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琦】儒家与宪政主义:袁伟时对秋风的批评的再批评

栏目:儒教(儒家)与宪政
发布时间:2011-07-0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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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宪政主义:袁伟时对秋风的批评的再批评
作者:宋大琦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时间:西历2011-7-2



秋风是从自由主义回归到儒家的知识分子典型,其学术转向也不失为当今一大佳话。事实上,今天的儒家知识分子大都向秋风一样,从小受的西式教育,沉浸于西式理想,用西方的术语思维,半生追求而终于知返。从旧的阵营里出来,秋风们了解自由宪政,站在儒门外面,袁伟时和大多数附和者却未必了解儒家,其批评之辞也往往拘于思维立场,不能站在更大的共相上看待事物。本人赞赏秋风的立场,也尊重袁伟时为人,愿就其批评为秋风辩护。


一、“回到儒家”与“主体性”

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中主张“必须回到儒家”,“必须”二字强调其所认识的必然性而已,攻之为“霸气逼人”未免有些扣帽子。秋风主张回到儒家,是从确立国民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论的,此论是否妥当与新左派说过与否无关,与蒋介石的文胆说过与否也无关,即时希特勒说过,也不妨拿过来再说,袁先生所攻之略,未免偏于辩论而不是讨论。本人倒是很赞赏袁先生关于国民党中**的反证。1935年,国民党中**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不论是否如袁先生说,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这话说得不错。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而非仅一个生物的存在,比如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子孙,完全不认并且鄙弃自己的祖宗,而认他人作父,那么如果祖先泉下有知,我们对他们而言算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说“不孝子孙”,而我们根本不认可“孝”这个观念,他们威胁不让我们进祖坟,而我们干脆把祖坟都掘了,鸡同鸭讲,两群陌生人嘛。我们顶多算血脉相承,肯定不能算文化相承了,用祖先的话来说,这就是“以夏变夷”,如何再算得中国人?所以,袁先生说“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这句话我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谢天谢地的地方,我们是在活着,但我们只是一群活在这一片曾经叫“中国”的土地上的人而已,其实已经与华夏文明没有关系。

当然,你可以辩解,这片地依然叫中国……但去掉特定的内涵,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你可以叫中国,他也可以叫中国,去掉这个符号,你又是谁呢?拉丁美洲人也在奢谈他们的传统印第安文化,他们与印第安还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他们生活在这片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非洲人倒还是黑皮肤,但连母语都忘记了,只能用欧洲语说话,他们与传统的非洲人到底还有多大关系?当然,活着总比死了强,但是,人甘心就这样活着吗?甘心让别人的灵魂寄生在自己的身体里吗?文明的自觉大概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问“我是谁”,这就是主体性的发现、主体性的挺立,秋风先生所求也无非如此。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裔,自然要从血统上追索到文化上,于是绕不开儒家,当然,佛老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要明白两点,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您可以反对回到传统,但您一回到传统就无法回避儒家,即使比袁先生更激进多的人反传统,反的也主要是儒家——“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是啊,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二、在传统社会中后期“三教合一”——更早的诸子学更是融合到了儒学之中,不论说有无必要,恐怕也没哪位先生自信能把他们截然分开,“为什么不是佛老”这句话大概佛老重生是不会问出来的。儒家是一个不断在阐释中展开的学派,汉唐宋明之区分发展是儒家常识,秋风以及绝大多数儒家也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袁先生大可不必担心一提儒家就是要恢复周礼——事实上孔子自己也讲礼有损益,你一定要定个万古不变的制度礼仪会把孔子也难住的。总之,人一旦摆脱浑浑噩噩、人云亦云,有了较为清晰的自我意识,主体性的自觉是绕不过去的,秋风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他离不开自己的根;袁先生不知道主张什么样的主体性,或者反对挺立主体性。

第二、关于封建与宪政

这点论述,秋风和袁伟时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秋风求其同,袁伟时求其异。如果说其异,西周之封建与英国之封建当然大不一样。如果秋风认为两者一样,而英国的封建导出了现代封建制度,所以西周封建也应该导出现代宪政制度,那么,我认为秋风的论点是荒谬的。然而,袁伟时的观点更加荒谬,而且与“秋风的观点”荒谬的路数恰恰一样。历史的进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使如西方人一再批判的“历史决定论”者,也不敢简单断言其中的直线因果。而袁先生说“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看明白了吗?原来封建与宪政的关系不是秋风的独自发明,袁先生说得更加言之凿凿,只不过袁先生说“此封建非彼封建”,你周那个封建不行,我欧这个封建才行。看到这里,我只有苦笑,除“西方崇拜症”之外,没别的语言来评论了。是啊,周的封建“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没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怎么能比得上欧洲封建领主对女奴丝毫不讲伦理的初夜权,怎么比得上中世纪教会对人的灵魂的绝对掌控?一个人自我奴化到这个地步,怪不得意识不到主体性的重要!其实在这点上,我对秋风也是不满的,他的这种中西比附也有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人中心主义作祟。且不论对后世的贡献,周本身就开创了八百年国祚,而宪政制度到现在还没够八百年,难道古人的幸福就不是幸福?难道只有对现在人有好处才叫好?

三、孔子与自由平等

秋风说的孔子与自由平的的关系以“仁”为论据,袁伟时以《中庸》中“仁者人也”后面的“亲亲为大”主张仁是等级的,非自由平等的。“仁”字在《尚书》中不过五现,在《诗经》中不过两现,而在《论语》中一百零六现,其后不可计数,是孔子提出的儒家的元概念,对其解释之两千五百年来的儒家主题,袁先生只一句话就把它打发了,未免太不严谨?这里笔者也无力辨析“仁“意”,但说一个东西“无”很难,说一个东西“有”却容易,只要举出一个“有”的例子:王阳明说人人可以为圣人,人人良知平等,王阳明又说良知就是“仁”;王阳明说我心即宇宙,那么心是无所限制的自由了,而王阳明又说我这一点心性就是仁。按这两句,仁与自由平等是有关系的了,起码有一种“种子”与植物的蕴涵关系。如果袁先生说王阳明不是儒家,王阳明错解了孔子,我也就没话说了。

四、孔子与尊卑等级制

孔子当然是主张有尊卑等级的,不过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孔子对其描述、对其规范而已。这个制不是孔子创立的,这个制本身也没什么错,历史的产物而已。孔子要说的是尊卑各有义务,要有序,孔子还主张尊卑等级不是固定的,贤者宜在高位,但不能迳行抢夺,也不能倚势行苛。如果袁先生说等级尊卑不是个事实,或者西周不应该有等级尊卑,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从第五到第十,我不想一一说了,要声明的是,笔者并不是完全同意秋风的观点,但敬佩他的拳拳爱祖爱人之心,对袁先生的观点尤其是立场则不能认同。第九点说的谁最伟大的问题,二人既然不在同一价值体系内谈论问题,比较谁最伟大岂不混乱?其犹白熊与河马讨论冰的好处,不觉得怪吗?关于后世儒学中有无宪政因素,我们得先来界定什么是宪政因素,如果以西方现存的为范本进行形式上的对照,那么我们只能怪罪早期翻译家把西语“……”那个词翻错了,却不能批判董仲舒们错用了“宪”这个词,更不能去改了《尚书》中“宪”这个词。但早期翻译家毕竟也不是白痴,“宪”在古文中就是安排一切的*法的意思,它与“律”(古人不谈“法治”,谈法时多用“律”)的不同就是律是人制定的,而宪是天地之法,人只能发现,不能制定。另一方面,如果参照西方,把宪政理解为一种权力制约原则的话,汉儒的“天-君-民”三项循环反馈政治结构说肯定是包含了权力制约的意思,但其落实在实践性制度上,与现代西方宪政到底差多远,可能就真的“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了——既然如此,我们比较异同已属牵强,厚此薄彼,执己攻人又何必呢?

与不同观点的人讨论往往会长见识,但更多的时候,人们不是观点不同,而是所掌握的信息不同,这就像那两个欧洲骑士,站在一面金面银里的盾的两边,一个说是金的,一个说是银的,最后因为捍卫真理而打了起来。盾简单,二人换看一眼就明白,而复杂一些的事物,人们往往没耐心区获得足够知识就开始“捍卫真理”,这些年与反儒的人们辩论,往往有一种不得不阐述知识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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