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忠与爱国小议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7-01-15 10: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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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作者简介:方朝晖,西历一九六五年生,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2001),《儒家修身九讲》(2008/2011),《学统的迷统与再造》(2010),《文明的毁灭与新生》(2011),《“三纲”与秩序重建》(2014),《为“三纲”正名》(2014)等。

 

忠与爱国小议

作者:方朝晖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七日辛丑

           耶稣2017年1月14日


 

首先,“忠”与爱国主义虽有联系,但也有重要区别。虽然儒家的“忠”包括爱国之义,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忠”字从中、从心,从字面看是从心中发出的情感,应当更多地被理解为私德而不是公德。即:“忠”以一个人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为基础;如果抽离这种真实的情感,把它理解为对某一个外在客观对象——包括国家、民族、故乡、学校、单位、领袖等等——的无限忠诚,后果可能是反人性、甚至灭绝人性的。比如二战时期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纳粹时期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忠、“文革”时期中国人对伟大领袖的忠。从这个角度讲,爱国主义固然好,但是不讲个体心中真实的情感(即忠),而变成无条件地献身于一个客观对象,也可能演变成军国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

 

儒家倡导“忠”作为一种真实而内在的情感,有两个深刻的含义:一是忠于自己的良知,二是忠于自己的信仰(或者最低限度地,忠于自己做人的原则或信念)。而对于国家(或者某个特定外在对象)的忠则是其次;或者说,爱国是良知和信仰的结果而不是前提,爱国是在上述两个基础上的自然延伸。王国维投湖自尽,忠的是自己做人的良知;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死不降清,忠的是自己的信仰(对于华夏文明的信仰)。孔子倡忠恕之道,既不是要人们忠于鲁国、也不是要人们忠于东周,而要人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或信仰。程朱理学家解释得好:尽己无歉为忠,体物无遗为信。

 

其次,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所谓道德教育,就是发明一些好的价值,调动一切资源反复灌输,通过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可以“定向打靶式地”改变别人的思维。然而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道德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的头脑不是可以随意被改造的,人心中的良知也不可以随便洗掉的。

 

正像科学研究需要由职业科学家来完成一样,道德教育也必须由职业道德家(道德专家)来完成。政府部门可以支持、但不能代替科学家从事研究,同样的道理,同理政府部门可以支持、但不能代替道德家来进行道德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教育是人类一切事业中最艰难的一项,必须由道德专家根据自身的理解来设计、规划和实施,而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行。这是因为道德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人与人之间总是容易相互怀疑、相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别人的心灵有时难于上青天。由于被教育者时时刻刻都在窥视着教育者自身的行为,看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所以成功的道德教育都需要由伟大的人格来影响和感化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主要由儒、道、释、民间宗教、家族制度等非官方组织来完成,决不是偶然的。从今天的角度看,道德教育的仍要寄希望于书院、宗族、宗教等民间组织或机构的复兴。这是道德教育的规律之一。

 

当然,这也不是说政府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完全无用。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当然承担一定的道德教化职能。但政府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道德教育,主要应表现为以行动示范人民,以人格感化大众,而不是灌输道德教条、要求人民爱国。政府严格来说没必要要求人民爱国,就像家长没必要要求孩子爱家一样;政府所应做的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当政府直接操控道德教育时,就已经将自身置于道德家的角色,于是人民也会按照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政府官员,由于他们总能挑出政府官员身上诸多不合道德的行为来,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破产,结果政府必因无法取信于民而事与愿违。

 

按照儒家的观点,政府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毛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孟子》说的“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就是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培育才得来的,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但是,当人民的正义感被打压、大众的良知被蔑视,社会歪风邪气就会增长,各种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的行为就会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董仲舒言),因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破产了。因此我曾说,国家可爱比国家强大更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可爱了,人们自然而然会爱国,不需要什么人为的教育。

 

最后我想说,爱国主义诚然重要,但也不能无限夸大,以至用它来代替行业自身的价值。我们不能说,历史上那些在科学、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人,都是因为爱国才取得的。科学、艺术、文学、教育等等各行各业都有基于人性的内在逻辑,不能把它们都理解为基于爱国主义的逻辑。你不能说爱因斯坦是因为爱德国才发明了相对论,也不能说李白、杜甫是因为爱大唐才写出了不朽诗篇。那些世界级的科学家之所以取得了杰出成就,往往是因为其好奇心被激活,求知潜能得到了挖掘,而不是因为爱国。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了惊世名篇,往往是因为是其爱美心被激活,艺术潜能得到了挖掘,而不是因为爱国。当然,也有人从爱国的角度来追求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其事业成就可能受益于其爱国精神。然而,你不能说一个人越爱国,其科学或艺术成就就越大;相反,我们却可以说,一个科学家的求知欲越强,其科学成就往往越大;一个艺术家的探索精神越强,其艺术成就往往越大。所以,爱国主义固然好,但也有其限度。没有爱国主义固然不好,但仅有爱国主义也很不够。

 

总之,治理国家一定要遵循其应有的规律和法则,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儒家的“忠”概念有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对我们理解爱国主义等价值观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8日在苇杭书院年度会讲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