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的多维呈现与互动融合——2022—2024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

作者：曾海龙 刘正韬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思想与文化》第36辑（2025年第1期），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摘  要］2022-2024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延续了前些年性理之学与经史之学分头并进的势头，并呈现出以史思互动、中西互摄、多维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态势。概略而言，上海中国哲学近三年的主要进展与特点如下：一是史思互动中的文明论哲学成果不断涌现；二是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复兴未艾方兴；三是继续基于生生思想创构思辨性哲学体系；四是对诸子学与经典的多维研究持续推进；五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取得新进展。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学科也典型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态势，中国思想的普遍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上述中国思想的多维呈现与互动融合中不断得以彰显。

［关键词］上海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多维呈现；普遍性

2022-2024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标志性的事件如：2022年6月27日—7月1日，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世界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2022年 11月19日，中国哲学史学会进行换届，杨国荣教授当选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会会长；2023年6月24—25日，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揭牌，并举办了第一届春秋学学术会议。此前不久，研究中心获得敦和基金的资助，助推其成为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研究重镇。

不限于上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上海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和学科影响力正在持续增强，也是当下中国思想多维呈现与互动融合的典型样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思互动与中西互鉴中的中国思想阐释

近年来从史思互动与中西互鉴维度来阐明中国思想之普遍性的代表，是杨国荣教授领衔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团队。他们或从文明比较与融会的角度呈现经史的普遍性价值，或从概念辨析的角度肯定“事”（“物”）的哲学意蕴，或从现代秩序建构的视阈阐明经史和伦理的普遍性与公共性维度。这些研究呈现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文明论向度与中国思想的世界性意义。

杨国荣教授既侧重把握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又致力于阐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品格。近年的研究大端如下：一是对“具体形上学”的进一步展开与深化，将“事”作为考察世界的广义视域，将其重要概念进一步澄清与深化，主张用“以事观之”兼容西方哲学中的感性、知性、理性，认为“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①]二是基于中国哲学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并在史思互动与对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反思中开展哲学史研究。[②][③][④]其中，既包括“天人之辩”等具体课题的研究，也有对传统思想的当代思考及其创造性运用，还有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以及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研究等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⑤][⑥][⑦]进而以中国哲学为背景，将行动与做“事”相互关联，探讨行动、做事与作为规范的礼，进而阐明礼的多重规定与经学的现代意义。[⑧][⑨]三是注重阐发基于文明论的哲学研究方法。基于“何为哲学”“如何做哲学”的问题意识，强调哲学比较与文明互鉴的意义，通过跨域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以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并认为以去对象化的分析哲学与关注实际世界的中国哲学可以互补。[⑩][11]杨国荣教授还拓展与深化了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提出在广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融会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12]

陈卫平教授拓展了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广义认识论）并将其运用于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梳理了近十年来儒学研究中出现的新向度：1.从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隔行”到“同行”；2.创建当代儒学新形态的“接着讲”成为学术追求；3.对于经学的关注达到了以往未曾有过的地步；4.从书斋里的学问转向以滋养民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为己任；5.西学专业的学者以跨文化、中西比较的视野研究儒学。他认为这些在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儒学研究向度体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的思考。[13]高瑞泉教授探讨了中国观念史的学科自觉问题，认为这一学科意识是与“有没有‘中国哲学’”相关联的，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后，动力式文明的社会心态如何是“好”成为关键问题。[14][15]高瑞泉教授还集中探讨了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与“自由意志”问题。[16]

陈赟教授基于古今中西之争阐发并创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重新思考西方以自由为本的单线性历史叙事，走向多元节点的意义之网所支持的共生秩序。[17]其主旨如下：其一，通过引入世界历史的视野，对中华文明加以定位，对已有的世界历史叙事加以理解和重建；[18]其二，阐明以“历史民族”或“历史国家”著称的中国，在其传统中发展出了充分的历史意识，这决定了中国思想需要从后历史的状况中拯救历史，以挽救西方近代普遍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体制与历史主义；其三，主张现代性的普遍历史叙事与世界秩序的筹划需要重新赢获世界历史视野，并以重建普遍世界秩序来回应百年大变局，以多元一体的共生意识替代文明冲突理论。“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内部把握历史意义、建立从历史终结论中拯救历史的“历史生生论”，走出一条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19]陈赟教授强调传统思想的当代研究与阐发，重视研读经典的意义，阐明《六经》成立之于中华文明的奠基意义。[20]他认为，古代中国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导致了知识谱系从三代以上的浑然未分到三代以下经、史、子的分殊，最终形成了经—史—子的知识谱系；[21]并将《礼运》“大同”解释为原初秩序经验，指出“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22]在陈赟教授看来，与以神话为原初符号形式的西方不同，“原史”乃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23]他还通过解释《庄子》文本，突出了《庄子》的政治哲学向度，并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相衔接。[24]

贡华南教授对味道哲学研究有年，近年来继续推进。他认为“味道”作为日常生活范畴，勾连着生存与审美双重向度，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生命哲学和审美理想。[25]他指出《系辞传》的“书言意之辩”《庄子》“书语意之辩”与王弼的“言象意之辩”，显示出对视觉性和听觉性方法的开放，其实质是味觉性思想方法，表现出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26]贡华南教授近年来的酒哲学研究亦别开生面，出版了《酒的哲学》[27]《酒的精神》[28]等专著，将味觉方法运用于对酒的反思。他认为，酒后之醉与“真”“自然”相联系，赋予饮酒以形上之维，进而指出“饮酒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29]总体而言，酒哲学也在“事”（“物”）哲学的延长线上，以“物”的具体性来呈现中国思想的普遍性。

朱承教授延续了前些年对“公共性”研究，既从“事”的角度探讨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之事，又阐明了公共性思想的儒家之维。[30][31]他认为，“实现理想公共生活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关切”；[32]并将这一观点运用于学术史研究，比如：从“四端”到“四海”是孟子的公共性思想进路；[33]“以群观之”作为荀子的公共性思想的代表思想；[34]以“天”“君”“礼”“教”为核心观念的董仲舒公共性思想；[35]墨子思想中的“天下一体”共同体理想；[36]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37]朱承教授强调公共性对于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意义，培育公共精神是新文科的天然使命；[38]主张对儒家公共性思想予以进一步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使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思想资源，进而从人类全体的角度思考共同体建构及其秩序的问题。[39]朱承教授对王阳明的多维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40]

刘梁剑教授近年致力于阐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将传承开新作为贯通“三大体系”的内外之道，主张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超越古今之别，由中国特色见出生成于其中的“世界性”；[41]进而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学”如何可能的问题；[42]并从生成的视角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43]强调应该跃入“古今中西”各种要素氤氲化醇的大结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进而使中国哲学登上世界舞台。基于上述，刘梁剑教授将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创建与汉语哲学相关联，认为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内在地要求汉语言哲学的视域；[44]以考察哲学语法这一特定方式展开中国哲学话语创建之实践。[45]基于“事”哲学的立场，刘梁剑教授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可以引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46]

洪澄副教授基于汉语哲学的视角考察了杨国荣教授和赵汀阳教授的“事”概念，认为二者对于“事”“事实”“物”等汉语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进而探究一种从汉语实践哲学维度沟通事实和价值的可能性。[47]他还基于教育哲学的视角考察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48]并基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明教育惩戒的正当性。[49]

二、以春秋学为中心的经学复兴

经学复兴是包括上海中国哲学界在内的广义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事件。以谢遐龄教授及其一众弟子为代表的上海经学，近年来在学界颇具影响。

已经八十高龄的谢遐龄教授早年以精研康德哲学著称，后又转向社会学研究，近年来老而弥新，锐见层出。他近年来的研究与经学复兴密切相关。谢遐龄教授既是早年国内学界“西学东渐”与“西而优则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下主张文明论（儒学复兴）的前沿力量。在早年判定“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上，近年来他又作出“古代中国是国家与宗教一体”的判定；[50]将“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视为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他主张，国家起源当从宗教演变中判定，天道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中国哲学从天道论展开；[51]儒学与国家宗教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以董仲舒标志其始；[52]至晚清康有为把儒学从王道学改造为神学，筹谋改变国家宗教，另立性质为制度性宗教的孔教，预告中国社会将由制度性宗教统领。[53]

谢遐龄教授近年来的儒学研究和思想创见，与其弟子们有密切关系。在他转向经学与国家宗教研究之前，他的一众弟子如同济大学曾亦教授、陈徽教授，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等，已经是儒家经学复兴的骨干力量。作为研究康德哲学的大家，谢遐龄教授晚年的学术转向及其一众弟子对经学的持之以恒，是个意味深长且值得特别注意的学术史现象。

曾亦教授近年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是继续推进以康有为为中点的公羊学研究。他认为作为晚清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借助其对传统公羊学中“三世说”的阐发，提出了一套对孔子之道不同于传统儒家的理解，不仅为晚清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变法的基本方向，而且视孔子之道不仅能消除当时中国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甚至能提供一整套救治西方文明的良药。[54]二是创建同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并获得敦和基金的大力支持，连续举办国际性的经学研究大会，与郭晓东教授一起创办《春秋学研究》刊物，扩大了春秋学及经学的学术影响；三是持续开设读经班，并通过礼学研究推进儒家伦理与儒学的普及工作。[55]

郭晓东教授近年的研究也集中于春秋学。[56]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之初，就被深深打上了西方哲学的烙印，然而中国古代哲人对家国天下的思考，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和西方哲学也完全不同。想要建设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其核心在于“中国特色”，而中国学术的独特性则最明显地体现在经学之中。[57]此外，他的研究还涉及文明比较；[58]以及《中庸》的诠释与承继谱系；[59]旁及酒与先秦礼乐文明。[60]

余治平教授前些年从哲学范式回归经学叙事，近年来大力提倡做“有哲学的经学”，对以董仲舒为中心的春秋学及儒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61]，出版专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要求与诠释谱系》，挖掘“君天下”“臣诸侯”的“大一统”治理脉络。[62]余治平教授还与弟子唐艳（唐语鲛）博士合著的《春秋终始——公羊经学研究的当代诠释》[63]，主《公羊》而结合《穀梁》《左传》，汲取哲学方法，采用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训诂、义理阐发四维结构而治经，深刻挖掘经传文本所蕴含的现代理念，呈现公羊经传诠释的现代范式。唐艳博士的研究也以董仲舒为中心的春秋学为主。[64]上海大学的张靖杰副教授曾师从余治平教授，近年来立足对《春秋繁露》等董仲舒传世文献的比较对勘，发现“名”在董仲舒的思想中贯通经学与义理、沟通天道与人事之际、范围心性之内与教化的意义；[65]阐明董氏的名号学说是先秦儒家“正名”观念向汉代及之后的“名教”思想演变的中间环节；[66]并以此为基础扩展到公羊学的研究。[67]此外，他还涉及域外汉学和汉语哲学的研究[68]。

陈徽教授对公羊学的“《春秋》新王”说进行了辨正；[69]并以公羊学的“异内外”说为例，阐发了如何理解文明互鉴、如何以真正积极的方式参与世界文明的共存发展方面的启示意义[70]。陈徽教授还在擅长的道家哲学研究领域继续深耕，研究涉及庄子的名实论及政治哲学思想、齐物说，郭象的“不治之治”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德性论。[71]以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为基础，陈徽教授分析了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72]

除了春秋学外，上海中国哲学在易学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陈居渊教授与上海社科院刘舫副研究员合著《周易图像汇编》，选取周易图像6000余幅，依时代为序，以图像作者为线索编排，全面反映历代易图学的特点及发展变化，同时直观地呈现了历代易图学者的易图创作特点，对历代易经图像进行了全面梳理，为易经图像学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73]陈居渊教授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综合分析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凸显有清经学之所以鼎盛的一个重要源头。[74]刘舫的研究还涉及朱子易学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75]周敦颐的主静说；[76]以及“一贯”概念的思想史源流。[77]作为易学研究的新锐，同济大学谷继明教授出版著作《参赞化育》，探究惠栋将作《易》之宗旨，阐明其与人之性情息息相关的“微言大义”，以及以《易》为基础统摄群经建构全新的政治设计和经学政治理想；[78]并阐明《周易》何以作为“群经之首”与“大道之源”。[79]他的研究还涉及南北朝的讲经与撰疏；[80]“元”和“气”等概念之于中国思想的意义；[81]王夫之的四端七情之辩等。[82]

此外，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徐渊副教授出版《两周秦汉礼典相关出土文献考疑》一著，系统梳理了目前出土文献与两周礼典的研究成果，并利用这些成果推进了对传统礼典研究的讨论。[83][84]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围绕圣王观、井田制、世卿礼议之争对郑玄做了探析，认为郑玄的圣王观之核心在于周孔之辨，其尊崇周公，强调周初天命的层累完成，最终由周公制礼作乐、致太平而得以实现；[85]郑玄注兼合诸经传，其制度设计充满儒家德性色彩，亦是《周礼》走向儒家德性政治与精神气度的重要一环；[86]并研究了许慎、郑玄诸儒与何休关于“世卿”与“世禄”的讨论，[87]以及汉代古文经学视域下的复仇辨义。[88]上海社科院张志宏研究员等学者的研究呈现了性理与经史的融合趋势。他们对“逢丑父救齐顷公”所呈现的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进行了判摄；[89]并考察了西汉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终极根据的思想史意义，认为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乃源于此。[90]张志宏研究员还对张载的社会治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和阐释，认为张载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91]

三、生生思想与思辨性哲学体系的创构

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界思辨性哲学体系的创构，多与生生思想有关，而其思想史渊源则又多涉及熊十力及十力学派。这个思想阵地主要集中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杨泽波教授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孙向晨教授的“家”哲学，丁耘教授的道体学及气论，都是以生生思想建构哲学体系的代表，而后者又与前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进路。

杨泽波教授自己定位为十力学派的传承者，他延续了前些年对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思考与创构，2021年出版作为论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92]，2023年又出版作为儒学史的《儒学谱系论》[93]，并对关涉生生伦理学的重要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与深化，生生伦理学由论到史呈现出比较完整的架构。[94]杨泽波教授还对生生伦理学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撰文诸篇对学界的评论作出回应[95]，并致力于推进生生伦理学的多维运用[96]。另外，杨泽波教授对十力学派的思想传承谱系特别熊十力和牟宗三思想的内在继承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将十力学派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一体两现”。[97]

孙向晨教授近年来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中“家”的本体论地位。他通过考察西方个体观念的演变及其缺陷，主张借助“家”尤其是“亲亲”来弥补个体的缺陷。“亲亲”是“家”之本，是基于“生生论”不息的生命流转，在个体之外，人生在世的另一面向就是“向未来世代而生”。[98]孙向晨教授基于“家”的古今之分与中西之别，认为最终“家”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并基于“家本体论”揭示出人类生存的“温暖”面向以解决现代性的“离家”困境。[99]他还论及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以及贺麟对儒家思想的新展开等议题。[100]

丁耘教授是近年来学界中“由西转中”“西而优则中”的主要代表。在《道体学引论》之后，他继续推进道体学及其气论的创构，撰作出版《道体与心性》[101]。道体学气论在纵的方面接续明儒及晚期熊十力的工作；在横的方面接引和扬弃西方哲学特别是力量哲学传统；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真正建立“新中国的形而上学”，并基于形而上学给出诸实践哲学，对全部自然和历史给出哲学上的整合与回应。[102]其中，心性问题及心物问题是道体学气论关注的重点之一。[103]他认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国哲学变成世界哲学、大全哲学，针对现当代的全部人类生活给出方案。[104]丁耘教授还着手建构基于气论的历史哲学，打通西方哲学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力量学说与在中国哲学中的气论传统。[105]

笔者曾以“时间性”与本体的关系为题，阐明上述三者有关生生思想的研究进路有“生生”与“生成”之别，其枢要在于是否内涵目的因。“生生”能纳入时间性，而“生成”则排除时间的本体论意义。儒家生生伦理学与“家”哲学是“生生”哲学，因而更符合中国古典特别是《周易》的观念，而道体学则因其纳入目的因而成为“生成”哲学。[106]作为“十力学派”概念的提出者，笔者近年来继续推进对“十力学派”的内涵与学理研究。[107]笔者还通过梳理熊十力的经学思想，敞开论“十力学派”的经史面向，并通过梳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几次变迁，分析其晚期问题意识的变化及其对熊十力的影响。[108]

华东师范大学苟东锋教授继续推进“新名学”研究，并出版了关于名学的专著，将孔子实质创立的儒家名学视为先秦以后发展为以名教为形式的实践形态。[109]他主张“生生”“名名”两不相离是中国哲学“底本”的基本形态；“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是一条可行而合理的儒家知识论研究路径；[110]认为可以在视觉、听觉、“视听平衡”和“味觉”等思路的基础上，确立一种以“名”为中心的、从思想演化角度分学派考察的方法，并扬弃以逻辑学为准绳的方法论。[111][112]苟东锋教授主张立足于“新名学”立场，在古今中西视域中考察“事”哲学，并将中国传统哲学看成某种程度上的“事”的哲学，而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113]从“新名学”的建构到对“事”哲学的考察，呈现出十力学派和金冯学脉等多重思想元素。

此外，复旦大学徐波副教授关于牟宗三儒佛交涉与圆教的研究，也在十力学派范畴之内。他对牟宗三晚期哲学的开放性乃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进行论讨论。[114]他还考察了作为思维方式的比喻，将“能近取譬”视为人类终极关怀的“仁之方”相联结的能力，视此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为数不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115]华东理工大学陈迎年教授讨论了现代新儒学知识化自安的问题与牟宗三的圆教圆善课题。[116]他的研究还涉及熊十力与王阳明的圣人观，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的比较。[117]

四、子学与经典研究的多维展开

上海中国哲学界在先秦哲学与宋明理学领域在近年有新的推进。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依然是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

林宏星教授继续深耕荀子研究。他以“质具”问题为线索考察了荀子对人性的看法，认为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118]荀子“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隐含了“性恶”与为善动机之间的理论难题；[119]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在荀子那里具体表现为认识的“知”如何激发实践的“行”；[120]以及在道德行动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是“心”还是“欲”激发行动动机的问题。[121]以对人性的考察为基础，林宏星教授指出“为何”与“如何”构成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基本线索，前者探究根源，后者寻找方法。[122]其著《权威与秩序》尝试根据逻辑演绎的方法对荀子的相关思考进行重建，以便呈现出荀子为建构政治秩序、道德人生等问题所提供的意义清晰、逻辑连贯的解答。[123]林宏星教授还致力构建一种既突出“自由意志”又关注“共同规范”的道德哲学。[124]

张汝伦教授近年的研究聚焦于《中庸》，出版《〈中庸〉前传》，该著澄清攸关《中庸》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许多基础性问题，并探讨了《中庸》“未发已发”的命题。[125]他的研究还涉及贺麟对中国现代哲学文化的贡献及经学与哲学的关系。[126][127]何益鑫副教授出版《成性存存》与《竹简〈五行〉章句讲疏》两著。[128][129]前者体现了著者重建先秦儒家思想史的尝试，后者基于竹简《五行》篇探讨了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他的研究还涉及孔子的人性观、颜子“好学”论、子思《中庸》、《大学》宗旨以及《庄子》哲学等。[130]

白彤东教授继续其儒家政治哲学研究，提出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可替代政治模式：在国家认同上，以文化认同与爱有差等为基础的儒家的政治凝聚模式；在国际秩序上，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建立起儒家的新天下等级体系；在自由与法治的基础上，用贤能修正民主，用仁责限制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131]针对孙向晨教授的“家”哲学，白彤东提出构建一种更加“薄版本”的政治哲学，既要用亲亲抑制个体的放纵，也要用尊尊平衡过度的平等。[132]白彤东教授还以韩非子为中心，阐明法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并考察了法家与荀子思想的关系。[133]

先秦哲学研究还有如下成果：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指出孟子“四端”阐释的连续与间断，认为在“四端”叙事看似连贯的逻辑中实则存在某种跳跃与断裂，其原因便在于将体验、体证、见证、论证四者不加分析地关联在一起，这既与其论辩与游说的话语方式有关，也与其处境与气场的限制有关。[134]上海财经大学刘静芳教授认为，“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天命之谓性”的性。[135]刘静芳教授还考察了老子“玄德”的内涵，认为“玄德”是兼通有无之德，是理解中国传统之“德”的切入口。[136]上海财经大学朱璐副教授认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将文武之道阐释为文王与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武之道有“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137]上海大学袁晓晶副教授以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道德直觉主义方法来诠释孟子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含有直觉主义之倾向。[138]

吴震教授近三年主要研究领域是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的广义宋明理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出版专著《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139]《王阳明的智慧》[140]等，并以熊十力为中心对阳明学的现代展开进行了深入探讨。[141][142]吴震教授近年来的另一研究成果是船山思想。他认为，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143]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而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144]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这印证了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145]吴震教授还对戴震以训诂为方法、以反理学为立场旨在推翻以天理观为标志的理学形上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审思。[146]

何俊教授继续深耕象山学。他认为，象山据本心与实学两个概念揭明孟子前后诸儒之病与孟子对孔子“浑无罅缝”的仁学的“十字打开”及其不足，整合了孟子与颜回，承传孔子，完成对心学谱系的疏证；[147]并指出，象山的思想核心是要消解言语对于道理的固化；[148]进而对象山的《春秋学》、工夫论和易学思想进行了详细阐发。[149]何俊教授的研究还涉及顾炎武的经学思想、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杨国荣教授的具体形上学等领域；[150]并出版记录向师长问学求教以及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的文集《望川集》，介绍了近世思想史、历史以及哲学方面的研究方法。[151]

同济大学陈畅教授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阳明后学与明清哲学。一是对黄宗羲《明儒学案》所体现的“朱王调和”形象的理论根源进行挖掘；[152]并指出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所展示的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153]二是探讨了阳明学的礼法转向，认为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154]三是总结明代哲学“自然”之辩的三个向度：白沙心学与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心学与作为存有的“自然”、刘宗周、黄宗羲哲学与作为政教的“自然”。[155]

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还有：林宏星教授考察了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朱子对象山心学的批评及其所揭示的理论问题。[156]徐洪兴教授等考察了“元代朱子学第一人”许衡的“治生论”，认为其“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观点标志着“治生”与“为学”的关系问题首次正式进入儒家学者的论域，商贾“末业”也纳入“治生”范围,开启了明清时期所谓“儒商”的话题。[157]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阐明了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认为“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应为“参”而非“叁”，“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158]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通过明代学术的考察，对湛若水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159]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博士认为，“中和旧说”是朱子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160]其研究还涉及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南宋淳熙年间的明越道学圈等课题。[161]华东师范大学卢盈华教授探究了朱子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162]并重新梳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163]上海社科院张锦枝副研究员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涉及张载的“乾父坤母”和阳明学的意论和物论。[164]上海大学盛宁副教授在晚唐到北宋初期儒学复兴运动的视域下对儒家生死观进行了考察，展示出儒学在唐宋复兴时期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165]同济大学刘昊对朱子理学论的背景和影响进行了梳理：朱子一方面强调理气、道器的二分，另一方面主张理气或道器(气)既有区别又相互不离，容纳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个命题之间的紧张。[166]

在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上海财经大学陈焱副教授考察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船山升格”现象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是近现代中国哲学革命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依然具有逻辑一贯性与思想承继性；二是船山哲学近代升格的重要动因在于其思想内容与研究成果能很好地回应“中国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三是王船山及其哲学作为平台，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有着奠基与先导意义。[167]他还从身体哲学的视阈考察了船山的修身工夫论；[168]并对阳明是否近禅公案的因果缘起进行了分析。[169]上海社科院鲍文欣副研究员以王韬思想为中心梳理了19世纪后期中国历史思辨的变迁，认为王韬借助衰退论的普遍历史开端论，暂时脱离了华夏中心主义的窠臼，得以构想一种新型的“普遍—特殊”方案，并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 [170]

在道家哲学领域，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对《庄子·齐物论》和《庄子·天地》做了细致而别具一格的解读。[171][172]他还以《庄子》中“梦饮酒”的故事为例，探讨了以梦和酒的诗意牵连为意境，以无梦之觉彰显出人自身的生存真实，以及《庄子》以酒意作为生存的纯粹而敞开的生存自身。[173]邓辉教授通过考察《庄子》内篇之《大宗师》篇名的句读及含义，指出《庄子》文本编辑者与庄子思想相悖，而郭象的“无心为师”以及船山的“物物可师而无不可师”则可谓正得庄意。[174]方旭东教授对王博、韩林合、郑开、章启群、杨立华等学者的庄子研究做了比较分析，认为杨国荣教授“中西双遣”且出入西学的方法能对西学有所“反哺”。[175]上海大学黄圣平副教授翻译了任博克（Brook A.Ziporyn）的《庄子》研究论文；[176][177]并揭示任博克的郭象哲学思想研究对汉语学界的启示。[178]

五、中西比较互鉴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

一是从中西比较到中西互鉴。

吴晓明教授是近年来对中西思想与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代表，集结出版《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一著。[179]该著第一部分为“预备性探讨”，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中西哲学的前提反思等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第二部分为“专题研究”，即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开展出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内容上的多重具体化。本书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只有根据其基本建制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分辨；这一分辨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上述研究澄清了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的基础性概念，对于推进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理论意义。吴晓明教授还指出，唯物史观表现的一系列原则或远离绝不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上，而是本质地包含着普遍者的具体——根据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180]这也与近年来中国哲学史思融合的思想进路殊途同归。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俞宣孟教授近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他出版专著《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181]。他主张走出对西方哲学思想范式的依傍，提出了开启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极具原创性的方法——生存状态分析。他认为，中西哲学的不同不在于概念，而在于生存在世的结构；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分析中西生存状态的不同特征，旨在突破文本比较的困境，实现中西哲学的会通。

俞宣孟教授还与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以本体论概念为例讨论了中西哲学的特点。俞宣孟教授认为，本体论是一种以“存在/是”为基底和借助逻辑推导建构起来的概念体系哲学。西方哲学以本体论为核心，而中国哲学则把悟道放在首位，把修身养性的道德教化视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形态，不应依傍西方，而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82]张庆熊教授认为，该主张对本体论的界定较为狭隘，并且以有或没有普遍的概念体系来判断中西哲学的形态的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后果，而目前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在于如何补缺，努力建构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正是中国哲学需要补足之处。[183]此外，张庆熊教授这些年还涉及佛学尤其是唯识宗，通过区分“本有种”和“新熏种”来区分“本性”与“习性”，来梳理唯识宗“八识”与“心性”概念与并彰明唯识宗的思想史意义。[184]

华东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教授以跨文化视野研究中国哲学，与哈佛大学桑德尔（Sandel Michael）教授合作编著《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185]，从中西哲学平等对话的视角，展现了自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两个转向：一是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由全盘接受走向反思与辩证，二是中国对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由批判、全盘否定走向重新发现与求证。德安博教授还对西方学术界有关《老子》中的伦理学研究进行了评议；[186]并基于比较哲学的视域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哲学研究风格和方法进行了探究。[187]德安博教授的中国哲学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在海外汉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反映了上海中国哲学面向世界的开放特征。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吾淳教授等学者基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继续对雅斯贝斯的“轴心时期”概念与马克斯·韦伯和张光直的“连续”“突破”概念及其理据做了详尽考察；[188]进而指出雅斯贝斯“轴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189]上海交通大学高源副教授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海外流传进行考证与研究，研究了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190]以及道家经典在北欧乃至北极的初传、译介源流、诠释路径。[191]

二是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辨析。

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阐明了中国当代哲学的生产机制与运行机理，认为国家理由问题是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意识的聚焦与思想空间，实践逻辑是中国当代哲学叙事逻辑的现实基础，文教制度是中国当代哲学生产的制度性奠基，个体理性是中国当代哲学家多元化哲学生产的内在根基。[192]张自慧教授以儒家“法先王”思想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范式及其现代转化路径。他认为，“祖神二分”、神话历史化以及古代典籍的“述”“作”是“法先王”之“着魅”，从百家争鸣到疑古风潮再到批孔反儒是“法先王”之“祛魅”,以理性态度重新检视其普遍价值并予以倡扬是“法先王”之“复魅”。[193]

上海交通大学杜保瑞教授等人考察了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辩的方法论与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他认为，冯友兰的正的方法可以视为是他基于对程朱理学及西方形上学反省之后的个人创作，应予肯定；但其负的方法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194]方东美的形而上学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195]杜教授等人还研究了中国传统知识论问题意识的定位，中国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及衍化，冯友兰的“新理学”建构等课题；[196]并出版著作《中国哲学前沿问题》。[197]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等人的诠释学研究涉及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德行诠释学的建构[198]，提出德行诠释学作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突显诠释学的实践性、普适性和引领性[199]；并认为，作为中国诠释传统的开端，孔子“观亓德义”诠释理念为诠释活动设定了价值导向。[200]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通过对杜甫诗所作的进行儒家解读，认为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201]上海财经大学王格副教授研究了儒家“信”的内在性与客观性“尺度”之间的张力，并指出两种形态：一种是抽象的论说；另一种则是需要面对具体场景和条件的具体权衡，难以形成简明的理论和教义。历史上儒家的哲学思考也正是在这抽象与直观之间徘徊[202]。他还通过对西洋儒士笔下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看待中国哲学的一种新视角。[203]

三是中国思想的现代展开。

方旭东教授引入了西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女性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理论对儒道关于忠、孝、节以及动物的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说，体现出对儒学进行当代视域与世界范围内的沉思；[204]并对林宏星和李勇的评论以回应。[205]方旭东教授还关注NBIC时代[206]的儒学之思，其议题涉及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和儒家伦理在NBIC时代面临的变局与机遇，对儒学的发展持总体乐观态度。[207]袁晓晶副教授从生生之道研究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认为借助“生生”观念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伦理挑战，既是“返本”，亦是“开新”。[208]复旦大学才清华副教授等考察了近百年来中西医之辨以及彰显的古今、中西、体用、新旧之间的张力。[209]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苟小泉副教授以宋应星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中国传统技术哲学的“类比推理”思维方式，解释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科学”思维或逻辑思维，但依然不断地作出发明创造的原因。[210]

此外，郭美华教授、吴晓番教授结合上海财经大学“儒商精神”研究特色编著《儒家精神经典导读》[211]，选编了儒家思想关于经济行为价值观的原典、经典论述，并做了相应解释，厘清儒学经典对古代儒商精神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描绘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特征与实质，阐释儒商精神的现代伦理价值。

余论

本文对2022-2024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难免挂一漏万，还有深研细究之必要。

中国哲学作为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奠基于二十世纪初，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逐步将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一方面推动了古典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受西方哲学学科形态与现代学科建制的影响，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都以抽象概念辨析和思辨性体系哲学建构为导向，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但百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中国哲学学科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学术研究的推进，中国思想开始要求并彰显其普遍性价值。与此同时，哲学家们也已经意识到，中国思想的普遍性离不开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学者对自身文明作进一步反思与阐释，进一步挖掘和呈现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乃是自身的时代使命。

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开放多元的发展态势与多维融合的理论视角，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状况的典型样本。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在前些年超越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大大拓展了研究视域、思想资源、研究方法等，并率先瓦解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哲学与经学的对立格局，近年来又表现出鲜明的史思融合特质。这既体现为中国思想内部基于资源整合的思想理论创构——比如“做有哲学的经学”，也体现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哲学的交涉与互动——比如“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史思融合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态势可谓同步。换言之，上海学界之外的中国思想界也呈现出此种发展态势：重视对经验历史领域具体的人、事、物的关注和思考。比如：陈少明教授倡导跳出“从概念到概念”的窠臼来“做中国哲学”[212]，赵汀阳教授有关“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密码或关键意象：历史、山水和渔樵”[213]，程乐松教授探讨“重返经验的可能性”[214]等。

就此而言，上海中国哲学既是一种地域学术范畴，同时也呈现出当下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思想的普遍发展样态。黄宗羲曾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215]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对于中国思想的多维呈现，正表现出中国思想的“一本而万殊”。上海学界既在前些年显明地体现出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哲学与经学之争而呈现出“一儒多表”的态势[216][217]，近年来又以互动融合的态势呈现出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共表一儒”。无论是基于史思互动的文明论哲学建构，还是经学复兴的文明论立场坚守，以及基于生生思想的思辨哲学体系创构和对经典和诸子思想的多维诠释与中西互鉴中的理论创构，乃至对古典思想别开生面的阐释，都在不同维度彰显了中国思想的特质，呈现出中国思想的普遍性与世界性意义。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十力学派与儒学的现代转化研究”（2023BZX006).
 
**曾海龙（1981—），男，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经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刘正韬（2004—），男，四川成都人，上海大学、多伦多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生。
 
[①]参见杨国荣：《走向人性化的存在》，《哲学研究》，2023年第8期；《“活着”：人的生存及其意义》，《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走向具体世界》，《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世界之“在”：从人的视域看》，《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②]杨国荣：《史与思：面向具体的存在》，广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
 
[③]杨国荣：《走进历史的深层——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④]杨国荣：《论老子之道》，《江汉论坛》，2022年第2期；《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船山学刊》，2024年第3期；《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学术月刊》，2022年3月；《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及其内在取向》，《学术界》，2023年第12期；《王夫之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中国哲学中的王阳明心学》，《孔学堂》，2022年第2期；《理学的伦理思想略论》，《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1期；《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⑤]杨国荣：《天人之辩的多重意蕴——基于〈荀子·天论〉的考察》，《船山学刊》，2022年第5期；《人与自然：天人之辨的多重内涵及其展开》，《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6月。
 
[⑥]杨国荣：《传统思想与当代中国——杨国荣教授访谈》，《上海文化》，2022年第4期；《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阅江学刊》，2022年第3期；《中国思想的现代衍化：传统制约的多重面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人文研究与经学探索》，《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⑦]杨国荣、吴晓明、翟锦程、方松华、陈乙曦：《“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笔谈》，《哲学分析》，2023年第2期；杨国荣:《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兼议哲学话语的内涵与意义》，《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再论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求索》，2024年第3期。
 
[⑧]杨国荣：《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学术月刊》，2024年第2期。
 
[⑨]杨国荣：《行动的意义与规范的内涵》，《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⑩]杨国荣；方旭东:《做哲学意味着什么?——哲学访谈》，《东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杨国荣:《哲学问题的思与辨——对学术讨论的若干回应》，《哲学研究》，2024年第2期；《如何做哲学：进路与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11]杨国荣:《文明互鉴及其意义》，《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6期；《哲学比较及其意义》，《吉林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2]杨国荣:《智慧说与当代哲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
 
[13]陈卫平:《学术中国化的转向与十年来的儒学研究新向度》，《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
 
[14]高瑞泉:《中国观念史的学科自觉》，《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2期。
 
[15]高瑞泉:《动力式文明的秩序焦虑与社会心态》，《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16]高瑞泉:《隐显之间：心学历程中的“自由意志”》，《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释道三学的汇通为视角》，《现代哲学》，2023年第1期《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学术界》，2024年第1期。
 
[17]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18]参见陈赟：《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从宇宙论体验到超越性体验——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生存真理的分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等。
 
[19]陈赟：《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
 
[20]陈赟：《现时代的我们何以要研习经典》，《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六经〉成立与中华文明之奠基》，《现代哲学》，2024年第1期。
 
[21]陈赟：《“治出于二”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天府新论》，2023年第3期。
 
[22]陈赟：《“大道之行”与原初秩序经验：〈礼运〉“大同”新解》，《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23]陈赟：《‘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船山学刊》，2022年第6期。
 
[24]成果包括氏著：《多元生命、复调脉络、隐显线索：《庄子·德充符》新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逍遥游〉的文本、结构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天人不相胜：庄子内篇的文本、结构与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引导性政治架构下的统治德性问题——对〈庄子〉政治哲学的一种阐释》，《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5期；《〈庄子〉的无为思想与引导性政治》，《贵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山西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庄子·应帝王〉与引导性的政治哲学》，学苑出版社，2023年。
 
[25]相关学术成果:《味道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味觉思想的总体特征与世界图景》，《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李红岩；荣跃明；彭兆荣；贡华南；王本朝；王才勇；方笑一；郑珊珊:《味与道：日常生活与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26]贡华南:《‘书言象意之辩’中的感觉逻辑》，《现代哲学》，2024年第1期。
 
[27]贡华南:《酒的哲学》，贵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
 
[28]贡华南:《酒的精神》，三联书店，2024年。
 
[29]贡华南:《醉与真——中国酒精神之维》，《哲学分析》，2022年第1期；《中国思想中的“醒”》，《孔学堂》，2022年第1期；《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酒》，《贵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从醉狂到醉卧——中国酒精神的演变脉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酒的形上之维——以〈浊醪有妙理赋〉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混于酒而饮——酒在陈白沙思想与存在中的位置》，《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酒令人远》，《贵州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管子学刊》，2024年第2期。
 
[30]朱承:《论公共之事》，《学术界》，2022年第3期。
 
[31]朱承:《公共性思想的儒家之维》，《求索》，2024年第1期。
 
[32]朱承:《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
 
[33]朱承:《从“四端”到“四海”：孟子公共性思想的进路》，《中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34]朱承:《以群观之：荀子的公共性思想》，《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35]朱承:《从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6期。
 
[36]朱承:《墨子的共同体意识及其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37]朱承；Luo Yan:《德治、礼教与共同体意识——试论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孔学堂》，2022年第4期。
 
[38]朱承:《公共精神培育：新文科的天然使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39]朱承:《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40]朱承:《王阳明的教化事业》，《走进孔子》，2022年第3期；《王阳明的为政功业》，《走进孔子》，2022年第4期。《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增订版)》，孔学堂书局，2022年；《阳明心学与礼教精神》，《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3期；《何以正名——王阳明对“孔子正名”的理解》，《贵阳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王阳明的合一性思维及其旨趣》，《哲学研究》，2023年10月；《〈传习录〉是一部什么书？》，《走进孔子》，2022年1月。
 
[41]系列成果包括氏著：《汉语言哲学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传承开新：贯通“三大体系”的内外之道》，《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张政文、李凤亮、雷磊、郑崇选、熊易寒、刘梁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理论阐释（上）》，《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张立文；刘梁剑；郑鹤杨：《中国哲学怎样登上世界舞台——张立文先生访谈》，《船山学刊》，2023年第6期等。
 
[42]刘梁剑:《“人类文明新形态学”如何可能——从“三大体系”建设说起》，《周易研究》，2024年第1期。
 
[43]刘梁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44]刘梁剑：《汉语言哲学和中国哲学话语创建》，《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45]成果还包括著：《小词“或”的意蕴：以汉语言哲学为进路》，《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46]刘梁剑:《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中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47]洪澄：《事实与价值：以“事”观之——基于杨国荣和赵汀阳关于“事”的哲学思想》，《江海学刊》，2023年第4期。
 
[48]洪澄、李政涛：《教育惩戒的正当性——政治哲学视阈内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9期。
 
[49]洪澄：《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0]谢遐龄:《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复旦学报》，2022年第4期。
 
[51]谢遐龄:《国家治理与中国哲学的起源》，《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52]谢遐龄:《董仲舒：儒学与国家宗教始结盟》，《复旦学报》，2023年第3期。
 
[53]谢遐龄:《康有为：儒学脱离国家宗教》，《复旦学报》，2023年第6期。
 
[54]曾亦:《〈春秋〉为“刑书”——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问题》，《孔子研究》，2022年第5期；《〈春秋〉中的君臣问题与后世对杜预的批评》，《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6期；《据乱时代的儒家与康有为对孔子之道的不同理解》，《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55]曾亦:《古人的日常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56]郭晓东:《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现代哲学》，2023年第6期。
 
[57]郭晓东:《论经学与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国学学刊》，2023年第3期。
 
[58]吴晓群、郭晓东:《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59]郭晓东:《论朱子〈中庸〉诠释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学术界》，2022年第10期。
 
[60]郭晓东:《先秦礼乐文明中的“酒”:以祭礼、乡饮酒礼和燕礼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61]参见余治平：《调均：以社会分工制衡财富分配——董仲舒“仕则不稼”、“天不重与”的政治哲学》，《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董仲舒“救文以质”论——基于〈春秋繁露·王道〉篇的经学诠释》，《江淮论坛》，2023年第5期；《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河北学刊》，2023年第6期；《“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4期；《兼之非礼：天王归惠公仲子之赗——基于〈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文本诠释与礼义阐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子家驹定律：人皆柔顺于“委食”——公羊学语境中昭公流亡事件的哲学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哲学分析》，2024年第1期；《〈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衡水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天子一爵”论——公羊家对君天关系的设计与处理》，《孔子研究》，2024年第2期；《从“焚书坑儒”到“劝以官禄”——秦汉儒法意识形态控制的差异研究》，《东南学术》，2022年第6期；《存在哲学的Ereignis与儒家的生生之道》，《周易研究》，2023年第2期；《〈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中州学刊》，2024第1期；《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等。
 
[62]余治平：《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申义——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要求与诠释谱系》，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
 
[63]余治平、唐语鲛:《春秋终始——公羊经学研究的当代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64]唐艳：《“求雨”之术的天道逻辑与政治哲学》，《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董仲舒：“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公羊家经权哲学如何完成天道化改造》，《哲学分析》，2022年第5期；获麟：孔子“道穷”的政治出路与理想设计——以〈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为中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65]张靖杰:《发天意而正名号——公羊学语境中的董仲舒名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66]张靖杰:《“名”何以为“际”？——论天人关系视域下的董仲舒名号学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张靖杰:《“名伦等物不失其理”——董仲舒的“物”哲学》，《衡水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67]张靖杰：《缘复仇以明王义——〈公羊传〉“九世复仇”说辨正》，《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行权”与“尊君”的牵合——论董仲舒“丑父欺晋”的诠释困境》，《中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68]张靖杰：《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像”——以于连、毕来德与沟口雄三为中心》，《海南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69]陈徽:《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70]陈徽:《公羊“异内外”说与文明互鉴》，《中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71]陈徽:《从庄子的名实论看其政治哲学思想》，《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论齐物说及相应治道思想在先秦道家中的演变》，《复旦学报》，2022年第6期；《郭象的“不治之治”思想及其虚无性》，《中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从“知常”“依理”而为到“任法”而治——先秦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理性化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哲学分析》，2023年第6期。
 
[72]陈徽:《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孔子研究》，2023年第4期。
 
[73]陈居渊、刘舫：《周易图像汇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
 
[74]陈居渊:《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学术界》，2024年第1期。
 
[75]刘舫：《跳出象数外不在义理中——朱熹易学的哲学启蒙》，《江汉论坛》，2023年第7期。
 
[76]刘舫：《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云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77]刘舫：《“一贯”的转义与古代认知结构的变化》，《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78]谷继明:《参赞化育：惠栋易学考古中的大道微言》，三联书店，2023年。相关论文：《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地位》，《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79]谷继明：《〈周易〉“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国民族》2023年第10期。
 
[80]谷继明：《南北朝的讲经与撰疏之再检讨》《孔子研究》，2022年第6期。
 
[81]谷继明:《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如何理解气?——从〈中国哲学概论〉的气论说起》，《国学学刊》，2024年第1期。
 
[82]谷继明：《四端七情之辩：从王夫之哲学的视阈看》，《哲学评论》，2022年第2期。
 
[83]徐渊：《两周秦汉礼典相关出土文献考疑》，武汉出版社，2024年。
 
[84]徐渊：《论〈丧服〉〈服传〉的成书时代和今古文性质——兼说武威汉简〈仪礼〉的属性》，《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85]高瑞杰:《周孔陟降：郑玄圣王观探析》，《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
 
[86]高瑞杰:《构筑德制：郑玄井田义疏释》，《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87]高瑞杰:《论世卿礼议之争端——以何休、郑玄与〈五经异义〉为中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4期。
 
[88]高瑞杰:《王者无外与天下有界——汉代今古文经学视域下的复仇辨义》，《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1期。
 
[89]张志宏、张禹:《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90]张志宏、张禹:《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概念的厘定》，《江汉论坛》，2023年第5期。
 
[91]张志宏:《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
 
[92]杨泽波：《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21年。
 
[93]杨泽波:《“隐默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新解读》，《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儒家生生伦理学何以为“生生”》，《周易研究》，2023年第1期。
 
[94]参见杨泽波：《儒学谱系论》，人民出版社，2023年。杨泽波对儒学发展谱系的思考还体现在氏著：《宋明抑或明清: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学理起点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哲学研究》，2023年第4期。
 
[95]参见杨泽波:《再议“旁出”——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复旦学报》，2023年第1期；《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齐鲁学刊》，2023年第1期；《再议“坎陷”——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一》，《河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再议“终结”——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五》，《管子学刊》2023年第2期；《再议“圆善”——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哲学分析》，2023年第5期。
 
[96]参见杨泽波:《情与恶——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情论内在缺陷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道德即自然”新证——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道德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道德存有路线的展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明道历史贡献的新判定》，《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拒萨庄”——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当前一种社会现象的批评》，《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仁性是否透彻与智性是否必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鹅湖之会争议焦点的分析》，《孔学堂》，2022年第3期；《三分法视域下朱子心论之得与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心的思想的阐释》，《国际儒学(中英文)》，2022年第3期；《兼容并蓄中的暗中偏斜——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历史地位的新思考》，《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1期；《“道德动力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文史哲》，2023年第6期；《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邯郸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性善论的两个缺陷与弥补之道——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孟子性善论的再思考》，《管子学刊》，2024年第2期。
 
[97]参见杨泽波:《“一体两现”：熊十力思想核心之分疏》，《江汉论坛》，2023年第3期；《“一体”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一》，《云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齐鲁学刊》，2022年第3期；《“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
 
[98]孙向晨:《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复旦学报》，2022年第2期。
 
[99]孙向晨:《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哲学动态》，2022年第6期；《何以归家:现代性的救赎》，《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
 
[100]参见孙向晨:《论一种开放的儒学形态——贺麟先生对儒家思想的新展开》，《哲学动态》，2023年第8期；《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3期。
 
[101]丁耘：《道体与心性》，三联书店，2024年10月。
 
[102]丁耘:《论中国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103]丁耘:《论心性——道体学气论导言》，《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心物问题与气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论道体学气论与心性问题》，《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新气论刚要》，《中国哲学年鉴》2023年卷“学术前沿”栏目。
 
[104]丁耘:《生生、道体与气论——在首届“生生哲学高端论坛”上的发言》，《周易研究》，2024年第2期。
 
[105]丁耘:《天下与天命——基于气论的历史哲学》，《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天下与天命——基于气论的历史哲学》；《莱布尼兹与气论现象学——从连续体迷宫出发的研究》，《社会科学》，2023年6月。
 
[106]曾海龙：《时间性与本体论的建构——基于当下中国哲学中的生生课题》，《思想与文化》，2022年第2期。
 
[107]曾海龙：《十力学派与儒学的现代转化》，《孔学堂》，2024年第2期。
 
[108]曾海龙：《熊十力的经学革命与革命经学》，《中国哲学史》2024年第4期；《从世界主义到国族主义——大同之变与康有为晚期的问题意识》，《衡水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从奉天法古到以夷变夏——近世今文学对公羊学改制说的继承与潜易》，《中国经学》，2024年第2期。
 
[109]苟东锋:《名教与名学：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
 
[110]苟东锋:《“生生”与“名名”——论中国哲学的“底本”》，《哲学分析》，2022年第6期；《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武汉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11]苟东锋:《论“名”的感觉基础——重思“德里达问题”》，《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
 
[112]苟东锋：《“戴卡琳问题”与名学的新展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29日
 
[113]苟东锋:《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哲学动态》，2023年第10期。
 
[114]徐波:《“圆教”之“各美其美”：牟宗三哲学的范式转化及其开放意义》，《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115]徐波:《由比喻的流变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25日。
 
[116]陈迎年:《浅析现代新儒学的知识化自安问题——从冯友兰、牟宗三对“儒学”的“哲学”界定说起》，《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3期；《怎样看待“物之存在随心转”的儒家“圆善”？》，《哲学分析》，2023年第5期。
 
[117]陈迎年:《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管子学刊》，2023年第3期；《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齐鲁学刊》，2024年第1期；陈迎年:《荀子‘天官’与‘天君’辨正》，《邯郸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118]林宏星:《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
 
[119]林宏星:《“性恶”与为善的动机——荀子“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析义》，《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6期。
 
[120]林宏星:《认知、信念与行动——由荀子论及儒家道德行动的动力问题》，《船山学刊》，2024年第2期。
 
[121]林宏星:《“求者从所可”——对荀子“心”“欲”关系的一种解释》，《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4期。
 
[122]林宏星:《“为何”与“如何”——对荀子秩序问题的反省》，《管子学刊》，2024年第3期。
 
[123]林宏星:《权威与秩序——荀子政治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124]林宏星:《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
 
[125]张汝伦:《〈中庸〉研究（第一卷）：〈中庸〉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与此相关的论文有：张汝伦:《论“未发”与“已发”》，《复旦学报》，2024年第2期。
 
[126]张汝伦:《贺麟对中国现代哲学文化的贡献》，《哲学动态》，2022年第12期。
 
[127]张汝伦:《从“经学即理学”到“经学即哲学”》，《复旦学报》，2023年第5期。
 
[128]何益鑫:《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129]何益鑫:《竹简〈五行〉章句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相关论文：《德的生成——竹简〈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
 
[130]何益鑫:《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人文杂志》，2022年第7期；《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论〈中庸〉古义》，《复旦学报》，2022年第4期；《“中庸”的理念、历史与实践——论作为“道学”著作的〈中庸〉》，《复旦学报》，2024年第2期；《〈大学〉首句与周文政治理想》，《孔子研究》，2023年第2期；《庄子“天籁”解——兼论其对《齐物论》的奠基意义》，《哲学分析》，2023年第1期。
 
[131]白彤东；《探寻理想政体：儒家的差等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132]白彤东:《构建“薄版本”的政治哲学——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133]白彤东；《研究法家的学者能为现实做什么？》，《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韩非子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南京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师承问题的一个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重罚轻赏——韩非子对二柄的不对等使用诠释》，《现代哲学》，2022年第6期。
 
[134]樊志辉:《体验、体证与见证、论证——孟子“四端”阐释的连续与间断》，《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
 
[135]刘静芳：《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哲学动态》，2023年第4期。
 
[136]刘静芳、李楠：《玄德的澄明》，《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2期。
 
[137]朱璐：《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江海学刊》，2023年第3期。
 
[138]袁晓晶:《孟子政治哲学的道德直觉主义基础》，《孔子研究》，2023年第2期。
 
[139]吴震:《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140]吴震、孙钦香:《王阳明的智慧》，岳麓书社，2023年。
 
[141]吴震；Callisto Searle:《何为阳明学的文化研究?》，《孔学堂》，2022年第2期。
 
[142]吴震:《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复旦学报》，2023年第2期；《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143]吴震:《王船山的气实在论——以“无有先于清虚一大者”为例》，《船山学刊》，2024年第3期。
 
[144]吴震:《王船山的理气论》，《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
 
[145]吴震:《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2期。
 
[146]吴震:《戴震哲学的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22年第9期。
 
[147]何俊:《本心与实学——兼论象山对心学谱系的疏证》，《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148]何俊:《尧舜之前何书可读?——陆象山的本心与言语》，《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
 
[149]何俊、Wang Keyou:《陆象山的〈春秋〉学》，《孔学堂》，2023年第2期；《陆九渊易简工夫疏论》，《学术界》，2023年第7期；《义理、象数与工夫：陆象山易学思想的心学旨归》，《周易研究》，2023年第5期。
 
[150]何俊:《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及其成就》，《人文天下》，2022年第7期；《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的同归与异趣》，《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展开——兼论哲学探索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谱系》，《哲学分析》，2022年第4期。
 
[151]何俊:《望川集——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学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152]陈畅:《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153]陈畅:《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154]陈畅:《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155]陈畅:《机制、存有与政教——明代哲学“自然”之辨的三个向度》，《哲学与文化》，2021年第5期。
 
[156]林宏星:《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南昌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两头明，中间暗’——朱子对象山心学的批评及其蕴含的理论问题》，《孔学堂》，2022年第3期；《体悟、言说与规则——“杨简扇讼”案例的哲学分析》，《现代哲学》，2022年第4期。
 
[157]封顺帆、徐洪兴:《许衡“治生”论刍议——一个思想史的考察》,《朱子学研究》,2023年第2期。
 
[158]邓辉、王龙:《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吉首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159]方旭东:《从同化到自闭——论湛若水对阳明后学的因应》，《复旦学报》，2022年第1期。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中华书局，2021年。
 
[160]孙逸超:《夜气与天机——朱子走向“中和旧说”的一条线索》，《安徽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161]孙逸超:《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陆学与婺学、朱学之间：南宋淳熙年间的明越道学圈》，《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1期。
 
[162]卢盈华:《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文史哲》，2022年第5期。
 
[163]卢盈华:《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164]张锦枝:《尽性与尽孝：张载“乾父坤母》说的思想意蕴与现代转化》，《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王阳明良知教确立后意论的变与不变》，《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6期；《论王阳明思想中的物与知》，《哲学动态》，2023年第9期。
 
[165]盛宁:《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哲学分析》，2023年第6期。
 
[166]刘昊：《道兼理气：朱子学理气论的经典诠释背景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23年第7期。
 
[167]陈焱：《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相关论文：《晚清以来船山升格考论》，《船山学刊》，2023年第1期。
 
[168]陈焱：《身体哲学视阈下的船山〈大学〉修身工夫论》，《船山学刊》2024年第1期。
 
[169]陈焱：《王阳明无法撇清“近禅”批判的因果探析》，《哲学门》，第四十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170]鲍文欣:《19世纪后期中国历史思辨的变迁：以王韬为中心》，《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171]郭美华:《齐之为齐的生存论意蕴——〈庄子·齐物论〉第1—5段的尝试性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齐之为齐的三重辩证——〈庄子·齐物论〉第6—8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理智玄思的终止与生存的跃入——〈庄子·齐物论〉第9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1期；《经由理智分别的曲径返回圆融浑成之在——〈庄子·齐物论〉第10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本质主义普遍性的拒斥——〈庄子·齐物论〉第12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生存的吊诡与辩无胜——〈庄子·齐物论〉第13—14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172]郭美华：《克服政治、圣人与知识、技术以成就真实的个体——《庄子·天地》第9—11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从神人的混冥与自然而自由之在到绝望的希望与清白之在——《庄子·天地》第12—15节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173]郭美华；王代琴:《存在的真实与生命的深邃——以〈庄子〉中“酒”为中心的讨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174]邓辉、周蓉:《〈庄子·大宗师〉篇名辨正》，《湘潭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175]方旭东：《如何哲学地言说庄子——〈庄子内篇释义的启示〉》，《哲学分析》2022年第1期。
 
[176]任博克、黄圣平:《〈庄子〉论‘命’探微》，《武陵学刊》，2022年第5期。
 
[177]任博克、黄圣平:《激进的庄子与传统的庄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178]黄圣平:《任博克论郭象哲学思想及对汉语学界的启示》，《武陵学刊》，2024年第3期。
 
[179]吴晓明:《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商务印书馆，2024年。相关论文有:《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反思》，《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哲学研究》，2022年第7期；《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学术月刊》；《由“生活世界”的趣舍综观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由哲学的基本建制阐明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2期。
 
[180]吴晓明：《论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181]俞宣孟：《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中西哲学生存状态分析》，商务印书馆，2022年。
 
[182]俞宣孟：《中国哲学开端的自我主张》，《哲学分析》，2023年第3期。
 
[183]张庆熊:《哲学与教化——与俞宣孟先生讨论本体论和中西哲学的根本特点》，《南京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184]张庆熊:《八识与心性——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及其对宋明以来儒学的影响》，《复旦学报》，2022年第5期。
 
[185]迈克尔·桑德尔著，德安博编：《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朱慧玲 、贾沛韬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186]德安博、宋嘉玥:《〈老子〉中伦理学的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和有限性：对西方学术辩论的评议》,《老子学集刊》,2023年第1期。
 
[187]德安博、杨彦:《李泽厚的“超-凡”方法——论〈什么是道德?〉之哲学风格》,《原道》,2023年第1期。
 
[188]吾淳、庞旭:《文明进程：“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何以成立》，《齐鲁学刊》，2023年第6期。
 
[189]吾淳、庞旭:《文明进程：“轴心”“连续”“突破”问题的深处》，《齐鲁学刊》，2024年第3期。
 
[190]高源:《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吉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浙江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
 
[191]高源:《走向北欧的老子：最早的芬兰文〈道德经〉译本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2期；《百年芬兰文老学译介源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中国道家经典最早传入北欧的诠释路径及其当代理论镜鉴》，《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5期；《道入北极:现存最早的冰岛文〈老子〉珍稀译本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92]樊志辉:《中国当代哲学的生产机制与运行机理探究》，《学术研究》，2023年第9期。
 
[193]张自慧：《儒家“法先王”思想之“着魅”“祛魅”与“复魅”》，《同济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194]杜保瑞、张雅迪:《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辩的方法论解析》，《中州学刊》，2022年第7期。
 
[195]杜保瑞、张雅迪:《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江汉论坛》，2023年第12期。
 
[196]杜保瑞、张雅迪:《中国传统知识论问题之定位》，《西南大学学报学报》，2022年第10期；《中国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及衍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杜保瑞、王雯雯:《冯友兰“新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197]杜保瑞:《中国哲学前沿问题》，商务印书馆，2024年。
 
[198]潘德荣、戴兆国:《德行诠释学建构的辨与思——潘德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199]牛文君、潘德荣:《关于诠释学与诠释之学的对话——兼论中国诠释学的建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200]潘德荣:《经典诠释之魅：理解的远虑与近忧》，《广西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201]柯小刚:《杜甫诗的儒家解读》，《天府新论》，2022年第1期。
 
[202]王格:《释“言不必信”：传统儒学视野下的守信问题》，《肇庆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203]王格:《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西洋儒士笔下的中国哲学》，《国际汉学》，2023年第4期。
 
[204]方旭东:《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中华书局，2022年。
 
[205]参见林宏星:《“说明”与“证成”——方旭东〈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读后》，《哲学分析》，2022年第6期；李勇:《非理想情境下的孝道：慈善还是义务？》，《哲学分析》，2022年第6期；方旭东:《如何证成政治义务与孝道义务——从分析儒学的观点看》，《分析儒学》，2022年第6期。
 
[206]陈立胜教授在《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中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咨询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和认知科学（人工智慧）概括为NBIC（Nano-BioInfo-Cogno）四位一体的“人类增强技术”（Human Body Enhancement Technology）。
 
[207]方旭东:《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广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少的人——NBIC时代儒家伦理面临的变局与机遇》，《周易研究》，2023年第3期。
 
[208]袁晓晶:《生生之道与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思想与文化》，2022年第2期。
 
[209]龚鹏、才清华、江岩:《必要的张力——近百年来中西医之辨》，《中医药文化》，2024年第2期。
 
[210]苟小泉:《宋应星对中国传统技术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延安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211]郭美华、吴晓番编著:《儒家精神经典导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年。
 
[212]参见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走向后经学时代》，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问物：可触摸的意义》，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
 
[213]参见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214]参见程乐松：《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215]黄宗羲：《明儒学案（第一册）·发凡》，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
 
[216]苟东锋：《经学、哲学之辩与海派中国哲学——2018—2019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思想与文化》，2019年第2期。
 
[217]上海研究院：《一儒多表：儒学经学化还是哲学化》，《澎湃新闻》，201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