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源于后晋,兴于北宋,与当时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书院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应天书院为何居于“四大书院”之首,又为何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讲学历史延续近千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起重要作用。宋代理学为何诞生于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何以作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日,嵩山文化学者、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宫嵩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答。
坐落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已有千余年历史,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是中华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态丰碑。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江西省朱子学研究会副会长、南昌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新国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其跨越时空的教育价值。
坐落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后经扩建形成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尽管历经朝代更迭、七毁七建,岳麓书院传承千年始终弦歌不绝,现是中国唯一延续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拥有从本科到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林安梧是用生命践行儒家圣道的哲学家,他的《论语》解读带着饱满而充沛的儒者情怀。他的解读体贴孔子与弟子们讨论的缘发境遇,不断穿透并转化孔子师徒对话的文字深意,超出了大部分现当代注解。林安梧用他的生命经验验证孔子的哲学思想,其《论语译解》体现了一个儒家哲人对圣人之道的深切体悟和精准理解。
我的经学研究的特点,一个是以六经为本。我认为六经是经学的祖经,对六经的研究很不够。
我们不用谈论古典文明如何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更应看到,从古至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宋代以后,“参前倚衡”成为固定的理学话语,其意义发生拓展与变迁,不仅与存诚、持敬等心上功夫相贯通,并指向“参前倚衡”之“见体”的精神体证,折射出儒学修身工夫与境界体验的深层化、细密化发展。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教育实践是讨论古典教育的最佳范本。孔子教育哲学以强调“忠信”等自然美德为基础,以守护这些自然美德为旨归。以孔子教育为代表的古典教育是一种精神教养和美德塑造。
“心外无物”本应为阳明对治时人外求内溺之病的良药,但这种提法却反而遭到人们“是内非外”的质疑。阳明是否可以回应这种质疑,此问题颇值得探究。可以看到的是,阳明之所以提出“还他一‘物’字”的说法,针对的就是把物视为观念物的内化倾向。“还物”即是要归还心与物在实存中一体相连的本然样态,从而摈弃对心物关系作一种内外、主客式的考···
就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来说,荀子是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到他这里,中国正义论就基本定型了。所以,我对荀子思想高度重视。研究中国思想和儒家思想,不谈荀子是不行的,因为他是一个枢纽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者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
政治哲学不是与政治史无涉的理论言说,而是可以提供重审历史变迁的重要视点,形式化、形式主义与再形式化就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政治哲学进路。形式化是要为活泼泼的质料赋形,将政治凝成为固定的制度与仪式,但其完成也意味着“流于形式”的形式主义的开始,形式被视作一个可以在内容空洞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的独立存在。要使政治保持···
湖湘学王霸观的核心创见是基于对《孟子》“五霸假之”的创造性解读而提出的变霸为王的思想。胡安国认为霸者久假仁即真有仁,即可变霸为王。胡寅将“久假”与《中庸》“勉强而行之”对应,为沟通王霸提供礼学支撑。胡宏虽否定霸者假仁不归即可成为王者,但肯定“假仁”构成了霸道的内核,并将霸道置于良好政治的序列,且为此提供坚实的理欲观基···
《尚书》中对治乱的忧患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判断、观念型塑、理想构划等,以“原初性形态”展现了儒家政道与治道的缘起及其发展,对于理解人类治理活动的本质以及现实的人类政治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新儒家关于王龙溪“见在良知”的相关论说有“传统本体工夫论的现代诠释”与“心性本体的现代建构”这两个重要向度。牟宗三更通过与康德哲学的对勘,经由古典本体工夫论话语到现代哲学话语的“脉络性转换”,在以“智的直觉”“理性底事实”为底据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中重新激活了“见在良知”说。
厉王被放逐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共伯和摄位则是对这些矛盾的弱解决。但是传统“王者”观念最终牢不可破,宣王抛弃“帝籍”,以唯一之“王者”居“王位”掌“王权”——西周王朝的最终破灭,标志着中华文明史上的人文性政治理念从此与政治实践脱离,成为思想者的永恒梦想。
程朱通过对咸卦的诠释,并且基于对本性的理解,分别从“感应之理”(天道)与“感通之道”(人事)两个层面讨论感应问题,将感应视为万物本性由此引发而得以实现的过程,同时,感应的必然性来自本性实现其自身的要求;将感通理解为朝向超越性的开放,并以此为基础使得万物各正性命。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华文明?“文明”属于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所以要从自己的文献传统中追溯其本义。我归纳为三条:中华文明第一重视道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礼仪,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对文明社会而言,道德是成人之本,知识是立身之本,礼仪是治世之本,从而形成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在杨国荣上海寓所的客厅里,木质书架从地板直抵天花板,仿佛一座微缩的哲学史长廊——从泛黄的《周易注疏》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王阳明的《传习录》到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层层叠叠的文献间藏着一把理解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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