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将“十六字心传”看作是“尧、舜、禹所传心法”,标志着理学在实质层面上开启了“心学”这一儒学新路向。阳明的道统论与其心学构建则是接续理学的道统论及其所蕴含的心学路向展开的。在阳明那里,道统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脉络中确立儒家学术的精神命脉,而正统则是在共时性的多元学术形态中贞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古代东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不乏对人的身体和知觉予以负面评价的。在宋儒张载那里,形(质、形质)和知觉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关形的论述构成其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气必然发生聚散的分化和对立,这就使形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是对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幻妄之观点的直接回应。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
道体论者的体用论却非如此,他们的形上—形下的结构不是套套逻辑的恒真式构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美自足的,但同时也要自行创化的。落在道器论上讲,即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学,道的内涵有待器来补足;器的内涵,其本质也是流动的,它是“流形”,它需要作为本体的道的支撑。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于其20世纪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续时间长,对荀子保持了一以贯之的较高关注度,产出成果丰硕,属民国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极富思想史研究特色。
叶适的批判具有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的鲜明特点,在当时及后世,非但对于阐扬荀学无功,反而融入了贬抑、解构荀子的“反荀”思潮,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流弊。
家是儒家开展人伦教化的核心场域,家礼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和谐稳定的伦理观念与仪礼规范的综合体。伴随着家形态的发展演变,家礼也经历从无到有、逐渐完备,并由贵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为指导人们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种礼仪规范以及冠、婚、丧、祭四大人生礼仪。
“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观念起源于视觉形象及视觉心情,并非是起源从“大羊”或“羊大”的味觉义。“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悦,但今作价值概念早已超越对视听价值的指称,佳好者尤感官感觉好者皆可语称为“美”。美学的基本内容或基本体系主要在美的概念(语文)、美感机制(心理)、美治机制(工艺)、美的学说(史论)四方面,一切···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
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
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
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
“见之于行事”作为中国历史意识的原则,内嵌到中国的经史传统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论、学说等)显明道义,而是即事明理、寓道于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在道与事之间建构的原初关联,道的显现不能脱离人所行之事,道之显现优先于道之存在,以事显道凸显了儒家历史形上学的实践品格。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
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圆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伦理共同体之圆善”是其广义,牟宗三所论圆善则主要取其狭义。广义圆善固然有意义,但不能认为据此便可以完全解决狭义的圆善问题了。
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儒医群体的面貌,并对影响这一群体变化的社会背景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儒医群体的历史变化可分为师徒授受时期(两汉)、门阀世袭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儒医分流时期(唐代至五代十国)、儒医繁荣时期(宋代至清代)四个阶段。而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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