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回归家庭是对女性最好的安顿(齐义虎)

作者:齐义虎阅读数:24086发表时间:2015-11-18 11:22:35
齐义虎

作者简介:齐义虎,男,字宜之,居号四毋斋,西历1978年生于天津。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复旦大学政治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宪政问题,著有《经世三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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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是对女性最好的安顿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孔子2566年暨耶稣2015年11月18日




 



两个月前,蒋庆先生一篇题为《只有儒家能够安顿现代女性》的访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方热议。蒋先生只是本着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为历史上的纳妾制度作了几句辩护,便引来一大批人自以为政治正确的现代批判。只可惜这些所谓的批判者大多欠缺批判的理据性,往往火力有余而效力不足,使本来应该严肃的批判流为情绪的宣泄甚至谩骂而迷失了焦点。真正理性的讨论只能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进行,所以我选择先以沉寂让激荡的水面恢复平静,再来冷静地探讨这一问题。


一、纳妾制是最不坏的制度


讲到儒家安顿女性问题,历史上的纳妾制并不是关键所在,但既然大家对此比较感兴趣,那我们不妨先从这样一个边缘性的小问题谈起。我们都知道,现代人为民主制度进行辩护的一个最常用理由就是,“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其实纳妾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儒家看来,纳妾当然算不上最优的制度,但它却是最不坏的安排。现代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虽然在法律层面杜绝了多配偶婚姻的可能,但并不能禁止实际生活中的此类现象。换言之,它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地把一个原本显性的存在变成了隐性的存在,使之处于法律的管辖之外。就像美国,在制度上把一切政治交易都合法化,当然也就不存在“非法”的腐败了。而且在浪漫主义爱情观的怂恿下,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现代婚姻法一方面严格地限定婚姻关系的人数,另一方面却又极其矛盾地放纵婚姻之外的情欲关系。偷情与通奸虽然还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只要当事人打出爱情的神圣旗号,不涉及金钱交易或意志强迫,那么它就是不违法的,甚至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若果真是“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话,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建立婚姻制度呢?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奇葩的现代案例——通奸无罪而捉奸有罪,偷情的奸夫理直气壮地要求捉奸的丈夫对其所遭受的人身伤害予以法律赔偿。古往今来,如此荒谬的闹剧也只有在现代婚姻制度下才会上演吧。

 

夫妻经由婚礼组成家庭,本身即是对男女双方之情欲的双向约束,作为婚姻之补充制度的纳妾也是一样。现代人一提到纳妾,首先联想到就是民国军阀的姨太太、近代港台阔商的小老婆,抑或是小说《金瓶梅》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为纳妾就是有钱任性、喜新厌旧、争风吃醋、荒淫无度。殊不知这些恰是不符合纳妾礼制的非法无度行为。按照古礼,纳妾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天子一娶十二女(一说天子一娶九女),诸侯一娶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庶人有妻无妾。这里不仅有数量的规定,而且还有时间的规定。所谓“一娶”,就是一次性迎娶,纳妾与娶妻乃是同时进行的,媵妾作为陪嫁由女方确定,男方是不可以挑选美丑的,这与后世的买妾以色大为不同。换言之,在婚娶的六礼程序中,即便贵为天子与诸侯,也不能单凭个人的审美喜好来选妃,更不可能在规定的妻妾之外再纳妾。《白虎通义·嫁娶》有言:“必一娶者何?防淫泆也,为其弃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无再娶之义也。”由此可见,以为纳妾就是可以见一个爱一个,随时将小三合法地领回家,这是极其严重的误解。至于说后代皇帝制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完全是古文经学家对经典误读的结果,将原本作为后宫女官制的“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错误地理解为皇帝一人的后宫妃嫔。其实今文经学家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白虎通义·嫁娶》在谈到为何天子、诸侯为何最多只娶九女时给出的理由是:“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如果九个女人还生不出儿子,那只能说是天意了,娶再多也没用。这里既体现了汉人对上天之敬畏,又可防止人君假借子嗣的名义广纳美色。

 

到了后世,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纳妾渐渐对庶民开放,但《大明律》仍规定,庶民四十无子方许纳妾一人,违者笞四十。《大明会典》规定得更细:“世子、郡王选婚之后,二十五岁,嫡配无出,具启亲王转奏长史司,仍申呈巡按御史核实具奏,于良家女内选娶二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二妾;至三十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奏,选足四妾。长子及将军、中尉,选婚之后,年三十岁,嫡配无出,照例具奏,选娶一人,以后不拘嫡庶,如有生子,则止于一妾;至三十五,复无出,方许仍前奏,长子及将军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宗室纳妾尚且如此严格,其余官宦更可想而知了。一直要到清朝乾隆五年,法律里才删除了对官民纳妾的明文限制。此后,朝廷基本上对官民纳妾采取放任态度,这才产生了我们在清末民初所看到的种种纳妾乱象。所以在古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纳妾并不是有钱即可任性之举,而是有着严格的限制规定。

 

其实相比于纳妾制,现代法制下的通奸无罪化才是更大的制度之恶。古代社会虽允许纳妾,但却禁止通奸;现代社会则刚好反过来,禁止纳妾但却允许通奸。通奸的无罪化使得婚姻处于门户洞开的毫无保护状态,就像一个艾滋病人的免疫系统失灵一样。纳妾制是因人之情而约之以礼,通奸除罪则是纵人之情而名曰自由。前者虽有逾制之虞,但也只是癣疥之疾;后者则属于彻底拆除了社会的伦理道德防护墙,实乃膏肓之病。不论是对人性的败坏还是对婚姻的破坏而言,通奸的恶性程度都要远远高于纳妾甚至嫖娼。纳妾与嫖娼尚且将男女的性放纵约束在一个有限的人群范围内,而通奸除罪化则不啻是将全社会的男女皆视作潜在的奸夫淫妇。出于所谓意志自由的通奸虽然去掉了肉体买卖的铜臭气,但却去不掉淫风鼓荡的腥臊气。没有买卖的情欲放纵比有买卖的肉体交易对社会的道德人心更具有腐蚀性。可叹的是,我们那些假装义正辞严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敢逢迎时代风气去批评古代的纳妾制,却不敢直面现代社会自身的顽疾。嫉小恶却挺大恶,这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有何区别?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的道德洁癖,一方面却又是通奸无罪的龌龊无耻,这是怎么的双重人格与精神分裂呀!

 

现代人往往喜欢拿出人权的说辞来为通奸无罪辩护,但对人权的定义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公序良俗,更离不开人心的道德良知。最基本的,人之为人就在于其不同于禽兽。在英文里,权利(rights)本身包含有正确(right)的意思。换言之,不正确的东西便不应该被纳入权利的范围。通奸与其说是人权,不如说是兽权。因为只有对于禽兽而言,通奸才是一件无所谓对错的事情。人类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要守住一些社会底线,不至于跌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家庭是其最基本的组织细胞。为了保护婚姻和家庭的稳固,为了最大可能地实现家族的香火延续,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护女性的权益与地位,将婚外男女关系纳入制度化的管理范围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就像西方发达国家将红灯区和吸食大麻合法化一样,都是为了对其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而不再任由其成为毫无监督的法律空白地带。合法化不等于合道德,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纳妾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那些批评纳妾制度的人,却将西方国家的卖淫和吸食大麻合法化视作文明的体现,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

 

现代人喜欢以经济思维来分析问题,那我们不妨就来看一下纳妾制的社会效益。在不能彻底杜绝婚外情和一夜情的情况下,小三的上位一定会对原有的家庭造成巨大的冲击,造成“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人间悲剧。其实原配与小三同是女性,又何必相互为难呢?与其进行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不如有条件地接纳小三,将之转正为妾。这样做短期看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保护作为无过错方之原配的法定正妻地位;二是可以降低小三的预期收益(不可能成为正妻,最多只能做妾,今后在家中还不得不服从正妻之节制);三是增加了男人的出轨成本(对小三要负责到底,不能喜新厌旧、始乱终弃,今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人的监督和管制)。长期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将对小三和婚内出轨一方之行为产生强烈的预警作用,从而以经济杠杆的方式降低未来婚外情的发生几率。相比之下,打着离婚自由的名义不停地换老婆比保护原配的纳妾制更无耻,也更不负责任。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以上这一段有关纳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