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朱子的《大学》诠释及其“四书”体系的建构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3-27 09:35:27
标签:“四书”体系、《大学》、建构、朱子
毛朝晖

毛朝晖,湖南衡阳人,定居新加坡,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董事。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经学与中国思想史。

朱子的《大学》诠释及其“四书”体系的建构

作者:毛朝晖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孔子研究》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廿一日癸亥

          耶稣2019年3月27日

 

摘要

 

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本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

 

朱子、《大学》、“四书”体系、建构


一、前言

 

钱穆这样评价朱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定《论》、《孟》、《学》、《庸》为《四书》,为之作《集注》与《章句》,而《四书》乃凌驾于《五经》之上。治学者必先《四书》,乃及《五经》,于是孔孟新传统乃继周孔旧传统而代兴。”[①]又说:“二程始以《大学》开示学者。《语》、《孟》、《学》、《庸》四书并重,事始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子。”[②]贾德讷(Daniel K.Gardner)从经学史的视角也注意到宋中叶经学的这一转变,而朱熹则是这一转变的主要人物。[③]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一书在朱子“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具有关键地位,《朱子语类》卷十四:“治学,莫要于《四书》;治《四书》,莫先于《大学》。”[④]晚近学者论朱子《四书》学的建立多强调二程理学的影响[⑤],却往往忽略朱子“四书”体系自身亦有前后之异。周之翔在2012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一个说法,将朱子的《大学》诠释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是朱子“为己之学”奠定、建构和融贯的过程。[⑥]

 

实际上,朱子《大学》诠释的演变并不只是“为己之学”的发展过程,而是牵动整个朱子“四书”体系的嬗变。换言之,不只是一个理学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经学的发展过程。本文尝试从经学的视角,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说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及其“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

 

二、朱子早年的《大学》诠释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书〉二:“《大学》诸说,亦放前意……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三十年于心。”[⑦]据此书,朱子于十五六时始知读《大学》。《朱子语类》卷十六记录了他在此时期研读《大学》的方法:“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朱子对《大学》、《中庸》如此着迷呢?《语类》卷一百十五:“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今学者见识。”上引诸条皆朱子晚年之说,当其追叙早年研契理学得力之处,特于《学》、《庸》三致意焉,又明言此为“便好理学”之始。则十六七岁实为朱子生平学问的第一次飞跃,盖朱子因精读《大学》、《中庸》而于理学有所契悟;惟其相契之深,故年十七八时有每早起诵《学》、《庸》十遍之事[⑧]。要之,《大学》一书,实为朱子早期契入理学的一扇门户,然朱子于此书在理学乃至儒学上之特殊地位则初无明确之认识。

 

如果说十五、六岁读《大学》、《中庸》使朱子对于理学的认识发生了第一次飞跃;那么,〈吕氏大学解〉与《大学集解》则可认为是朱子早期《大学》研究的代表。分开来说,〈吕氏大学解〉是《杂学辨》中的一篇[⑨],篇幅较小,只能算是一篇研究《大学》的单篇论文;《大学集解》则成书较晚,篇幅较大,是一部集解《大学》的专著[⑩]。《文集》卷七十二〈吕氏大学解〉:“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今论其一二以补其阙,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君子犹有取也。”[11]

 

吕本中,字居仁,吕公著之曾孙,吕希哲之孙,《宋史》卷三百七十六有传。《宋史》载吕希哲“字原明,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复从程颢、程颐、张载游,闻见由是益广。”[12]朱子说吕本中“家学最为近正”,是指他的祖父吕希哲曾经“与二程夫子游”。通过这一条引文,我们能够读出两点含义:一,朱子认为二程的理学是“正学”,吕本中的家学源出二程,因此“近正”。二,朱子所不满并试图批评的是吕氏《大学解》中的“浮屠老子之说”。综上二点,朱子的这篇〈吕氏大学解〉可说是站在二程理学的立场上来批判浮屠老子的学说。

 

〈吕氏大学解〉对浮屠老子学说的批评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格物在于累积。他说:“愚谓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而忽然见之也哉?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13]第二点,读书讲学亦是格物穷理之事。他认为:“愚谓以悟为则,乃释氏之法,而吾儒所无有……若由吾儒之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为致知格物之事,盖无适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专体究,犹患杂事纷扰,不能专一,则是理与事为二,必事尽屏而后理可穷也。终始二道,本末两端,孰甚于此?”[14]第三点,格物须有本末终始之序。他说:“愚按伊川先生尝言:‘凡一物上有一物之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吕氏盖推此以为说而失之者,程子之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无间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学者之所以用功则必有先后缓急之序,区别体验之方,然后积习贯通,驯致其极,岂直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而与尧舜同者无故自然而识之哉?此又释氏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之说,殊非孔氏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也。”[15]

 

上述三点实际上有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即这三点都是从“格物”来区辨二程理学与浮屠老子之学的根本分别,各自申述一个区辨的侧面。这一“区辨”构成朱子早年一个主要的问题意识,并在朱子生平学术的后续发展中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说明:第一,朱子用“格物”指示二程理学与佛老之学的分野,首次揭出了《大学》“格物”说在二程理学中的关键地位。第二,朱子认为“格物”说是二程理学与佛老之学的根本分际所在,这就凸显了《大学》一篇在区分儒学与“异端”之学上的重要地位。简言之,朱子通过对吕氏《大学解》的批判,似已隐约发现了《大学》在二程理学体系上的基础地位,乃至其在指示儒佛异同上的关键作用。

 

《大学集解》是朱子研究《大学》的第二种专著[16]。与〈吕氏大学解〉重在批判异趣,《大学集解》则重在建立。前面我们说过〈吕氏大学解〉的用意在于批判佛老“异端”之学;朱子此次《大学集解》的精神则在于博采周、程诸子以及二程门人的著作,试图藉此阐明二程的“正学”。

 

这件工作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庞大工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个规模壮阔、历日长久的庞大工程,涵盖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毛诗》等书,搜集了董仲舒、马融、郑玄、周、张、二程、吕与叔、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文定、胡五峰、李延平等数十家之说。现据《朱熹年谱长编》,自绍兴二十九年始,到乾道九年止,朱子编纂的“集解”性质著作至少有以下七种:1、《论语集解》,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2、《孟子集解》,成于绍兴三十年(1160);3、《论语要义》,成于隆兴元年(1163);4、《毛诗集解》,成于隆兴元年(1163);5、《大学集解》,成于隆兴二年(1164);6、《语孟精义》,成于乾道八年(1172);7、《中庸集解》,成于乾道九年(1173)。

 

由上列书目可知,在绍兴二十九年至乾道九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子编纂了多种“集解”性质的书籍。这项工程明显以“四书”为中心,但也同时旁及“五经”研究,不过,“五经”类的研究仅有《毛诗集解》一种。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地方是,在这一时期,朱子还没能明确指出“四书”的内在关联及研读次第。换句话说,在这项工程中,“四书”的地位是平铺的,《大学》的地位也还没有特别标举出来。

 

为了完成上述“集解”工程,朱子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搜集、校订、编纂工作。这一系列工作包括:1、《上蔡语录》校本,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2、《延平答问》,成于隆兴元年(1163);3、《通书》,成于乾道二年(1166);4、《二程语录》,成于乾道二年(1166);5、《张载集》,成于乾道二年(1166);6、《二程先生文集》校本,成于乾道二年(1166);7、《谢上蔡语录》二校本,成于乾道四年(1168);8、《太极通书》重订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9、《程氏遗书》,成于乾道五年(1169);10、《程氏文集》二校本,成于乾道五年(1169);11、《程氏外书》,成于乾道五年(1169)。

 

其实,朱子早在撰写〈吕氏大学解〉时就已经留意到,“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君子犹有取也。”[17]这就可见,朱子或许在批判吕氏《大学解》的时候就已立意搜辑《大学》诸家之说了。从上面列举的书单来看,朱子重点搜集的是二程、周、张以及二程门人的有关文集、语录和专著。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朱子逐渐获得两项重大发现,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项重大发现是,朱子于乾道四年(1168)首次正式拈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确定是伊川的讲学宗旨[18]。《朱熹年谱长编》乾道四年三月条:“顿悟中和新说,确立生平为学大旨”[19],即指此。《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书六:“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圣贤之言,如此类者亦众,是知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20]细玩此语,则朱子此时已经认识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不但是伊川学髓所在,抑且为圣门道统所系。

 

朱子在此期间的第二项重大发现是:二程门人道南、湖湘两脉均未得到二程理学真传。《语类》卷十八徐?0?0录:“某当初亦未晓得。如吕,如谢,如尹杨诸公说,都见好。后来都段段录出,排在那里,句句将来比对,逐字称停过,方见得程子说攧扑不破。诸公说,挨着便成粉碎了。”同卷沈僩录:“这个道理,自孔孟既没,便无人理会得。只有韩文公曾说来,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无复遗憾。然程子既没,诸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晓得程子之说耳。只有五峰说得精,其病犹如此。”

 

由上可知,无论是把握到二程学术的宗旨,还是窥见二程门人的偏失,朱子都是基于《大学》“格物”说作出判断。从建立的角度看,朱子明确指出伊川理学的精义正在于他对于《大学》“格物”说的醇正理解;从批评的角度看,二程门人的根本偏失正源于他们对于伊川“格物”说的误解。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前述宏大的“集解”工程尤其是《大学集解》的工作,朱子清楚地认识到二程理学的精要,而这一精要正蕴涵在《大学》一书中。

 

三、《大学》与朱子的前“四书”体系

 

如果说〈吕氏大学解〉和《大学集解》代表了朱子早年《大学》研究的成果,那么,《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二书则可以视为朱子后期《大学》研究的代表。在这期间,朱子先后建立了两个“四书”体系。与早期对《大学》孤立地进行研究不同,朱子后期是将《大学》放置在他自己所试图建构的“四书”体系中来加以研究的。换言之,朱子后期的《大学》诠释充分反映了他建构经学体系的努力。

 

“四书”之名,首见于《文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三十八:“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21]。此信写于淳熙四年(1177)[22],自此“四书”之名始定。为了跟朱子淳熙十六年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有所区别,本文把朱子于淳熙四年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系列称为“前‘四书’体系”,而把十六年完成的“四书”序定本称为“后‘四书’体系”。下面,我们将阐述这前后两个“四书”体系的关联。首先,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讨论《大学》在朱子前“四书”体系中的意藴:一、《大学》在前“四书”体系中的地位;二、《大学章句》与周、程理学的关系;三、《大学》与“道统”的内在关联。

 

先谈第一个方面,可分两层来谈。《大学章句》草创于乾道八年[23],其后屡有修改。《朱文公文别集》卷六〈答林择之〉书十三:“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极有条理,如绳贯棋局之不可乱。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24]《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十八:“《中庸》、《大学》缘此略修一过……《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脱稿,《孟子》则方欲为之,而日未及也。”[25]根据这两封信,我们看到:朱子在草成《大学章句》之后,又相继编撰了《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其编撰的方法“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都是“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这就可见,《大学章句》在整个前“四书”体系的建构中在体例和方法上,都起了一个模板或指针的作用。这是第一层义藴。

 

从义理的层次看,《大学》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学章句》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26]《大学或问》也说:“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27]这里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四书”之间的内在义理关联,并以《大学》为基点提出了一个为学入道的顺序。这是第二层义藴。

 

现在谈第二个方面。前文业已论述,朱子通过集解《大学》的工作,已经逐渐发现二程门人的偏失,并认识到二程理学的精要。从体例上看,《章句》可说是《集解》工作的继续。《集解》广搜博采古今诸家之说,今本《或问》中收有“格物”说凡八家,但《章句》中却只收录程颢说四条,伊川说二条,郑玄说一条,吕大临说一条,共四家之说七条[28]。这表明,《章句》对于古今诸家之说确曾经过审慎的筛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章句》中最终采用的诸家之说比《或问》少。合理的推测应该是,朱子在《集解》的基础上又作了拣择和删节。至于《或问》所收诸家之说是否比《集解》更少,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删节绝不是毫无章法地胡选乱删。《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此意甚精,盖周子太极之遗意,亦已写入《集注》诸说之后矣。”[29]《文集》卷八十一〈记大学后〉:“右《大学》一篇,《经》二百五字,《传》十章……程子盖尝正之。熹不自揆,窃因其说,复定此本。”[30]这就是说,朱子是依据周、程之说作为标准来撰写《章句》、《集注》的。换言之,在前“四书”体系中,朱子的中心关怀在于如何凭借这一体系来融贯以周、程为宗主的宋代诸儒的“四书”理学新解。如前所述,朱子是通过《大学》一书来把握伊川理学的宗旨,并以此与浮图老子之学相区分,而《大学》一书又被阐述为“四书”体系的基础,因此,朱子不但是以《大学》为基础来建构他的“四书”体系,而且将《大学》阐释为周、程理学的义理根源。

 

然而,倘如我们以为朱子只是一味地继承周、程理学对于《大学》的新解,而丝毫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亦为一偏之见。《语类》卷六十二:“游丈开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照此说法,在朱子之前,《中庸》已经引起广泛重视,因此“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只是“其间尽有差舛处”,而“《大学》都未曾有人说”。二程虽然曾经表彰该篇,可惜也没有专门著述[31]。《语类》卷十四:“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说,想也看得鹘突。而今看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子细去看。”如此说来,朱子对《大学》的表彰,一方面是继承了周、程理学的精义,另方面则补充了周、程理学的未竟之业,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成他的“四书”体系。

 

现在讨论第三个方面。〈语孟集义序〉:“《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闲尝搜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范氏、二吕、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名曰《论孟精义》……若张公之于先生,论其所至,窃意其犹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时及门之士,考其言行,则又未知孰可以为孔氏之颜、曾也。”[32]这篇序文作于乾道八年(1172)。在这篇序文中,朱子表达了两点意思:第一,二程获得了孔、孟的“道统”。第二,若以二程比作孔子,则横渠仅得比数伯夷、伊尹,杨、谢诸人亦“未知孰可以为孔氏之颜、曾”。换言之,张载与二程的门人都没能获得“道统”。钱穆据此认为:“盖至是而朱子始悟程门诸子未能得程氏之真传,乃微露其意如此。”[33]前文考论朱子早年的“集解”工程已详,可与钱氏此说相发明。

 

时隔一年,《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云:“《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孟子之徒实受其说……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34]在这篇序中,朱子首次勾勒出一条“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图。在此之前,伊川在《明道先生墓表》中也曾勾勒出一幅“道统”的草图:“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35]两相比对,则是朱子在孔、孟之间插入了曾子、子思两传;又在孟子之后补入濂溪、二程两传。濂溪、二程两传的学说后来被他贯彻在淳熙二年写成的《近思录》中,而孔、曾、思、孟四传,则被他贯彻在《四书》中[36]。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的前“四书”体系其精神实质是要藉由他精心拣择的经典来构建、联贯一个“道统”的谱系,即藉由“四书”和《近思录》五种书籍,来具体化、经典化他在乾道九年所领悟到的“道统”,也就是一条“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的“道统”谱系。

 

在朱子看来,《大学》一书实际上是这个“道统”谱系的枢纽。《或问》:“盖《中庸》之所谓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诚身,即诚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谓知性者,物格也;尽心者,知至也;存心养性修身者,诚意正心修身也。”[37]“吾闻之也,天道流行……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夫子所谓性与天道、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仁义之心、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邵子所谓道之形体者。”[38]在这里,朱子把孔、曾、思、孟、程、张的学说分别与《大学》的格、致、诚、正对应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朱子是用《大学》的条目来检定孔、曾、思、孟、程、张的“道统”。上文业已指出,朱子对佛老与儒学的判别,对二程学术宗旨的把握以及对二程门人学术偏失的厘定,都是立足在《大学》“格物”说的基础上。如今,上起孔、孟,下迄周、程的“道统”,也是由《大学》来检证与统摄。可以说,《大学》一书在朱子建立前“四书”体系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一个义理标准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一个统摄枢纽的作用。

 

四、《大学》与朱子的后“四书”体系

 

如前所述,朱子自从乾道八年开始着手撰写《大学章句》,到淳熙四年首次提出“四书”的名称,并“皆为《集注》”,从而建构他的前“四书”体系。这个过程前后大约经历了五年。在此以后,朱子仍在不断地修订他的“四书”注解。李方子《紫阳文公先生年谱》云:“十六年,始序定《大学》、《中庸》《章句》。”[39]李性传〈饶州刊本朱子语续录后序〉亦云:“《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成书虽久,至已酉乃始序而传之。”今本《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分别署为“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淳熙已酉三月戊申”[40],则是相隔四十四天,两书相继序定。《语类》卷一百四童伯羽录:“某觉得今年方无疑。”今据《朱子语录姓氏》,知此条系童伯羽庚戌(1190)所闻。考《语类》卷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有童伯羽《大学》、《论语》语录十余条,则伯羽在该年主要从朱子受《大学》、《论语》可知,据此推之,则朱子所谓“今年方无疑”,当是针对前不久刚序定出版的后“四书”体系而言。

 

跟前“四书”体系相比,淳熙十六年完成的后“四书”体系的规模更加宏大,在外延上极大地扩展了前“四书”体系。这些外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包括“小学”和五经。下面,本文将分别探讨二者与《大学》的内在关联。即:一、朱子“小学”与《大学》的内在关联。二、朱子后期的六经[41]研究与《大学》的内在关联。

 

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前“四书”体系虽然用《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建立了“孔-曾-思-孟”的“道统”,但是,从学道次第与实际修养工夫来说,却必须先有一个入道处。有关此点,朱子开宗明义就在《章句》中指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42]朱子这里用程子的话从学道次第的角度来表彰《大学》的特殊地位,与前“四书”体系特别从“道”或“道统”的角度来阐发《大学》角度不同、义各有当。第二节业已指出,朱子在集解《大学》的过程中已经逐渐领悟到“敬”是二程理学的精髓,也是圣门古今相传的“道”。他在乾道四年拈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据《大学》所说,致知在格物;至于如何格物,朱子在前“四书”体系中精心撰写了《大学》“格物”补传,使“格物”的修养工夫问题获得了解决。至于“敬”的修养功夫如何,朱子则并没有能够在前“四书”体系中专门进行解答,这就留下一个义理的缺口。

 

淳熙四年,朱子建立前“四书”体系,在此以后数年,朱子尝试用“小学”来落实“敬”的修养工夫。他在后来的《或问》中表达了这一思路:“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源,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然则‘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也哉?”[43]淳熙十年(1183),朱子邀请刘清之共同草创《小学》一书,这项工作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44]才最终完成。两年后,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概括了这么一个“小学→大学”的为学次第:“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45]至此,朱子才真正通过《小学》一书贯彻了他关于“小学”的设想,从而使得伊川的“敬”的修养理念获得一个切实用力处。而这一发展,显然是从“大学”向下推衍而来,目的在于补足《大学》中未能显豁的“涵养用敬”工夫。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或问》:“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46]在这里,朱子强调了《大学》的“纲领”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圣门学问仅此而已。《语类》卷十四:“《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卷十八:“物理无穷,故他说得来亦自多端。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专,则所格亦非一端而尽。”这就是说,《大学》只是为学者指示一个纲领,这还仅仅是治学的第一步,在这之后,还有许多事物要格,还有许多工夫要做。在这众多条目工夫中,朱子着重提示学者应该“去看他经”。换言之,六经之学乃是《大学》“格物”工夫向上的延伸和拓展。

 

为此,他身体力行开展了一系列的解经工作。这些工作包括:1、《诗集解》,成于淳熙四年(1177);2、《易传》,成于淳熙四年(1177);3、《古今家祭礼》补订本,成于淳熙八年(1181);4、《易学启蒙》,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5、《诗集传》,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6、《律吕新书》参订,淳熙十四年(1187);7、《礼书》[47],淳熙十四年(1187);8、《周易本义》,成于淳熙十五年(1188)。

 

不难发现,朱子一生最主要的经学著作如《诗集传》、《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等,都成于淳熙四年以后,淳熙十六年之前。从时间上看,这一系列经学著作几乎与朱子的“小学”研究同时进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朱子在建立前“四书”体系的同时,曾经将“四书”体系所彰显的“道统”延伸到宋代,为此,他与吕祖谦合作撰写了《近思录》一书来落实这一“道统”。事实上,正如本文第三节所论,朱子正是基于周、程理学特别是伊川之学去建构他的前“四书”体系。可以说,北宋周、程理学诸儒正是朱子得以逆向追溯孔、曾、思、孟以建立他的前“四书”体系的阶梯,而《近思录》则是朱子根据前“四书”体系顺向整合北宋理学诸儒而建构的新经典。在此以后,朱子又开始把“大学”向下进行推衍,从而完成了一个“小学→大学”的义理体系,这也就是他的后“四书”体系。为了落实这一目标,朱子与刘清之合撰了《小学》一书。与此同时,朱子也着手撰写了《诗》、《书》、《易》等群经新解,通过这些努力,朱子不断地扩展此前建立的前“四书”体系,试图建立起一个“小学→大学(四书→六经)”的两阶段、三层次的宏大经学体系,即上文所说的后“四书”体系。尽管朱子对于《礼》、《春秋》二经的经学新解并未及身完成,但朱子后“四书”体系的规模与旨趣则已明晰可见。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前“四书”体系还是后“四书”体系,《大学》在两个体系的建构中始终居于中心和枢纽地位。

 

五、结论

 

朱子在后“四书”体系建立以后,曾说过“某觉得今年方无疑”的话。覈其情实,在此之后直至朱子去世的十年时间中,朱子没有能够再建立起一个规模更宏大的“四书”体系。

 

不过,朱子晚年的《大学》诠释仍有局部调整。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对“诚意”章的修订。吕柟《朱子抄释》卷一:“先生捐馆前一月,以书遗廖子晦曰:‘《大学》又修得一番,简易平实,次第可以绝笔。’”[48]《两朝纲目备要》卷六:“辛酉,改《大学章句》‘诚意’一章。此熹绝笔也。”[49]根据这两条材料,可知朱子临殁前仍兢兢致力于“诚意”章的修订,其旨趣是务求“简易平实”。陈林著有专文考察朱子晚年对《大学》“诚意”章的修订,也指出朱子晚年对《大学章句》“诚意”章多有修改,其修改的目的是使义理更加圆融通透,使修养工夫真切易行。[50]朱子在《大学章句》结尾说:“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51]特别强调“格物”、“诚意”二章的重要性,这与上文所述晚年反复斟酌“诚意”章的用意正可相互发明。总体来看,朱子晚年《大学》诠释的精神旨趣实在为学者指导切实用力的修养工夫,他对《大学》注解的调整并非致力追求建立更宏大的经学体系。

 

综合本文所述,朱喜自十六、七岁藉由《大学》、《中庸》二书,始于程门理学有所窥入。自此以后,朱子的《大学》诠释前后历经了五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撰写〈吕氏大学解〉,站在二程理学的立场上来批判佛老“异端”之学,此为第一阶段;撰写《大学集解》,广搜博采北宋周、程诸子及二程门人之说,其研究旨趣由批判转为建立,此为第二阶段;在编撰《大学集解》的过程中,悟出了周、程理学的精髓,同时也发现了二程门人的偏失,并由此发展了伊川提出的“道统”谱系,在此基础上,朱子开始草创《大学章句》、《或问》,首次提出“四书”的说法,通过“四书”和《近思录》来具体化、经典化他提出的“道统”谱系,由此构建了他的前“四书”体系,这是第三阶段;以《大学》为枢纽,把前“四书”体系向下延伸到“小学”,向上扩大到六经,以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后“四书”体系,这是第四阶段;朱子晚年尽管仍对其《大学》注解有所调整,但并非继续经学体系的建构,而是更关注通过《大学》指导学者做简切平实的修养工夫。

 

朱子《大学》诠释的嬗变与他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演变密不可分。在第一阶段,朱子立足在二程《大学》“格物”说的立场上判别圣门之学与佛老之学的疆界。钱穆评价朱子《大学章句》“格物”说有云:“朱子从此分出儒释疆界,实不得谓其非一大贡献。”[52]正是此意。然而,〈吕氏大学解〉只是《杂学辨》中的一篇,朱子并不是单纯地立足于《大学》一书来指点儒学与佛老的疆界,这与后来的《大学章句》有所不同。在第二阶段,朱子试图通过“集解”的工作,找到二程理学的精髓。结果,他透过《大学》“格物”说窥见二程理学的要义,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提挈二程理学的纲领,还由此进一步诠释了儒学的“道统”。这就是朱子在第三阶段从事《四书》与《近思录》编撰的中心关怀,换言之,朱子想借《四书》、《近思录》二书来落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的儒家“道统”与经典体系的建构。在第四阶段,朱子把前“四书”体系朝上下两个方向扩展,建立一个“小学→大学(四书→六经)”的宏大新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子的确是在有意识地建构他的新经学,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是一个持续嬗变的体系,并不限于《四书》本身。

 

在上述前后两个“四书”体系中,《大学》一书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但在两个体系中《大学》发挥的功能却前后有别。在前“四书”体系中,《大学》“格物”说既被提挈为伊川理学的精髓,也被视为圣门之学、佛老之学以及程门诸子义理纯驳的判准。因此,如果不了解《大学》,就不能了解圣门的“道”,“道统”自然也就无从判定,那么,根据“孔-曾-思-孟”道统所建立的前“四书”体系便会失去其合理性的依据。而在后“四书”体系中,《大学》的“为学次第”论得到了深入开展。“为学次第”落实在生活中即是修养工夫,朱子晚年的《大学》诠释特别注重修养工夫,这与后“四书”体系注重发挥《大学》的“为学次第”论是精神一致的。实际上,“小学”与“五经”之所以被纳入后“四书”体系,也正是以《大学》的“为学次第”论作为理据。

 

南宋以后,《四书》凌驾《五经》。就这个意义而言,《四书》的结集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经学的新统。本文的研究表明,朱子建构的“四书”体系实际上包含前后两个不同的经学体系。前“四书”体系的宗旨固然是重构先秦儒家的经典系统,但是,融铸其中的“道统”观念其实一直联贯到北宋理学而与《近思录》遥相呼应。因此,前“四书”体系本质上乃是一个从理学的观点出发而且旨在联结先秦儒家与北宋理学的经学体系。相比之下,后“四书”体系规模更加宏大、修养工夫更加完备,该体系不但把“六经”纳入其内,而且尝试建立新的“小学”经典,以补足“大学”之前的一段“小学”工夫。这样一来,之前被排除在“道统”之外的汉唐“五经”之学也被纳入这个新的经学体系。钱穆说:“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亦并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53]依照本文的分析,所谓“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正是朱子前“四书”体系的义理起点和建构依据;所谓“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则正是朱子后“四书”体系的格局规模和内在精神。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朱子的后“四书”体系并未及身完成,钱先生所说的朱子“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的工作,相较于朱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的贡献而言,似乎难以相提并论;南宋以来以“四书”为中心的新经学与汉唐以“五经”为中心的旧经学之间的调和并未圆满解决,这为日后长期的汉宋之争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见刘梦溪主编,郭齐勇、汪学群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钱穆:《朱子新学案》(四),见《钱宾四全集》第十四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201页。

 

[③]Daniel K.Gardner,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5-9.从哲学上分析朱子对“四书”、“五经”认识的三个分别,可参看Wing-Tsit Chan,Chu Hsi:Life and Thought(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136.

 

[④]又如卷十四:“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卷一百五:“四子,六经之阶梯”。此类尚多。本文引《语类》甚多,仅标明卷次,不一一标注页码,以免繁冗。引文皆据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例如,蔡方鹿指出朱子《四书》学是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经过集解、集说的过程,最后著成《四书章句集注》;朱汉民、肖永明也认为朱子早年即接触到二程的四书学著作,这是促成他日后集理学大成,建构“四书”体系的重要机缘。参看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60页;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5-226页。佐野公治也认为“经书解释は思想的产物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る”,谓朱子的“四书”注释无非是其理学思想的产物,见佐野公治:《四书学史の硏究》,东京,创文社,1988年版,第76页。

 

[⑥]周之翔:《朱子<大学>经解研究》,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4-56页。

 

[⑦]朱熹:《朱子大全》,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738页。

 

[⑧]兹更举一例,印证此点。《朱子语类》卷四:“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竦然警厉奋发。”

 

[⑨]朱熹:《朱子大全》,第1280-1295页。《杂学辨》计收入〈苏氏易解〉、〈苏黄门老子解〉、〈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四篇。

 

[⑩]王懋竑《朱子年谱》失载。束景南据〈答汪尚书〉书三系之于隆兴二年(1164)。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11]朱熹:《朱子大全》,第1293页。

 

[12]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3083页。

 

[13]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页。

 

[14]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页。

 

[15]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页。

 

[16]王懋竑《朱子年谱》、黄榦《朱子行状》、《宋史》朱子本传皆无朱子撰写《大学集解》的记载。钱穆《朱子新学案》、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于朱子早期之《大学》解皆未深考,亦忽略了朱子早年的著作《大学集解》。束景南《长编》于此考证甚详,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446页。

 

[17]朱熹:《朱子大全》,第1294页。

 

[18]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19]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第406页。

 

[20]朱熹:《朱子大全》,第675页。

 

[21]朱熹:《朱子大全》,第1764页。

 

[22]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第586页。

 

[23]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第479页。

 

[24]朱熹:《朱子大全》,第1881页。

 

[25]朱熹:《朱子大全》,第480页。

 

[26]朱喜:《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

 

[27]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8]陈铁凡:《四书章句集注考源》,台北,中华民国孔孟学会,1963年版,第38页。

 

[29]朱熹:《朱子大全》,第485页。

 

[30]朱熹:《朱子大全》,第1428页。

 

[31]《二程集》收载《河南程氏经说》,内有《易说》、《书解》、《诗解》、《春秋传》、《礼记》、《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四书”中独缺《大学解》,仅有改本而已。

 

[32]朱熹:《朱子大全》,第1350页。

 

[33]钱穆:《朱子新学案》(四),第206页。

 

[3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

 

[35]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0页。

 

[36]即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代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故又称“四子”书。

 

[37]朱熹:《四书或问》,第10页。

 

[38]朱熹:《四书或问》,第23页。

 

[39]李方子原编,李默、朱河订:《紫阳文公先生年谱》,载《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2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4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6页。

 

[41]由于《乐经》失传,儒家通常只说“五经”。然而,朱子虽然没有编撰“乐经”,但他与蔡元定参订的《律吕新书》实际上具有类似“乐经”的经典地位。因此,从朱子经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其经学体系实已囊括“六经”。

 

[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43]朱熹:《四书或问》,第2页。

 

[44]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第773页。

 

[4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

 

[46]朱熹:《四书或问》,第11页。

 

[47]此书已佚,疑即《仪礼经传通释》前身。

 

[48]吕柟:《宋四子抄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52页。

 

[49]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70页。

 

[50]陈林:〈朱熹晚年修订《大学章句》〈诚意〉章的心路历程及义理探析〉,《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34期(2015年7月),第159页。

 

[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页。

 

[5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53]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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