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102种出版,版本选自馆藏珍善本

栏目:新闻消息
发布时间:2018-12-03 19:09:40
标签:馆藏珍善本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102种出版,版本选自馆藏珍善本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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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日,《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首发仪式在京举办。学者楼宇烈、《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编委会主任李致忠、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藏书家韦力、学者余世存等与会。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按经、史、子、集分类,经部10种、史部10种、子部40种、集部42种,共计102种。在版本层面,选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藏珍善本,全部为国家特级、一级文物,其中唐版1种、宋版38种、金版1种、蒙古版3种、元版18种、明版30种、清版11种;历代版本目录学家宝重的宋元和明清原刊、再刻、递修本,泥活字、铜活字、木活字本,及批注本、套印本、抄本等,各类珍善本、孤本大都有所体现。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是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支持的藏书文化传播体系建设项目的重点子项目,由蒋凤君女士策划,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印制层面,以华宝斋传承下来的传统方式,通过高仿真影印技术,并用矿物颜料代替化学油墨,对用纸、装帧乃至书衣也都有讲究。

 

 

 

发布会现场,《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编委会主任李致忠说,编委会在选目精要,选本精当、制作精善三精原则下重新还原出版。他介绍了《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对经典著作的甄选。

 

李致忠介绍道,以经部的作品为例,宋刻越州本六经被选入书目,因为越州本六经开中国出版形式上经、注、单疏合刻的先河。还有宋刻苏辙《诗集传》的入选,因为宋人开《诗集传》之先河。一提《诗集传》大家都知道是朱熹的《诗集传》,其实苏辙已经有《诗集传》,而且所选的本子是他的曾孙在江西刻的,是一个宋本,而且是个孤本。

 

以史部入选的作品为例,选入宋蔡梦弼东塾刻二家注本《史记》,此版本开《史记》二家注合刻之先河。元刻明修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入选,因为《资治通鉴》太卷帙浩繁,皇帝没法读,所以后来有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将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指导你怎么样读通鉴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我们选了元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读通鉴没有注难读,带着注会好读很多。

 

 

 

楼宇烈说,选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百部经典选目可以说花了很大的工夫。我们既要照顾到它的经典性,又要照顾它的源头性,又要照顾它的版本等等各个方面,很难完全达到一致的意见。从思想层面来讲,传统文化从儒、道、佛三家来看,儒、道两家是我们本家的文化,还有三、四、五,三就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四就是《四书》,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外,佛的典籍更多,更分散,我也看过一些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在中国佛教里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事情,也可以更早,刚才提到的选的《孝经》的本子,是唐玄宗的作品,唐玄宗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标志,从他开始把儒、佛、道三教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他选三部经典,亲自做了注,供大家去看,《孝经》《道德经》《金刚经》,从他开始,佛教的经典选入到我们文化的主体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标志。

 

 

 

韦力谈及《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与《中华再造善本》的区别:当年再造善本更多的是站在传本扬学这个角度来收存的,百部经典再造是从它的历史名气和代表性角度来做的选择。《再造善本》严格意义是两次印刷,而现在这部书是全彩印刷,两者之间区别巨大,为什么讲颜色就这么大呢?收藏角度而言或者版本鉴定角度而言,是否能够高度还原原纸对于书的鉴定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典籍一大半就是纸和墨的结合,纸张的年代基本上断了书的上限。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介绍,国家从建国初期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古籍的整理,中国的若干个出版五年计划里古籍整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中国古籍书目24万种,未来两三个五年计划会继续整理数千种,目前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有20多家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都在主动进行古籍整理,国家也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从理念上,从资金上,从出版单位上都有了很好的落实,有了完善的机制。

 

建国之后到文革大概整理了200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理了3.6万多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史记》《汉书》《新唐书》《旧唐书》,包括《北齐书》都已经整理第二遍、第三遍了,因为要与时俱进。所以这一方面的成绩,希望大家汲取。3.6万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现在古籍整理的经费有三个,一个是我们设立了6亿元人民币的出版基金,有6000万是古籍整理的专项基金。改革之后的出版单位,像江苏凤凰、中国出版集团等大的出版社都主动在做这个事情。国家的投入、出版社的投入加上社会投入,中国的古籍整理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机制,从理念上、从资金上、从出版单位上都有了很好的落实。邬书林谈道。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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