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继明】疑经与宋明道学兴起之关系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8-04-19 21: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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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继明

作者简介:谷继明,男,西历1986年生,山东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易学、宋明理学。著有《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周易正义读》等。


疑经与宋明道学兴起之关系

作者:谷继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一日戊午

          耶稣2018年3月27日

 

宋代道学兴起之前,有一种所谓“疑经”的风气在当时的思想界比较活跃。理学是思想史、哲学史中的时代思潮;疑经则是经学史上对这一阶段经学的描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但具体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关于此问题,叶国良、徐洪兴、杨世文、杨新勋等都曾有论述[①],本文试图在前贤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理解的角度。

 

先要申明的是,用“疑经”来概括则这一时间段的经学新风气,是欠准确的,杨新勋也曾指出这一点[②]。当时的儒家学者,首先怀疑的是以前的注疏,特别是唐人的注疏;其次,即便怀疑到经文,他们中的多数也主要是改正经文的某些字句在流传中发生了错误。当然,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欧阳修和王安石。欧阳修《易童子问》否定了孔子作《易传》,而王安石则讥《春秋》为断烂朝报。但如果我们在更大的经学整全态度来看,欧阳修只是怀疑经典系统的一小部分,但前提仍是承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性。但因为这一阶段的现象既如此复杂,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述,且这个词已经成为学界通用的说法,故我们这里仍采用此术语。

 

一、经典诠释系统转折期的疑经

 

关于此风气,学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但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更好的加以定位。

 

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如果从“经—注—疏”形式看,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汉魏形成权威的注释,南北朝撰写义疏,总结于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被奉行四百年。二是程子到朱子形成权威的注释,宋末元代编录“纂疏”,总结于明胡广等编《四书五经大全》,被奉行二百多年。三是清代学者通过辑佚等恢复汉代经注,又以考据自撰新疏。前两种《五经正义》和《四书五经大全》都成为科举的标准,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宋代的疑经风气,及道学的兴起,恰恰处在从《五经正义》系统到《四书五经大全》系统的转折过程中。那么疑经的意义,不在于打破经典的权威,而是对于旧的经典诠释系统的不满。

 

新经学风气的形成,一般会追溯到唐代啖助、赵匡的《春秋》学。《春秋》旧有三家之学,即《左传》、《公羊》、《榖梁》。《五经正义》中有《左传正义》,科举时还要用《公羊注疏》与《谷梁注疏》。三家各有其条例之学,互有不同,也互相有争论。啖助、赵匡毅然越过这些注疏对于条例的讨论,直面经文本身,根据自己对于义理的体会,来确定条例,发挥经文本身的微言大义。韩愈寄卢仝的诗有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也可作为此时《春秋》学风的描述。

 

那么此前的学风是如何呢?也可以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来代表:“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旧唐书·元行冲传》)汉魏经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传注,这些传注甚至取得了与经书一样高的权威。研治经学的学者,往往谨守一家的注解来讲经书、撰写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义疏之学。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秉着“疏不破注”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了传注的权威,同时修撰的义疏本身也因功令而成了权威。此时的经学,更加因循守旧。学者遂积重难返,这严重降低了经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但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一些有见识和有勇气的学者,不仅要从注疏学中走出来,而且要连权威的传注一起质疑,以开创新时代的学术,解决新的问题。从晚唐到宋初,这种风气蔓延开来。到了司马光所处的时代,怀疑传注、试图开创新的经学已成为风气,他在《论风俗劄子》中慨叹道:“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

 

“《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周官》为战国之书”也是欧阳修等人的看法;而“三传可束之高阁”是晚唐啖助、赵匡的《春秋》学风格,在宋初尤以刘敞《春秋传》为代表。

 

二、从训诂之学到儒者之学

 

程颐在总结近来的学术类型时说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二程集》)这里讲到了三种学问。文章之学,是究心于诗赋的学问。唐朝要考诗赋,对于韵律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许多人究心于此。后来的古文运动,恰恰就是要在文章和士人生活方面寻求突破。训诂之学,主要指的就是自《五经正义》以来,士人沉溺于义疏,只求死记硬背,对于本心和现实既无关注,更无照察。所以他提出,作为有志向、有追求的读书人,应当寻求“儒者之学”。程子所谓的儒者之学,也就是后来蔚为大宗的道学,或者说理学。

 

在摆脱训诂之学,走向义理之学的立场上,理学家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是一致的。唐代的赵匡就说过:

 

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问口义,又诵疏义。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全唐文》卷三五五《选举议》)

 

“筌蹄”是庄子、王弼常用的比喻,这是把注、疏看作理解、运用经典的工具。“既问口义,又诵疏义”,口义是当时老师的讲解,疏义是过往的讲解。这些著作,文字数量庞大;其主要内容是弥合注释间的冲突等,不面向直接的现实问题。学者沉溺于此,无暇了解当代的礼制、民情、行政等事务,这样就失去了“临民决事”等处理时代问题的能力,反而让不怎么读经书的“胥吏”领导了决策。这也是赵匡要摒弃义疏乃至三传,直接解释《春秋》经文的原因。

 

到了北宋,这种要求摆脱训诂之学、直面经典核心和社会现实的呼声越来越高。王安石说:“然自以圣人之术单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其于道也几。”(《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王安石强调经学研究的目的是求治道,而不是名物度数的记诵。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一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开始熙宁变法的时候,便将科举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改革的内容包括罢黜了诗赋、帖经、墨义等科目;废除《五经正义》,代之以自己领衔编撰的《三经新义》。帖经、墨义基本是背诵注疏的科目,王安石废除此科,改为读书人各自选一种经典,发挥其议论。这中想法既继承自晚唐以来的疑经风气,推动了当时和以后疑经风气的继续发展。

 

作为道学家的二程兄弟,不仅疑经,而且要改经。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认为《周易》卦爻辞以及《易传》中有多处错误的文字。而其最著名的,莫过于对于《大学》的表章和改动。他认为《大学》乃曾子的著作,是儒家学说的入门纲领,但里面有错乱,特别是诚意认为《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而汉代传下来的文本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排列的。他便怀疑《大学》存在着“错简”。朱熹更明确地按照三纲八目的顺序来调整《大学》文本,并且将“缺失”的格物致知传作了一个补充,这个“补传”,后来竟然达到了和《大学》本身一样的地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过疑经以摆脱唐代训诂之学的方面,道学与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学者固然是一致的,但他们仍然有不同。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体贴天理与涵泳经文

 

二程、朱子等道学家,对于古代的经典和注疏,有改动经文、轻视注疏等特点,但仍与欧阳修等不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将经典置于天理的涵摄之下,对于经典不管是怀疑还是支持,都更为系统,其解释也更为坚实。怀疑传注,乃至怀疑经文,并非不可,但是要有坚实的基础,要自己实有所得,而不是鲁莽地蔑弃经典。以往的疑经,可能是怀疑者偶然的一个想法,或者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但二程以后的道学则不同。二程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如果说疑经是二程摆脱旧经学的障碍,直指人心和天理的有力工具;那么天理之学的建构,恰恰又为程朱的新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易言之,我们固然可以说以往的疑经也是为了尊经,但因为刘敞、王安石等人缺乏坚实的基础和缜密的思考,带来的破坏作用比建设要大;道学家则仅仅把疑经当作破除沉溺训诂的手段,其主要的目的是有所建立,而且真正建立起了坚实、完备的新经注系统。在道学家的“道统”叙述中,自孟轲死,圣人之道便被遗忘;重新体贴圣人之道的,便是北宋五子。将这种观点放在经学上,就意味着汉代以来的传注义疏,都是未见道的。这也正是道学家敢于疑经的自信来源,同时《周易程氏传》、《四书集注》等新经注的建立,则是他们体贴之道的经学体现。

 

二是道学建立了新的解经方法。二程不仅独自“体贴”了天理,而且用“体贴”二字来面对经典。与此相关联的,便是涵泳和玩味的解经方法。我曾经有文章来专门讨论[③]。这里,我只探讨一下这个方法和疑经的关系。不管是体贴,还是玩味、涵泳,都是要直面经文本身,以自己心中的义理与经典背后的圣人之意相切劘。这必然要求了:第一,不能执着于文字和名物训诂;第二,不能沉没在大量的注疏之中,而是要读简易的经文。不执著于文字,以理为准,所以可改动、增删经典文字;以天理为最高,必然要打破以往传注的权威。

 

四、小结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疑经之风与道学的形成,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一方面,疑经作为方法,背后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动机和学者群体,道学家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道学家固然以疑经为方法,走出以往的记诵训诂之学,直面经典的根本,以建立起天理之哲学和理学化的解经体系;但这也仅仅是道学家经学方法之一种。毕竟重新恢复圣人之道,树立经典的权威,重新将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以对人心有所提振、对时代问题有所解决,才是道学家解经的目的。

 

当道学家的权威注释也被后人奉为圭臬,一字不可改动时,意味着新的封闭已经形成,而以阳明后学所鼓舞振荡着的疑经风气再起。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经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疑经不是为了纯粹的毁灭,而是河道的疏通、树木的剪枝。仔细反思那一时段的经学和哲学,对当今经学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叶国良:《宋代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0年。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其他相关论文,亦复不少。

 

[②]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11页。

 

[③]谷继明:《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载《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