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方式来看,早期“天地之心”论主要是一种隐喻,以一体、气化、感应为基本机制,展现出整体性、互渗性等关联性思维的特点;随着对天地是否有心等反思的出现,“天地之心”逐渐呈现概念化特征,特别是随着程朱派理学对“天地之心”背后天理本体的体贴和内蕴体用结构的发掘,气化背后有了理照,感应背后有了体用,万物一体的机制也得以重···
礼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只是复杂的仪式,而是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乐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海德格尔通过此在自身的死亡组建起其存在的整体性与本己性,但在儒家孝道中,“亲丧”是一个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昭示生命的有限性,凸显个体性与主体性,并赋予此在以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借由“亲丧”而开始整体地思考、审视自己的死亡并筹划人生,此在自此得以从生命洪流中断裂而出并承担起传承血脉与维系道德的责任,使生命繁衍···
在专门论述儒家伦理学的三篇文章中,麦金太尔基于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向儒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儒家的理性相遇与理性对话,麦金太尔重申了其“审慎的传统主义”观点;其次,就儒家伦理学中的自我观念与践行力观念,麦金太尔比照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再次,麦金太尔试图从儒···
在“名”层面上,宋儒重新厘定名分,逐步绕开“道理”,体贴“天理”并发明气质之性,主张“天理”高于王权,即便具有至高地位的君王,亦有“气质卑下”的可能。在“教”的层面上,宋儒主张通过矫正气质之偏以明明德,彰显内在自然的仁心善性。借由一己的气质变化,天子以至于庶民皆得以自新,进而达到不言而教的自然效果。
“心即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标志和出发点,从工夫入路上是对朱子格物说的反驳,即要求对心之体的领会直接地就是天理。“无善无恶”作为对心体之样态的描述,一方面指向了生理在天之太虚中的原初显现,另一方面是对此显现的自觉意识,由此作为心所发之意的善之根据。心体之自觉伴随着对自身应物而起之意念的判断时,天理就显现为善恶,从而···
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大一统”的“天下”政治实践以“大居正”为前提,也就是以“大中至正”之“中”道、“中国”之道为前提,因此,不是“中国”作为“天下”,而是“天下”作为“中国”才是可能的。在“天下”政治格局中,“中国”既是“王道”公理的给出者,也是实践秩序的给出者,是实践性理念与政治规范性实践的统一。这样的“中国”,作为“天下”政治的实践主体,在尊重“宅兹中···
性善论作为中华文化人性论主流学说,学理脉络源流一贯,涵括先秦肇始奠定、汉唐时中开拓、宋元内在成熟、明清分化整合四大阶段。在先秦汉唐圣贤努力基础上,程朱理学性善论实为宋(南宋后期)元明清四朝儒学性善论正统之大宗,心学、实学性善论亦伴随明清以来大众教化时代来临而大兴,理学、心学与实学性善论的学理整合问题日益凸显。···
以“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的张力与融合为观察视角,为我们分析考察宋明儒学气论打开了新的思路。宋明儒学气论可以归纳为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以朱熹为代表,吸收、借鉴了董仲舒的气论思想。第二条路线以王阳明为代表,吸收、借鉴了孟子的气论思想。这两条路线共同构成宋明儒学气论的主轴。第三条路线以王廷相为代表,他以反对派身份发···
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今天研究的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进行融合,而这种融合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按照内涵,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经学都面临着现代问题。西方所谓的广义古典学就指出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实证研究,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经典。现代经学也同样涉及这个方面。事实上,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
公羊学认可五霸专讨、专封的僭越之举,这一点无法站在诸侯之道的立场上以经权之义加以解读,因而只能从王者之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以德性论,五霸之德不及于王者之德,但优于一般诸侯之德,故能勉强担负据乱世的王者责任。《公羊传》对其评价有托以王义的倾向,表明其许可五霸在无王之世转变身份,成为王者。五霸之道亦因此成为据乱世之···
本文以“复性”到“复礼”的演变趋势为主线,通过跨文化比较视角,探讨东亚地区在“返礼”过程中的思想同异与实践分途,指出该范式转型不仅标志着东亚儒学由内在心性之学转向外在礼制之学,更重塑了近代东亚的伦理话语与社会实践,也为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多元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
《隐逸之间》一书通过深耕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完成了一次对儒家天道论与圣人教化传统的深度回溯与现代诠释。书中强调“儒教隐逸主义”面向,意在探讨儒家“隐逸”的思想图谱,以回应现代伦理、政治生活的挑战,并寻求一条以保守儒教为基础的现实路径。
近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物理)术语是由日译引进的,而日译汉语词汇“物理学”又明显受到晚明入华的耶稣会教士以及当时的儒者如方以智的影响。不过“物理”“物之理”一类术语早已见于先秦文献,二程“物理最好玩”一语更是说明玩味“物理”是理学家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议题。理学家所谓的“物理”之“理”,“玩”物理之“玩”,无论在旨趣还是方法层面···
书院作为传播船山思想的学术重镇,在传统思想资源对接现代文明建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晚清时期,随着书院刊刻船山著作、举办学术讲会、祭祀船山先生等制度化活动的开展,船山之学逐步从隐学提升为显学。近代社会转型阶段,湖湘学者紧扣启蒙革新的时代语境,依托书院推动船山思想融入新式教育改革与社会实践。
金石学和考据经学都是好古的学问,但康有为的革命碑学和革命经学却是朝向未来的古意追寻。在康有为那里,最古的古意恰恰是亘古常新的元气和生机。康有为之所以看重汉魏六朝书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较古老,也不是因为崇碑抑帖,而是因为这个时期经历了最生动的书体演变,时时进行着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创造生发,从而避免了唐以后···
《公羊》学严分夷夏,使得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往往以“攘夷”为大义,从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存续不绝,又以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夷夏可以进退,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最终形成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说明,各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延续的过程中,不至于因异族统治而导致衰绝。
学界对牟宗三的经验定义说尚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不但忽略了其中隐含的函式、命题函项分析,且未能察觉定义说的优越之处,以致于同样无法认识到现代分析对理解文本原义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背后,则是同样长期受到忽视的“分析哲学家牟宗三”。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