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主编《何谓中国人》出版暨吴万伟译后记

貝淡寧（Daniel A. Bell）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政治理論講座教授。2017年至2022年，任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著作包括《賢能政治》、《正序論》（與汪沛合著）、《城市的精神》（與Avner de-Shalit合著）、《東方遭遇西方》等，是普林斯頓中國系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創始編輯，作品已被翻譯成23種語言。2018年被授予會林文化獎，並被世界經濟論壇授予「文化領袖」稱號；2019年被授予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2021年被山東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推選為「山東省人民友好使者」。

【学者推荐】

本書收錄的文章為讀者呈現了身為中國人和成為中國人的多重概念含義。這些不同的視角提醒讀者在將某些本質、特徵、習慣或者行為歸結為全體中國人時，需要批判性地考察自身的偏見。本書呈現的多樣化觀點能令讀者認識到中國文化擁有多面性，不能一概而論。本書亦可提醒人們反對狹隘民族主義自豪感和妖魔化中國文化。
——閻學通（國際關係理論家、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名譽院長）

貝淡寧及本書其他作者闡明了「中國性」如何超越單純的民族或者文化定義，為讀者提供了洞察關係型世界觀、歷史演變進程和當今時代人們對家庭、國家和全球和諧的承諾等方面的深刻見解。對於任何渴望理解中國人身份的讀者來說，本書都是必讀之物。讀者不僅能了解到中國人身份的多面性，還能感受到海外華人在現今聯繫日益密切卻越來越動盪不定的世界中如何自我調整。
——李成（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香港大學治理與政策學院教授）

本書諸位知名學者深入探討一系列深刻的問題——身為中國人或者成為中國人的本質，從歷史、哲學等視角進行了極富挑戰性的激烈辯論。本書探討的問題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話題。
——拉納·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匯聚了一大批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法學理論家來探討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帶領我們深入思考眾多關鍵議題，涉及中國歷史上有關國家、民族性、自我和他者的流動邊界、儒家思想、當今政治和法律體系等，激發新的探索。對任何有興趣關注中國在二十一世紀世界中發揮作用的人來說，本書都是一場令人心動的思想盛宴。
——孫笑冬（Anna Sun）（杜克大學宗教和社會學副教授）

【目錄】

中文版序

緒論：身為中國人還是變成中國人？——跨學科多維度探尋中國人身份丨貝淡寧

第一部分：關係型世界觀
第一章 身為中國人，還是成為中國人？這是個問題丨趙汀陽
第二章 孔子會怎麼說？人人皆為中國人，有多有少而已丨安樂哲

第二部分：歷史視角
第三章 古代中國：中國人身份的包容性與排他性概念丨尤銳
第四章 重新思考漢族中國人的身份丨伊沛霞
第五章 「中國」與「夷狄」之辯：歷史中期的省思丨包弼德
第六章 清朝與儒家普遍主義丨汪暉

第三部分：「中國性」應該是甚麼
第七章 當代中國的孝丨汪沛
第八章 天下體系與去殖民化思想：「中國」作為文明，而非民族丨項舒晨

第四部分：中國公民身份建構
第九章 從歷史視角看近現代中國國籍法的演變丨陳弘毅

譯後記丨吳萬偉


【译者简介】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已经出版的翻译作品主要有《良好生活的哲学》、《中国新儒家》、《分配正义简史》、《大西洋的跨越》、《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合适中国》、《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哲学的价值：一种多元文化的对话》、《自然道德：对多元相对论的辩护》、《有思想的生活：智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良好生活的哲学》、《我是如此努力地活着》等。

译后记

2025年8月7日，译者接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微信，询问是否有时间翻译贝淡宁教授的新书《何谓中国人》，译者愉快地接受了此项任务。一方面，贝淡宁教授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从2010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翻译其《中国新儒家》到2021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我在中国教政治》的10年间，翻译了他的若干著作如《城市的精神》（繁体字版），台北：财信出版社，2012；（简体字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合适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城市的精神I：全球化的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重庆出版社，2018年1月）、《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另外，书中不少作者因为贝淡宁或者其他译作作者而有些了解，既深感荣幸也倍感亲切。赵汀阳是译者特别钦佩的哲学家，曾经因申报中华学术外译的事打扰过，安乐哲（Roger T. Ames）是译稿作者陈素芬（《儒家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的博士导师，他几年前曾帮译者一个忙，在北京接收一份邮寄材料，再转交给美国朋友。尤锐（Yuri Pines）也是译作作者，其“功德与出身：中国前皇权时期‘选贤任能’概念的演化”被收录在贝淡宁和李晨阳合编的《东亚的贤能主义》一书的第六章。汪晖曾担任《读书》主编多年，译者翻译贝淡宁的“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就发表在该刊2007年第8期。汪沛是在译者翻译《城市的精神》时认识的，后来时常能第一时间阅读其最新发表的论文或者随笔。项舒晨也是译作作者，她的《文以载道：儒家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近期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她邀请译者参加2025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国际会议。

总之，书中各章作者对中国典籍的熟稔、广博的知识面、独特的见解、严谨的逻辑论证、优雅的文笔都给译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该书虽然篇幅不算很长，但涉及的中国典籍和哲学、历史和法学专业领域都对译者造成一定压力，深感责任重大，唯恐辜负了作者、各位师友、出版社及广大读者的信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希望能够不辱使命。

《何谓中国人》是从多个学科探索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文集，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从历史和当今的不同视角探索身为中国人或者变成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主编邀请的这10名顶尖学者好友中有70多岁德高望重的鸿儒，有30出头的青年才俊，还有夹在两者之间创造力处于巅峰的中年人，这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章共同探索“中国性”的复杂性，帮助读者看清其关系型多面体的本质。

本书探讨的话题包括中国哲学和社会生活背后的关系型世界观的重要意义，中国人身份认同历史演变过程，与家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责任相关的道德义务等。本书也探索中国人身份的法律维度，强调为所有人提供公平待遇的法律纽带。总体而言，多样化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整体的画面，帮助读者完整和细腻地认识中国人身份，我们相信从事中国研究、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法学的师生都能从中受益良多。

贝淡宁在《我在中国教政治：贝淡宁的中国随笔》的序言中就预告了他想写一本关于“成为中国人”的书，这本书将更明确地展示双向的教学关系，并不是他来中国教书而是他从中国习得良多。他提到本书第一章赵汀阳将中国性比作漩涡，它能够把其他人和文化“吸进来”与此同时也能吸纳其他文化的内容。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大错特错，本来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漩涡可能因为他的工作而做出某些改变，结果却渐渐发现最终被吸纳进漩涡的竟然是他自己。[①] 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只不过不是独著而是他主编的文集。也许这是试验性的准备工作，稍后会有专著出版，让我们翘首以待。[②]在此，译者简要介绍一下收录在《我在中国教政治》的开头两篇文章。

第一篇是2017年7月14日《华尔街杂志》发表的“为何想成为中国人这么难”。作者首先现身说法，自己出生于加拿大，有着高加索人的身体特征，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说中文，认同中国文化，目前有中国永久居留权，有中国妻子，但就算有时候被称为“中国女婿”，但在中国人心中，他仍然不是正宗的中国人。在他看来，障碍不在法律层面，不是语言，不是文化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性模式，当中国强大和安全时，社会各界都欢迎外国人，只要认同中国文化，人人都能称为中国人，而当中国虚弱时，外国人常常受到歧视，甚至仇恨。近代“百年国耻”之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以种族为基础了。文末他写到自己的中国梦：不仅在他自己的心里而且在中国同胞的心里被当成中国人。[③]

第二篇是2017年8月2日发表在《环球时报》的“你可以通过学习成为中国人”。作者首先认定以种族来划分中国人的方式没有历史溯源，称呼中国人的传统词语是“华”，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而非种族，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极具包容性和同化性的理念，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中国人。1925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一直都是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它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的一部分。最后，作者呼吁人们和他一起融入伟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并引以为傲。[④]

接下来，译者基于自己非常有限的了解，简要谈及赵汀阳天下理论的讨论、孙向晨、白彤东、方超晖对天下理论的评论，贝淡宁和安靖如有关儒家和民族主义和解的争论，贝淡宁和汪晖有关城市精神的对话等，希望这些可以作为书中相关章节的背景和补充性材料。

2019 年 11 月 4 日，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举办关于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德文版（Suhrkamp 出版社）的讨论会，汉斯·费格教授主持，约定赵汀阳对每个发言人的问题做出回应。赵汀阳指出，“真正的政治不是寻找和确认敌人，战争也不是政治的延续……政治必须是化敌为友的艺术，否则等于无所作为，只不过重复了自然状态。我试图回归超越对立的天下概念，设想一个在世界宪法保证下的和平世界体系。”基于共在存在论的天下体系拥有三个宪法性概念，“（1）世界的内部化；（2）关系理性，即相互敌对最小化优先于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因此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形成反差；（3）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当且仅当，其他所有人也必然获得利益改善。”[⑤]

赵汀阳指出，中国有关生活形式的基本分析单位依次为“身，家，乡，邦，天下”，与现代欧洲的“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关注点不同，形成错层对比。他承认中国应该将个人自主自律概念引入中国哲学，同时又庆幸中国文化中缺少异教徒概念，主张兼容性普遍主义（compatible universalism），不像对他者充满恐惧有可能助长文化自闭的基督教式单边普遍主义，“兼容普遍主义不是价值观而是方法论，用于建构最丰富的事物共在关系与共可能关系，以及发展各种哲学与价值观的兼容关系，同时否认任何特殊价值观的独断地位。”天下体系的伦理性就建立在关系绝对命令之上，即孔子的“仁”原则---任意二人一致同意的最优相互关系。[⑥]

安乐哲在辩论中高度评价赵汀阳提出的独具一格的中国“旋涡”模式来诠释天下的身份认同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正是极具号召力和“文化诱惑的”核心因素诸如中国的书写文字，承载可共享文化的经学文本以及从核心文化发展出的政治神学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不同族群卷入到了旋涡之中。旋涡模式这个新颖而令人信服的论点，“不仅告诉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也帮助中国来更好地理解自己。”对于安乐哲提出的“欧洲是否可以发展出一个欧洲特色的天下？”，赵汀阳的回答是“欧洲曾经错失了本可以成为巨大旋涡的两次机会：第一次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如果当时法国能够组织起类似于欧盟的组织，而不是忙着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战的话；第二次是一战之前如日中天的德国，但前提是它需要实行民主改革。”

当代欧盟似乎也失去了旋涡式的机会，因为欧洲思想将国际政治混同于世界政治，试图以治理国家的手段来统治整个世界，缺少像天下这样具有世界性的（world-ness）世界主义概念（worldism），未能以世界看世界、未能超越国家视角理解世界的共同利益。赵汀阳承认未来欧洲建立一个“文化天下”的可能性，但同时特别指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国的典型特征，即“不完美主义”，即“一个事物宁可保持不完美的状态，才有更多空间来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而完美的事物由于没有变化余地而变得脆弱，往往难以长久。如老子所言，应当永远像“水”一样随形而成，才有最大的生存机会。”[⑦]

孙向晨评论说，天下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未被实现的理念，对周朝能否作为天下体系的范例感到怀疑，而且“天下”虽然有其理想主义的维度，但其现实恐怕带有明确的专制主义倾向。对此，赵汀阳反驳说“天下理论本来就不是历史论述，只是有史料的理论而已。哲学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发展伟大的概念和原理，而非考证历史真相，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另外，“虽然周朝的实际统治仅维持了275年，但天下政治模式却延续了800年，直到秦始皇建立了新体制才算结束。早期中国有一个政治传统，天命的资格要由伟大德行来确认。贝淡宁（Daniel Bell）将这种政治机制总结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不同于民众政治（democracy）。有一点值得一提，最重要的德行还不是个人品德，而是对社会与文明做出意义重大的创制，前者只达到仁，后者才达到圣。”[⑧]

斯蒂凡·戈思帕评论说“‘孔子改进’很好，可是同样也很理想化，同样缺少道义上的必然条件来确保它要么是对所有人的平等改善，要么能够将所有人改善到平等的福祉水平”，对此，赵汀阳提出“中国有个古训说：“维齐非齐”。更具现实感的”孔子改进”只是有希望避免个人主义造成的问题，。。。但它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同等的幸福。天下体系并不许诺一个所有人走向至福的乌托邦，而是期望一个可实现的充满和平与共享的共托邦世界。”[⑨]

这让译者想到刚刚完成的译稿---李晨阳教授的《重塑儒学：与时俱进的探索》中第10章“平等的两种形式”，即一对一的平等和比例平等。“维齐非齐”出自“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篇第九”。

李晨阳在注释中解释了这个表述的含义是“要达到社会平等，那就必须有差等”。一个不同的但逻辑上对等的解释是“纯粹的平等是不平等”。虽然两种解释的意义是一致的，但这个术语本身在《尚书》中并不明确。艾文贺（P. J. Ivanhoe）的解释与《荀子》中同一个段落中的两个先行命题是平行的。荀子说，“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 (《荀子·王制》(Wang 1988, 152)。在这两个句子中，“不”与“维齐非齐”中的“非”一样是否定词。”[⑩]这个论述也让译者想到本书的两位作者贝淡宁和汪沛合著的新书《正序论》中有关可辩护的社会等级差异体系的论证。[⑪] 赵汀阳有关“和”的论述也与李晨阳《重塑儒学》中的论述相映成趣。

与贝淡宁一样从传统中国的民心观念出发，对西方的民主进行批评，复旦大学的白彤东认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是试图以中化西，利用中国传统资源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体系所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但是，白认为赵在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对传统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的解读，对新世界秩序的构建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大问题。白认为儒家的新天下体系是一条中庸之道，既可以克服过度排他的民族国家体系，又可以解决赵汀阳过度无外的天下体系的问题。[⑫]

清华大学的方超晖赞同贝淡宁的看法，儒家虽然是天下主义的，但差等之爱的逻辑决定了其与民族主义并非不相容；但是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法家民族主义有根本区别。方指出，“一方面，儒家从爱有差等的逻辑出发，和民族主义并非不相容，甚至一定会支持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儒学从本质上以天下主义为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儒学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普遍的人性，二是普世的文明。这才是儒家天下主义的精神实质。”[⑬]

贝淡宁在一篇题为“天下归来”的文章中指出“天下”的三重意义，即“第一层是地理上的概念，整个世界，the world。第二层是价值观，我们的理想是儒家的‘爱有差等’。我们爱家庭，虽然将这种案推及家庭之外的时候，这种爱的力量会随着距离渐远而逐渐削弱。第三层，‘天下’还有情感上的含义，即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关怀。”[⑭]他认为，天下的核心是人民，儒家的人民不是狭隘的“民族”（Nationalism）的概念，而是整个天下。[⑮]

关于儒家和民族主义能否相容的问题，可以从贝淡宁和安靖如的辩论中有更为详细的阐述。贝淡宁在2011年6月《文化纵横》上发表“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一文中试图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贝淡宁先“从家到国”和“从国到天下”两个方面阐述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是可能的，接着从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与法家民族主义三个方面阐明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儒家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可予以辩护的。[⑯]

《文化纵横》10月刊就儒家与民族主义这个话题刊登了唐文明、周濂、安靖如、杜楷廷的回应文章。安靖如在“儒家民族主义与混合政体”中，大体上支持贝的立场，“儒家民族主义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儒家民族主义优于“法家”民族主义或“怨恨式”民族主义，信奉儒家的人选择儒家民族主义而非自由派民族主义不是没有理由的。但他在文中提出三点修正。首先，对家、国和天下的各自承诺之间存在着关联，但此种关系类型最好根据“平衡”与“和谐”来理解，而非一方优先于另一方。

安靖如认为文化论的“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文化”是不同的，贝淡宁提到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个特例，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文化之特定支流占据权威性，使其处于优势地位。第二，贝淡宁有时不太理解文化和民族（或国族）会对儒家（或儒教）实践的具体内容产生影响。我们需要思考“诸般儒家民族主义”，每一种是特定民族共同体所独有的。儒家到了它的出生地之外的地方，就开启了双向适应过程，儒家与民族主义互动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个动力机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有着激烈批评，但贝淡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以及对于儒家民族主义可能被滥用的担忧所做的反驳，都显得单薄。

在安靖如看来，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中根本找不到据理对公民或政治权利的直接辩护。若要让儒家民族主义有吸引力，就必须纳入到强有力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混合型政体之中，或者找到比贝淡宁更强健的儒家基础为这些权利辩护。安靖如在《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提倡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辩，人人都必须接受被独立的法律和权利所制约的状态。只有活着的儒家才能灵活回应新的洞见和新的处境，找到既能拥抱民族主义之价值侧面又能避免其缺陷的道路。[⑰]

本书的作者之一汪晖曾经在贝淡宁的《城市的精神》出版之际围绕“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该如何安顿我们”这一主题展开过讨论，谈及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怎么去安放我们自己的灵魂的问题。其中有些地方涉及到与本书相关的若干问题，这里分享给各位读者。

针对贝淡宁教授提出的“爱城主义”概念更接近生活实际，不像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在政治哲学中那么严肃，并且总结出“爱城主义”比“爱国主义”优越的三个理由。（1）强烈的爱国主义可能导致战争和敌对，但爱城主义要温和得多，城市之间不会打架；（2）拥有共同环保理念的城市可以合作，一起来解决依靠国家很难解决的问题，达成一些政治目标；（3）有时候爱城主义对解决贫困问题有一些帮助，比如曲阜强调其儒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很多游客，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展。”

汪晖指出，“说到认同，就你说是哪个城市或国家的人而言，认同常常与你是跟谁说、在什么情景下说有关系。比如你跟一个人纽约人说我是上海人或北京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会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觉得这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文明和地方性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比较多样性的认同，来描述我们的状态。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种主义也好，它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会使我们生存状态的多面性被单一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种相对的身份认同，我们有自己的家、村庄、城市、省，还有地域、国家、亚洲，还有北方、南方，这些都是我们认同的一部分。我们有宗教的信仰，也有地方的习俗。所以，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的描述，是打开多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方式。”[⑱]

关于爱国主义与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问题，贝淡宁指出：爱国与爱城市不矛盾，城市对外来的人比较开放，包括对外国人，比国家要开放，当然需要平等对待外地人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像国与国的竞争导致战争和敌对，而是良性竞争，有助于保留自己城市的精神，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对此，汪晖的回应是“坦白说我特别想念我的家乡，可是如果让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一直这么生活下去，我可能也不会习惯。换句话说，北京变成了最适合我的生存之所，但是我对它并不抱有对家乡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 [⑲] 如果乡土性被彻底驱逐，城市里面的认同感如何真正成立？

汪晖担忧如果完全没了乡土，城市的沟通体的感觉就难以维持下去。他说，“北京一方面是政治性的城市，是一个帝国的都城，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跟乡村的关系是绵延的，不是对立的，乡村是慢慢的渗透到城市里面来的，它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乡土的城市，所以有亲近感。坦白说我在台北也有亲近感，我在香港就没有这种亲近感。”[⑳] 贝淡宁也谈到香港，他说，“香港也存在很多农村文化，包括新界，这也会影响城市的文化。”香港之所以比较成功，在他看来，跟农村或者跟儒家的价值观有关系。“香港是比较强调物质主义，但物质主义其实不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生活，香港人身上有一种没有享乐主义的物质主义。为什么他们想赚钱？基本上是为了家庭。按照儒家的价值观要推及到家庭的爱，推及到城市、国家、天下。”[21]

《何谓中国人》（2025年）并非贝淡宁的最新著作，其儒家哲学研究仍在进行中，新著仍然不断出现，比如2026年出版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思想重要：有关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四场对话》，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书，探讨孔子、孟子、荀子、商鞅、韩非子、庄子和墨子等先哲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应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紧迫政治问题。中国最具创造性、多样性、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辩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深刻塑造了后世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他们对中国领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这些长盛不衰的辩论在西方仍然鲜为人知，虽然这些争论可能影响中国是否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的答案。

贝淡宁让这些思想家在当今语境下展开对话，结果就是一场极富创造性和吸引力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介绍，揭示出这些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未来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力。公元前221年中国实现统一之前，创立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杰出政治思想家们周游列国，相互辩论，竭力向各国君主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贝淡宁基于他们就一些长盛不衰的话题比如战争、腐败、政府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国家是否应该资助文化事业等辩论，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假设性对话，针对当今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政治思想扎根于过去。理解古代中国政治思想能够教导我们理解当今的政治辩论，这对于理解中国和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22]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位作者的新思考和发现。

就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译者碰巧在微信上看到公众号《叙拉古之惑》上推送的一篇文章，那是辜鸿铭在1915年写的《中国人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23] 不知读者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民国时期谈论可能也是谈论中国人的高潮，如鲁迅的《论中国人的脸》、梁漱溟与胡适的论战、林语堂的很多著作如《中国人的国民性》和《闲说中国人》等。这种热情和兴趣可能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中国文化陷入信任危机，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有关。

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有意思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外变成精神中国人的“中国风”潮流。“何谓中国人”不仅仅是哲学家和各类学者关心的学术问题，也是生活在快速变化的当今世界的人都绕不过去的生活方式问题。世界各地的人热衷模仿“中国式生活方式”，既有如喝热水、在家穿拖鞋，煮养生茶、拿起保温杯等微观的民生生活，又有上升到中式思维，崇尚秩序、包容、内在定力等文化气质以及中国定义的现代化等宏大叙事。[24]

“曾经，好莱坞电影、摇滚乐与自由主义价值观，让无数中国人趋之若鹜，甚至以“过洋人的日子”为荣；如今，西方年轻人开始学习汉语、练太极、钻研儒家思想，甚至自称“精神中国人”（spiritual Chinese）。这股“中国热”不仅是文化浪漫的再现，更是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对自身文明的一次深刻镜像式反思。”[25]译者相信，本书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探讨必然有助于读者思考家园概念、地域认同、城市认同、国家认同和天下情怀、世界公民的关系，成为名符其实的、骄傲的、可敬可亲的中国人。

译本出版之际，译者要感谢作者贝淡宁老师的厚爱和信任和长期以来对译者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书中各章作者的反馈和热情鼓励，还要特别感谢贝淡宁、汪沛、项舒晨、尤锐及其夫人王宇老师、伊沛霞及其博士段哓琳，还有包弼德及其博士李倚天、陈弘毅等老师对译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汪晖老师提供详细校订审阅的中文原稿。感谢贝淡宁教授的博士李东阳校对审阅了整本书稿。

译者还要感谢所在工作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的硕士生张雯柯、潘翠莲、刘晓川、张苏雨、陈妮娜、张长琨、王丽敏、邓宗瑶、张鑫、赵梦迪、李海莹、王艺莹、王诚邦、张永芳、常译文同学提供的多方面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若干译作和著作，如陈蒲清译注《四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1年）、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辜正坤译《老子道德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等，笔者对这些译者表示感谢。最后译者要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老师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该译后记是出版前的未删改版。——译者注）

译者
二〇二六年三月于武汉青山

注释

[①]贝淡宁，《我在中国教政治：贝淡宁的中国随笔》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②]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与研究中心的梁景鸿在书评中提到，“贝淡宁计划出版下一本书命名Chinese Layers。”请参阅：梁景鸿，<贝淡宁：从古代哲学到现代认同，思辨何谓中国人？>《明报》（2025年6月15日）。

[③] 贝淡宁，《我在中国教政治：贝淡宁的中国随笔》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页。

[④] 同上，第8-11页。

[⑤] 赵汀阳、汉斯.费格、斯蒂凡.戈思帕、露易丝.缪勒等 王惠民 译 赵汀阳校，<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证及疑问>《世界哲学》2020年第3期，https://web.toutiao.com/article/7482220953833914914/ 或者请参阅：blbl.pdf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请参阅：Chenyang Li, Reshaping Confucianism: A Progressive Inqui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note 8 of chapter 10, pp.301-302.

[⑪] 请参阅：Daneil A. Bell and Wang Pei 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和译者翻译的一篇书评，《儒家网》2021-01-12【琳恩·小笠原】即将淹没的世界中的等级体系 ——贝淡宁、汪沛著《正义层秩论》简评 - 儒家网-北京洙泗文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

[⑫] 白彤东，<谁之天下？ ——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的评估>《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2期。

[⑬] 方超晖，<文化保守主义是如何被民族主义绑架的？>《儒家网》2016-02-27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7595

[⑭] 贝淡宁，《我在中国教政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7页。

[⑮] 同上。

[⑯] 贝淡宁著 徐志跃 译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文化纵横》2011年6月刊，贝淡宁：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相容？_爱思想

[⑰] 安靖如：儒家民族主义与混合政体 2011-10-26《文化纵横》2011年10月刊 安靖如：儒家民族主义与混合政体_爱思想

[⑱] 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爱思想》2013-05-12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_爱思想

[⑲] 同上。

[⑳] 同上。

[21] 同上。

[22] Bell, D.A., Why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Matters: Four Dialogues on Chin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6.

[23] 辜鸿铭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中国人的精神>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叙拉古之惑》2026-01-27 https://mp.weixin.qq.com/s/ZZhZCZkcQivuRQP_ex0hiw 请参阅该段的英文原文：The real Chinaman is a man who lives the life of a man of adult reason with the simple heart of a child, an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a happy union of soul with intellect. That happy union of soul with intellect in the Chinese type of humanity, that serene and blessed mood gives to the real Chinaman his inexpressible gentleness.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Gu Hongm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1 - Wikisource, the free online library accessed on 2026-01-27.

[24] 请参阅：《观察者网》2026-01-18 TikTok老外集体变“精神中国人”，发生了什么？_风闻，以及《观察者网》2026-01-23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在变成“精神中国人”_风闻

[25] 田畅，“从‘崇洋’到‘精神中国人’：中西文化流动的时代镜像”，《联合早报》，2026年3月7日，田畅：从“崇洋”到“精神中国人”：中西文化流动的时代镜像 |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