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自然与天道：船山哲学中的“终极无为宇宙观”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
【陈赟】自然与天道：船山哲学中的“终极无为宇宙观”
船山哲学中的“自然”意味着一种与“人为”不同的自发性运作方式，它无法为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为作为根据的终极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种自发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为指向的秩序，后者指向一种在终极层面无为自然的宇宙观。船山以人之天、物之天、天之天三个概念将自然区分为人的自然、物之自然与宇宙之自然三个层面，人的自然规···
【陈赟】“普遍历史”构思的文明论困局
以思辨形态构建“普遍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问题：历史目的与历史主体的断裂，使得历史本身脱离了具体个人的生存；历史中的生存本来是参与性的，但在普遍历史构思中具体个人反而成为旁观者；由于历史体验中的无常感受被等同于意义虚无体验，历史意义于是被构思为来自超越性的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历史中的生存被贬抑为一种克···
【陈赟】“天下归仁”：梁漱溟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儒家叙事
梁漱溟从儒家思想视角“翻转”西方的世界历史叙事，给出了世界历史从西方进展到中国的方向，以给出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不是从黑格尔式的自由理念出发，而是将世界历史展开视为“天下归仁”的实现。这一套世界历史叙事建基于中、西、印三种不同人生态度、三种基本问题与三大文明类型之相应结合的基础上。
【陈赟】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
【陈赟】治教分离视域下人性善恶问题之勘定
治、教二域遵循不同的原则，即“王者尽制”与“圣者尽伦”：“尽制”遵循下行性的防御原则，不直接以导人向善为目的，但却必以止恶为首要目标；“尽伦”遵循上行性的引导性原则，借助教化激发人的向善、向上的激情，圣贤生命人格的榜样示范作用就是教化的基本形式。在以上视域中，性善论作为内在而先天的原则，应当被勘定为教统的人性论原则；···
【陈赟】“治出于二”与先秦儒学的理路
“治出于一”的秩序图景在春秋战国被“治出于二”的结构性变化所取代。仁的思想之出现为人体小宇宙直接与天相通，而不必经过礼法秩序的中介提供了可能性。圣人形象作为人伦的最高体现，构成了教统领域的最高代表，而且被视为世俗权力无法予夺的“天爵”，从而开启了教统独立于治统的意义。
【陈赟】“见之于行事”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识
中华文明历史观的核心，不是脱离历史事件构造历史的概念，也不是诉诸历史过程之外的终极目的，而是强调“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这样的历史观，不是追求脱离质料而仅仅诉诸形式的绝对普遍性，而是强调即事以见理的具体普遍性。
【陈赟】“天下一家”:中国古典文明的政教理想
“天下为一家”即“以天下为家”，即是对礼运“天下为家”的内涵的理解，“天下为家”被视为极高的政教成就，无论是三代的六君子，还是这里所谓的“圣人”，都意味着《礼运》中与“大道既隐”关联着的“天下为家”，仍然是《礼运》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一家一姓为主体进行的专制独裁之“家天下”。
【陈贇】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层逻辑
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陈赟】“圣人无名”与自由秩序——兼论《庄子•逍遥游》中的尧与许由的象征意义
《庄子•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关联着对自由主体与自由秩序的理解，但历代对之的解释颇多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在对尧与许由二人的态度上，历代的解释可以归结为扬许抑由、扬尧抑许、尧由俱抑、尧由俱扬四种类型，在对对四种态度做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郭象哲学对扬尧抑许、尧由俱扬的综合，而···
【陈赟】对传统儒家形上学的推进——评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
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拒绝了各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拒绝了本质主义的儒学；在世界哲学视域中，在儒学的当代发展的脉络中，具体形上学乃是生成中的儒学，是接续儒学从中国的哲学到东亚的哲学再到世界哲学的发展的最新成果。
【陈赟】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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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文明论视域中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陈赟】我所理解的国学是立国之学
就政治社会的功能而言，国学可以凝聚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共识。读个人而言，国学的不少方面可以帮助您安顿下来，有某种归宿感。
【陈赟】从“太虚即气”到“乾坤父母”：张载本体论思想的结构——以船山《张子正蒙注》···
现代学者往往以“太虚即气”作为最能体现张载《正蒙》形上学性格的典范论述，而张载哲学中的本体被固化为太虚，气本论与太虚神体论等等都是对太虚本体的解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确立的并非静态的实体化本体，而是动态的从太虚到乾坤（天地）的本体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太虚之天乃是“清虚一大”之天，作为理气浑沦未分者，它意···
【陈赟】“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
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来看，孔子及其集团与六经乃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团通过对六经的整理，一方面总结了上古政教遗产，类型化地区分了帝、王两种政教史观，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治教出于二的新格局。三代王制对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必须通过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团从三代之法中提炼出三代之道，对西周王制的总结而建立的“···
陈赟著《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出版暨序论、后记
王国维自视其《殷周制度论》为“经史二学的大文字”，但其“藏经学于史学”的进路一再被遮蔽。本由史而经，由观堂先生而上及历代诸儒，对西周王制要素的继统法、封建、禘礼，尤其是宗法等，进行了详实而具有系统的阐发，试图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呈现西周王制的基本架构、制度基础、精神原则、理念根基。
【陈赟】寓大同、小康与仁道之中：《礼运》与后帝王时代的政教典范问题
《礼记·礼运》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提出的“大同”与“小康”等观念，对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的“帝”、“王”政教史观具有理念上的总结性质，可谓是帝王史观的完成，而这一史观又是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上古政教历史的理念化处理的核心。即便是在近代中国，以大同、小康对应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建设小康社会的表述中，仍然可以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