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比较可见,张载和程颐的易学在宇宙的运动模式、动静形态以及动力本源这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较而言,程颐的理论更为成熟,成功规避了张载在宇宙动力问题上的理论困境。
借助安乐哲的“心—场”理论,可见儒学工夫中“身”作为“一多不分”的关系性存在,是理解儒学工夫作为合内外之道的关键。刘宗周的诚意哲学即是如此,其以意、气、身贯通为一关系性实存,诚意即由此身出发,在与家、国、天下乃至天地万物的关联中追求内外融通的共同创生。由此理解儒学工夫内外维度的核心逻辑,有助于澄清以工夫修养为内在精···
如果说元气论更多关注的是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源问题,那么德气论论则将元气论包含在内:它既以气为万物的本源,又强调气内在地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从而以气为基础为人性或道德性奠基。
儒家之志指向行道济民的远大理想,至大至难,故必然会带来意志无力的问题,这正是此章开头公孙丑提问的核心关切,而“浩然之气”说则是就此问题而提出的行动理论。养气与经世是一体的行动。从“行动”的角度切入,不仅有助于读通“知言养气”章,还能进入《孟子》的“历史世界”。
在反思儒学为何在秦汉时期沾染上了带有迷信色彩的阴阳家之言的同时,缪钺表彰荀子学说,认为这是有助于倡导科学精神与求真精神的本土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对儒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了更为全面的剖析。
钱穆深有取于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说,而不取其自然气化论,转以人文化成、历史积累作为“日生日成”的实现动力,通过辨“故”“性”将史学引入了庄学,为“天人合一”增添了“历史”的维度;在保留人性的自然源头的基础上提高了文化的地位,弥补了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陷;进而以庄学补缀儒学在天人关系上的诸种偏颇,达成“天人合一”的圆满形···
唐、牟继承其师熊十力的学术遗产,既捍卫了儒家性善论立场,力主恶在人性中是无根的,又以现代性视角高扬了人的主体自由;主张从实践工夫上为善去恶,而不是仅停留于对恶的理论解释;以中西学理资源互为镜像作为方法,反思本土哲学问题,彰显了多样性文明下哲学的交流互鉴是开拓儒家思想的重要路径。
“早期启蒙说”重在具体分析“儒教”传统的历史变迁与思想得失,“人文精神论”强调继承“儒学”之超越性精神传统。以“社会系统”分析对明清之际儒教的分化和变异作出考察,可使“早期启蒙说”的具体批判获得来自儒教研究的补充说明。
当代学者多以“反性理学”的实学立场来定位丁若镛的学术。在易学领域,丁若镛追求“三圣古义”。在他看来,文王、孔子以文字揭示伏羲画卦和卜筮背后的理则,遂有三圣之易的发展。
12月22日,【浙学溯源——明招山的千年回响】采访团前往杭州,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宇。
2024年11月9日上午,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朱子的哲学世界》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召开。
整庵的《困知记》来看,其核心思想就是心性之辨,进一步可以归结为人心道心相为性情体用的新说。总的来看,整庵是历史上从哲学理论、修养方法上系统深入辨析程朱陆王之异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通过于戊午(1198)稍后将“全体大用”正式写入“格物致知补传”,朱子在格物致知思想中凸显了比“内外”范畴更为根本的心之“体用”,并通过甲寅(1194)之后改注“明德”时所强调的“明德时时发见”,肯定了心本然地就能够由体达用。
从工夫论体系的理论结构上看,这涉及的是何者为“第一义”的问题。程朱的修身思想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称为“入道”,表示由自然生命跨入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格物致知具有“第一义”的地位;第二个维度称为“成德”,表示切己自得以成就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主敬涵养则具有“第一义”的地位。
“儒士”这个词出现于战国时代、儒家兴起以后,本义并不一定指在朝廷担任官职的士大夫,可能包括一切信奉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学者,故又可称为儒生、儒者、儒家,甚至简称为“儒”。
文本是一种固化的语言,抽离了具体的语境和时空背景而向学者言说。经学家注解文本,既是面对文本的“听话者”,又是面对后之学者的“说话者”。
古学者切合本土文化和发展大势,在吸收宋学的基础上,跨越宋学直承孔孟,以中国古典儒学作为基准,对作为宋学源头的濂溪学展开批判性诠释。
阳明学派心学的衍化始终围绕心体、六经与先王之法展开;其学术探索没有局限于心性想象,而是具有浓郁的实践品格,开展出个体性哲学及其政治秩序。明清之际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思想中对六经在心学本体工夫论中的地位作出重大调整,其思想效应是走向经学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宇宙。
在笔者看来,尽管龙溪与道教人物多有交游,对道教法门有亲身修炼,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大量使用了道教内丹学的用语,但龙溪显然是站在阳明学的基本立场上,力图将道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命题 融摄到其良知教的系统内部。由于经过了龙溪自己创造性的诠释,在龙溪的整个思想系统中,道教的那些基本观念与命题显然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涵义。
张载代表着理学对于儒家传统《周易》中“道器”关系——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传统的一种重新激活,也是北宋五子中“体用”思维的倡导者。而王夫之却出于自己对时代任务之现实性认领,因而在这两大领域都与张载处于一种互逆的关系中。所以,其《张子正蒙注》也就必然要尽可能地消解“太虚”之超越性涵义,而努力凸显张载哲学中“气”的作用,因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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