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儒行篇》的德行体系一部分属于孔子时代的礼乐文化德行体系,也有一些后礼乐时代发展出来的德行。儒家提出德性范畴,一定要把它具象化为德行的体系。《儒行篇》在相当程度上更加具体地显现了德行行为的样态。德行论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够更具体地显现出那种可学习的行为典范;德性则更能在本质上来说明德行的持久的内在依据和可能性。···
在早期的张载哲学研究中,将其定性为“以气为本”或“唯物论”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研究视角不同,张载气论定位方式及其结果也将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于“性质视角”的新视角亦即“纲领视角”,对张载哲学进行新的探索。
从历史源流上考察,明代200年的“阳明书院”、清代近200年的“贵山书院”,与迄今已有110余年历史的“贵州大学”,乃有一脉相承之关系;换言之,“贵州大学”是明代“阳明书院”、清代“贵山书院”,以及清末民国“贵州大学堂”在贵州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贵州大学与阳明心学在贵州的发展演变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贵州大学是一所具···
本文充分利用牟宗三的未刊书信,结合《全集》中的相关文献,全面展示牟宗三情感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爱情、亲情、师友之情以及自然之情,特别是他爱情与晚年亲情的方面。同时,还将检讨牟宗三的思想中“觉情”这一核心观念深刻与细腻的内涵,并力求在世界哲学的整体脉络中,尤其是在晚近中西方哲学重视和强调“情感”的动态中,指出牟宗三···
“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准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在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有着由技术导向发展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来赋予中国灵性社会工作价值内涵,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合传统与现代、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乾》卦是《周易》的首卦,也是易学研究者注重研究的一个卦。自《周易》问世以来近三千年的释读研究,人们对《乾》卦卦辞、爻辞的理解,却未能取得一致。本文便是对该卦卦辞、爻辞中的几处争议释读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尽可能接近《乾》卦本义,即所谓的“文王本义”。
在现代人看来,宋朝是一个评价两极、让人有些“疑惑”的朝代。一方面,由北宋到南宋,江山不整、“积贫积弱”,历史的书写伴随着国仇家恨、仓皇北顾;一方面,两宋之际文化昌明、思想活跃,在士人政治与人文艺术诸领域都极富特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一个“弱势”的王朝,如何达到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正是这种体现当代儒家历史使命与时代抱负的新儒学,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学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义理基础上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又体现人类普遍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学问。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
经学研究的展望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希望在我们这代人中,每一部经典都有人去做穷其枝叶的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一本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注本,成为研读注疏的阶梯,如杨天宇先生的《仪礼译注》(繁体本)那样。再进一步,能不能写出一本详尽的讲疏,供人深入研读,如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学讲疏》一样。
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孔子时期儒学的原始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将作为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动机的自觉意识、自愿情感和自主意志人文化成人的需要的一部分,成为能以如同饥食渴饮、男欢女爱一样自然而然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本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董仲舒数哲学是建基于“天数”统摄“人”与“政”之内在关联之上的。董子基于数与比数而建立的天人关系、天政关系不应只从宗教信仰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诠释,因为董子之论隐藏着通过比之天数而转借自然理性为“人”与“政”寻找道德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理论动因。
经学文献学是经学与文献学交叉的一个领域。经学方面做过一点研究;但在文献学方面连正规军都算不上,更算不得“深入研究”了。我只是误打误撞走到这个领域边缘的一个票友而已。
说起来非常惶恐,非常汗颜,我哪里懂得经学文献,纯粹是门外汉。面对经学,如同面前的万仞宫墙,虽然就在眼前,但恰如子贡所说,我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仰止!
先秦儒家、道家有着相异互补的身体哲学,儒家的敬重,重在人伦;道家的逍遥,贵在自然。在身体与世界关系、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世界以及立身于世界等方面得以展现,儒家的敬重与道家的逍遥的身体哲学观相异互补。以儒道互补的身体哲学为基础和延伸,在中国人的心理与情感中多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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