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理学家的文艺思想相对于传统文人而言具有自身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内部的分野与嬗变。其文艺本体观集中地表现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上,虽大致显示为由重道轻文到融汇为一的演变趋势,其内在过程却复杂得多。而这种演变背后的思想支撑,则是南宋以来理学家多将文艺活动纳入格物穷理与心性修养的道学体系,表现出对理学先辈“作文害···
“新经学”的呼唤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强音之一。多年来,著名经学史家姜广辉先生在岳麓书院开设《周易》《诗经》《论语》等课程,结合历史与现实问题重读经典。本书是姜先生带领博士生集体研读《论语》的课程总结,也是他们共同回应和实践“新经学”的一种尝试。全书从《论语》中精选20个主题,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朝闻道,夕死可矣”“···
中国古代讲学者甚多,而能让听众情动以至泪崩的却不多见。宋代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就是这样一位高手,史称他的“讲义”往往“掀动一时,听者多靡”(《宋元学案》),还常出现情激泣下的场面。
《周易》以象征为主要方式诠释宇宙、世界和人世的规律与关系,是中国宇宙观的载体,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从思维方式看,《周易》的象征主要体现在象数思维、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和主体思维等方面,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独特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若立足于孟子思想层面,目标是建设美好世界。因为孟子道性善,善的人性即是美好生活的源泉;孟子倡导仁政,意味着需要清明美好的政治,此乃造福人类的前提和基础。当人类把美好世界界定为美的人性和好的政治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会深入人心,成为全世界的期待。
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游学意在打破当前慈善领域与儒家文化隔膜分离的状态,提升慈善从业者的身心修养,提供与文化领域深入交流、学习合作的机会,助力各自组织和行业的发展,实现现代慈善事业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最高的自由不在于虚假的选择或替代方案而是做到表里如一,敢于挑战他人对你的期待。
屈服于专家的权威将吞噬民主的生命线。
想象一下,如果你要什么有什么,结果可以肯定就是:你绝对不会幸福。事实上,那样的话,你将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痛苦。
我来研究哲学,心中有话忍不住要说。在前来的路上,想法发生了改变。不是我停止说话了,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停止写作了,而是情绪变了,关键是音调的高度不同了。我逐渐感受到应该承担起责任。不是对自己还是我认识的其他人而是对更广泛的大众,某种开放性的,不确定的“你”。“你要对自己负责”变成了“要认识你自己。”
阳明的相关思考依照于朱子学而起,后朱子学时代中“格物”说中所蕴含的知识化的倾向愈加凸显,而阳明在“格竹”实验中发现,倘若“人皆可以成圣”是真命题,那么,在知识上无法建立起普遍性或确定性,就此引发对于成圣问题的重新思考。
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年在清华读书,师从赵元任先生,在赵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讲到“反照句”与“纲目句”时,王力加了一个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元任严厉批评了这一附言:“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为了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明代中央政府围绕乡村善治的目标,通过构建完善的基层行政制度、选任优秀的乡村治理主体、落实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创设了层层相因、彼此勾连、逻辑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为透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样本。
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用于取代现行年号“平成”的新年号——“令和”。同时,现任天皇签署了改元政令,并在当天颁布。该政令将伴随4月30日天皇退位,在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的5月1日零点起施行。由此,“令和”成为自“大化”(公元645年)以来日本所使用的第248个年号。
在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恶问题外,还有人性、物性异同关系的问题。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为代表;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
为了促进高校优秀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充分利用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推动包括孔府档案、南部档案、曲阜碑刻等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由山东省教育厅、曲阜师范大学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承办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圈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刷了屏。这些“垃圾奏折”最早是台湾网友从清宫文书中摘录出来的,配上了白话文翻译,因为奏折的画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陆网友传得不亦乐乎。
终于踏上了北宋二程子兄弟的故里——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程村。
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