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礼学沙龙:“从齐家到经世如何可能——曾国藩等晚清湖南理学家的思考”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19-04-25 21:38:43
标签:曾国藩、礼学沙龙、经世、齐家

原标题:第二十四期礼学沙龙:从齐家到经世如何可能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九日庚寅

          耶稣2019年4月23日

 

 

201932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十四期礼学沙龙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为从齐家到经世如何可能——曾国藩等晚清湖南理学家的思考,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晓璇博士参加讨论。

 

 

 

范广欣老师

 

在吴飞老师对范广欣老师的学术背景做了简要介绍后,报告正式开始。范老师首先对自己报告的问题意识进行说明。他指出,《大学》八条目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两者是经世。现代人认为从齐家到经世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大学》的语境中这并不构成问题。从齐家到经世成为一个问题,是在秦统一之后。秦统一之前的封建之世,卿大夫有家,家本身就是封建制度中的一个政治单位;而秦统一之后,家不再是封建单位,从齐家到经世也就成为问题。范老师引入比较西方政治思想的视角指出,西方古典的传统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则都认为,家庭和国家之间存在断层,家内的关系与政治关系截然不同,政治关系是公民与公民的关系,而家内关系是作为父亲的家长和家庭成员以及被他统治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在卢梭看来,家庭是自然社会,而非契约社会,因而家庭是非政治的;霍布斯则认为家庭本质上是征服关系,属于自然社会。国家是公,家庭意味着私,这一理解不仅影响了西方世界,也对现代中国人理解家内家外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回到中国的视野之中,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遭受威胁,国家面临政治危机。在救亡的过程中,产生了先国后家、个体为国家牺牲的民族主义思路。范老师指出,与上述思路不同,儒家即便在封建制崩溃以后,主流依然坚持家、国、天下的贯通,并且认为个体为群体贡献,也是通过先家后国、由内而外、层层递进的方式。这一思路下,处理好家庭关系是治国经世的必要条件。据此,范老师点明了本次讲座基本的问题意识:为何儒家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与西方古典、近现代自由主义以及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的解读如此不同,其理据何在?其对于当代中国人考虑家庭的关系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沙龙现场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范老师进入到讲座的主体部分。他尝试以梳理曾国藩、罗泽南、郭嵩焘与刘蓉等晚清湖南理学家的思考与实践作为切入口,为这一问题提供反思。在其看来,曾国藩等人不仅仅是思想家,而且是政治家,在传统社会面临瓦解崩溃的背景下,动用儒家的传统的精神资源应对这一危机。范老师首先对罗泽南、郭嵩焘与刘蓉三人生平与基本思想情况作了介绍。罗泽南是创立湘军的关键人物,他特别强调家庭关系对于政治领袖不可忽视的意义,范老师通过分析罗泽南对于周公的批评,展示了他的这一思想倾向。罗泽南认为周公诛管蔡远不如舜对待自己的兄弟高明,因为政治领袖的家内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意义,政治领袖除了要打击外敌,还要树立表率,如果为了一两场政治斗争而无情地损害家人,会动摇政治秩序的基础。而郭嵩焘则特别强调齐家与治国的关联,在其看来齐家与治国共通的原则在于教化,教化是以说服教育而非暴力强迫的方式为主。从儒家的观点出发,治理大家庭乃至家族和治理国家一样,都涉及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奴仆和雇佣人员。因此,领导人物在管理大家庭的过程中,就可以锻炼治国的才干。郭嵩焘认为齐家与治国的关键在于“机”,他结合朱子与周敦颐的解释,将机阐发为圣人之酝酿,意即机是圣人抓住关键时刻、做出全局性安排那个创立制度的关键点。罗泽南对于道德权威的重视、郭嵩焘对于教化的强调与曾国藩的看法有很强的相似性,范老师认为,勾连他们之间相似性的关键人物正是刘蓉。湘军草创之时,曾国藩与同僚相处多有不顺,是刘蓉写信给他,忠告其要用对待家人的态度对待同僚,齐心合力对付太平军。在范老师看来,虽然三人都强调齐家,但是罗泽南的君主齐家与郭嵩焘的士大夫齐家都是从家长领袖的角度出发谈齐家问题,而刘蓉在书信中给曾国藩的定位并不是家长而是兄长。既为兄长,则不能运用家长的权威,也没有官职的称号,所以不能发号施令,因为只有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可以依靠。这是他劝导曾国藩“待同僚如家人”的意义所在。上述三者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认为至少在同一阵营内部,应该像在家庭内部一样,要以说服教育,而非强制的方式。这一点对曾国藩后来的思考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范老师指出,曾国藩虽然也是程朱理学出身,但他对于家内关系的思考却具有程朱理学家不具备的特点。他认为不能光靠道德修养,而是要以礼学为依据。曾国藩的礼学以程朱理学以基本框架,融贯经史,方法上则兼采汉宋。在曾国藩这里,程朱理学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道,而三礼学则是经世的学问,因为由齐家到经世,仅靠前者是不够的,必须容纳后者的资源。范老师认为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根据太平天国战争的进程可以分为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阶段。家礼在第一个阶段与第三个阶段都很重要。第一个阶段,大乱的阴影已经逐渐笼罩,但是皇帝依然乾纲独断,对于汉族读书人防备仍然很深,只允许读书人把讨论集中在家礼上。在这方面,给曾国藩带来很大启发的是刘传莹。第二个阶段,太平军给原有秩序带来了破坏,在给汉族士人以实现抱负的机会的同时,也打破了他们修持礼仪的从容心态,他们的关注点从家礼转移到军礼上来;第三个阶段,战乱逐渐平定,家礼作为重建秩序的重要资源重新回到视野中心。在传统中,国-家与国-天下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宗族与家族把私放到公之上,形成与国、天下的对立;二、则是以家族、宗族中对人员、资产的统治关系作为国、天下的基础,意即家之于国、天下、军队的原型的意义。范老师认为,曾国藩特别重视后者,这点从曾国藩在治军中特别强调军官之于士兵应如父兄之于兄弟(既关爱有加又有尊卑上下)、要求士兵在战争间歇进行农务劳动以保持淳朴气质等可一窥其要。

 

随后范老师通过引入曾国藩与刘传莹交游经历,进入曾国藩礼学经世思想的脉络。道光年间曾氏在京为官,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同僚是刘传莹。在二人相识(道光二十六年)之前,曾国藩已经在古文上下过不少功夫,追随唐鉴数年,理学也打下了基础,但是与刘传莹的交往,才使他加深了对考据学的认识,并接触到一些他后来推崇备至的礼学著作——如江永的《礼书纲目》。刘传莹辞官归里后,曾国藩在写给他的序中表示,归里之行不是归隐,而是齐家的新起点。两个人当时约定,不再把精力放在书本上,而是从此致力于修养平时家居的操行,因为这才是儒者的根本。可惜,刘传莹回去不久就因病辞世,曾国藩为他写的家传却对他回乡以后短短时间内的作为大加褒扬,当作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成就。曾国藩认为,刘传莹用汉学家之能,综合于伦常日用之理,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方式处理具体的问题,同时以求得当于朱子。在这里可以看到,汉学研究的重点也发生转变,从古书转变为现实人生,是把外部事物当做研究的新文本。和平时以伦常日用为主,乱世时则运用于平乱御物的事功。梁启超一再惋惜汉学不曾把其治经方法运用到学术之外。但其实具体的转向已经在道光年间展开了。朱子被看重,也不是因为心性之学,而是因为其道德实践和对三礼的整理与把握。

 

 

 

范广欣老师

 

1859年,曾国藩阐述经世主张的时候,还强调考据的重要性: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考据虽然对于道德的探讨作用有限,但其长处在于探讨如何把道德原则转化为现实中具体的行事依据,考据的对象不仅仅有经典,还有各种史书和政书。关键不在具体问题总结,还在总结普遍性的规律。这使得和平时代无权无位的士大夫也可以通过修身、齐家的实践对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理有所把握。而在危机来临之际,传统理学家有的是道德勇气,却可能缺少应变的准备。对曾国藩、刘传莹来说,修、齐与治、平关系密切,先自治后治人,国是家的扩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礼作为无所不包的规范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同时,范老师指出,虽然考据是经学的基本方法,必须通过考据才能恢复古代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的原貌,但是考据的成果是否能够运用于当时的实践,归根到底,还是由决策者根据其自身对于道德原则和时势的心得体会作出判断。范老师总结了曾国藩礼学齐家的两个特点:方法上兼采汉宋,强调实践必须有经典的依据,同时又是在具体情境中落实程朱礼学的普遍道德原则。礼学考察对象不仅包括三礼与著述,还包括各类史书和政书。

 

随后,讲座进入曾国藩以家礼治军的部分。范老师从曾国藩的军礼中“营制”与“营规”两部分的区分进入这一问题。前者受戚继光影响,强调军队的纪律;后者则关注对士兵的教化。湘军营规经常用家族/家庭关系比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家礼的精神渗透到军礼中来,以保证军营内外和谐有序。范老师以曾国藩亲自撰写的《爱民歌》为例,来说明营规的这一特点。“爱民”是曾国藩对湘军全体官兵的要求,他在给军官的批牍中也指出:“爱重百姓,如待家人。”而营规的贯彻,则有赖于以主帅(曾国藩本人)与各级军官、各级军官与士兵构成的“父兄对子弟”、“师长对学生”这样的私人伦理关系(尤其是家庭模式)的推广,靠的是言传身教,而不是刑赏。曾国藩特别重视在治军过程中“恩威并重”,但用恩并不仅是一般情感的笼络,而且要用自己信奉的儒家价值观念培养人、改造人;用威也不是依靠严刑峻法,而是靠修明儒家人与人交往的日常礼节,在不知不觉间使人受到感染而产生敬畏之心。从家族伦理出发,“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可以理解为“父兄对子弟”的态度,“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可以理解为父兄经营的自我形象。这样,湘军内部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便转化为某种家族或大家庭内部的关系,既重情感纽带和教化功能,又能充分体现长上的权威和尊严,可以令行禁止。范老师又以咸丰十一年九日曾国藩所作的《劝诫浅语十六条》、罗尔纲1938年所著《湘军新志》说明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在治军中对于尊上、爱民与戒禁恶习的强调。他特别指出,禁止扰民和戒烟赌恶习在曾氏所定营规中自始至终占有极重要的位置,等级关系则不被刻意强调,官兵之间“父兄带子弟”的说法除了等级因素,更突出的是情感纽带和道德责任。曾国藩领导湘军既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也强调上级以身作则,上下同甘共苦,以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关系掩饰调剂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冲突与摩擦,增强向心聚合力。据此,范老师总结道,尽管在太平军战争期间曾国藩关注的重点由家礼转向军礼,他还是致力将程朱理学强调的家族伦理融入湘军营规的建设。具体而言,他希望把湘军建成一个内部关系紧密、上下齐心的大家族/家庭,也希望湘军树立爱民的观念,获得人民的支持,因此致力将家礼的精神贯彻到军礼之中。

 

 

 

刘云杉老师

 

范老师接着介绍了曾国藩对家礼的关注与“同治中兴”时期的秩序重建。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进入了“同治中兴”时期,曾国藩一方面有比较多时间阅读礼学著作,另一方面积极运用读书心得和先前以礼齐家、治军的经验为中兴事业服务。作为地方大员,他特别看重礼仪秩序的重建,包括继续战前士大夫官员,包括他本人对民间日常礼仪所做的探讨。范老师指出,曾国藩是以总督的身份探讨日常礼仪,因此这件事本身便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气息,从而对属下官绅和百姓起到了示范作用。范老师以曾国藩亲自为儿子安排婚礼、在考据基础上筹修家庙为例,展示了曾国藩个人的礼仪实践对于地方的示范意义。范老师随后指出,除了示范作用以外,曾国藩还积极运用他对宗族礼仪的知识稳定社会关系以为中兴事业服务,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见于他对江南提督李朝斌复姓归宗一事的批文。基于对曾国藩实践的梳理,范老师提出了对以往研究中对“同光中兴”的认识的反思,他指出,一般认为,“同光中兴”和自强运动富国强兵、创办近代工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有人会把“同光中兴”进一步简化为“洋务运动”,认为主要的动力和资源来自域外。然而作为开创者的曾国藩其实是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恢复正统、重建礼仪上,同光中兴对他来说首先是礼学的中兴,两者生死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治中兴的指导思想不是“中体西用”而是“礼学中兴”,即运用礼学所能整合的资源,恢复传统政治、社会和宗教秩序,重建政教合一的体制。他参与自强运动,创办江南造船厂,和他重新讲求家礼一样,是为了给传统秩序输入新鲜血液,而不是为了改变或替代传统秩序。

 

最后,范老师总结了本场讲座的基本思路:上面介绍了三人如何通过著述或通信,反映了曾氏交游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主体部分则主要关注曾氏如何运用家礼为重建社会秩序服务。齐家是经世的前提,将家族伦理推广到政治层面,反映了湖南程朱理学家的共同主张。曾国藩以三礼五礼学齐家,从家礼着手,推动同光中兴,反映其汉宋兼采,兼用经史的学术特色。如果说程朱理学指明了人生和政治的大方向,那么礼学通过梳理儒家经史学术再现保存于其中的古礼及其沿革,通过在具体事例的基础上总结规律、寻找常规,便提供了全部道德和政治实践的依据。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对晚清湖南礼学家的思考并不重视,因为其往往把重点放在心性或道德之学上,而晚清湖南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创获并不突出。但如果将孔孟以来的儒家哲学首先视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话,以学者身份担当大任的思想家们的确不容忽视,他们在传统社会面临崩溃的最后一刻,动用经史资源面对现代的种种问题,重新肯定传统儒家的种种价值。他们为什么能够经历种种挑战而重新肯定传统价值,建立新的秩序,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与程朱理学不同,三礼五礼之学长期不是哲学史关注的对象,曾国藩等人的思考被当做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思考与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关——范老师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程朱理学因为涉及许多可以界定为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内容,一向被当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点,但其实从程朱开始的很多理学家是将相当精力放在三礼五礼之学的整理与研讨之上。是否可以弃置其三礼五礼之学,而只关心其对身心性命的探讨,两者是全然割裂还是互相联系呢?范老师认为,这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吴飞老师

 

精彩的报告结束后,沙龙进入讨论环节。吴飞老师认为,范老师的演讲之精彩超出了预期,无论是对曾国藩本人的思想、湘军的实践的梳理,还是对程朱理学的检讨以及对同光中兴的重新评价都是颇具新意、富有启发。随后,吴飞老师向范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桐城派对曾国藩的影响。吴飞老师指出,范老师在最后提到的对三礼之学的重视一直是程朱理学中的传统,但是从司马光的《书仪》到朱子的《家礼》,这些与清代学者尤其是湖南学者是非常不同的。吴飞老师表示,考虑到曾国藩与唐鉴在学术脉络上的关联,而唐鉴的程朱理学并不是宋代的程朱,而是有桐城派的脉络。那么湖南理学家的礼学实践与传统理学家的差别是不是有桐城派的因素?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郭嵩焘。郭嵩焘除了《大学章句质疑》之外,还写过一本《礼记郑注质疑》,前者是对朱子的,后者是对郑玄的,那么其自我定位是怎么样的?从学理上,郭氏应该被放在哪个传统里考虑?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讲座中提到的李朝斌的问题。李朝斌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为人後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曾国藩说翻遍经书找不到根据其实是很奇怪的。例如《仪礼·丧服》中的“为人子者为之後”一条就涉及这一问题,为什么曾国藩没有从这些出发,希望能够得到范老师的解答。

 

 

 

李猛老师

 

吴飞老师之后,由李猛老师进行发言。李猛老师说明了他对讲座两个比较深刻印象,并据此提出问题。第一,首先是儒家在家国关系的思考上的特殊性。儒家讲家国关系,从古到今特别重视家庭在政治及社会上的意义,但把家庭关系放在政治中去考虑,西方也不乏其例。李猛老师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家和国之间的关系,而关键在于如何厘定出家和国关系,儒家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点涉及近代社会面临的困难。李猛老师表示,他最感兴趣的是用家礼治军的部分,因为这涉及现代国家建立的问题。从既有的历史叙述上看,往往会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与西洋的威胁有关,但是读曾国藩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更关心的还是传统秩序的问题。回头近代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特别是以家国一体建立的所谓大学模式,近代是有高度冲突的争论,其中都会特别强调中间性组织的缺乏。中国近代社会在面临新的内外问题的背景下,军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关键点。范老师的讲座刚才介绍了曾国藩是用家的模式,去建立一个低成本、高忠诚度、有战斗力的军队。严格来说,这正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曾国藩的经验其实指向了用传统的模式导向解决现代问题的思路。后来国共两党在军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模式,与曾国藩用家礼资源治军有很大的相似性。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抗日战争才带来中国国族的模式。但是,受范老师讲座的启发,我们可以再往前看,意即太平军起义后这个阶段,是现代中国早期一个政治行动的最初形态,这个形态的特点是非雇佣军的军队模式,其中借用了大量家族、亲属、同乡关系,也就是湘军模式。范老师分析的这个模式可能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十分关键。这个模式可能走不到头,但是它至少有效的把某些军队组合到了一起。李猛老师希望范老师能进一步澄清一个问题:当刘蓉建议曾国藩以对待家人的方式去处理军务,这与《大学》纲目所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齐家”是否完全相同?考虑到昆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其实比较像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否完全算是齐家?中国儒家的家的模式是有两种,儒家一直想讲的是三代分封的模式,特别是三《礼》中有等级秩序、土地分封的家的模式,这与后来讲的爱民如子、相互照料等等是否不一样?

 

 

 

田耕老师

 

田耕老师则指出,如范老师所言,秦统一之后,齐家不再是政治问题。大学模式中齐家不是问题,秦统一之后,齐家不再是政治问题。近代,章太炎与“以国为族”的思想进行论战。在章太炎看来,以国为族的最大弊病是可以不讲“族”,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统一的话,国所在的地方就自动生成一个族,即不讲族也可以实现政治一统的局面。所以章太炎就将家的地位抬得特别高,这是一个反对将国放在家上面的一个论述。应该如何在经学脉络下理解这一思路?第二个问题涉及周公的例子。像周公这样,为了政治行动的成功而不得不灭掉自己的弟弟,类似的例子在曾国藩所处的清朝并不鲜见,在政治行动中破坏家的关系,是清朝比较常见的现象。后世的法律把谋反这个东西超脱于任何伦理讨论之外,这造成讨论上的困难。只有对皇帝来说,谋反对他具有个人性的层面。从这点上来看,讲皇帝的齐家就非常关键。最后一个问题,田耕老师针对结论部分提出。曾国藩是强调要在具体情境中去落实理学,但是什么是这些理学家的具体情境?田耕老师认为,这种具体的情境就是他们需要和大量不讲理学和没什么心性修养的人一起共事,理学家如何处理和不讲理的人的关系。

 

 

 

李晓璇博士

 

李晓璇博士针对“爱兵如子”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她指出,“爱兵如子”其实是把军队中长官与士兵的关系比附成家庭中兄长和父子的关系。这对于有汉学传统的理学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宗法制是很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兄弟父子的关系如何扩大到军队和百姓、长官和士兵的关系中呢?类似建立家庙的做法,在严格的制度下是明显的是有问题的。李晓璇博士提出,希望范老师能给出更加细节的例子,展示曾国藩是怎么把汉学的部分应用到现实制礼的过程中的。

 

 

 

范广欣老师

 

针对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范老师进行了回应。首先是桐城派影响的问题。程朱讲礼学的传统与晚清湖南礼学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程朱不一样。与桐城派走的比较近的是曾国藩和郭嵩焘,而不是刘蓉与罗泽南。四人之中,刘蓉像是一位精神大哥,他经常会批评罗泽南像王学,也会批评郭、曾二人太喜欢写文章。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接受刘蓉的批评。曾国藩第一个传统是桐城,第二个是唐建,第三个是通过刘传莹认识了考据学。但是后来受刘蓉与刘传莹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意识的层面,桐城的影响反而变成了克服的对象。从三礼五礼之学来看,刘蓉、郭嵩焘、曾国藩都讲,但是刘蓉与罗泽南更相投,而郭嵩焘与曾国藩则更接近。更具礼学、郑学倾向的是刘蓉、罗泽南、曾国藩。范老师认为,刘蓉受汉学影响也不浅,因为刘蓉有篇批评陆世仪的文章,其思路几乎是考据学的。罗泽南所著大部分是理学的书,但是他也写过一本《皇舆要览》,这是一本考订清朝疆域地图的书,其中还涉及一些耶稣会的资料。晚清时,他们的思想中都是杂有西学的,而且西学是因为考据学而被吸收过来的。考虑郭嵩焘的定位的话,郭嵩焘其实是最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程朱理学这一脉的,程朱理学的道德理想对于郭嵩焘的影响很大,在批评郑玄的《大学》注时,他认为郑玄区分内外、蛮夷,这不是一视同仁,真正的一视同仁应该是朋友之道,而不是华夏蛮夷内外区隔。

 

 

 

学者们进行交流

 

针对李猛老师提出的问题,范老师表示,表面上看,拿家礼治军是拿家礼发挥现代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太平军有宗教意识形态,其军队已经是一个高度动员起来的军队,同时也是乡勇。太平军与湘军不是互相学习的关系,而是彼此间有竞争的关系。看到曾国藩写的东西,很容易联想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国藩几乎成了神父,下面的军官变成传教士,这样一个宣讲模式成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官军中的新事物:军官直接面对士兵进行宣讲,在历代官军中其实没有这个新的因素。范老师指出,自己特别区分了湘军的军礼:营制和营规。淮军用的是营制,但是没有营规,并且淮军中没有那么多读书人担当教化的角色。军队没有营制、没有营规,就很可能走到军阀——其中可能有感情笼络,但是没有理想。程朱理学的道德原则在湘军处变成了一种政治理想:家的理想,不仅仅有亲情,还有提升人发展的“教化”在里面。戚继光虽然重视和士兵的关系,但没有关注对士兵作为人的提升。曾国藩对士兵的基本要求,是希望士兵保持淳朴,警惕其沾染不良的习气。针对皇帝齐家的特殊性问题,范老师认为其实是政治领袖的问题。政治领袖对于家中最亲近的人都没有情感,怎么会爱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只讲情感也会破坏制度,这里就需要权衡。而对于政治情境的问题,范老师表示,理学家们除了跟非程朱理学家呆一起,还要和“小人”——即经典意义上的一般人——打交道,这一点对于理学家实际上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刘蓉作为政治家就特别现实,他曾写信批评曾国藩,认为“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是对理学家的要求,但不是对英雄豪杰的要求,不能以此来苛求来打仗的勇士。由此可以看见理学家在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中的权衡。对于“为国舍家”的思路,范老师指出,这不是到近代才出现的意识形态,而有一个更早的渊源——在黄宗羲这里,家和国的关系问题就已经被切割了。黄宗羲的君主、政治领袖都没有“家”这个层次,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家不重要;但对暴君来说“家”却特别重要。晚清有学者批评黄宗羲,认为黄宗羲把齐家到治国中间的环节割裂了。最后,范老师介绍了曾国藩制作兵器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汉学考据的方法是怎么影响其实践的。曾国藩在战争期间认真做了考据,考证盾涉及的古字,考证盾牌是如何制做的。他一方面真的是在做考据学,但其实考虑的是当年戚继光是怎么防日本人的子弹,自己试了一下,发现挡不住,又考据了历代盾牌抵抗各种武器的作用,最后发现所有古史中的盾牌都没用了。之后研究制作火炮,但是随即又感叹炮弹残酷不仁——曾国藩没有因为战争完全放弃自己作为儒者的态度。个人认为,从考据学吸收的很多西学的信息对他的精神信仰有很大动摇。晚年打完仗之后,曾国藩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也受到西学的冲击,不久之后去世了。可能他的实践最后是失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他的经验。

 

评议结束后,本期礼学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