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礼学中心第二十六次礼学沙龙,方旭东主讲新儒学的体与用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19-10-21 00:41:48
标签:新儒学

原标题:第二十六次礼学沙龙:新儒学的体与用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二十日戊子

          耶稣2019年10月18日

 

2019年9月20日下午三点,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二十六期礼学沙龙于静园二院111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沙龙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主讲,报告题目是“新儒学的体与用”。沙龙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国武主持,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智忠副教授和三联书店的曾诚编辑参加了本次沙龙。

 

在主持人吴国武老师的介绍后,本次沙龙正式开始。

 

方旭东老师的报告,是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新儒学义理要诠》的介绍。首先,方老师澄清了本书题目中“新儒学”的涵义。新儒学是与传统儒学对言,最初是一个西方概念,指宋明时代的儒学。新儒学通常被称为“理学”,冯友兰先生称之为“道学”。采用“新儒学”的说法,既是为了包括中国之外的理学家,也是为了避免“理学”所引起的不必要的争论。

 

 

 

《新儒学义理要诠》书影

 

接下来,方旭东老师介绍了《新儒学义理要诠》的结构和写法。在本书中,方旭东老师有意识地在研究的范式方面做出了突破。他认为,传统教科书按照从西方哲学史框架进行的领域划分,往往无法很好地对应新儒学的一些问题。例如,“道体”,也即太极,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归入本体论的范畴,是值得商榷的。还有,理学还特别关心的工夫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框架中也很难得到体现。此外,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传统的理学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寻找新的模式来讨论新儒学。方旭东老师尝试在本书中通过“体用”的模式来分析新儒学。

 

方老师解释了以“体用”的模式探讨新儒学的几点考虑。“体用”本来就是理学家经常援用的体系,朱子曾讲到“全体大用”的问题,后来的门人也用来表述朱子的儒学。另外,胡瑗的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明体达用”,可见在北宋时,就有人用“体用之学”来描述理学了。基于这些考虑,方老师认为,用“体用”来简明的统贯新儒学是可行的。

 

在明晰概念后,方旭东老师结合书的内容对“体用”的模式做了进一步的介绍。方老师指出,“体”是更基本、更原理性的,而“用”则是实施的、功能性的部分。对于新儒学而言,“体”就是道体、仁体,是对“道之本体”的简称。在第一章“新儒学的物性论”中,方旭东老师探讨了朱子对物性的论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奠定了新儒学的形上学基础,其中的“太极”就是道体。在这种意义上,太极已经是形上化的。但与此同时,太极也与物性的问题相关。如果像朱子所言,“物物有一太极”,那么万物的差异在何处?可见,在朱子的“理一”与“分殊”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方旭东老师认为,对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中“各一其性”,可以将其中的“性”理解为“个性”,类似亚里士多德的“事物之所是”;但另一方面,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理解,又可以认为万物都遵循统一的规律,这里的“性”指的就是共性。方旭东教授认为,朱子对物性的解释不够融贯,就他本人的倾向而言,更习惯从“理一分殊”的角度将“性”理解为共性,但是在为“太极图说”做注时,朱子又不得不顺着原文脉络,解释物各有自性,这就让他不得不面对“性”不同而“理”同的困难。

 

 

 

方旭东老师

 

方旭东老师对新儒学之“体”的理解在“新儒学的一体观”中进一步展开。方老师认为,新儒学的“体”既是“道体”,又是“仁体”。“仁体”并不是心学的专属,张载、明道都有过“万物一体”的讲法,这不能简单的从本体论上去理解,“道体”也是理。

 

既然“道体”是理,那么进一步,重要的问题就是“穷理”。方旭东老师认为,“穷理”是新儒学整体的突出特征。不仅小程子和朱子关注理学,大多数新儒学学者比如沈括、欧阳修、王安石,都共享了这个话语平台。在书中,方老师对当时的“穷理”说逐一考察,特别对二程及其门人以及张载进行了研究。方旭东老师发现,张载独立于二程发展出了对“穷理”的认识。虽然在“穷理”上,张载与二程有相同的关注对象,但是他们的穷理方法各不相同:张载利用《易》传和《中庸》的思想资源,从“诚明”角度拓展了穷理的思想空间,对“顺命”和“穷理”的关系也做了探讨,这与二程利用《大学》的“格物穷理”思想资源做的阐发是同一性质的。

 

在介绍了新儒学的“体”之后,方旭东教授介绍了新儒学的“用”。方旭东教授认为,按照“体用”的模式,体用是不能分割的,“道体”提供了根本性的原理,而原理在各个“用”的层面有其体现。方旭东教授将其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是关于鬼神的问题,中是社会政治问题(科举、人才流动),下是人伦问题。方老师按照顺序介绍了三层次的“用”。

 

方老师认为,新儒学对“鬼神”问题的关注,与佛教的挑战有关。儒家传统上对鬼神“存而不论”,但后来的佛教对死后世界的讨论在民间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所以新儒家不得不与佛教话语进行对抗。方旭东老师的基本结论是,新儒学否定了活生生的具象鬼神,肯定了抽象的鬼神之理。朱子认为鬼神“说到无,又有,说到有,又无”,是处在否定之否定的动态认识阶段,他最终以无鬼神论为归宿,但是是一种以承认其道理为基础的复杂的“无鬼神论”,并自觉地与佛教的或世俗的“有鬼神论”划清了界限。后来,新儒学对于具体的鬼神魂魄通常用阴阳这些气层面的东西解释,讨论它们的隐显、聚散,而不讨论有无。

 

 

 

沙龙现场

 

对于“用”的中间层次,也即科举问题,方老师认为,科举问题体现出新儒学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全体大用无不关照”,这体现了新儒学并不是空谈性命,而是一种积极用世的学说;第二是用“理”来解释科举,这符合新儒学的一贯精神。

 

对于人伦问题,方旭东老师着重对“悌”道进行了分析。方老师从鲁迅的《弟兄》谈起,认为鲁迅质疑了“悌”的感情基础,而方老师根据对程朱的分析认为,鲁迅在对传统家庭伦理中的“悌”进行反思时,未能充分的理解儒家在平衡亲爱与公正之间所做的考量。新儒家从来不讲不偏不倚的公正,他们关心的公正,要建立在承认人性情感合理流露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方旭东教授的报告之后,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

 

吴国武老师认为,方旭东老师本书有哲学史的考虑,有哲学的考虑,也有自家哲学的考虑。首先,能从哲学的重大问题出发,反思研究方法,试图超越宋明理学研究的传统思路,殊为可贵。在哲学史上,从“全体大用”入手进入宋明理学的研究,也是符合实际的。在哲学上,方老师不仅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有反思,也对当前的各种新儒学的研究做了呼应。更进一步,方旭东老师也在书中尝试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架构。其次,吴老师对方老师使用“义理”一词来统摄宋明理学专题、返观《近思录》一书来审视理学体系给予了好评,同时也针对“新儒学”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认为找到一个配合并界定“新儒学”的概念并不容易,用来定位不在程朱系统中的理学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吴国武老师

 

高海波老师高度评价了方旭东老师对“体用”问题的具体阐述。他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能详人之所略,在鬼神、科举和悌道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讨论“物性”是“个性”还是“共性”,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高老师认为本书的考证不仅是哲学性的,还是史学性的,方旭东老师在其中不仅展现了“分析的儒学”,也展现了“实证的儒学”。

 

 

 

高海波老师

 

田智忠老师针对本书提出了可供进一步探讨的具体问题。关于朱子在物性问题上面临的困难,田老师认为,这本质上来自理气同异问题,“性”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气”的层次。如果要强调“理”的多元性,那么新儒学讲的“复性”归向的一理应当如何体现?另外,关于“穷理”的问题,方老师在书中认为新儒学讨论穷理更多,而致知较少,但致知对于二程而言是穷理的必要阶段。要用诚意和致知统摄格物,才能够穷理。

 

 

 

田智忠老师

 

吴飞老师对方旭东老师谈到的“物”和“性”的问题进行了评述,并针对“体”的含义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吴飞老师指出,从“物性”入手讨论“性”的问题很有启发性,这提示我们“物性”和“人性”是相通的。中国对“物”的理解不是与人相对的物理含义上的物,而是包含人的施为,与“事”有关。“万物一体”也涉及人的组织和施为,这同样表明“物”不是与“人”对立的。在书中,“万物一体”中的“物”和物性的“物”有所呼应,既有对“物”的讨论,也有对“性”的讨论,而二者都合在对“体”的讨论中。那么,“万物一体”的“体”是作为体用的“道体”之体,还是在本体之外的总体(如“四肢百体”)?如果“道体”不是存在,那么道体是什么?

 

 

 

吴飞老师

 

曾诚编辑回顾了本书的出版经历,并从编辑的角度分享了编辑本书的心得。他指出,《新儒学义理要诠》不仅有文采,选题也非常独特,七章的编排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整体的思想要通观全书才能领略。方旭东老师在本书中探讨了新儒学一些非常新颖和有生命力的问题。

 

 

 

曾诚编辑

 

接下来,两位同学分别就方旭东老师的报告进行了提问。一位同学问到,宋儒关注“秩序性”,而方老师强调理的“差异性”,是有怎样的考虑?另外,阳明认为“理”是没有实体性的,而程朱似乎也主张对“理”的去实体化理解,那么他们的区别在何处?另一位同学提出,传统上,庄子会强调事物个性,对儒家的普遍之“理”不无批评,在这一背景下,朱子讨论物性强调“理”的普遍性,是否可以看做是新儒家对道家的某种回应?

 

方旭东老师对与会学者以及同学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对于“理气同异”问题,方老师认为,自己的讨论角度更窄,集中在万物的“各一其性”上;而朱子对人物理气同异的讨论,和人性的讨论关系更为密切。对于“致知”的问题,方老师认为,从传统上讲,程朱是从致知开出穷理,而本书关注的张载等人“穷理”进路是不尽相同的。对于万物一体的“物”和物性论的“物”,方老师认为,中国哲学对“物”的理解大多是即“事”而言的。具体来说,“万物一体”的物可能是更广义的物,是太极之下没有具体区分的状态,而“物性”中的万物则是化生出的复杂事物,它们都要被同一的理所收摄。对于“道体”的实质,方老师指出,道体不应当是实体化的存在,但朱子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实体化,对于"理",也同样有这种实体化倾向。后来,元明时期的朱子学者为了朱子学的自洽而纷纷"去实体化",详情可参看陈来先生的相关论文。最后,对于“体”的含义,方老师认为,“体”兼有“总体”和“本体”的含义,但“总体”强调的是由分而合,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本体”更多强调的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类似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关于“新儒学”这个名称,方旭东老师认为,吕祖谦等理学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被归入新儒学的范畴,但对“新”的界定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对于“秩序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方老师认为,自己对差异性的强调与对自由主义的关注有关,但这是建立在对材料的信实解释之上的。对于阳明和程朱的区别,方老师觉得阳明讲“理”要更活,而程朱则更有分析性。对于朱子和道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回应关系,方老师认为庄子的确体现了很强的反秩序性倾向,并且强调发扬个性,但是也要看到,对普遍性的强调不是儒家的全部,儒家内部也有对个性的注重。

 

在方旭东教授和各位与会学者、同学充分交流之后,本次礼学沙龙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