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生与教化——从唐蔚芝先生说起

作者：廖恒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九日辛未

          耶稣2019年4月4日

2019年3月30日，钦明儒商学院一期班在绵阳网赢云创咖开讲。30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廖恒老师作了《治生与文教——从唐蔚芝先生说起》的主题讲座，为儒商课程的第二场学者讲座。是日春风和畅，师生讲学切磋，其谊益长。

颓世何为？在振兴商业

“我认为唐文治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先生在开创中国近代的商业、大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以治生（商业）与文教（教育）为题，来谈谈理学学者唐文治先生在中国近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是如何开展这些开创性事业的。”30日上午九时许，廖恒老师开讲《治生与文教——从唐蔚芝先生说起》，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学者一般都重视道德教化，以义为利，对商业不甚重视。但唐文治先生不同，在其任职商部时，主持了不少使得中国近现代商业能走上发展正轨的奠基性工作，这是唐文治先生深知国事颓唐后，面对国族存亡的理性选择，惟有变法才能国强。

具体而言，在经历了庚子国变后，唐文治先生选择了变法救国的道路。在与各国议和的谈判期间，唐文治先生游历日本、欧洲、美国，充分了解各国现代文明各方面所长，作《奉使日本记》《英轺日记》记录西方制度和现代建设，同时学习俄文。1902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唐文治先生任商部左侍郎，主政商部，后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掌全国农工商政。在任职商部期间，定商政宗旨为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商业改革实操中，唐文治先生主要作为是：

一、拟定和颁布《商律》，效仿国外商法，尤其是日本《商法典》，此为我国有商法之始。

二、设立商会，北京首设，唐文治先生莅会演说，阐明商务为国家命脉，“从此商人乃知相互团结”，后推广于上海、汉口等处，此为中国有商会之始。

三、推行商办铁路政策，吸引侨商在全国修建铁路。

四、鼓励商人、工匠积极参加世界博览会，由朝廷给以扶持鼓励。

五、设储才馆，选拔人才学习外语，通晓中外政法条约。资助张公权等出国留学，学习货币银行学、政治经济学，归国后均发挥重要作用。

六、主张通商实边，充实东北、西北边疆。

廖恒老师认为，回顾历史可以知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商人一直被塑造成唯利是图的形象，长期不被主流所认同接纳，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那种尖酸吝啬的形象，又如近代欧陆曾歧视经商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流亡在欧洲的犹太人只能做“低贱”的买卖，如德国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能担当公职。到希特勒时代，德国主流社会还是会认同经商是逐利的、不劳动的偷懒行为，商业发展对于德国固有价值会有所败坏等，这些都可能成为纳粹排犹、乃至屠犹暴行的观念基础。所以说历史上，无论中西，商业与商人获得正当性与被主流接纳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唐文治先生当时而言，游历西方后，他就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认为商业繁荣可以通天下之利，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须要振兴商业。

以上这些措施，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不为过时，其中大多仍为现代商业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可见唐文治先生虽非专治经济学者，但其对商业的认识极有见地，并身体力行，为我国近代商业发展开辟了系统可行的正确道路。

国家何新？在发达教育

1907年，唐文治先生丁忧，守孝三年。后出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掌校十四年间，唐文治先生印行《高等学堂道德讲义》彰明教育之本，又基于中国近代化转型之必需，作《学校培养人才论》，阐明停科举后，人才培养系于新式学校之义。从系科、学制、教学等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直接采用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教科书，聘请西人学者、留洋归国者任教，并将本校学生送出留洋。如1916年，清华在全国招考庚款公费留美学生10名，交大学生中榜5名，占全国录取名额50%。唐文治先生主政期间，让我国工学领域不少学科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廖恒老师认为，教育由文科学者来主导的优势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眼光与以德行立人的卓识，应该恢复文科学者兴办教育的传统。如德国柏林大学为第一所现代大学，其创办人威廉·冯·洪堡是人文学者，他创立了现代大学建校的“洪堡五原则”，后还被哈佛大学作为建校原则效法，可以说“洪堡五原则”奠基了整个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观念。中外很多了不起的现代大学都是文科学者创办的，唐文治先生不一定懂自然科学，但能抓住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的本质，揆一应万，挺立精神，大学教育才能有灵魂。

辛亥革命后，唐文治先生改校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要求“全体师生员工要以坚定毅力维护新中国，本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自唐文治先生开始，教职员和学生一一剪辫。并附名伍廷芳等请求宣统皇帝逊位电稿，叹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对此，《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王祖畬、沈曾植对弟子唐文治的列名深为不满，唐文治先生自述此事后”数月，俄王尼可来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唐文治先生与其师同为儒家学者，在当时都属于保守派，但政治立场与选择策略有所不同。与同时代以身殉文化的王国维先生一样，唐文治先生也看到了革命会摧毁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大趋势，不同之处在于唐文治先生选择一方面兴办现代大学，为国家作育急缺人才，以待文明再兴；另一方面又创办国学专修学校，接续文脉，维系人心。故而尽管北洋政府请他出任工商总长，但他拒而未从，坚守教育。

廖恒老师认为，教育之所以能兴盛，还在于有共同的文化土壤。当时唐文治先生一心办教育积累国本，也有不少外援助力。如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作为南洋公学的奏请设立者，由他创办的招商、电报两局发动众商捐赠，为建校提供了基本款项。盛宣怀是洋务重臣张之洞幕僚，后创办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等。盛宣怀与唐文治先生配合一向很好，但面对这样一位“金主”，唐文治先生也不会因私废公，有所偏袒。如唐文治先生致函盛宣怀，言欢迎其侄孙由徐汇公学转入，但因其英文根底过浅，需先入小学，毕业后方能递升中学，并让其到小学进行插班试验。盛宣怀亦能不以之为意，依然全力支持南洋公学发展。可见当时之人，对于公私义利有共识，不以私害公，这是社会有共同的文化土壤的体现。文化土壤对于人与人之间实现相互理解、维系社会公道有着根基性的作用，唐文治先生与盛宣怀之事，我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了。

1920年10月，唐文治先生以目疾和父亲年迈，辞去校长职务，归居无锡，钱塘施肇出资捐助，创办国学专修馆，托陆勤之延请唐文治先生出任馆长，唐文治先生欣然接受，订立《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有躬行、孝弟、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十条。专修馆按传统书院规制建立，《学规》言“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以“正人心，救民命”为主旨，认为“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唐文治）为余生平所遇一近代中国典型人物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唐文治先生在学校膳堂悬挂《膳堂铭》：“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完。”并亲送赴南京请愿出兵抗日的国专学生至校门以示支持。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国进入全国性抗战。无锡频遭日机轰炸，国专师生在战事中艰难行课。国专决议迁校湖南长沙，一路极为艰辛和危险。唐文治先生时年七十三，双目俱盲，西迁途经株洲，师生四散，仅数人在侧，先生于旷野中命学生席地而坐，吟诵《诗·小雅·何草不黄》“兕虎”章：“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声泪俱下，诸生动容。此节与《史记·孔子世家》子厄于陈蔡之间颇多可对看处。

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

廖恒老师认为：唐文治先生应邀创办国学专修馆，以之为晚年事业，“思居家讲学，平生之志”，是出于认定本国文化是立国之本的洞见。唐文治先生言：“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扩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仪，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吾为此惧，深恐抱残守阙，终就湮沦。”文化乃一国立国之本，是培养国民认同感、归属感、向心力的土壤，对任何群体、组织而言亦同样如是。唐文治先生在上海交大即设立多门国学科目，后创专门学校，是为了存续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保存文明精粹。在此应对国民性持正面的理解，中国是礼仪之邦，诗歌之邦。礼是德性修养在行为的自然体现，诗教是滋养人心的源头活水。唐文治先生重视德行立学，以四书五经为教，培养学生为君子，尔后学生又为老师，再培养学生，如此文化方能薪火相传。道德心性的培养和塑造是君子之学，是万世开太平的人才之所系，此是无锡国专与现代大学教育只重视专门化、知识化的人才培养的根本区别。

唐文治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文化土壤是国家所由是的基础，也是我们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基础。廖老师总结到，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先生，正是传统儒家人物面临千年未有大变局而有所作为的典型代表，可见儒家学问可以培育人形成对事物的根本性见识，以超越时代的经验迷雾，做正确的利国利民之事。唐文治先生致力一生的所谓国学，与其他学问对言，是立命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学问，是建立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最后，以一段记录唐文治先生气象的文字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唐校长工夫，全在一‘敬’字。端坐终日，毫不倾倚。貌极温和，言极恳挚。无论何矜才使气之人，一见即嗒然若丧，足见理学之力甚大。人无智愚贤不肖，未见有非议者。以此知诚能动物，非虚语也。”

唐文治先生所书对联

问答环节

问：唐文治先生制定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有“针对热心爱国之激动，重拾宋儒治心之法”，怎么理解？以及“治心之法”是什么？

答：学生的热心爱国之激动，是大变革时代中的常情，然学生之为学生，学业有成即是爱国的真正落实，而非单纯的爱国激情的泛滥。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唐文治先生多次电请北洋当局“谅其爱国热忱，勿加苛责”，但也忧虑学运造成教学不靖。又如在新文化运动之时，举国思想激荡、论辩蜂起，唐文治先生不参与任何论战，而是办教育，育人才，释经书，续文明，这是最切实的工作。可见任何事业的成就都只能基于踏实的努力，一时激情是不牢靠的。唐文治先生治心工夫也是一辈子身体力行的，我们从他的修为气象就能体会到。作为学生而言，心正气平才能德业有进，不像风中浮萍一般被事变流俗所裹挟，踏实积累，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宋儒治心之法，简单而言就是以正面、积极的格致和修养工夫去攻破内心的阴暗面，扩大自己光明积极的心地，如《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工夫。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