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阳明精舍访蒋庆

栏目:当代儒林
发布时间:2010-08-1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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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字勿恤,号盘山叟,西元一九五三年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元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元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儒学的时代价值》《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再论政治儒学》《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广论政治儒学》《政治儒学默想录》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作者: 李响

 

     一、找到儒家的香火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迳见,入水濡毛,飞而洒之,天神曰:“而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这个源于佛经的故事出自清初学者周亮工所著《因树屋书影》,余英时先生在《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的《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文中曾引用这个典故,言说自己的中国文化情怀。1978年,当时已经海内知名的余英时先生回到大陆。在近代革命浪潮反复冲击之后,中国大陆似乎是一个疏离和隔膜的世界。以中国文化为人生根本的余英时先生,深感传统中国乡土不在,儒家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流离失所,故而撰写了这篇著名的文化乡愁的文章,以山中鹦鹉自比,希图在革命烈火中濡毛洒水,为保存中国文化尽绵薄之力。也正是这一年,余英时提出了著名的“儒家文化游魂说”,认为近代革命以来,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文化模式已经“死”去,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同时,余英时也指明了儒学的出路:既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将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同样就在这一年,25岁的蒋庆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蒋庆成为儒学复兴的躬亲实践者,他创立了“阳明精舍”为儒家的游魂安家。而27年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媒体将其标志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强烈的潮流,蒋庆则成为这一潮流的领袖之一,阳明精舍也成为当代中国儒家的圣地,一时声名鹊起。


  当年的蒋庆,并非是一个矢志以儒学为业的人。作为老知青,蒋庆在学校曾以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而闻名。毕业留校之后,他的主业依旧是以法理法制史为主,以对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的研究而饮誉学术界。然而在他心中一直徘徊的问题,却是中国人如何过一种美好生活、中国本土是否能给中国人提供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资源?蒋庆回忆起这段读书岁月的时候说,“我当时就在中国本土找,如果找不到,那么我自愿向西方文化投降。”


  蒋庆从四川省社科院封存的阅览室中找到了梁漱溟先生的著作,并且在西南师范学院遇到了一位梁漱溟先生的嫡传弟子。从此,蒋庆对新儒家第一代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随后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唐君毅全集,于是又有机会了解到新儒家第二代。蒋庆发现,自己要在中国本土寻找建设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文化资源,并非是孤单独行的事业,而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


  学术上寻找文化的资源是一回事,但是如何走向这种美好生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文化典籍里的美好生活观念,在现实中看上去却没有任何实践路径。1840年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文明,陷入了全面的文明危机。1905年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变之火熊熊燃烧,传统儒家价值观念所依附的文物制度已经被烧得荡然无存了。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1980年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人的欲望之火接着开始在中国大地遍地燃烧。原本礼法制度的丧失,已经使得传统价值理念无所依存,市场经济的物质驱动力,又使得其最后的空间也丧失殆尽了。儒家何止于游魂,已经成了孤魂。


  在这种处境之下,蒋庆意识到,儒学复兴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一个践行功夫。立基于大学和种种现代化制度安排上的新儒家,并不能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要回归老儒家的道路。儒学不仅仅是心性之学、命理之学、王道之学,也是儒者躬亲实践之学。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一个给儒家安身的地方。


  传统儒家精神在基层社会的载体是书院,中国民间的自由讲学风气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办私学。宋代理学复兴,民间书院兴起,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都曾以个人或官方名义建立过书院。晚明时期书院达到鼎盛,会讲活动动辄有上万人参与。在蒋庆眼中,这种自由讲学和游学的风气,贯彻了儒家“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传统,孕育了儒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超拔人格,也推进了儒学发展,形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主旨的阳明学。但是在明代后期,随着政治专制统治的加强,民间书院在逐步减少,到清代,政府以赎买的方式,逐步将民间书院纳入官方系统,儒家精神随之衰落。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以供应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官方书院或者转型成大学,或者关闭。如此一来,在失去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地位之后,儒家无法在民间找到一个安居之所,成为游魂就在所难免。


  二、书院,为儒家找一个安居之所


  为儒家“游魂”安家,蒋庆认为在中国文化全面衰落后的今天,最紧迫的诉求与最好的途径就是为儒家建立一个书院。另一方面,这也是“复兴儒家文化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蒋庆指出,一百年后的今天天运往还,传统文化与儒家观念在当今中国已经摆脱了百余年来的艰难处境,出现了“一阳来复”的转机,这使得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余英时先生指出,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蒋庆认为建立书院即是下行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专门的儒家社会公共团体,推动儒家事业的复兴,当前尚缺乏条件,而且大的组织比较难管理,人员组织不纯就会造成很多问题。而儒者个人修建书院的方式,学术宗旨明确,符合儒家书院自由活泼的传统,不易受科层制理性化的束缚影响与各种利益的干扰诱惑,有利于独立自由地保存延续儒学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命脉。


  近代以来,很多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的思想家也都尝试过建立书院,比如马一浮先生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办的“勉仁书院”,以及后来港台新儒家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等等。但是这些书院最终都因为不容于现代的教育制度,或因动荡的政治环境而宣告失败。


  前辈的失败,现实的落寞,反而更激发了蒋庆建立儒家书院的想法。照他的话来讲“徐复观先生为孔子披麻戴孝,我蒋某人建书院就给儒家守灵。”今天,阳明精舍坐落在两山之间,绿瓦白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已经初具规模。 “就像桃花源,看起来没有路,走进去是一片开阔平展的坡地”。山坡下就是一个小型水库,湖光山色,颇显儒家中庸涵泳的人格追求。


  对于蒋庆而言,阳明精舍不仅仅是两百多亩地和十几座房子,建立这样一个院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从想法萌动到今天初具规模, 20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的艰难,恰如阳关三叠,曲折而反复。


  1990年在深圳,蒋庆认识了一位对弘扬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华侨商人,后者表示可以出资上亿,在深圳购买土地,专门进行儒家学问的研究。蒋庆当时非常振奋,为之四处奔走,但不久就发现,此人更喜欢以建书院为由头与各级官员攀附,并没有实际行动的意思。


  1993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林安悟来贵阳访问,在修文县看到阳明遗迹凋敝破旧,痛心不已。于是二人就提出在这一阳明学诞生和发扬光大的圣地办一个书院,接续学术香火。虽然未能如愿,但蒋庆却由此萌发了建立书院的想法。随后,蒋庆偶遇日本将来的世代财团董事长矢崎胜彦,无意间讲起王阳明的良知学。孰料后者正是阳明学的忠实信徒,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蒋庆来做儒学,特别是阳明学的研究和推广,并提议在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建立一个儒家书院。矢琦胜彦在阳明学传统深厚的日本筹措了大笔资金,并且争取到有“日本儒学祭酒”之称的著名学者冈田武彦担任首位名誉院长。但是囿于不许外国人经营文化事业的政策,满心热忱的日本朋友最终抱憾而归。


  不久,蒋庆遇到了第三次建书院的机会。唐君毅先生的学生,香港法住书院院长霍韬晦在深圳遇到蒋庆,得晓此事非常感兴趣。蒋庆和他的朋友迅速开始了选址、建房、讲学的计划安排。但由于不是招商引资项目,政府看不到书院背后有什么商业利益,兴趣寥寥,虽然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任何行动,于是再度不了了之。


  再三的失败让蒋庆感到建书院只能靠自己。恰好当时国家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农村集体所有的坡地和林地,通过合法的议价和程序之后,可以允许任何人承包。这一意外之喜,给了蒋庆自己动手、从小做起的机会。他好不容易选好了址,却是两个村组互不相让的“争议地”,各方僵持不下。蒋庆坦言,当时他已经准备放弃在修文建立书院了。但是当地镇政府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招牌人物,亲自干涉解决土地纠纷,终于峰回路转。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就是具体的建设问题了。但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书院,蒋庆虽是知名学者,但是这个名头并没有多少经济实惠在里面。蒋庆自己有限的积蓄买了地,修建书院就唯有寻求自己的同学和战友募款,筹来的首笔启动资金大约6万元,用蒋庆的话说,“这是所谓化缘修书院”。由于出不起钱请施工队建房子,蒋庆和他的音乐家朋友张建建只能请当地农民来修,但由于不了解当地务工的价钱,就接受了农民的漫天要价。在得知蒋庆出的工钱之后,乡镇干部找到张建建,问怎么给了这么高的价钱,这位艺术理论研究者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十多年来,书院经历了各种难处,张建建回忆,书院山下有条河,但由于人迹罕至,故而河上也就没有桥。汽车平时尚可涉水过河,但是一旦下雨,河水上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无法通行。偏偏贵州的气候是出名的“天无三日晴”,只能赶晴天往山上送建材。直到数年后,一位贵州籍老领导来阳明精舍访问,正好遇到了下雨,车子勉强上山,同行的一位商界人士当场许诺拿钱建桥,方才解决了最基本的道路问题。


  就是这样跬步千里,从一间房子到一个院落,然后又扩大变成初具规模的阳明精舍。到底花了多少钱,蒋庆没有任何概念,连一直担任司库重任的张建建也只能模糊地估算,前后16年花了将近300万。但是让他们稍感庆幸的是,现在恐怕2000万都建不起这样一个书院了。


  因为周边村寨多年用不上电,水泥都只能人工搅拌,到了晚上漆黑一片,蒋庆自嘲称几乎用过所有的人类照明设备,从蜡烛到煤油灯,再到马灯,阳明精舍应有尽有。直到2000年,村村通电计划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展开,修文县委书记在偶然造访书院的时候,才知道了用电难的问题,随后电力局给精舍架设了一条专线,方解决了照明和用电问题。有了电,书院的活动才能成规模地展开。


  虽然物质条件好转,但是阳明精舍依旧很寂寞。由于身体原因,蒋庆每年只能在书院居住半年,其余时间书院只有依靠两位来自隔壁息烽县的农民做管家,担当了书院大部分日常事务。因为地方偏僻和资金问题,精舍并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曾有一名山西学生向往儒学,在阳明精舍住了一年半,但终因生活压力不得不离开书院,到社会上谋职。


  查阅精舍的来往记录本,可以发现规模稍大的会讲举行过四次,更多的活动则是自由游学和自由讲学。记录显示大约有近800人曾访问过精舍,其中有政府官员,有著名学者,也有来自国外的儒学研究者。但以参观访问者居多,以游学问道为目的来访问精舍的人少之又少。蒋庆介绍说,一般学者访学时间比较短,而学生求学时间较长,过去传统书院那种论辩研学、成规模的学习活动,目前很难做到。但在他看来,有没有大规模的会讲并不重要,能够有一定的自由游学和论学的风气足够了,精舍虽小,但是对儒家而言毕竟是有个家了。在蒋庆心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是儒家士大夫的真正精神操守和价值持守,也是要追求和建立一种美好生活的根本依靠所在。


  三、行走在现代的尴尬


  古代书院是建立在传统土地经济的基础上的,书院一般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有本地士绅阶层的支持,不仅在财政上有保证,而其可以积极地借助士绅团体的力量,参与和指导乡土社会的运转。但在现代社会中,书院更多地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机构,传统书院既有的乡土政治、文化、舆论和经济的四重领导力已然不复存在,如果连学术研讨的活动都无法完全、充分地展开,那么书院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还能有什么作用,就更让人担忧了。


  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精舍所在的平地村里,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多是女人在田间干活,老人们闲散地在村子里游荡。当记者随机询问当地村民怎么看蒋庆和他的精舍时,令人惊异的,是一位村民称蒋庆为“蒋老板”,认为他没有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连一条从村到县的公路都没有弄好。而一位做过村干部的年轻人,称呼蒋庆为蒋先生,认为他来了光做好事,捐资助学,帮助村民重新修了当地的中学。对村委会而言,这些他们应该做好的事情,却没有能力做,蒋庆是他们的福音。而对于一门心思想象外面花花世界的普通村民而言,蒋庆是一个外来的有钱人,但是这个“有钱人”并没有把他们和外部世界连通。而蒋老板的称呼如何而来呢?追问之下,方才得知,贵州夏季凉爽宜于避暑。很多温州、广东的有钱人都跑到这里买下农民的土地建别墅度假。这已经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收渠道。在当地人看来,蒋庆和这些人区别不大,只不过,这种休闲经济带动了其他地方经济收入的增长,而蒋庆什么都没有带来,连一条道路都没有修好。


  这种尴尬的处境,对于蒋庆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建书院的时候,就想如何来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能把儒家的价值理念真正实践到乡村去,”蒋庆如是说道,“但是来了之后,有了一些经历,发现我们只能尽点绵薄之力,乡村已经完全凋敝了,大家一门心思赚钱,根本不会理睬你讲忠孝节义”。


  对于这一点,长期担任书院司库工作的张建建有更深的体会,“我们本来想能带领农民一起种果树,养牛,这样书院可以自己维持,也能和农民建立起联系,而且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很快就发现我们太天真了。”张建建还告诉记者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故事。蒋庆在这里讲授传统儒家的价值理念,但是村民自己的精神追求,却是自己修一个小庙,而且为了修庙,还搬走了蒋庆建书院特制的瓦。


  记者翻山涉溪,来到了这个小庙。这个近乎棚子的“庙”建在半山腰上,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观音像,前面摆一个小香炉,这就是一般村民祈求美好生活的所在了。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门前掷骰子,喝酒。当他们被问到,蒋庆到这里十多年了,算不算他们这里的人?几位老人一致否定,“不算,他就是外面来这里的”,更有人不由自主的说起,那块坡地本来是他们组的,如此等等。


  虽然听起来,精舍似乎没有给村里做什么,但是要看财务记录的话,情况并非如此。平地村到县里的路,精舍投资了不少,目前这条虽泥泞不堪,但是尚能通车的路就是蒋庆出资给铺设的。说起这事,张建建一肚子苦水:“去年,村里的人说他们需要钱修路,请我们帮忙,我们认为是好事,就募集了10万给他们,钱拿去了,路到现在还没有修成,根本组织不起人来。”其实贵阳市已经在下辖的各区县搞了村村通水泥路的工程,但平地村到修文县的公路还有一段没修好,依旧是个断头路,目前还要靠精舍修的路。


  蒋庆的事业没有融入平地村,那么融入修文县了吗?修文龙场镇,也就是王阳明被贬屯守的龙场驿,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这里。这个镇后来更名为城关镇,在蒋庆多年努力之下,经国务院批准,前几年才恢复原名为龙场。这场更名运动,算是蒋庆带给这里的最大变化,不过这个倡议之所以被政府采纳并积极推进,究竟是为了纪念王阳明,还是因为背后的经济利益,这就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前曾经让蒋庆揪心不已的阳明祠,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主堂放着矢崎胜彦先生赠送的王阳明铜像,而隔壁却摆上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蜡像(因为张学良曾经被软禁于阳明祠数年),似乎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出于旅游宣传考虑的话,也算合情合理。


  龙场镇作为修文县的城关镇,和中国一般的县城并没有太大差别,随处可见尘土飞扬的基建工地。据当地人说,修文自从安顺划归贵阳辖属之后,有了贵阳的财政支持,经济上基本脱贫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有以“阳明”命名的道路和公共设施,随处可见“王学圣地”的旅游介绍,但是当地人只是在地方教材上知道这里曾有这么一个“明代的大官”,至于他在这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思想史有何意义,并无丝毫了解,不过当地人也多知道,每年来这里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挺多的。蒋庆曾和记者谈起,冈田武彦生前来到阳明悟道的溶洞旧址,激动得不能自已,更有日本年轻的企业家参访团在阳明祠集体行跪拜大礼。相比之下,冷暖自知。蒋庆为当地带来了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但对于龙场镇和修文县而言,他更多地是一个招牌。


  四、一滴纯净的水


  对于这种冷漠和隔阂,蒋庆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没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简单的个人努力起不到什么大用,需要类似梁漱溟先生搞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才能在当前农村有所作为。”蒋庆自己表示,自己早已放弃了融入当地社会、并将儒家价值沁入当地社会的努力。“这个精舍就是要给孔子、给儒学守灵,书院在一天,就说明儒学未死,这个象征意义就有价值,这个精舍就是一滴纯净的水,外面是浑浊的大洋大海,我只能力图保证这滴水的纯净。”蒋庆说:“我不是新儒家,我是老儒家,我选择的道路是老儒家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这一点是我的持守。”
 

    同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陈明曾经和记者说:“蒋庆的阳明精舍是唯一的真正的书院”,儒学的国际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也称:“阳明精舍是儒家精神的象征,而且是老儒家的象征。”但是精舍的未来如何?这不是仅仅赞美能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蒋庆回答得很清楚:“精舍不是我的财产,虽然法律上是以我的名字登记的,但这仅仅是蒋庆暂时掌管儒家的财产而已,如果有一个儒家的合法民间社会组织出现,我可以把这个精舍交给这个组织。”


  不仅对于蒋庆本人,而且对于他的支持者和朋友,书院的传承始终是个重要的问题。一直鼎力支持蒋庆的贵阳学者张建建和王良范都建议蒋庆招一个弟子,以师徒传授的方式保持精舍的事业,但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常年呆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主持一个前途堪忧的事业,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记者曾问蒋庆,是否考虑过借用一些现代工商业的经营组织方式,来维持精舍的日常运作和发展?蒋庆对此断然拒绝,“书院就是一滴纯洁的水,不能参与任何经营性的活动,捐资帮助可以,但是有条件就免谈。”事实上,蒋庆已经拒绝了好几次丰厚的捐助,原因仅仅是因为对方希望蒋庆能把自己介绍给日本企业界。


  虽然精舍的前途未卜,但是这种象征和持守已经让许多人羡慕不已,深感“吾道不孤”。蒋庆的好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新民先生,已在贵州大学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得益于贵州省高层的支持,这座体制内书院的建设和发展都较为顺利。但是对于张教授而言,这仍然是盖房子、收图书而已。“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内,很难建立一个有独立性的书院,”儒雅的张新民讲起这一点颇有些激动:“当前大学行政体制太难打交道了,行政干部坐着问,教授站着答。我现在能做到的,连我想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能独立设定课程,在大学的教育体制下也不能展开书院那种全面的人格教育。”


  中国文化书院的牌匾是孔子嫡孙孔德成题写的,这也是孔德成唯一为内地大学题词的机构。书院内藏书数万册,其中相当多珍本,还有许多名人字画。杜维明、李泽厚等知名学者都多次来此访学讲课,粗算下来,书院几年来成绩斐然。但是张新民很清楚,这些成绩完全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基础上,如果他不在这里,这个书院的事业以及精神都要荒废了。“我还是力争保持住一点历史传承的,贵大虽然名义上承续贵山书院的传统,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专门把贵山书院的碑放到书院里,就是要告诉学生,我们传承的不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而是五千年中国的文教。”


  贵山书院承袭明代贵州的阳明书院,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书院,明清两代培养了八千举人,六百进士,可谓成就显赫。1905年,贵山书院改建成新式学堂,当时负责此事的是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南开大学的创办人,而支持他的因支持戊戌变法被贬回黔的李端,则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从严修、李端改贵山书院为新式学校到今天张新民教授再建中国文化书院,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仿佛给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开了一个轮回的玩笑,这里面的辛酸和曲折大约只有后人才能体会。张新民表示“我常想离开这里,走到民间,像蒋庆那样用民间的力量建立一个书院,只有像蒋庆那样才能是真正的从事儒家的书院教育。”蒋庆一直的支持者、贵大中国文化书院的王良范教授认为,“全球化毕竟需要文化认同,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我们自己是谁,我的选择是儒家文化,虽然我还不敢自称儒家,但是我是这条道路的同路人,短期来看,我们都会失败,但是长远来看,蒋庆为未来闯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虽然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但是或许就如张建建所言,“以阳明精舍的角度看来,这根本是各种利益同构下的结果,根本就没有这种运动浪潮,阳明精舍能出现并且能存活,其实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根本就在于蒋庆,在于他的单纯,他的持守,以及他的坚定。”


  蒋庆究竟在做什么?濡毛救火,还是保护“一滴纯净的水”?可能对蒋庆而言,更多地是在寻求美好生活,是一个儒者在现代的突围,未来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对蒋庆而言,今天依旧是一种美好生活。


 

    原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