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

栏目:经学新览
发布时间:2017-11-29 19: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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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

作者: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一日庚申

          耶稣2017年11月29日

 

 

内容提要:据《毛诗序·六月序》、《仪礼·乡饮酒礼》、《汉书·谷永传》、郑玄《毛诗谱》等文献的记载,可发现周礼演乐的诗次、《诗序》诗次、《毛传》诗次和三家诗次略有不同。以《左传》所载季札论《诗》材料、《尔雅·释训》与《毛传》关系、《毛传》上源等问题为基础,亦可判断《毛传》内部埋藏了孔子时代之前的《诗》文本特征。据此可推知,孔子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代礼乐制度。子夏时代,受《春秋》学之陶冶,子夏或其后学又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两次重编,在《诗》文本的写定过程中大概是最具革命意义的,时在战国初年以前。第二次重编之时,仿效《春秋》精神的《诗小序》基本形成,然《小雅》篇目依然遵循了周礼之诗次,毛公作《毛诗故训传》才调整为今本诗次。

 

关 键词:毛传/后注简省/礼乐诗次/《春秋》诗次

  

引言:问题的提出

 

《毛传》是一部依附于《诗》的训诂著作,《诗》中难解的古字、古词多重出,故《毛传》必然面临重复注释的问题。它如何避免重复?只要稍稍熟悉注释过程的就会知道,在一个字(或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注释,之后为了简洁,往往不必再注,我们可以称之为后注简省原则。此非绝对,有时因为经文浩瀚,某一字前后相隔较远,后文往往也会作注。但一般而言,前文已注者,后文往往不注。读古书,发现这一基本做法是很容易的。那么《毛传》是否整体上遵循后注简省原则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般而言,《毛传》重复出现的字词,《国风》若有注,《雅》、《颂》一般不注。如“施”见于《葛覃》、《兔罝》、《硕人》、《东山》、《頍弁》、《旱麓》,仅于《葛覃》有注。如果重复出现的字词与通俗意义有别,对其意义的理解特别容易出错,同时初次的解释又与后来的篇章离得较远,这时往往出现重复注释,如“言”字见于《葛覃》至《駉》等二十余首诗,《毛传》分别于《葛覃》、《彤弓》、《文王》三首作注,三注分别见《国风》、《小雅》和《大雅》。

 

还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字、词,《风》不注,《雅》、《颂》出注,或《风》的注释以《雅》、《颂》的注释为基础。此种类型数量虽不占优势,却也不少,其数量约在一两百条间,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仅举数例:

 

(1)“以”字见于《谷风》、《大东》、《载芟》,《载芟》出注。即《周颂》有注,而《国风》、《小雅》未注。

 

(2)《王风·黍离》“彼黍离离”,“离离”《毛传》未注。而《小雅·湛露》“其实离离”,《毛传》曰:“离,垂也。”

 

(3)《邶风·击鼓》“平陈与宋”,“平”字《毛传》未注,《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毛传》曰:“质,成也。成,平也。”此训又见《尔雅·释诂》:“质,平,成也。”

 

(4)《淇奥》“赫兮咺兮”,《毛传》曰:“赫,有明德赫赫然。”但对“赫赫”并未进一步作注,因“赫赫”之义已见于《小雅》之《传》。《出车传》曰:“赫赫,盛貌。”《节南山传》亦曰:“赫赫,显盛貌。”

 

(5)《氓》“其叶沃若”,沃若,《毛传》曰:“犹沃沃然。”但“沃”字何义,此处未言。而《小雅·隰桑》“其叶有沃”一句,《毛传》曰:“沃,柔也。”

 

(6)《芄兰》“芄兰之叶,童子佩韘”,《毛传》曰:“韘,玦也。能射御则佩韘。”但“玦”是什么?《小雅·车攻》“决拾既佽,弓矢既调”,《毛传》曰:“决,钩弦也。”决即玦也。

 

同时,今本编次极为相近的诗篇之间,有一些重复字词有注、无注的先后顺序,竟也会与今本诗篇顺序不同,如上文之“言”字。“言”在今本《小雅》中出现于编排相近的《出车》和《彤弓》中,《出车》在《彤弓》之前,但《毛传》于《彤弓》注之,而于《出车》则未注。又如“愿”字,先后出现于《终风》、《二子乘舟》和《伯兮》,其义均为“每”,《毛传》于《二子乘舟》作注,而非首见于《终风》。

 

上述有异于今本《毛传》编次的注或不注,及有注、无注顺序的现象,若纳入今本《毛诗》编纂次序中观察,则显得错乱而无序,亦不可理解。如果我们联想到《毛传》可能有古老的《诗》学渊薮的话,则此种无序与错乱,顿然显现出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从注释顺序观察,《毛传》字、词训诂之中,也许埋藏的是一种不同于其表面次序的诗篇编次,这种结构一定是早于毛公的时代的。《毛诗》由汉初毛公写定,此后其文本次序与结构得以确立,即今日所见之本。《毛传》本为毛公所作,为何能够传递早期《诗》文本的信息呢?汉人经说非独立创制,有其师承和上源,即所谓先师说,这是常识。故《毛传》这部西汉文献是否学有师承,或者,是否存在先秦的《诗传》就是此问题的关键了。

 

一、《毛传》与《尔雅·释训》之关系

 

《尔雅》与《毛传》有大量重文,其中卷三《释训》一卷几乎全与《毛诗》相关,正是解决《毛传》是否存在上源的关键文本。

 

《尔雅》成书于何时,古来多有异说,①考张揖《上广雅表》引《礼·三朝记》曰:

 

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②

 

《三朝记》乃古《礼记》,见于《汉书·艺文志》,《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③故知《三朝记》虽非孔子言行实录,然亦为源出战国的文献。其中引及《尔雅》,知其战国时期或已有流传。赵岐《孟子章句》称汉文帝置《尔雅》博士,此时《毛诗》尚未名世,汉武帝时犍为舍人又为之作注,《尔雅》主体为先秦书亦可得知。故即便最为保守的学者,也会判断《尔雅》中最古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成书于先秦。或者更为稳妥地说,战国时代前三卷的主体部分业已出现。④

 

《释训》一卷与《诗》关系最密切。其一百多条训诂中,只有7条未见今本《毛诗》,其余110条均为释《诗》之文,有数十条更是显然据《诗》之某篇、某句而训。如:

 

颙颙、卬卬,君之德也。⑤

 

此见《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此句正是形容“君之德”。《毛传》则曰:“颙颙,温貌;卬卬,盛貌。”与《释训》不同,再如:

 

丁丁、嘤嘤,相切直也。⑥

 

此见《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又如:

 

蔼蔼、萋萋,臣尽力也。噰噰、喈喈,民协服也。⑦

 

此见《卷阿》:“蔼蔼王多吉士……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传》曰:“臣竭其力,则地极其化,天下和洽,则凤皇乐德。”⑧正是民协服之义。

 

“如切如磋,道学也”一条之后,则更是直接训解《诗》文。如此一整篇全与《诗》相关,若非录自古老《诗传》,则绝难想还有其他来源。

 

那么,《释训》是否录自今本《毛传》?整体而言,可能性极低。原因在于,因二者解释虽多相同或相近,但其取义方式多有不同。《释训》多从诗句甚至诗篇取义,故其解释颇类《毛诗序》,而不类《毛传》。前引三条,“君之德也”、“相切直也”、“民协服也”、“臣尽力也”,均是对整章或整句的意义的截取,而非直接训诂词义。比如“颙颙”、“卬卬”,《毛传》分别训为“温貌”、“盛貌”,取两词之基本意义,而《释训》所谓“君之德”的取义,乃来自“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一句,亦为《卷阿》第六章之主题。《诗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⑨全篇均为对吉士的赞美,此正为“君之德”的体现。故《释训》此条取义,亦取全篇之旨。再如: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⑩

 

此条训释据《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一句。晏晏、旦旦,《毛传》曰:“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11)所谓“悔爽忒”,乃《氓》全篇之义也。《释训》“如切如磋”一条之后,始多具体字义之训诂,但毕竟数量不多。

 

故《释训》并非拘于字义、词义之训,而是多取句义、篇义,整体的取义更近《诗序》。退一步说,虽然《释训》很可能并非一次性文献,而是历数代而成,或有西汉人据《毛传》而补入者(如“如切如磋”一条之后的文字就很像后来补入),但《释训》全据《诗》而训,则其原始必亦释《诗》。既然如此,《释训》一篇就不可能摘自今本之《毛传》,不然不会与《毛传》有“方向性”的差异。换句话说,《释训》应有更古老的训诂来源。《释训》写定年代并不可考,但不会晚于汉初。它与《毛传》均有早期《诗》学渊源,但又不相互转抄,则二者之上源必为先秦《诗》之《传》、《说》一类文献。

 

相较于《释训》,《释诂》一篇更加古老。内藤湖南《尔雅新研究》谓《释言》、《释训》仿效《释诂》之体,成篇乃在《释诂》之后,其论平实可从。《释诂》、《释言》中与《诗》相关的文字不少,但难以判断是否据《诗》而为,故可不论其先后。不过,《毛传》训诂之取义方式,却与《释诂》一致,这是深可注意的。《释诂》或春秋时代就已存在,此篇若据《诗传》而成,则其所据《诗传》则更加古老,甚或在孔子之前。鉴于《毛传》与《释诂》的互见,及其与《释训》的疏离,可知《毛传》上源的确为一部《诗传》,甚至是一部《春秋》时代的传。

 

即使不考虑《毛传》、《尔雅》的关系,仅就《毛传》与《礼记》的互见亦可保守地见其战国上源。如《礼记·大学》载曰: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諠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12)

 

此条亦见《尔雅·释训》,与《毛传》相同。此训诂互见于三种不同经学体系、不同流传路径中的古老文献,那么它必非西汉人之作,此可确知。又《乐记》载魏文侯、子夏论乐,子夏曰:

 

《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13)

 

《释训》曰:“穆穆、肃肃,敬也。”(14)又曰:“廱廱、优优,和也。”(15)《思齐传》曰:“雝雝,和也。肃肃,敬也。”(16)三者亦互见。可见战国时代之《诗》,已有与今本《毛传》极相类之训诂。

 

另外,就常理而言,《诗》既为春秋时代贵族子弟教育之基础文本,初编之时,自当有关于疑难字句的简单解释。待其作为周文化经典为孔子所重,并用作讲授之时,亦当有字句、名物之训诂。这些应该是后世字、句训诂的源头。《毛传》及三家《诗》说,个别训诂有古老上源,是可判断的。

 

要之,《毛传》虽为汉初写定,但其中多有古老训诂,尤其是字、词训诂多同《尔雅》,二者之间又无转抄之关系,可知其源出某古老的《诗》学渊薮。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却事关《毛诗》文本诸问题的根本,甚至关乎整个《诗经》学之早期历史。

 

先秦《诗》的编次的问题就是《毛传》文本中潜藏的重要问题之一。自然,《毛诗》诗次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今日《毛诗》三百篇之次序与《毛诗序》、三家《诗》之诗次本有不同。这诸家诗篇次序的差异,就已经隐约透露出汉初以前《诗》文本在不同阐释体系下的不同样貌,以及其背后的思想痕迹了。

 

二、三家《诗》、《毛诗序》中的《小雅》诗次问题

 

先看三家《诗》与《毛诗》文本编次的差异。四家编次的最大不同在《小雅》部分,即《毛诗·小雅》无厉王诗。孔颖达《毛诗正义》录郑玄《毛诗谱》曰: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也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师所以然者,《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乱甚焉。既移文,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17)

 

《十月之交》郑《笺》又曰:

 

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18)。

 

《诗谱》中郑玄论及《小雅》何以无厉王诗,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首诗本属刺厉王之作,汉代初年,经师移其篇第于《六月》之后。个中缘由,乃是《六月序》为总说《小雅》兴废之事,《六月》之前为正经,故《六月》应承《菁菁者莪》之后,经师以此移其位置。据此,郑玄以为《十月之交》四篇原在《六月》之前。移之者谁?郑玄曰“师”,《正义》疏之曰“毛公”,《十月之交》《笺》文曰“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故知此“师”正为毛公。毛公移之,则三家《诗》未移。即三家以此四篇为刺厉王的作品。(19)

 

《汉书·谷永传》载其对策曰:

 

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20)。

 

褒姒用国,乃《正月》经文所述。阎妻骄扇,乃《十月》经文所述。两者分而言之,当指两代君主,前者为幽王无疑,后者自当为厉王。故颜师古注曰:“《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阎妻扇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政化失理,故致灾异,日为之食,为不善也。”(21)可知三家《诗》中,《十月》四篇确属刺厉王之作,当在《六月》前。

 

《毛诗谱》中郑玄言诗次“乱甚焉”,乃由《毛诗》之《小雅》无厉王诗而发,此为《毛诗》之一大疑问,郑玄不得其解,故据三家而谓《毛诗》“乱甚”。然《雨无正》、《小旻》、《小宛》虽不好确定,但《十月之交》为周幽王六年十月之后的作品,此则可以考实。诗中咏及的日食,“梁虞、隋张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并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22)。据现代学者所编天文日食表,可知公元前776年9月6日上午8点52分前后,黄河流域可见一次日环食。此年正为幽王六年。若以周历建子推算,则其十月为夏历八月,约为今日公历之九月。故《十月之交》所记日食与现代天文演算结果一致。而厉王时期却没有符合“十月”的可见日食,此其一。其二,诗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与《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的记载一致,故《十月之交》为幽王时期之诗几无疑义。三家《小雅》之诗序反为错乱。《毛诗》《十月之交》处《节南山》之后,《节》所述与《十月》相似,因此《毛诗》之《小雅》次序并无大错,它很可能保留了战国早期的诗次,而三家诗则改动了《小雅》诗次,以确保《小雅》中有厉王诗。

 

问题之二,乃《小雅》正经与《毛诗序·六月序》之诗次何以不同?除了《十月之交》四篇时代及编次问题,《小雅》还存在另外一个诗次的变动,如治《诗》者所知,此问题隐藏于《六月》之《序》中: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鸣》废则和乐缺矣。《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常棣》废则兄弟缺矣。《伐木》废则朋友缺矣。《天保》废则福禄缺矣。《采薇》废则征伐缺矣。《出车》废则功力缺矣。《杕杜》废则师众缺矣。《鱼丽》废则法度缺矣。《南陔》废则孝友缺矣。《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华黍》废则蓄积缺矣。《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坠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湛露》废则万国离矣。《彤弓》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23)

 

《六月序》综述《小雅》正经废则如何如何,涉及《小雅》前二十二首诗。其中自然有《毛诗序》所依据的《小雅》编次,此编次与今本有异。《六月序》所展现的诗次,首先是《六月》接于《菁菁者莪》之后,与三家《诗》确乎不同。其次,《华黍》之下先后为《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而今本《毛诗》则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由庚》、《崇丘》和《由仪》。郑《笺》和《毛诗谱》未对此作出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由庚》、《崇丘》、《由仪》三篇与《南陔》、《白华》、《华黍》三篇均存其目而亡其辞,故今本《毛诗》因其亡,而合并编于《南山有台》之下。(24)这种解释其实不通,若因俱亡而合编,为何不将六篇合编,而分隔两处,以《南陔》三首处《南有嘉鱼》之前,而以《由庚》三首处《南山有台》之后?这恐怕还是《诗序》诗次与《毛传》诗次的差异所导致的。郑玄释《南陔》三首之序曰:

 

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25)

 

《释文》亦持相似意见:

 

此三篇,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遭战国及秦而亡。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26)

 

此两处材料可说明《诗序》与《毛诗》本为两编,汉初毛公将其合并,将序冠于每篇之首。如此,则今本《毛诗》诗篇先后为《毛传》之次,而非《诗序》之次也。郑玄明确说《毛诗》《华黍》以下非孔子之旧,当为毛公改动之,而《六月序》则未经毛公改动,故《序》、《传》诗次之不同得以浮现。

 

《乡饮酒礼》、《燕礼》中保留了周礼演乐的诗次,与《六月序》之诗次接近: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乃闲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27)。(《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次序与之同)

 

周礼之诗次,《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六篇,应是先后相次的。《六月序》中,除了《鱼丽》和《由庚》之间夹着《南陔》三篇,其他的次序与周礼诗次相同,故知《诗序》《小雅》部分很可能也是按照周礼之礼乐程序来编排的。朱熹《诗集传》就改变了《毛诗》的编次,将《南陔》三篇至于《鱼丽》之前,《鱼丽》至《由仪》则按周礼之次序编排,似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安排。对于这种调整,朱熹解释说: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无辞,故升《鱼丽》以足《鹿鸣》什数,而附笙诗二篇于其后,因以《南有嘉鱼》为次什之首。今悉依《仪礼》正之。(28)

 

当然,上述讨论的重心,不是《鱼丽》诸篇该如何编排,而是在于阐明《诗》之文本,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其编次有不同版本,《毛诗》相较于其战国上源文本,或也发生了变化。在编次上,《诗序》与《毛传》有所不同,三家与《毛诗》也有所不同。


 

 

三、《春秋》学的自我建构:《诗》与《春秋》意义关联的形成

 

紧跟着的问题是,西汉初年的《诗》的编纂次序是如何形成的?因外围文献无足征引,只能从《毛诗序》的叙述中窥其仿佛了。《毛诗序》之所以成为辨析汉初《诗》之编次的关键文献,乃因《毛诗》、《毛诗序》、三家《诗》所显示的诗次虽小有差异,但是它们总体上还是属于同一种编纂体系。毕竟除了《小雅》数首外,它们有着共同的文本顺序。三家《诗》对每首诗旨的解释,与《毛诗序》相比,亦相异者寡,而相同或相近者众。可以说,西汉初年诸家《诗》学,有着共同的战国《诗》学上源,属于同一种解释体系,只因流传中的变化而微有歧异。它们应当有大体相近的编纂意旨,但三家《诗》或残缺或散佚,只能从《毛诗序》窥其大概。据《毛诗序》以讨论四家编纂义理之整体概貌,相对于三家《诗》学,虽然可能有偏差或讹误,但整体上应无大错。

 

那么,我们能从《毛诗序》中看出什么义理呢?就其大者而言,《诗序》之整体思想与《春秋》非常相似。是《诗序》影响了《春秋》,或是《春秋》影响了《诗》的解释体系,抑或二者是共生关系呢?

 

孔子论《诗》并无《春秋》之义。虽然《诗》中不乏颂美与怨刺之作,其古义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的引述亦隐约可见,且多同于《毛诗》之说,然而,将三百零五篇视为一个与周王朝兴衰相关的整体文本,并从中解读出历史大义,在孔子论《诗》,以及其所论礼乐遗文中,却难窥痕迹。《论语》载孔子论《诗》实与士人日常伦理言行及其政治事功相关,总体上归于礼、乐之域,《泰伯》篇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者,是也。

 

综观《论语》、《礼记》之孔子(或托名于孔子)言论的记载,其引《诗》论《诗》,罕见《春秋》大义。上海博物馆所藏《孔子诗论》,亦仅就《诗》文本之义而言。故战国早期之前文本所记孔子论《诗》,几乎不见历史大局的视野,也没有美刺兴衰的《春秋》之义。

 

至迟于孟子之时代,《诗》与《春秋》开始建立了独特关联,两个文本之间被赋予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孟子·离娄下》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9)《淮南子·泛论》篇亦曰: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30)

 

《孟子》与《淮南子》所论主旨基本相同,孟子谓《诗》乃王者之迹,而《淮南子》则将《诗》之作归之于“王道缺”,实则亦王道之迹也,只不过是“王道”衰败之迹。以上论述所表达的与《诗序》基本思想基本相同,即以美刺正得失,故有“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之论。由此可知,《诗序》与孟子所谓“王者之迹”属一脉相承之说。

 

《孟子》中的论说实非突出《诗》的意义和价值,而是为《春秋》的合法性寻找传统资源。孟子眼中的《诗》,虽具备美刺兴衰的意味,但孟子所言,其特别强调的却是《春秋》之意义,即其“王者之事”的重量。如前所述,孔子时代并无关于《诗》的历史意义的整体性理解,可以推断,孟子时代《诗》的意旨,是在《春秋》大义被充分阐发的背景下出现的,属于《春秋》学发展的结果。《诗》被赋予的意义,成为了《春秋》的前统,并使得《春秋》意义的合法性有了更长久的依托。因此,《诗》被描述成为周王道之迹,此种解释意图,体现了《春秋》学为自我建构传统的用心。

 

以今本《诗序》观诗,会发现《诗》以歌咏的方式,完美地呈现了周王朝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所谓“正风”、“正雅”以及《周颂》,无论其经文还是《小序》,向我们展开的是周初武王、成王时期的礼乐制作与演行。此中所见,正是周承天之命,奄有四海的王道与大德。而“变雅”,则是幽厉之后,周德既衰的怨刺之诗。“变风”则主要是东周初年王城、诸侯乱季之作品。(31)此虽《诗序》之说,实则暗含编诗之旨。此种编诗意与《春秋》之笔意正相应和。

 

由此,《诗序》总体上遵循着《春秋》的维度,以孔子《春秋》所秉持的历史哲学来解《诗》。虽然其中多有古义,但将三百篇作为一个整体来营造的《诗序》,所用的绝非周、鲁太师之义,而是源出孔子、子夏之学。就大局而言,毛公自道远承子夏之学,则不吾欺也。故可下一推论,《诗序》乃是《春秋》学影响下的产物。因此,齐、鲁、韩、毛四家《诗》所继承的战国《诗》,其整体结构的完成,应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当为七十子之徒发挥《春秋》精神以治《诗》的结果。联系孔门学术之发展,谓子夏或其后学所为,似为允当。

 

四、《春秋》视域:季札论《诗》与大、小《雅》的对调

 

《诗序》上源于孔子、子夏之学,由此观察子夏时代《诗》之编次,似与汉初四家在整体结构上有重大差异。此种判断,基于对《左传》所保留吴公子季札赴鲁观周乐之材料。表面上看,这则材料保留了另外一个与今本大体相同的次序,但细细推敲,恐是不然。

 

鲁襄公二十九年,《左传》载季札赴鲁观周乐之事,并着重录其论《诗》之语。治《诗》者将其作为孔子之前《诗》已初步编成的证据,以此否定《太史公书》孔子删诗之说。而治《左传》者,则往往从季札之语,推断此章的写作年代,由此作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预言材料之一。《左传》年代研究诸发现说明,这段记载不能作为孔子之前《诗》文本编纂的证据,因为此段论述虽出季札之口,且载录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却未必是当时材料,亦未必为实录,而很可能是后人补述。故只能粗略地将其定为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五、六世纪之交的材料。

 

不管季札观乐的故事是虚拟抑或实录,季札所观必非全乐,今本《毛诗》三百一十一首,必非一时一日所能尽,故鲁乐工当择其要者而歌之,所选或为每一部分的首篇。即非如此,亦当为每部分之代表诗篇。因此,季札进行评论,当据某一篇或某数篇而言。而其评论范围,却当为每一部分的整帙整卷。原因在于,季札论乐并非就乐论乐,而是一种外交辞令(或拟外交辞令),此段对话的目的,在于显示季札的知识修养。故季札所论,必为每一部分诗篇的主旨或大概,其内容也是当时贵族阶层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此段记录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公元前六世纪),也可能是战国早期的(公元前五世纪),时代难以准确判断。然《左传》之主体材料形成于战国初,且多据鲁国史料,因此,即便此段文字写定于战国初年,其主体材料还是可以反映春秋末年的编《诗》情况,尤其是与列国无关的《雅》、《颂》及古乐材料。唯其列国赞辞,如《魏风》之赞辞,则恐有后人润色。

 

季札论乐与《诗》文本之关系,最可注意者为《小雅》、《大雅》。季札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此其对《小雅》之评价。又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此其对《大雅》之评价。若鲁工所歌为今本大、小《雅》之首篇,则当为《鹿鸣》和《文王》,后者符合季札对《大雅》之评价,但前者不符。(32)若两句评价是分别针对《小雅》、《大雅》,则均不符合。原因何在?据《毛诗序》及郑玄《毛诗谱》,《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为颂美之诗,乃文王、武王时期之作品,其气质、语辞亦颇相符。而《六月》之后,则为宣王、幽王时期作品,所谓“变小雅”,才是蕴含“周德之衰”的作品。《大雅》《文王》至《卷阿》,确在彰显“文王之德”,但《民劳》之后,主要为怨刺幽、厉之作。当然,二编之中,尚有颂美宣王之作,属于“变雅”。总之,今本《小雅》不全是忧思“周德之衰”,而《大雅》亦非全为颂美“文王之德”。

 

若鲁工仅歌一首,而季札仅评一首,则彼时《小雅》与今本《小雅》编次不同。此种可能相对较低。若鲁工歌一首,而季札评全编,则彼时《小雅》、《大雅》与今本编次皆不同。此种可能性较高。若季札确就全编立论,则当时《大雅》主要载录周初作品,而《小雅》载录厉王之后作品。《小雅》《鹿鸣》至《菁菁者莪》计十六首,《大雅》《民劳》至《召旻》为十三首,二者相当。以季札对二《雅》的评价推测,前者十六首在春秋战国之际似不属《小雅》而属《大雅》,而后者十三首似不属《大雅》而属《小雅》。

 

据此,在公元前六世纪、五世纪之时,《诗》文本或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版本与今本编次不同。这个本子中的《大雅》全部是周初作品,而《小雅》则全部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季札论《诗》编入《左传》,可知此本为当日通行之本或重要传本。

 

据季札评语推测,相较春秋战国之际的《诗》文本,今本有两处重要的变化:其一,《豳风》移于《国风》之末,介于《风》、《雅》之间,此为可确证之事;其二,古本《大雅》十六篇,今本移至《小雅》,作为《小雅》的起始部分;古本《小雅》十三篇,今本移至《大雅》,作为《大雅》的后半部分。至于原本《大雅》和《小雅》的诗次,则不可推知。譬如,今本《大雅》之“变雅”部分包括厉王、宣王、幽王三王之诗,若径将今本《大雅》后半部分移至《小雅》《菁菁者莪》和《六月》之间,则《瞻卬》、《召旻》两首幽王诗在《六月》等十四首宣王诗之前,诗的时代次序是错乱的,因此大、小《雅》对调之前,二《雅》的文本次序未知,其对调诗篇的截取不可能是“切块”式的,而是有所挑拣。

 

当然,上述判断乃基于《大雅》、《小雅》的以时代为序的编纂思路而言,并不排除部分诗篇本不按时代顺序编入的“错乱”。今本《小雅》之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诗,亦未必真文王、武王、成王、宣王、幽王之诗也,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这四首前后相次的诗篇,均咏及农事相关活动,与《七月》所述密切相关,《诗序》定为幽王诗颇为牵强,此足见今本《大雅》、《小雅》虽然大体按时代编纂,但内中亦有错乱之次也。然就整体而言,《大雅》、《小雅》卷内的诗次还是以时代顺序为主,故部分的“乱篇”并不影响基于整体编纂思想而来的论断。

 

以《豳风》作为《国风》之末,将其置于《风》、《雅》之间,这种变化实有深意。《毛诗正义》引《郑志》曰:

 

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专之。”(33)

 

《诗序》云《风》言一国之事,《雅》言天下之事,故《风》系诸侯,《雅》维天子。周公之于西周,地位之重,实高于诸侯,鲁国独有天子礼乐,亦其证也。然周公毕竟不是天子,诗系于周公,则不能为《雅》。故以周公之诗与《七月》合编,“使周公专为一国,故并为《豳风》”。《正义》曰:“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于是周公为优矣。次之《风》后《雅》前者,言周公德高于诸侯,事同于王政。处诸国之后,不与诸国为伦;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为《雅》,使周公专有此著也。”此种安排正是《春秋》学之演绎。

 

《大雅》与《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则更具《春秋》学之色彩。二者互换的结果是大、小《雅》均兼有西周初和西周末之诗,即兼王道之兴与王道之衰,颂美与怨刺并存,形成完整的美刺体系。这种对称式结构的编排,也见于二《南》。《诗序》述《周南》、《召南》二卷主旨,即遵循了“对称性思维”。《周南》中《麟趾》是《关雎》之应,而《召南》中《驺虞》是《鹊巢》之应;二《南》皆始于“鸟”而终于“兽”。这种对称性思维不仅凸显出《毛诗》诠解体系的“人为的完美”,更提示我们,这种理论的内在结构至少经过一次后期的“整体统合”。因此,整体来看,二《雅》的互换、二《南》对称结构的出现、《豳风》位置的移动,均体现了一种《春秋》学的思维,三种变动应同时完成,而其时限,当在春秋末战国初之后不久。此种变动应在《春秋》学兴起之后,故非孔子所为。联系季札论诗之时,此种改动尚未出现,故二《雅》对调,应当是子夏之后的事了。然其完成,必在孟子之前。《诗序》体现的正是这种改动过的编次,以及其中的历史理论。因此原始《诗序》的出现,应在古本《诗》的篇次变动之时。其中虽有周太师、鲁太师奏乐之古义,但整体结构体现的是一种《春秋》路径。

 

五、从礼乐编次到《春秋》编次

 

我们再回到《毛传》部分字词训诂的“失序”问题上来。联系上文的论述,特别是《尔雅·释训》与《毛传》的关系,战国秦汉之际三家《诗》、《毛诗序》、《毛传》、周礼演乐之间不同的《诗》的编次,季札论《诗》与春秋战国之际《诗》文本结构的调整诸问题,我们或可推测《毛传》中部分训诂的失序,说明《风》、《雅》、《颂》之传在最原初的时候,很可能是先后撰述的,即《风》、《雅》最初并非并行编排于一书。这恐怕与二《雅》的经典化较早有关。《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引《诗》本以二《雅》为主。《尔雅·释诂》一篇所录古字,与二《雅》相关者两百条左右,与《周颂》相关者四五十条,而与十五《国风》相关者不足九十条。故最早对《诗》作注,应该开始于《雅》和《颂》。待《风》诗编成之后,始有对《风》作注,而二《南》、三《卫》等较早成熟的部分,作注也早。因此《释诂》中与《国风》有关的八十余条文字,这五国之《风》就占五十余条,《左传》所引风诗,也以这五卷为主。因此,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风诗本与《雅》、《颂》相混。如《大戴礼记·投壶》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朱东润先生云:“今《鹊巢》、《采蘩》、《采苹》、《驺虞》诸篇在《二南》,《伐檀》在《魏》,皆与《小雅》无涉。然则,《风》中固有尽可称《雅》者。”(34)故总体而言,今本《雅》、《颂》的注出现得相对更早。

 

《风》诗编成之后,最开始很可能是附在《雅》、《颂》之后的。这就是为什么今本有许多字、词训诂不见于《风》而见于《雅》。《风》的训诂本就是参考《雅》、《颂》而为的。这在今本《毛传》中依然可见。以此可推断,《雅》原来可能编于《风》前。当然,《风》、《雅》也许在春秋时代有过分别流传之阶段,但今已不可考。

 

季札论《诗》,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周颂》以及六代之乐,大体与今本一致。但是《毛传》相对古老的注释却显示,《毛诗》的原始文本顺序应该是《雅》在《风》前,三《颂》的次序未知。从春秋以来流传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之乐,确为《雅》在《风》前。《论语·泰伯》: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35)

 

《论语骈枝》释之曰:

 

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36)

 

孔子所谓“师挚之始”,即师挚演乐之始;“《关雎》之乱”,即《关雎》作为乐终之歌,“洋洋乎盈耳”者正是。检《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诸篇,可知这几个相沿至汉的古礼,有固定的演乐程序:工鼓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亥》、《白华》、《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此礼乐程序中,《诗》乐乃是自《小雅》而至二《南》,所谓“《关雎》之乱”者,即以二《南》六篇合乐。可见《毛传》所反映的古《诗》编次,与古礼演乐顺序相近。这是一种早于季札论《诗》时代的编次。

 

另外,《毛传》某些训诂所显示的《诗》之编次,不管是《风》还是《雅》,与今本大异。若以今本为据,其编次则错乱不堪。尤其是一些在今本中排列很近的诗篇,如上文所举“愿”字之例。《终风》、《二子乘舟》均编于《邶风》,《终风》编在《二子乘舟》之前,然《毛传》于《二子乘舟》作注。一卷之内,出现如此次序之颠倒,是难以理解的。可知最古老的《诗传》出现之时,《诗》的编次与《毛诗》及三家《诗》,是两种不同的编纂逻辑。我们知道,今本很可能源出孔子编纂之本,所谓归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也。孔子之后,《诗》虽有大小《雅》的对调及《六月序》所记具体篇目的变动,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孔子编《诗》的结构。因此,《毛传》所体现细部的诗次的无序,反而更像是《雅》、《颂》各得其所之前的状态。据此故大胆推测,最原始的《诗传》极可能是孔子之前的遗产。

 

《毛诗》古本显示了由天子到诸侯的顺序,而今本则是由四方到天子的顺序。首天子而次诸侯,也是《春秋》学之特点,即首言“王正月”之意。此种次序已见于季札论《诗》,故三百篇《风》、《雅》、《颂》的文本大局也当由孔子论定。故孔子之前的《诗》,与孔子之后的《诗》,文本编次当有很大的不同。孔子之《诗》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之礼乐制度和历史情实,并确立了《风》、《雅》、《颂》的顺序。子夏或其后学,又依据《春秋》精神,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大概是《诗》文本至战国初年所发生的最具革命意义的两次重编。可以说,子夏时代之前的《诗》文本,乃是一种礼乐编次;而子夏时代之后,《诗》乃是一种《春秋》学编次。

 

《诗序》所体现的正是《诗》的《春秋》学编次,这种解释体系的出现,与子夏时代《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关系非常密切。因二者解释路径一致,可以认为它们是伴生关系。换句话说,《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诗序》(《小序》)解释学的出现,应大体同时。

 

至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不同的《诗》的传本。这正是《六月序》以及郑玄《诗谱》中浮现出的问题。特别是《小雅》无厉王诗之问题,个中缘由,实如前文所述,因战国初年《大雅》、《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造成。原本《小雅》中《六月》之前为刺周厉王而作,无颂美文王、武王、成王者。而《大雅》中无厉王、宣王、幽王时期作品。大约在战国初,《小雅》有十几首诗被划入《大雅》,而《大雅》一部分文、武之篇则划入《小雅》,形成二《雅》皆有美刺之格局。同时以春秋以来的《诗》旨为依据,出现统一编纂的《诗序》,其统一之处便是强化《诗》整体历史批判色彩,即依据《春秋》学思想而进行的重新建构。虽然今本《毛诗》多与春秋时代所用的诗旨相近,但其整体解释上的《春秋》学风格,却应是《春秋》学发达之后的结果。

 

六、结论

 

若我们假定《毛传》总体上是遵循后注简省原则的——这从文本内部也可作判断,那么,《毛传》中必然保存了一部分古老的训诂材料。它们的存在,使得春秋时代《诗》文本的编次问题浮出文本表层,让我们意识到春秋时代就很可能存在汉人意义上的《诗传》了。而那时的《诗》文本之编纂结构与次序,与汉代四家《诗》迥异,可知战国秦汉之《诗》确实经过了孔子的重编,使之更具礼乐精神。从季札论《诗》,又知子夏时代,受《春秋》学之影响,二《雅》出现了对调,《诗》之文本结构发生变化,《诗小序》亦随之产生,《诗》文本史上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发生了。战国末年《诗》的一个或几个文本调整了《小雅》的诗序,使之有周厉王时期的作品,这种改动在汉代为三家《诗》所延续。同时,汉初毛公调整了《小雅》笙诗的位置,以足篇什之数。此汉前《诗》文本变迁之大概,以期有资于《诗》学史诸问题的研究与理解。

 

或谓此篇文献不足,推论居多,恐不足凭。然上古学术本在极少文献上做功夫,其魅力恰在于依靠零星的信息,还原那些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亦朴亦玄,此其妙处。况且,长久以来,汉前诸文本多被作为“理解”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使我们对其文本内部的歧录、无序、矛盾往往视而不见,甚或刻意弥合,研究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终被遮蔽,上古学术、思想与文学的色彩亦随之单一或弱化。当下及未来,已到深入文本、发掘其中埋藏的“秘密”之时,此或为周秦汉研究新方向之一。

 

注释:

 

①如郑玄曰“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郑玄距汉初未久,且著有《毛诗谱》与《毛诗笺》,所谓“孔子门人所作”之语,当为汉代相沿之旧说。若《尔雅》据《毛传》而成,郑玄岂能不知?故郑玄此语虽不能全尊,但《尔雅》主体乃战国以来之旧,则可大胆断定。张揖《上广雅表》称周公作,陆德明《经典释文》据张揖《表》,断《释诂》周公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四库提要》,据《毛传》、《郑笺》谓《尔雅》成书乃在《毛传》之后。内藤虎次郎(即内藤湖南)《尔雅之新研究》(见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藉助细密的文本考证,发现《尔雅》中最古老的部分《释诂》成书时,《尧典》、《春秋》尚未成立,故判断《尔雅》深有古源。周祖谟《尔雅校笺序》则曰:“《尔雅》这部书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此乃采择众家之说的平允之论。

 

②阮元校刻:《尔雅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4页上栏。

 

③然因《大戴记》散佚严重,张揖所引并不在今本之中。

 

④详参内藤湖南:《尔雅之新研究》,江侠庵编:《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第162~184页。

 

⑤⑥⑦阮元校刻:《尔雅注疏》,第57页下栏。

 

⑧⑨(11)(16)《毛诗注疏》,第629页上下栏、626页上栏、136页下栏、562页下栏。

 

⑩(14)(15)《尔雅注疏》,第58页上栏、55页上栏、55页上栏。

 

(12)阮元校刻:《礼记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983页下栏。

 

(13)《礼记注疏》,第692页下栏。

 

(17)阮元校刻:《毛诗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刊本,第313页上栏。此段《诗谱》文字与《正义》文字相混,“师所以然者”至“使次《正月》之诗也”多被当作《疏》文,据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之考订,可以断定此六十余字本属谱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6~170页),故从之。

 

(18)《毛诗注疏》,第405页上栏。

 

(19)除此四篇外,三家《诗》在文本次序上亦微有不同。《困学纪闻》卷三引曹粹中《诗说》云:“《齐诗》先《采苹》后《草虫》。”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亦据《仪礼》演乐之次,谓古《诗》《采苹》先《草虫》。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据迭压墨迹推断阜阳简《诗》之编次,亦与《毛诗》不同,但就目前文献分析,各家《诗》虽各有编次,互有差异,但总体次序应大体一致。

 

(2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44页。

 

(21)据《隋书·经籍志》,《鲁诗》亡于西晋,颜师古何以引之?颜师古注乃据西晋臣瓒(其名当为薛瓒)《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汉书注》等文献而成,主要的做法是依据《汉书集解音义》补充纠正蔡谟《汉书注》,据敦煌本蔡谟《汉书注》知其注文多漏署注家之名,若此注文为颜师古《汉书注》因袭,且未改动,则多被补上“师古曰”,这种误补前人或被以为是颜师古抄袭旧注(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实则未必是颜师古剽窃,因参对李善《文选注》敦煌本与宋刻本,此类情况也存在,故或为宋刻所补。无论如何,此条师古曰为师古所不能曰,乃是旧注失其姓名者。《汉书集解音义》除晋灼、臣瓒两家为西晋人外,其他十余家如应劭、服虔、孟康、文颖、苏林、李奇等均为汉魏间人,汉末《鲁诗》仍为流行之学,故此条当为汉末某家之注也。

 

 (21)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3、84页。

 

(23)(24)(25)(26)《毛诗注疏》,第357页上栏、418页上栏、482页下栏、483页上栏、483页上栏。

 

(27)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庆二十年刊本,第92页上栏、93页上下栏。

 

(28)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页。

 

(29)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嘉靖二十年刊本,第146页下栏。

 

(30)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22页。

 

(31)《豳风》、《魏风》、《桧风》除外。

 

(32)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均以《鹿鸣》为刺诗,与毛、齐、韩诸家说异。王氏已辩,汉代三家诗学者亦不从之。

 

(33)《毛诗注疏》,第277页上栏。

 

(34)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见《诗三百篇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49页。

 

(35)《论语注疏》,第72页上栏。

 

(36)刘台拱:《论语骈枝》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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