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胜教授主讲修身工夫 推动儒家修身学的现代转化

栏目:观察综述
发布时间:2019-03-15 17:39:09
标签:儒家修身学、陈立胜教授

陈立胜教授主讲修身工夫 推动儒家修身学的现代转化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七日己酉

          耶稣2019年3月13日

 

2019年3月7日上午,中山大学哲学系18级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第二课——《从“修身”到“工夫”——“工夫”的出场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于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开讲,由陈立胜教授讲授。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取得了极佳的课堂效果。

 

 

 

▲讲座现场

 

陈少明教授先就本课程作开场致辞,主要介绍了陈立胜教授的学术地位与贡献,并推介了陈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大著《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三联书店2018年)。

 

陈立胜教授的讲课始于对本次课程之主题的解释:自先秦以来,“修身”一直是中国思想传统中延绵不绝的重要命题,但这一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宋代“工夫”论的出场意味着中国修身学传统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那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应该如何理解这场转变?这些关键问题正是本课程所要解决和传达的。

 

陈教授的授课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为何关注修身问题?第二,修身意识是如何兴起的?第三,“工夫”的出场为儒家修身学带来怎样的转折?沿着这三个部分,陈教授进行了条理清晰、细致绵密的讲授。

 

 

 

▲陈立胜教授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关注中国修身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因缘,乃是来自两位西方思想家——麦金太尔与福柯。麦金太尔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或译《追寻美德》)对西方道德谱系的演变作了清晰梳理,那么对于中国思想中的德性谱系,也应作融贯地审视和动态地理解;而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自我技术”的强调,则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同样作为“自我关注”的儒家修身传统也作一谱系学的梳理。

 

此外,内藤湖南将宋代视为中国近世开端的“唐宋变革论”,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在《中国转向内在》里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和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也进一步影响了陈教授对修身问题的致思方向。

 

由此便引出第二部分:既然修身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那么修身观念是如何兴起的?陈教授借用了英国宗教哲学家希克(John Hick)对轴心突破的判断,来帮助我们理解修身观念的发生:轴心突破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对自我转化之道的追求成为宗教的目标和愿景。与此相类似,中国修身观念的出现也意味着“哲学的突破”:生命成为“省察”的对象,修身的意义即在于秉持超越性的精神高度,对生命本身进行整体性反思,并与对“何为美好生活”的哲学追问联系起来。

 

先秦思想中普遍存在“修身为本”的意识,这一意识为儒、道、法等诸子共同分享。“修”这一原本表示外向性的技艺活动的概念,在《论语》及其后的《孟子》、《荀子》那里成为一种内在化的过程,身心和生命成为修炼的对象。这一由外而内的转变代表了人之尊严的觉醒,人作为万物之灵、五行之秀的意识与修身观念密不可分。对有待成长的生命本身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高贵的追求也构成了修身的哲学预设,规定了修身之于人的必要性。归根结底,关于修身的种种预设都可总结为“独”领域之自觉,也即一种心性结构的自觉,这意味着情感与意志的虚静、专一、自足和充盈。由此出发,修身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如“修己以敬”的态度和治气养心之术等。

 

陈教授指出,先秦时期修身的重点乃是“君子之道”,主要在于恭敬、忠信等政治德性的培养;然而随着“工夫”的出场,修身的重点和目的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由此便引出了第三部分:儒家工夫论给传统修身学带来了怎样的转折?陈教授先对“工夫”一词进行了语义探源,追溯了这一词汇如何从最初的役使、劳作之义逐渐具备了修身养性的含义,最终成为修身的代名词。

 

陈教授接下来便详细梳理了“工夫”所导致的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体现在修身焦点的转移,以朱子对《中庸》“慎独”的新解为例,不同于汉儒在行为层面的解释,朱子认为“独”之重点在于对“一念萌动”之觉察、审查,关涉的是私己的、隐秘的心理活动。因此,这就意味着修身焦点转移到了“意念”,意念的对治成为工夫论的重要内容。

 

工夫带来的第二重变化,在于新的省察类型的出现。陈教授总结了四种省察、反思的类型:对人生整体的省察、事后的省察、意念发动后的即刻省察和在意念发动的当下进行的同步省察。前两种类型多见于先宋典籍,后两种则无疑是宋儒的发明。

 

工夫带来的第三重变化,在于修身的广度、深度均有重大拓展和深化,梦境、死亡都成为工夫的对象,内省的范围扩展到了全幅的心灵生活,死亡也不再是灰暗的、幽冥的、可怖的,而是成了一种清醒意识和自主事件。

 

工夫带来的第四重变化,在于修身技术的多元,如静坐工夫的出现,和书信、日记、日谱等自我书写(self-writing)的兴起,以及士大夫作自画像以便自我观照的盛行。

 

工夫带来的最后一重变化,在于圣人心性图像的重构。不同于汉儒视域中带有神性特征的、不可企及的圣人形象,宋明儒者认为圣人气象是可以通过做工夫来获得的,这也重新规定了修身的方向与归宿。

 

陈教授至此结束了本次授课的主要内容,并在结尾处提出了若干发人深省的开放性问题,如怎样解释这种“腔子中用功”的现象?“工夫”一词在近代以来的哪个时间节点丧失了其修身意义?而当“工夫”与修身脱节之后,我们又该用怎样的语词或称谓来表达自我修养?

 

通过详细梳理从“修身”到“工夫”的思想嬗变,陈教授提醒我们进一步思考:既然修身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身处古今之变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承接古典时代的修身观念与技术的基础上,推动儒家修身学在现代的有效转化,使得传统儒家对德性的要求和对生命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也能发挥积极意义。正如陈少明教授在随后的总结中指出的,修身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

 

 

 

▲现场提问

 

陈立胜教授讲授完毕后,广大听众进行了踊跃提问,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问题。

 

如中大哲学系郑淑红副教授提问:理学工夫论如何处理人性之恶?既然修身意味着“独”领域之觉醒,那么宋明儒对集体意识、共同体意志等是如何理解的?陈教授答曰:宋明儒其实是将个体修身与共同体建构结合起来考虑。第一,个体修身活动本来就是在一个共同体网络、人伦与社会关系之中展开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修身个体之间也需要结合为一个共同体、会社,一个准宗教组织,依靠定期的聚会及主体之间互动,才能更有效地省察与克服人性之恶。

 

又有学生提问:工夫论中是否存在自我与他人、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陈教授答曰:将宋明理学简单归结为“心性儒学”是不充分的,过度强调南宋以来的“内在”转向也是不准确的,修己安人本是一体两面,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

 

作为中山大学“哲学前沿”课程的第二课,陈立胜教授带来了系统、深入而生动的讲授,收到了热烈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可容纳百余人的课室被听众们挤得水泄不通,这证明了“修身”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依然被现代人所热切关注。因此,如何推动儒家修身学的现代转化、让传统的思想资源继续焕发活力,就成了亟待讨论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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