚实精神基石。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