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儒者眼中的“墨教”问题
——黄蕉风《墨家之谓教：墨学“宗教性”抉微》序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元2026年8月26日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墨家，主要是将其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来进行研究。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角度来看，墨家与其他诸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乃是宗教性相对较强的一个学派。惜乎百多年来，学界对于这一点的重视始终不够。即如本书所言，近代以来，儒家衰微的同时，“诸子”逢时复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被学人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高度重视。

当代学人研究墨家主要是遵循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墨家现代转换的“新墨家”理路，多是继承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理路。当代墨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墨学精神、墨子伦理、墨家道德、墨学与当代社会之关系、墨学的现代性阐释等议题，“墨教问题”则很少有人关注。而目前学界有关墨家宗教问题或曰墨学宗教向度的研究，多注目于墨家宗教思想；即便在此领域，也以“非命”“尊天”“事鬼”等“墨学十论”的义理研讨为主，缺乏系统性研讨。

在我看来，儒墨在渊源上多有重叠之处，学界多认为儒出于上古的巫史，与祭祀礼仪关系密切。而墨家，《汉书·艺文志》说是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学界多认为是“明堂”，“清庙之守”是管理郊庙祭祀礼仪的官。《吕氏春秋·当染》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说明墨家与巫祝有渊源关系。吕思勉说：“盖古清庙明堂合一，明堂为神教之府。教中尊宿，衣食饶足；又不亲政事，专务遐思，遂有此高深玄远之学。”儒墨二家都推崇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传承“六艺”：“孔子、墨子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尽管相较而言，墨家更推崇大禹一些，但墨子最初学儒，所以儒墨可以说是“同源一体”。后来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与儒家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甚至取得了后来者居上的地位。

儒墨互相攻击，不但拉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序幕，而且儒墨之争贯穿整个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说明墨子最初受业于儒家，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尊尊亲亲”，大讲礼乐，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报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儒墨于是成为旗鼓相当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其实儒墨互攻之外，儒家也有对墨家的肯定。墨子劳苦功高，舍身忘己，消弭战争，孟子认为这是一种与儒家一样“士志于道”的精神，对此表示由衷的赞叹：“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秦汉之人经常把“孔墨”或“儒墨”相提并论。《庄子·天运》：“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文子·自然》：“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吕氏春秋·当染》：“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盐铁论·相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因此，我赞同韩愈“孔墨相为用”之论。

如果从宗教视角来看，儒墨都有宗教的渊源与内涵。我觉得儒家的形成主要是传承并发展了上古圣王的道德传统，春秋时代从孔子开始发生了“神文”向“人文”的转型；而墨家的形成主要传承了上古圣王的事功传统，春秋时代从墨翟开始未曾发生“神文”向“人文”的转型。所以，尽管有“儒家是教非教”的“儒教问题”，但宗教只是儒家次要的或者说附属的属性，以祭祀为代表的宗教仪式也主要是形式的意义，而“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可能是墨家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特性，从宗教角度研究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宗教功能、宗教伦理等问题可能更合乎墨家的本质。只是近代以来对宗教的相对消极的认识，使得学者不愿从正面看待“墨教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黄蕉风博士长期以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部作品就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黄蕉风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围绕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宗教性质、宗教功能、宗教伦理等方面展开学术讨论，并将其称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他认为所谓“墨家之谓教”这一问题略有三层含义：其一，墨家是否为宗教？若是，则其为何种类型之宗教；若否，则何以历代有人以墨家为墨教？其二，若墨家诚非宗教，则其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曰墨家是否是“准宗教”？其三，墨家肖似宗教之处主要体现在思想义理上，还是体现在建制组织上？他指出，“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一直以来为近代墨学发展史所遮蔽，世人在“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上多持“墨家非宗教”的观点。墨教问题是近代以来与“儒家是不是宗教”或曰“儒家之谓教”相类似的问题。黄蕉风的问题意识是从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中对墨子学说及墨家学派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建构而来的，他认为墨学因具有科学、民主、博爱、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与西方文明若合符节的思想资源而重新得到时人的重视。墨学在此时担当两个作用：一是对接西方文化、比附西学价值；二是取代儒学，成为“中体西用”的新范式。但是逐渐形成了“一方面高扬墨子积极救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墨学中的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精神，一方面又贬低墨子宗教教主式的权威人格和墨学中有涉宗教信仰的思想为封建迷信，轻视后者或干脆对之避而不谈”的现象，使得以宗教维度来诠释墨家思想的学术研究不多，缺乏系统性探讨。

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墨家的宗教向度进行系统研讨。作者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立足墨家原典，从文本解读入手，通过正本清源、接续传统、返本开新，推动了墨家宗教方面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其中涉及儒墨关系的研究，黄蕉风认为这是自“儒墨”形成以后的大问题。墨家从儒家分化出来以后就成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和论敌。《墨子·非儒》对孔子的讽刺、挖苦，差不多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凡儒家反对的，墨家就支持”，孟子则骂墨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谈道“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儒墨互攻”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特别推崇大禹。对此，黄蕉风认为“墨子之学，乃学儒而反儒，脱儒而近儒”。这个表述很到位，说明了儒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儒墨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在对儒墨宗教维度或者宗教性的研究之中，黄蕉风认识到：
相较而言，“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用于考察，纵使有所“比附”或“现代性诠释”，也尚存相当大的作为空间。而“墨教”自汉代以后，即一朝而斩，再无传承。故而围绕“墨家之谓教”的种种讨论，比之“儒家之谓教”，就更容易出现处境错置、强作申说的情况。

对于儒墨关系，他认为墨家后出于儒家，肯定受到儒家的影响。在某些思想主张上，例如修身、尚贤、尚同，墨家采取的态度是“接着讲”（有所扬弃），而在宗教思想方面则完全是“反着讲”（截然拒斥）。从思想理念到社会实践，儒家对墨家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墨家对儒家的诸般理念大多有取舍，在很多地方是取因袭而后改造、继承而后发展的“扬弃”路径——例如儒家讲“亲亲”，墨家讲“兼爱”；儒家主张爱有等差，墨家主张爱无等差；儒家繁礼，墨家尚俭；儒家厚葬久丧，墨家薄葬短丧；儒家讲“有命”，墨家则“非命”；儒家讲人治、敬“大人”，墨家讲法治、遵“天志”；儒家轻视劳动生产，墨家则重视强力从事；等等。纵观整个“墨学十论”的理论体系，仍处处见其“以非儒来立墨”的思想特色。黄蕉风把“儒教”“墨教”看成是非典型（非诸宗教之典范样式）的“宗教”，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循此思路，他由墨家的宗教思想出发，注目于墨家的“宗教性”，进而探析墨教的宗教样式，思路是很清晰的。

本书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比如作者在对《墨子》文本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指出，学界在对《墨子·法仪》的研究中更着重于墨家的依法治国思想和国家起源学说等而忽视了其宗教之维，是一大缺憾。他认为《墨子·法仪》一篇在墨家宗教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可视为墨家宗教思想的总纲。《法仪》篇之主旨乃在证明墨家宗教言说诸纲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尊天事鬼”“以天为法”“人不可恃”，其中所奠定的自我设限的“无知论”传统在《天志》《明鬼》《兼爱》各篇章中均有展现。这种回归原典、正本清源的解读是为学的基本功，由此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具有说服力。

作者把儒墨与基督教、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视野开阔，并设专章研究，即第四章“耶墨对话：中国基督徒论‘墨教’”。比较墨家和基督新教，作者认为所谓“革新”就是“复古”。即便强名之为“托古改制”，那也只能是改“今”之不循“古”、不够“古”的“新制”，而非假托古代权威来另行创造一个新的传统。他通过本源性研究指出“兼爱”首先是本于宗教意义上的“天”的意志，而非儒家式的血亲伦理，并进一步指出此类似近代西方宪政的立法预设——由“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推展至“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普遍主义精神。另外，墨家“视人若己”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诫命，在表述上确实有某些相近之处。基督教之“博爱”与墨家之“兼爱”之所以会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等同，是因为二者都是“超血亲伦理”的。两者较之儒家的伦理爱观（如仁爱、孝爱），似乎更具有超越血亲、五伦而走向普遍性爱人的维度。在探讨墨家兼爱问题时，作者认为墨家“以义为利”的思想观念与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十分相近。穆勒认为正义和功利并非二元对立，从本质上说功利还是正义的基础。当有不义产生时，必有相应的权利被侵犯。因此个人行为和群体决策应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墨家也强调最大的利就是最大的善。因为忠亲之利本在兼爱天下的范围之内，故爱利他者的同时就是爱利一己之血亲。这样，对一己血亲之爱与对陌生他者之爱，在此意义上于“兼爱”中得到统一。

当然，本书涉及“儒墨辨析”的部分也有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地方。如他认同儒家仁爱观的普遍主义之维是经由血亲之爱层层外推而来，“泛爱众”（普遍性爱人）和“亲爱”（特殊性的爱）是一组矛盾。但在我看来，“泛爱”与“亲亲”之间确实存在普遍主义精神与特殊主义伦理之间的内在张力，但儒家的仁爱是以血缘亲情之爱（孝悌）为基础推衍而来的普遍之爱（泛爱众）。因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儒家之仁爱寓于亲情之爱之中，以亲情之爱为本源，最终上升到普遍人类之爱，故儒家也有博爱之说。只不过儒家的博爱不是基督教本源于上帝的、泯灭了一切差别的博爱。唐代韩愈的《原道》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第二表》中也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此说明儒家的博爱是发源于亲情之仁爱，并将之推衍到终极理想状态的普遍之爱。这种普遍之爱并不绝对否定特殊之爱，而是超越又涵摄了特殊之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忠恕之道”作为实践仁爱的基本方法与途径，讲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符合康德的普遍道德论律。

其实，墨子有时把他的“兼爱”称为“仁”，但其所谓“仁”与孔子所言之“仁”（仁者爱人）有很大不同。孔子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宗法社会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的关爱有先后、轻重之分。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 “爱无厚薄”，这就抽去了宗法社会的基本内容，定然流于空想。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从“爱无差等”和“爱有差等”的角度来说，墨家的“兼爱”比儒家的“仁”更体现出博爱，也突出了互助互利的精神，应予以褒扬和发挥。墨子“兼爱”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和孔子的大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孔子的大同并不主张立刻实行，是一种由霸道而王道、由王道而大同的渐进发展；或者借用《春秋》的“三世说”，这种大同是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的渐进进化。墨子却强调在混乱时代实行兼爱，让人们做到爱人如爱己，这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墨子的“兼爱”理想由于丧失了社会基础，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绝响。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仁爱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中国帝制社会的道德核心。

此外，还有些问题尚存进一步深化补充的空间。如关于墨教的历史文化渊源问题。既言墨教不是无源之水，那么其源头在哪里？是什么历史文化资源构建了墨教？书中提出墨教的神明系统、宗教语词、信仰方式均非墨家“原创”，不可谓为原生性的创始宗教，只是依循商周以来固有的神文传统。有“祖述”而无“创造”，墨家宗教言说传统当接近一种“述而不作”的“原教旨主义”。故不能曰“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墨家的“神文教”特质，在思想观念上体现为忠实于殷商以来的宗教信仰历史遗传，具体呈现在其信仰中心、神论模式、权威中心、建制组织等方面——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上溯到尧、舜、禹，特别是大禹，以更好地理解墨家的“神文教”的历史文化渊源。
总之，概括本书的学术意义起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学术意义。“墨家之谓教”的墨教问题确实是学界关注不够、探讨未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

第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墨家仅仅是个学术流派吗？显然不是，墨家是彼时社会上具有最大影响的社会团体，或者从宗教的观点看将其视作宗教团体也未尝不可。所以把墨家仅仅作为学派研究是不够的，黄蕉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切近墨家的本质特征。

第三，墨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派，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儒墨”，是两大显学之一。尽管墨家后来中绝，但它已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时隐时现地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近代又有墨家复兴思潮，说明墨家具有历久弥新的现代价值。

第四，对儒教问题研究也有启示。儒教问题与墨教问题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启迪。基于儒家的立场吸收墨家，或许也是当代儒学复兴必要的一种助缘。

第五，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形态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多元性、多层性，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单一信仰和一神教大为不同。当初墨家一度影响那么大，与其在那个社会动荡、精神迷茫、灵魂飘荡的时代多有关联，那么多墨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们的精神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宗教信仰。墨家精神在今天或许也可以成为国民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六，正如黄蕉风本人所说，本书旨在“提出一条可资理解墨学这门千年绝学的新的思想路径，冀能抛砖引玉，为当代墨学研究及当代墨学复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期待黄蕉风的这本著作能够在当代墨家复兴方面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推动墨家与不同学派、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融。

是为序。

作者简介：韩星，陕西蓝田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中国思想史专业）。曾任教于西安航空学院、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六十余篇，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论语之道》等十余种，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兼任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