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炜华】走向西方学术界的董仲舒——西文董仲舒研究述评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21 17:23:19
标签:学术界、董仲舒、董学、西方

走向西方学术界的董仲舒——西文董仲舒研究述评

作者:刘炜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四日乙亥

          耶稣2019年4月8日

 

作者简介:刘炜华(1981-),又名刘仁子,男,河北饶阳人,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哲学博士。

 

摘要:自清季春秋公羊学复兴以来,中华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学者代不乏人。西方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学者、著作,以及《春秋繁露》的译本。西方哲学百科全书中对董仲舒的介绍也逐渐丰富。通过比较可知,东西方学术界的董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更加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东方更加重视思想的阐发,更易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为更好地开展董学研究,不但应该加强学者之间、学科之间的交流,更应该加强东西方之间的跨国交流。

 

关键词:董仲舒;西方;学术界;董学;研究综述

 

自清季春秋公羊学复兴以来,中华大地上研究董仲舒的学者代不乏人,出现了廖平、康有为、苏舆、钟肇鹏、周桂钿等学术大家,他们前赴后继,为董学的存续和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这些大师的作品外,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董仲舒及其思想。

 

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镜鉴。对于博大精深、体量宏富的董学研究更是如此,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吴龙灿梳理了一百年以来的董学研究。他总结道:“清民之际内忧外患、民族存亡而引发文化自信危机,董仲舒哲学研究因儒家传统成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热点。新中国董仲舒哲学研究更具戏剧性变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感召下,曾发挥关键历史作用的董仲舒尤其令人瞩目。”[1]李宗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84年的董学研究分为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和从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三个阶段,并总结道这些研究论及“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逻辑思想外,还论及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心理思想、经济思想和法律思想”[2]。林昱冰从基础研究、研究亮点、研究深度及研究新视角等方面回顾了从1995年到2015年二十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并分析了研究得失,认为这些研究广泛涉及了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医药学等多领域,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的趋势[3]。高春菊(2010)则回顾了从2000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研究,她认为这十年的研究“呈现出理论观点愈加具有创见性、视角愈加新颖独特、选题愈加精细具体、领域愈加宽广的特点,研究者在注重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不断推动董仲舒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实现新的突破”[4]。郝建平(2010)则对从1997年到2009年的董仲舒思想研究分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社会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综述,发现“研究的深度”“在进一步拓宽”[5]。此外,曹迎春(2014)[6]、王文书(2015)[7]、王文书(2016)[8]和郝建平(2016)[9]、王文书(2017)[10]分别对2013、2014、2015和2016年的董仲舒研究进行了综述。以上的学术回顾,除了吴龙灿的作品涉及了一些海外的董学研究外,基本只涵盖了中国大陆的董仲舒研究。

 

西方最早对董仲舒研究进行梳理的可能是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早在1965年,他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东方研究所发行的《东方学文献》(Archiv Orientalni)上发表文章梳理当时中国、日本和西方对董仲舒较新的研究。鲍格洛说:“虽然董仲舒的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但人们不能抱怨这位前汉时期的哲学家不被经常研究。”[11]

 

桂思卓(Sarah A.Queen)的《董仲舒研究:欧洲北美新趋势》将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北美的董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出版了几部中国哲学史,其中包含有对董仲舒及其著作的介绍和评价;到七八十年代,董学研究也“由一般性评述发展到了专题研究”。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对传统上归于董仲舒的史料”进行细致评估,辨其真伪,“也着手于修正董仲舒在汉代思想形成中所起作用的长期旧有的解释范式”[12]。但这篇文章很难说是一篇真正的学术述评,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介绍其著作《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

 

如今,距离桂思卓的文章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些研究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当年的文章也没有涵盖西方所有的董学研究著作,有的也只是提到了标题,并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内容和观点进行详尽的介绍。为了帮助国内学界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董学研究的现状,本文将对以西文出版的董学著作进行介绍。

 

一、董仲舒著作的翻译

 

董仲舒及其著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桂钿将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对全社会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13]。然而董仲舒逝世两千年后,其著作才被逐渐翻译为西文。

 

曾在华传教二十年,后在牛津大学任中国哲学和宗教教授(Reader)的汉学家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在1942年编译了《中国古代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在这本书中,修中诚摘译了《春秋繁露》的第四十二章《五行之义》、第二十三章《三代改制质文》、第三十五章《深察名号》、第五十七章《同类相动》和第六十四章《五行五事》[14]。

 

西方世界最流行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是由汉学家狄百瑞(DeBary)、陈荣捷(Wing-Tsit Chan)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编写,196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原典》(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和由陈荣捷(Wing-Tsit Chan)编译,196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在前一本书中,汉学家和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负责的是与董仲舒相关的第二部分《帝国时代:秦与汉》。其中,第八章《帝国秩序》(the Imperial Order)中“皇帝的道德领导”(the Moral Leadership of the Emperor)一节摘译了《春秋繁露》中第十九章《立元神》、第四十三章《阳尊阴卑》、第四十四章《王道通三》、第三十五章《深察名号》的部分内容;第九章《宇宙秩序》(the Universal Order)中“中国历史的重构”(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story)一节摘译了《春秋繁露》中第五十八章《五行相生》和第五十九章《五行相胜》;第十章《经济秩序》(the Economic Order)摘译了《汉书》中董仲舒对汉武帝关于土地改革的上疏[15]。

 

在《中国哲学诸源》(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陈荣捷将董仲舒的学说称作“带有阴阳家特色的儒学”(Yin Yang Confucianism),并且翻译了《春秋繁露》中第三十五章《深察名号》、第四十二章《五行之义》、第五十六章《人副天数》和第五十七章《同类相动》等内容[16]。

 

从这三部西方比较流行的中国哲学读本对董仲舒著作的选编可以看出,这些学者最重视的是《春秋繁露》的第三十五章《深察名号》,其次是第四十二章《五行之义》和第五十七章《同类相动》。可见西方学者当时比较重视的是董仲舒的政治伦理和宇宙观,对于集中体现董仲舒公羊学思想的《春秋繁露》前十七章尚未被翻译成西方语言。

 

到了1988年,瑞士苏黎世大学古汉语专家高思曼(Robert H.Gassmann)才将《春秋繁露》的前六章翻译成德文在伯尔尼出版[17]。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正式而专门地翻译董仲舒的著作。此书得到了Michel[18]和Arbuckle[19,20]的评论。可能是由于翻译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的问题,这个译本的译注出现了一些在哲学、史学上的错误,某些词汇翻译得也不准确。然而由于高思曼的筚路蓝缕之功,这个节译本在西方董学研究的历史上还是占有显耀的位置。

 

《春秋繁露》的第一个西方语言的全译本直到2015年才出现。这个全译本由康涅狄格学院历史学教授桂思卓(Sarah A.Queen)和达特茅斯学院东亚史教授John S.Major合作编译完成,由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1]。两位译者均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他们对于中国先秦两汉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John S.Major还翻译过《韩非子》一书。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曾发表对这个译本的书评[22]。这个译本对书籍作者的标注比较严谨。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春秋繁露》是董仲舒逝世后逐渐编纂完成的著作,其中有的章节并非董仲舒所作,或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本书全部是董仲舒的作品,但市面上的大部分书籍还是将“董仲舒”标为作者,或者封面上只写译注者的名字,根本不提“董仲舒”。而正如桂思卓(Queen)所言,“这个文本可能是从与历史上的董仲舒有不同程度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材料汇编而成。那种认为此书完全出自这位汉代大师之手的说法不应该被接受”[23]。因此,翻译者既认为本书与董仲舒渊源颇深,又不可能完全由其完成,就采用了一个折中而严谨的提法“归于董仲舒”(Attributed to Dong Zhongshu),类似于汉语中经常说的“相传作者为某某”。这个译本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将文章按照主题分成了八个部分:解经编(Exegetical Principles)、人君编(Monarchical Principles)、政制编(Regulatory Principles)、伦理编(Ethical Principles)、阴阳编(Yin-Yang Principles)、五行编(Five-Phase Principles)、礼制编(Ritual Principles)、天道编(Heavenly Principles)。因此,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编译本。

 

二、关于董仲舒的研究

 

(一)哲学百科全书中董仲舒的辞条

 

西方对于董仲舒的研究出现在介绍哲学或中国哲学的一些著作中,但这些介绍一般比较粗略。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中古哲学》(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一书,并对董仲舒的哲学进行了论述[24]。

 

在1960年出版的《中学原典》中,华兹生(Burton Watson)认为董仲舒是儒家的领袖,是使儒家经典成为官学主体的关键人物。汉帝国之所以接受儒家为主流政治学说,是因为董仲舒能够博采众长,发展出一套更加适合帝国政府官僚系统的学说[15]。

 

西方第一部大部头的哲学百科全书是1967年由Paul Edwards主编,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此书收入了由柳亚子先生的哲嗣,时任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文系创系主任的柳无忌(Liu Wu-Chi)撰写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辞条,该辞条中提到了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和“天人感应”思想,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有利于控制统治者的执政不当。2006年,此书再版时,柳无忌(Liu Wu-Chi)撰写的内容还一如旧貌[25]。西方另外一部比较重要的哲学百科全书是Edward Craig主编,1998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这部百科全书收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汉学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撰写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辞条[26]。

 

更专门的McGreal主编的《东方大思想家》(Great Thinkers of the Eastern World)中收录了佐治亚大学宗教系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撰写的“董仲舒”(Tung Chung-shu)条目。柯氏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来自于某些经典文本概念(scriptural notions);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宗教理论家”[27]。

 

另一部更有影响力的是由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家柯雄文(Antonio S.Cua)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该书收录了由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撰写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Tung Chung-shu)辞条。安乐哲认为董仲舒的学说其实是以儒学为主干博采众长形成的。董仲舒主张的“独尊儒术”其实是从战国就开始直到秦汉才完成的政治统一(政权)、经济统一(货币、度、量、衡)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实现的文化统一。根据董仲舒的观点,天、地和人三者是一种共生(symbiotic)关系,因而才有了“天人感应”。“王道通三”,君王效法天道才能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否则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示警。儒家通过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解释可以部分实现对皇权的制约[28]。

 

(二)研究董仲舒的专著

 

西文中较早出版专门著作介绍董仲舒思想的有德国汉学大师傅兰克(Otto Franke)1920年在汉堡出版的《儒家学说和中国国家宗教的历史研究:〈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的问题》。这是西方研究董仲舒的第一部专著,几乎涉及关于董仲舒和《春秋繁露》的所有重要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高度赞赏。他认为《春秋公羊传》是董仲舒思想的主要来源。董仲舒的著作在长安和洛阳的动乱中散佚了,可能有非董仲舒的文字后来掺入了《春秋繁露》[29]。

 

1932年,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Kang Woo)的法文著作《春秋政治学说》(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d'après les principes de l'école de Kong-yang)在巴黎出版。此书是吴氏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董仲舒的身世、著作及《天人三策》中的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讨论《春秋繁露》中发挥的春秋公羊政治学说,主要是“三世”“王鲁”和“三统”三个理论。作者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公羊学为大宗,于治道有利;“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政治学说的基础,但是与公羊学说没什么关系。吴康还认为至少到东汉末年,《春秋繁露》尚未成书。康有为知道《春秋繁露》的个别章节在流传中存在着真伪问题,但是某些章节尤其是关于《春秋公羊传》的阐释是反应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证据[30]。政治学家萧公权(1932)曾在《清华大学学报》上评论此书,认为“天人感应”也体现在公羊传的政治学说里,但不认可董仲舒的学说中含有“王鲁”的思想[31]。鲁惟一(Michael Loewe)也没有在董仲舒的对策和其他著作中发现使用此理论解释历史[32]。

 

西方学术界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之后,在世纪之交出版了两部研究董仲舒的力作。其一是1996年,美国桂思卓教授(Sarah A.Queen)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23]。2010年,朱腾对此书的译本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也成为海外董学研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被翻译为汉语的著作[33]。此书原是桂思卓在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其写作得到了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杜维明(Tu Wei-ming)和葛培理(William Graham)三位大师的指导。作者指出“董仲舒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官僚。对其理论体系的解读应当与他所遵循的诠释性传统一一包含的诸种理想和伦理观一一联系起来,也应当与某种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这种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界定了他意欲影响的政治世界)联系起来”[23]。该书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奥尔冈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润德(Stephen Durrant)[34]、威斯康星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35]、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教授程艾兰(Anne Cheng)[36]、法国远东学院汉学家吕敏(Marianne Bujard)[37]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和评论。

 

该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从董仲舒的生平、董仲舒的著作流传和《春秋繁露》的作者三个视角审视《春秋繁露》的可靠性。为了梳理董仲舒的著作,桂思卓不仅用了使用比较多的《春秋繁露》《史记》《汉书》等材料,而且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古文苑》《太平御览》等文献中寻找相关的只言片语,然后将这些资料条分缕析,相互质证。为了更好地展开研究,她还将每一章每一段落进行编码、统计字数,计算了重要术语出现的次数。在此基础上,桂打破了《春秋繁露》的传统章节次序,将其分为“解经”“黄老”“阴阳”“五行”和“礼制”五编。作者认为,“《春秋繁露》是一部涵盖多种论调的汇编性著作。第一种论调展示了董仲舒的学说……第二种论调来自于董仲舒的后学……第三种论调最为轻微,它对董仲舒思想的批判回荡在《春秋繁露》所收入的诸种驳斥中”。具体而言,“黄老编”中有很多特殊词汇,这些词汇很少在其余各编中出现。即使再现,意义也往往不同。比如此编中的“德”多指道家的能力(potency)概念,而非儒家的道德(moral virtue)概念。并且这部分文本多赞成无为而治,反对积极有为。不过,正如杜润德(Durrant)[34]、齐思敏(Csikszentmihalyi)[35]、程艾兰(Cheng)[36]的评论中提到的,作者判断有关文本是否真为董仲舒著作和将各章化分到各编的根据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

 

在本书第二部分,桂思卓探讨了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和经典化问题。桂思卓不同意西方认为“儒家是缺乏宗教特性的人文传统”这一观点,认为儒家的主张是“天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本体统一性”。而“经典本身必须被当作一种宗教现象来理解。……神圣的经典只能在它与某个特定人类群体的关系中存续,而这个特定群体则依托具体的历史背景赋予经典以特定的角色和理念”。《春秋》是比较简要的作品,但读者“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创造力”去解释它。君主应当遵循天道,但天道只能通过经典和灾异示现。而儒家士大夫就可以通过对经典的阐释而对君主实现一定的制约。《春秋繁露》中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董仲舒将天的宗教权威、《春秋》的经典权威、公羊学的经学权威与当时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以此改造秦时已泛滥开来的帝国权力的无节制行使。”因此作者认为中文的“经”翻译为英文的“scripture”(圣典)比翻译为“classics”(经典)更为合适。

 

2011年,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荷兰的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了《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一书[32]。2017年9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戚轩铭、王珏和陈颢哲的译本[38]。此书出版后,得到了《春秋繁露》的英译者之一John S.Major[39]、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方破(Paul Fischer)[40]、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授Garret Olberding[41]等学者的评论和赞扬。Major预言“将来任何对汉代思想生活的研究都不得不引用此书”[39]。本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董仲舒的历史背景、生平,和董仲舒的著作及其主题;第二部分是介绍了《春秋繁露》的流传、各章的内容、著作的主题和问题,并对《春秋繁露》的第二十三章《三代改制质文》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术界一般认为,董仲舒是西汉最重要的思想家,汉武帝就是因为听了他的建议,才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鲁惟一经过历史事实考据、文献文本梳理和概念命题分析等方法研究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述,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作者认为,《春秋繁露》囊括了不同的思想,有的出自董仲舒,有的出自后世学者。“从研究古代文献的普遍标准来看,现在很难再承认董仲舒是整部今本《春秋繁露》的作者”。《太平御览》等唐代及后世丛书在征引时区分了董仲舒之言和《春秋繁露》之言,从征引情况看,不足以证明董仲舒是整部书的作者。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到过《春秋繁露》。但此书中,涉及《春秋公羊传》的部分很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或记录了他的思想。

 

另外,鲁惟一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董仲舒是一位足以左右朝廷决策的高官重臣,也很难证明他的思想被时人所接受。“一直到清代,将董仲舒誉为思想领袖的论调都是极少的。从文献中很难看出人们已经普遍承认董仲舒具有这样的学术地位,他只是一个学者,提出了一些观点而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太可能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的封建统治政策,儒家也没有被官方用来削弱其他学派的影响。一直要到东汉时,这样的较完整的国家儒学系统才逐渐建立起来,而儒家学说真正发挥效力至少要等到唐代。至少在西汉的历史文献中并不能找到证据证明在董仲舒的时代,“儒学”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百姓的理想或方式,或是压倒其他各家而取得了“胜利”。

 

除了这几部已经公开出版的专著外,西方高校还有若干尚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董仲舒的博士论文。

 

田则岳(Tain Tzey-yueh)于197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了题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来源和对汉代的影响》(Tung Chung-shu's System of Thought:Its Sour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Han)的博士论文。该文研究了董仲舒思想的来源和对汉代的政治影响[42]。

 

现在美国西南大学任教的戴伟生教授(Steven Craig Davidson)在著名学者林毓生的指导下,于1982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完成了题为《董仲舒和帝国儒学的起源》(Tung Chung-shu and the Origins of Imperial Confucianism)。该文主要论述了帝国儒学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及儒家政治道德哲学,认为帝国儒学要将自然机理的新观念与前儒家的目的论,法家的功利主义与儒家的道义建立联系。作者认为作为帝国儒学发言人的董仲舒虽然对这几种观点已经被证明的相容性有信心,但这几者之间存在一种脆弱的紧张关系,要想达到和谐,并不容易[43]。

 

曾任台湾美国商会会长和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的魏理庭(Richard R.Vuylsteke)于1982年在夏威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政治哲学:一个批判性论述》(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ung Chung-Shu(179-104 BC):a Critical Exposition)。该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哲学主张一个由有限君主统治的稳定社会秩序,但也要给个人行为保留自由的空间,使其可以自主而精致地参与社会而获得个人创造力[44]。

 

1991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Gary Arbuckle所作的题为《还原董仲舒(公元前195-前115年):一个历史和哲学的重构实验》(Restoring Dong Zhongshu(BC195-BC115):an Experiment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的论文虽然尚没有正式出版,但已经被很多人引用,并获得了较好的口碑。该文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尽可能详尽地探讨了董仲舒的生平,通过确定三次对策的时间来确定董仲舒生平时间表上大部分的时间。在第二部分,作者尽量使用真实可靠的材料,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作者发现,董仲舒的历史循环理论可能对汉朝的统治未必全是好事,因为他预示着汉朝必然灭亡的将来。在第三部分,作者追述了何休和董仲舒两大公羊学传统,并且证明这两支传统是相互关联的,并且这些思想都影响了后来的王莽及东汉朝廷。在第四部分,作者探讨了《春秋繁露》的历史、结构和理念等,认为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董仲舒的作品,但有关阴阳、郊祭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来自于董仲舒。Arbuckle还为拓展董仲舒研究提供了几个有意思的建议,比如研究董仲舒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关系,研究王充对董仲舒的态度,研究公羊思想与尚书和纬书思想的关系等[45]。

 

(三)研究董仲舒的论文

 

除了以上专著和对这些专著的评论外,西方学术界还有几篇研究董仲舒的专题论文。

 

吕敏(Marianne Bujard)的《董仲舒的人生:谜题与假说》(La vie de Dong Zhongshu:Énigmes et hypothèses)根据《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考证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8年,这时间早于中国大部分《中国哲学史》教材中认定的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对策,在公元前128-前126年间被判死罪,但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董仲舒逝于公元前104年[46]。

 

关于《春秋繁露》是否为董仲舒所作历来有很多争议。即使是苏舆也不认为每一章都是真实的[47]。Arbuckle的《关于〈春秋繁露〉真实性的一个注解:〈春秋繁露〉第七十三篇〈山川颂〉的时间问题》(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unqiu Fanlu春秋繁露:The Date of Chunqiu Fanlu Chapter 73"Shan Chuan Song山川頌")虽然坚持《春秋繁露》是汇集了不同作者的文章的大杂烩,但通过对《春秋繁露》中《山川颂》与刘向《说苑》中有关文字进行比较,证明了《山川颂》很大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48]。

 

慶松光雄[49]和戴君仁[50]都不认为《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的各篇文章是董仲舒所做。1993年,Arbuckle在《五帝还是一皇帝?董仲舒材料中一个有问题的段落》(Five Divine Lords or One(Human)Emperor?A Problematic Passage in the Material on Dong Zhongshu)一文中通过对《汉旧仪》中一个关于“求雨”的段落与其他古籍的对比分析,证明这段话存在文字错误,与“五帝”无关,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慶松光雄和戴君仁的观点,当然这段话也证明了董仲舒在他逝世后仍然存在巨大影响力[51]。

 

阴阳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美国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王蓉蓉(Robin R.Wang)在《董仲舒对“阴阳”理论的转型与性别认同的论争》(Dong Zhongshu's Transformation of"Yin-Yang"Theory and Contesting of Gender Identity)一文中认为,董仲舒是第一个将阴阳理论整合入儒学的重要思想家。董仲舒将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的“和”(harmony)关系转型成了“合”(unity)的关系,这也造成了阴阳之间对“序”(order)的需要。同时,董仲舒也是第一个将人性与阴阳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人的“性”(human nature)和“仁”(benevolence)属于“阳”,而人的“情”(emotion)和“贪”(greed)则属于“阴”。对阴阳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也就要求阴阳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女性要服从于男性[52]。

 

Arbuckle的《不可避免的背叛:董仲舒的历史循环理论和使汉朝天命失效的早期尝试》(Inevitable Treason: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Historical Cycles and Early Attempts to Invalidate the Han Mandate)一文认为董仲舒试图通过援引上天的力量来限制汉朝的统治者。作者将董仲舒的“三统”(黑、白、赤)、“三教”(忠、敬、文)和“四法”(文、质、夏、商)整合成一个两阶段、六部分的历史周期论。根据这个理论,汉朝能代替前朝,也一定会被后朝所代替[53]。

 

董仲舒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要贡献是其春秋决狱的思想,但不幸的是有关著作已经散佚了。鲁惟一(Loewe)在《作为顾问的董仲舒》(Dong Zhongshu as a Consultant)一文中对这些佚文及其在法律文件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除了梳理了有关历史文献外,还梳理了新近考古中发现的法律文书,并详细探讨了九条法律意见是否出自董仲舒[54]。田纳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强(Charles Sanft)的《反思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论作为更早实践发展的主观状态下的法律利益和亲亲相隐的特权》(Dong Zhongshu's Chunqiu Jueyu Reconsidered:On the Legal Interest in Subjective States and the Privilege of Hiding Family Members'Crimes as Developments from Earlier Practice)一文则考察了汉代法律决定的主观因素和对亲亲相隐特权的尊重。作者认为这两条其实是从秦代的法律实践继承而来,并非出自董仲舒的影响[55]。

 

三、东西方董学研究的不同特点与学术交流

 

通过阅读东西方的董学著作可以发现,东西方的学术研究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不同特点的存在使得东西方的董学研究有相互交流的必要。

 

学术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学问和思想两块。西方学者往往比较重视学问,不会轻易提出思想,而中国学者则存在重思想轻学问的明显偏好。西方学者做学问,往往是从古到今、上天入地,只要是有关的材料都要搜集到。著作之后往往列出长长的参考文献,页脚有很多注释。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再条分缕析,一步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分析材料的时候,还往往采用编码、计数等比较科学的方法。这种踏实研究得出的结果往往比较可靠。而很多中国学者做学问往往提出一大堆的思想观点,却常常缺乏材料支持和逻辑论证。结果就是,我们出的文章世界第一,但很多文章写完了就死了,发表后基本没有人引用。而西方学者写的著作,至少是已经发表的研究董仲舒的著作都被引用过。

 

影响学术研究的还有社会现实。董仲舒的学说首先是为了应对汉初的社会政治问题。他最重要的学问春秋公羊学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复兴,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希望能在传统智慧中寻找救国之道。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中国学者的优良品质。而西方学者则往往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关注社会现实。公羊学和儒学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成了客观的研究对象,跟用福尔马林泡的尸体没有区别。等他们走出书斋,董仲舒也就跟没存在过一样。

 

西方学者如此不问世事的确不好,但研究太受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影响也未必是好事。与董仲舒相关发行量最大的作品是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1974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中国任何一个乡镇级别以上的党政机关都会收到这篇文章[56]。文章的作者可能根本不懂董仲舒,既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跟上“批林批孔”的大潮,那就批批吧。再来看当今汹涌澎湃的“国学”复兴浪潮,又有多少人是从心里真的喜欢,又有多少人是为了不同的利益跟风而进?《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之类的文章在历朝历代都有,但能流传后世受到千秋称颂的又有多少?

 

虽然做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有一定的情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情感不能泛滥。在当前这个“国学”大盛的新时代,有的学者对所谓的“圣贤”或“圣贤”的话已经失去了客观分析的能力。王蓉蓉(Wang)[52]、陈立强(Sanft)[55]、鲁惟一(Loewe)[32]的著作虽然尚有可探讨之处,但当代学人能有如此清醒、理性头脑之人却没有多少。

 

因为不同学者的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就会不同。为了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就需要进行交流。学术交流分成三个层次。其一,学者个人层面的交流。学者之间的交流主要靠书评、文献综述和评论来进行。西方关于董仲舒的专著出版后都有很多书评跟着刊出。书评的作者往往并非等闲之辈,比如程艾兰(Cheng)[36]、许敏(Bujard)[37]、鲁惟一(Loewe)[22]等。学者交流贵在以诚相待。这些评论往往很细很深,甚至一些翻译错误也会提出,比如鲍格洛(Pokora)[11]、Arbuckle[19,20]、程艾兰(Cheng)[36]、鲁惟一(Loewe)[22]等。这些深入而客观的批评探讨在中文的书评中并不多见。相当一部分中文书评跟广告差不多,内容往往一大半是歌功颂德的词句。这种风气不利于中国学术水平的提升。

 

学术交流的第二个层次是学科之间的交流。研究董仲舒的西方学者往往是汉学系、东方语言系、哲学系、历史系的教授,基本没有研究西方主流现实问题的学者参与,学科的界限可能会限制研究的广度。而中国的董学研究者则来自四面八方,不仅有传统的文史哲的学者,还有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虽然我们研究的深度可能需要提高,但我们研究的广度值得赞赏,因为研究广度和跨学科研究可能蕴含新的学术增长点。

 

学术交流的第三个层次是跨国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研究董仲舒的学者虽然不多,但广泛分布在日本、法国、德国、瑞士、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可以说董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跨国学科”。但时至目前,尚未见过一篇文章对西方的董仲舒研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元研究,这恰恰说明东西方董学研究跨国交流的缺乏。西方学者对中国董学研究著作的引用集中于那几位大师身上。西方学者中除了桂思卓(Queen)的作品[16]在中国有十几次引用外,基本没有被关注过。但我们可以看出,傅兰克(Franke)[29]、吴康(Woo)[30]、田则岳(Tain)[42]、戴伟生(Davidson)[43]和Arbuckle[45]的作品都至少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出版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海外董学丛书》将这些著作翻译成汉语以西中文对照的方式,或以纯汉语出版。当然桂思卓(Queen)[23]和鲁惟一(Loewe)[32]的作品已经有了汉译本,如果收入这个丛书还需要联系汉语版权的问题。而本文中所列的关于董仲舒的西文论文也可以翻译成汉语,结集成《海外董学丛书》的一册《西方董学研究文汇》出版。当然,这套丛书也可以收入一些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等文字的董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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