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泉林】救国何以必须读经？

——论章太炎晚年的读经思想

作者：贾泉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流动站博士后）

来源：《孔子学刊》第十一辑

摘要：早在居日鼓吹“排满”革命时期，章太炎便把发扬道德主体性、激发民族自觉心作为革命救亡之根本。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其晚年，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亦是立足于以上两点的。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道德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章太炎提出读经以救国的主张，将“修己治人”作为经学宗旨，“修己”即发扬道德主体性之意，“治人”主要是指激发民族自觉心。孔子之学亦为“修己治人”之学，提倡读经亦即提倡尊孔。

关键词：章太炎；读经；道德主体性；民族自觉心；修己治人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国民党政府主导，全国掀起了一股读经的热潮。国民党政府提倡读经，显然是出于加强意识形态统一、维护独裁统治的需要的。与官方读经运动相区别的是，由保守派知识分子在民间发起与领导的读经运动，其目的则在于挽救道德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章太炎即民间读经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之一。讲述经义一直是章太炎晚年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其读经救国的主张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新四书”时。在正式参与读经运动之后，章太炎先后发表了《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演讲来阐释读经之利。提倡读经以救国，也意味着他对新文化人激进救国方案的否定。对于章太炎晚年的读经思想，学界一直较少留意；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今天，则应予以重视。

一、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

在居日提倡“排满”革命时期，章太炎将革命者较高的道德水平视为革命成功的关键。他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如此说道：

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今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

章太炎所列举的革命者应具备的三种质量皆指向了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他认为维新变法等清末救亡运动的失败是参与者缺乏这种精神质量导致的：

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吾党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箸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

维新人士参与变法的动机多不纯粹，杨锐等人皆是追逐功名利禄之辈，在遇到险阻时他们也就无法团结一心，最终导致变法运动迅速溃败。章太炎从道德的角度对维新派及其继承者保皇派、立宪派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予以否定。

章太炎所言“革命之道德”并非消极、被动之道德，而是强调革命者在自我道德成长中的主体性。他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提出以佛学发扬道德主体性、以国粹激发爱国心的主张：“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宗教即佛学，佛学主张万法唯心，极大地发扬了主体性：“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佛学视肉身与世界为虚幻，信徒故能勇猛精进、视死如归。国粹即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三项内容，能够唤起国民的民族自觉心与爱国心，民族自觉心、爱国心激发的同时亦离不开道德主体性的发扬，章太炎因而将发扬道德主体性作为救国之根本，这亦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思想观点。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将科学、民主及个人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予以提倡，希望以此养成现代公民意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传统伦理道德则被作为新文化的对立面而遭到彻底否定。对于新文化中的激进思想，章太炎一一作出批判。新文化人之所以提出“非孝毁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孝道伦理文化压制个人，并妨碍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国家观念的养成，章太炎对此反驳道：“‘孝’为人类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极有证据。”孝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爱国作为一种情感亦须由孝生发，而与个体实存和人的情感生活无关的现代“爱国”观念必定难以长久：“今之新学小生，人人以爱国为口头禅，此非墨子之说而似墨子。试问如何爱国？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爱父母、爱人、爱国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其根源便是孝，以“非孝毁家”为基础的“爱国”口号并不能激发真实的爱国情感。

对于晚清至新文化运动以来打着“新”的旗号，向国民灌输西方思想价值观念来改造国民性的做法，章太炎的批判尤为严厉：

自清之末，诸无藉者始言新法，未几，有云新道德新文化者，专己自是，以拂民之旧贯，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趾适屦，民不称便，而政亦日紊，新道德新文化者，有使人淫纵败常而已矣，是则徽公新民之说导其端也。原其始，不过失于文义，而妄者藉以为柄，祸遂至此，则诚所谓洪水猛兽者，文成力为之闲，不验于明，而验于今之世，诵其书者宜可以戒矣。

他认为，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与朱熹的“新民”说是一脉相承的，皆无视百姓的生活习惯与心理需求，损害百姓的基本权利，造成百姓生活的不便。其所倡“个人主义”的新道德，又容易成为许多人放纵欲望的借口。

新文化人相信科学是万能的，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行为亦应符合科学标准。对于新文化人的科学主义立场，章太炎将其与朱熹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近人谓“道德由于科学”，与晦庵穷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诚意者何异？必谓致知格物，然后方可诚意正心，则势必反诸禽兽而后已。何者？如云人与兽均为哺乳动物，依此而为穷知事物之理然后正心诚意，则人之行当反于兽之行，非驱圆颅方趾之类，入于獉獉狉狉乎？阳明诋晦庵为洪水猛兽，实则晦庵但知力学服官，并未真实用功于穷知事物之理。所谓穷知事物之理者，仅仅托之空言。今则不然，科学之影响，使人类道德沦亡，不仅托之空言，抑且见之实行，则所谓“洪水猛兽”者，不在晦庵，在今日谈科学而不得其道者也。

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目的不是要认识客观世界，而是为了“正心诚意”，根据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来规范自己以及他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此即“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内在根据；新文化人“道德由于科学”亦是如此，由此造成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以及人格的堕落。

晚近疑古思潮肇始于康有为。康有为出于变法需要，将六经视为孔子为托古改制而杜撰，六经所载历史便失去了真实性。对传统文化价值持否定态度的新文化人受到康有为经学观点的启发，疑古在民国史学界成为学术主流。这引起章太炎的极大愤慨：

《公羊》之说，如日中天，学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专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学，初不过人一二之好奇，康有为倡改制，虽不经，犹无大害，其最谬者，在依据纬书，视《春秋》经如预言，则流弊非至掩史实逞妄说不止。民国以来，其学虽衰，而疑古之说代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伪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复兴之望。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说，弊更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大声疾呼，谓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章太炎坚信历史的价值在于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觉心与自信心，疑古史学派则对古代史学典籍所载历史的真实性持怀疑的立场，宁疑勿信的偏见使他们常常仅通过有限的证据就断定一些史实为假，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大为降低。疑古思潮蔓延至社会就会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章太炎晚年于是把疑古史学作为学术批判的主要对象。

章太炎对受新文化思潮影响的新式学校教育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新式学校教育远离了教育的根本：“革命以来，学校林立，究其实际，则所谓教者，每多不能保存国性，发扬志趣，兹二者教育之根本。”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则在于新式学校不能有效地开展国史教育：“鄙人所以反复申论者则以教育上治史之利益，即在保存国性，发扬志趣，此于近代教育对症发药。国人昏聩也久矣，自来视史学为敷衍门面，因不免有取文舍事、详上古略近代、详域外略内政、详文化略政治，以及疑古太甚之五弊。能去此五弊，则史学之功用可见。”史学五弊使国史失去了“保存国性，发扬志趣”的教育功效，章太炎对此作出具体描述：

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惟少数同学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如鸟兽，不可同群，此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非顽固而何？……非直如是，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新式学校不能实施有效的国史教育，又受到新文化否定历史传统、打破一切束缚与偶像等观念的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道德主体性与民族自觉心，在日本侵华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会使中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经以“修己治人”为宗旨

在对新文化人激进的救国方案作出否定的同时，章太炎提出了读经救国的主张。章太炎是经学在现代遭受瓦解的重要推手。早年时期，他夷经为史，使经学丧失了作为历代“圣王之法”集合的“常道”性质，变为记录史实的史料文献；晚年时期，他的经史观发生了转变。他在《论经史儒之分合》一文中指出：

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谓经者何所指乎？“大纲”二字，允为达诂……大抵提出宗旨曰经，解说之者为说。简要者为经，详尽者曰说、曰传。后世儒家、史家，辞繁不能称，遂别称为子为史，溯其朔一而已矣。

六经为中国学术之根源，奠定了中国学术的框架模式与发展方向，章太炎因而称其为“大纲”。儒学、史学等学术类别皆属于对经学的继承与发展，经学以“修己治人”为宗旨，儒学主要继承了经学“修己”的一面，史学则主要继承了经学“治人”的传统。章太炎对自己早年夷经为史的观点作出修正：“若‘六经皆史’之说，微有语病，因经所含者不止史学，即儒家之说亦在其内也。”经是史，但又不仅仅是史。

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意味着他恢复了对经学的“常道”信仰，对于经学所含的“修己”与“治人”之道，他作出如下评判：“时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则亘古如斯；治人则稍异，古今异宜，习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损益，至于尽善。”经、史不同之处在于：经具有常道性质，其中修己之道亘古不变；经又有作为史的一面，史受时代的限制，其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损益、更替。但是，以治人为宗旨的史学，同样可以在历史中抽绎出“道”来：“若夫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体，则三代法制，不可行于今者自多。”史之常道即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则，如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天下为公、民族主义等，这些古典政治法则亦由经确立，为历朝历代士人所遵循，在现代社会中同样适用，史学需要因时损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典章制度而已。

儒家主张“修己以成人”，章太炎对此解释道：

试以《论语》相较，《论语》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继而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以今日通行之语言之，所谓“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谓“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谓也。

“修己”是指对礼义、道德、气节的自觉践履，此即发扬道德主体性之意。儒者通过修己来完善人格，成为君子。章太炎如此总结史学“治人”之义：“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了如指掌。”“上焉者”是对执政者与知识分子而言的，即要从社会变迁中总结出一些历史规律与政治原则来指导当下；其“次”是针对全体国民而言的，要牢记史实，养成民族自觉心，激发内心的爱国感情。儒学以修己为主，史学以治人为主，经学则同时具备儒学之修己与史学之治人两种价值功能。

四、读经如何救国

章太炎提倡读经救国是围绕“修己”与“治人”这两个主题来展开的。为便于读经运动的开展，章太炎提出了化约经学的主张：

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其经文不过万字，易读亦易记。经术之归宿，不外乎如是。

章太炎所说的“经”并非仅限于六经，而是囊括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增补并约定俗成的儒家经典，“新四书”即为历代经学典籍之“总持”。“天性”是指孝悌之情，“学术”是指修己治人之学，“志行”即气节，“礼教”在此专指礼仪制度。章太炎继承了儒家德治思想传统，将修己作为治人之本，现代政治的根本亦在于为政者的修己：“所谓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为政者能人人修己，国斯治矣。”“新四书”因而主要指向了修己这项功能，其内容平实、理性，不涉玄虚，体现出章太炎晚年讲经重实行的特点。

在日本侵华危机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章太炎将军民有无道德人格视为抗日能否成功的关键，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即由于其无道德、无人格：

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为当局自身计，亦唯有一战。战而有败，败而死，亦足赎往日罪状矣。然逆计其人，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尤不如爱自身之性命，复何言哉！乃知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非虚言哉！

正是鉴于气节、勇气的衰落，章太炎提倡《儒行》以鼓励志行：

《儒行》一篇，多言气节之士。有勇者居多。今人或言专尚气节，亦不足为国。此言似是而实非。一国中但有一二人尚气节，于政治何裨乎！东汉时重《儒行》，故尚气节，东汉内政不修，而外侮不至，一西羌为患，卒为汉灭。曹、刘、孙三国分立，亦无外患，三国人亦多尚气节故也。晋尚清谈，不尚气节，而五胡乱华矣。南宋时，如胡铨辈高唱主战，然一二人何裨于治，或乃讥为虚骄之气……今我国人数四万万，假令有气节者得百之一，亦足以御外侮矣。

章太炎罗列史实证明，举国崇尚气节，上下就能放弃一己私利而为民族的存亡精诚团结起来，如此便可战胜强敌。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民族主义便首揭于此：

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有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且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渝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长思哉！要之，读经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虽有取舍，而保持国性为最要。

激发民族自觉心是经史的最大价值，在中华文明形成后的两千多年间，华夏政权虽屡遭“异族”灭亡，但由于民族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异族”政权统治一段时间后皆被推翻，中华文明所以能一直延续至今。与过去“异族”的入侵相比，日本的入侵更加危险，所以读经以发扬民族大义，在此时更为迫切。

章太炎提倡读经是与尊孔联系在一起的。六经修己治人之学经由孔子继承与阐发，才得以发扬；孔子之学亦为修己治人之学，提倡读经亦即提倡尊孔。章太炎亦是从修己与治人两个方面来提倡尊孔的。他如此提倡孔子的修己之学：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以为士矣。”又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人苟能做到此八句，人心世道之坏，决不至如今日之甚。

孔子修己之法简明易行，能起到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春秋》的民族大义经由孔子阐扬得以泽被后世：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内中国外夷狄。”后人以为《春秋》之大义。孔子所自议者，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要之，从孔子以来，二千余年，中国人之受外国欺侮，不知凡几。自汉以来，迭受外人欺侮，无有不能恢复者。晋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与之通款，南宋则甚至称臣称侄，元则不必论矣。然韩林儿辈，并不读书，尚能恢复一部分故业。无他，孔子学说深中于人心耳……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为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今日国难当前，尊重孔子，犹为当务之急。

新文化人将孔子视为封建专制社会旧伦理、旧道德、旧制度的卫道士而加以否定，章太炎截断众流，将民族大义的发扬视为孔子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孔子的负面形象，使孔子以新的面目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结语

章太炎晚年提倡尊孔读经，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并不代表他不了解西方现代科教文明与拒斥现代化。与之相反，章太炎在19世纪末时就已经广泛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社会学、哲学等理论知识来进行学术研究了，这在他当时结集出版的《訄书》初刻本中有显著体现。章太炎所批判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而非西方现代科教文明。与遗老遗少闭目说经完全不同，他对经文的阐释平实、理性，此即出于对经义的现代性审视；对经义某些面向的强调，则是为了应对中国当时所遭遇的道德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他对孝道、民族气节的提倡便是如此。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的新时代中，读经热潮已然再次掀起，认真梳理章太炎晚年的读经思想，对于今天如何理解并开展读经颇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