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朱熹与南宋书院复兴

栏目:中央党校机关报儒家道场系列
发布时间:2023-09-07 19:34:10
标签:

朱熹与南宋书院复兴

作者:张恒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十七日壬戌

          耶稣2023年9月1日

 

北宋初勃兴的书院至北宋后期渐趋沉寂,至有“至崇宁末乃尽废”之说。宋室南渡后书院再兴,朱熹于此功不可没。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创建、复建、扩建及读书、讲学、到访书院60余所,培养生徒400余人,“四大书院”半数因其扬名。纵观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

 

朱熹有功于书院,不仅在硬件建设,更在于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作为典范推广全国并延及后世,其所大倡的会讲成为书院讲学与学术争鸣的重要方式。朱熹复兴了书院,书院也成就了朱熹,他在数十年书院活动中完成了一生多数著述,理学思想不断成熟,终成集理学大成的一代宗师。

 

创办书院,“播理学火种”

 

朱熹一生著述达2000万字,“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尤其是其集大成的理学体系,不仅深刻影响中国数百年,亦延及海外。朱子理学萌芽于其少时就读的南溪、星溪、环溪、屏山、云根、湛庐诸书院,而其体系化则主要发生于其所创建、修复的书院,尤其是亲手创办的闽北4座书院。

 

乾道六年(1170年),40岁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后山天湖之阳(今属福建南平)母亲墓侧建寒泉精舍,守墓的同时治学讲学,蔡元定等20余人从学。此间,朱熹钩沉早期理学家行实,编撰《伊洛渊源录》,建构起以周敦颐为源头、二程为中心、张载为补充的早期理学谱系;与吕祖谦合作,分主题汇集早期理学家语录,编成《近思录》;还撰成《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文。

 

寒泉精舍建起当年,朱熹路过附近云谷山,见其“峰峦特秀”,遂委托蔡元定在此搭建草堂。淳熙二年(1175年),晦庵草堂建成,蔡元定、刘爚等曾学于此。其间,朱熹与弟子登云谷山,遇雨淋湿,心生感怀,想起张载名篇《西铭》名句“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遂各自解读,后朱熹撰成《西铭解》。当时蔡元定还在附近建西山精舍,与晦庵草堂呼应,悬灯为号、次日切磋。草堂元季倾圮,明代曾重建为云谷书院。

 

淳熙十年(1183年),因弹劾唐仲友受挫而归居武夷的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起武夷精舍,也就是今天的朱熹园。韩元吉《武夷精舍记》称“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一时学者云集,最多时有蔡元定、黄幹等百数十人。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于绍熙元年(1190年)刊布,这是朱子理学集大成之作,也是以理学解读儒家元典的里程碑之作,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指定教材。

 

绍熙三年(1192年),迁居建阳童游的朱熹在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两年后,扩建改名沧洲精舍。曾先后从学于寒泉、晦庵、武夷的蔡元定、黄幹等人又聚学于此,形成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此间,朱熹完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撰著。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御书赐额“考亭书院”。

 

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其亲手创办的4座书院“从事教学前后达数十年,时间最长,著述最丰富,及门弟子最多”。此外,朱熹还在各地任上复建、扩建多所书院,如淳熙六年(1179年)在知南康军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绍熙五年(1194年)在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重修扩建岳麓书院,同年在原址重建湘西精舍。

 

制定学规,“尽为学之方”

 

朱熹复兴书院文化之功,不仅在于创办、修复等硬件建设,还在于理念、制度等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教谕等不仅成为南宋书院之典范,而且成为接下来几个朝代发展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复建并执教白鹿洞书院期间,朱熹忧于以往“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的学风,“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揭示》提出,教学之旨在于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教之目”,并进一步提出“为学之序”在于“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在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揭示》以其宏旨微蕴引发广泛关注,朱熹弟子刘爚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视察太学,亲书《揭示》赐诸生,令天下学校、书院遵行。淳祐六年(1246年)又诏颁《揭示》于各州府县立石,《揭示》遂成全国性学规、教规。朱熹部分弟子及当时不少学者以《揭示》为范本,兴教办学时直接效法或参考借鉴。朱熹晚年重修并讲学于岳麓书院时,也曾将《揭示》应用于岳麓书院的教学与管理,名为《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有了正式学规,对书院的规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揭示》亦影响元、明、清几朝乃至海外,成为数百年间书院学规范本与教育办学纲领。王阳明对《揭示》评价极高,认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除白鹿洞书院学规外,朱熹后来创建主持沧洲精舍(考亭书院)时还作《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诸文,强调“立志”的重要性,所谓“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认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熹主张,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书》《礼记》及二程、张载诸位学者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如此便能有切实的入手之处。

 

大兴会讲,“道明而德进”

 

南宋理学发展至集大成阶段,高度思辨化的理论迫切要求各种争鸣辩论,“会讲”于是兴起。当时较早、较知名的几场会讲如“朱张会讲”等皆与朱熹有关,大都发生于朱熹修建或讲学的书院之中。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岳麓书院主教张栻之邀,从福建崇安远赴湖南潭州(今长沙)。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朱张二人围绕“太极”“仁”“中和”等重要哲学概念以及“已发”与“未发”、“察识”与“涵养”、“心”与“性”“情”等重要哲学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朱张会讲”不仅聚集起书院师生,而且吸引了各地学子,盛况空前,“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长沙至今还有“饮马塘”“朱张渡”等地名。

 

“朱张会讲”促进了朱熹与张栻两位理学大家思想的成熟。张栻《诗送元晦尊兄》云“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言二人的讨论已到庖丁解牛、超然无物之境。朱熹答诗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言其对太极等的理解又深一层。“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噪,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后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又重修扩建岳麓书院,“规模宏阔,教条详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

 

除“朱张会讲”,朱熹还与陆九渊等人在江西有过“鹅湖之会”。早在寒泉精舍时期,朱熹就曾与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并合编《近思录》,二人的“寒泉之会”被视为“鹅湖之会的前奏”。淳熙二年(1175年),由吕祖谦邀集,朱熹、吕祖谦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于江西信州鹅湖寺(今属江西上饶),史称“鹅湖之会”,就为学之方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不欢而散。后人在“鹅湖之会”处建鹅湖书院,成为重要地标。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前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也是一次重要会讲。朱陆讨论了“义利之辨”等问题,陆九渊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朱熹刻石立于书院并亲自作跋。

 

朱熹《论语集注》言,“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朱熹在各地书院主持、参与会讲,大大繁荣了南宋书院文化,推动了学术争鸣论辩,理学也在一次次会讲中成熟完善,终至集大成之境。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