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国学热(陈明)

栏目:国学、国学院、国学学位
发布时间:2010-04-05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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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作者简介:陈明,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创办《原道》辑刊任主编至今。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儒教与公民社会》《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对谈录》;主编有“原道文丛”若干种。

 

 



国学,我看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的国学是相对西学而言,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学术、学问、学说。狭义的国学则是相对国族或国民而言,指民族文化的意义系统及其论述。王国维说学无中西古今或新旧,是指前者而言,张之洞也许还可加上曾国藩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指后者而言。由于国学概念广狭二义之间有区别也有纠结,所以一直以来人们的相关言说使用都比较模糊。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是普遍主义者,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国学,进而从知识论出发贬抑排斥国学的价值和地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历史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从狭义角度理解国学,进而维护推崇国学的价值和地位。

其实,王国维也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后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样一个意义的系统如果也可以用学来称呼,其在西学的框架里应该是对应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论述即神学。高旭《南社启》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这虽然出自晚清国粹派之口,但后面的理论逻辑与“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一样,可谓其来有自。如果这不难理解,那么,“欲兴其国,先兴其史”――关于中华民族之自我表述自我期许的宏大叙事,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成立、合理?约瑟夫•奈的“软力量”,可谓这一逻辑的反向注脚。

凝聚、建构进而发挥“软力量”以实现目标,除开立足于传统,我们还能立足于什么?传统中抛开儒学,我们又还能寄望于什么?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显然构成国学的核心。梁启超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牟宗三说得更准确:“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这不仅因为事实上我们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以圣贤的教诲范导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为这种影响虽然近代以降趋于式微,但却依然可说是绵绵若存,不绝如线。否则就不会有国学名号之提出及其意义之阐释,就不会有亨廷顿在其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论的论述里仍将中国表述为儒教文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社会重获生机后被五四与文革一再打倒的儒学、国学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水静流深。这后面的深刻动因或根据在于,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在经历一定发展阶段后,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或成熟――此前是在对富强的追寻中执着于“全盘西化”和“走俄国人的路”,现在“仓廪实而知礼义”,开始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些所谓关乎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并且渐渐意识到答案的寻找必须另辟蹊径。具体说,民间的“读经”活动是不满足于体制教育重知识轻人文的偏失,使年轻一代在有知识的同时,也知道怎么做人(在麦当劳、迪斯尼之外,也应该知道一点《三字经》《弟子规》),以维持身体、心智与精神的人格均衡;当局的推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口号是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对过去那种基于所谓科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调整以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动员能力;所谓大陆新儒家的振兴儒学、重建儒教等诉求则是试图对后冷战、现代性或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尝试。这三者各有其出发点、目标以及资源依托和表现形式,但毫无疑问也存在共识和交集,属于同一个大的趋势。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它们与其它思想流派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值得期待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生长的真正健康。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实却总是阴沉”。虽然不少人都曾向我问询关于儒学和国学的问题,但我真的觉得自己对这一切实际上十分的隔膜。我创办《原道》原本就是试图推动这样一种进程,但当时确乎更像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在后面驱使,现在的状况更是十分陌生。关于人大国学院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现在看来真是大山分娩生出耗子:一开始高调宣扬国学的“意识形态”品质――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文化乃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最后却是以敦煌学、文献学什么的狸猫换太子收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国学班或大师班,更属于搭顺风车消费国学――这些事不是不可以干,而是不适合这些重点名牌干,至少是不适合这些重点名牌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干。它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现出更高的趣味并胸怀更为远大的追求。北大、人大、武大如此,遑论其余?

相比之下还是民间社会的读经比较值得期待。在我眼里,它们传递着更为真实的信息,体现着更为真实的生命。国学热的目标应该不在于出现或诞生什么国学大师,而在于陶冶模塑国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认同。这本质上就是某种教化过程,它仿佛春雨润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影响显示效果的。我甚至认为今年开始的传统节日法定公假化就应该划入这样的国学热潮或运动之内,因为它使得物理的时间获得历史的意义、自然的生命获得文化的蕴含。我欣赏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就应该清明扫墓、中秋团圆、除夕守岁。伯林说,“人们称为迷信和偏见的东西只是风俗习惯的外壳,通过它可以显示证明一个民族漫长生活过程的荣枯盛衰;丢失了它们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不正是国学的内涵和精魂么?

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里所谓大者,应该就是指国学对于国人生活生命的这样一些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复兴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必须超越敝帚自珍的阿Q心态,而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深化自我理解拓展生活世界的实践和创造的活动和过程。它不仅意味着传承,同时也意味着发展。只有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澄澈的共识,广义、狭义的国学及其复兴才是可谈的、值得谈的。譬如中医地位的岌岌可危,这固然是因为西医日新月异冲击巨大,但也与其自我更新不足,不能在人们的生活建康及其保障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有效作用有关。同样的问题,儒教、儒学以及汉服等问题上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我个人对此比较关注,并且不敢乐观。

“文化传薪火,实干创未来”,但愿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吧。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