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月刊】蔡仁厚先生学思历程访谈录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9-06-05 23:18:09
标签:蔡仁厚

蔡仁厚先生学思历程访谈录

作者:蔡仁厚

来源:《鹅湖月刊》第38卷第12期,总号第456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三日癸酉

          耶稣2019年6月5日

 

作者按:这篇访谈式演讲的讲词,是顺着访谈者拟订的三道九节之书面提问,来进行答问。因为我已高年,又在养病,唯恐言语不周,答问失旨,所以特别把答话写下来,以便顺着稿子讲下去。这样可以避免出错。我常说,我是在时代大风浪中飘落台海,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承蒙上苍不弃,使我得以亲近大师,问学求道,而稍有小成。

 

我素不自谋,只求在儒学复兴的行列中,一心一意,跟上脚步、步,奋力迈进。我自己觉得,六十年来,我确实是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与天下贤士(含台、港、大陆、南洋、韩、日,乃至世界各地),异地同心,分工合作。我做到多少,从不计较,但求心安而已。为与各方友朋切磋,即以此稿,送请鹅湖发表,特此说明。

 

潘院长、邝主任、诸位教授、诸位同学:

 

承蒙台湾师大国际与侨教学院潘院长的好意,筹划一次访谈式的演讲,并应东海大学哲学系邝主任之约,特意安排在东海哲学系来进行,主要是对我的学思历程,做一次反思与省察。现在我就顺着拟订好的三道提问,分为九个小节,采取“自问自答”的特殊方式,来进行这次访谈式的演讲。

 

第一道,是关于师生传承关系的提问,其中含有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牟宗三先生和我之间的传承关系,与儒学历史上那一段的师承最为相似?

 

相儒学历史上的师生传承,先秦是一个阶段,两汉是一个阶段,宋明又是一个阶段。我从牟先生问学,和两汉经学之重家法者不同,对先秦孔门师弟的传承,我有很强的向往,但我不敢上比孔门。所以比较起来,和宋明儒的师生关系较为近似。

 

宋明儒的核心问题,是针对佛教,要为孔子争道统,要把思想的领导权,从佛教手上拿回来,因而造成六百年的儒学光辉。但满清入主之后,儒家被假借利用。康熙皇帝特别推尊朱子,把朱子在孔庙东西两庑的牌位,提升挤进大成殿与孔门十哲并列。这是君王权力之滥用。应说是不合体统的。

 

更可恶的乾隆皇帝,他不许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说你们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那朕干什么呢?好像有人以天下为己任,就会抢去他皇帝的龙椅似的。真是莫名其妙!据此,我们才说,满清入主,使得儒学也变态而失去慧命,不能放光了。加上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华民族更完全失去自信,于是马列唯物思想也乘机侵入,终于落到中国大陆整个被赤化了。

 

在这情形之下的从师问学,请问什么才最重要?当然是文化意识的甦醒和文化生命的复活。离开这个核心主题,任何知识性的学问也将充实不起来。而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术更将无从说起。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追随牟先生的。

 

牟先生说过,他一生特别感念的,亦不过一师一友而已。师是熊十力先生,友是同门友唐君毅先生。这当然是最严格的说法。熊牟的师生关系,我们无须多说。只看《学思年谱》八十五岁下王财贵君所记牟先生在病中一段感念熊先生的话:

 

“『熊先生一辈子就想找一个人能传他的道。我的聪明智慧不及他甚多。但他知道自己有见识而学力不及。我所知虽只一点点,但要到我这程度也不容易,其他的人更差多了。熊先生知道我可以为他传……』,又哽咽,悲泣,掩面叹息,久之方止。又云:『学问总要用功,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西洋。要静下心来,一个一个问题去了解,不要讨便宜,不要出花样,不要慌忙。现在有谁肯下功夫呢?』复泣下”。

 

我们看了这段记语,有何感想?在这里你能发现天地间的师生之道否?我倒很想介绍《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给大家看,将可对你的人生境界抬上一二层。你问我,顺此来反省自己和牟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也能接上师生之道否?我不敢贸然回答。但我自始至终的真诚是纯洁无私的,这一点可告无愧于师友。

 

当前的文化问题,比宋明儒更复杂、更艰难。而宋明儒的纯生命的学问,比较单纯。陆象山有一句话:“诸方纷纷然论学术时,我只在这里说人品”。人品的完成,是主纲,宋明儒在这方面是有大成就的。而在今天,除了人品问题,还有客观的知识之学,加上西方宗教传入中国而形成“西化”问题。西化不只是自由民主与科学,还有宗教。因而形成现实上亡国亡天下的危机。

 

民国七十年一月,我在东海大学“中国文化研讨会”上,讲述关于宗教的会通问题,提出会通的六个焦点,引起周联华牧师在《宇宙光》杂志,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和我对话。之后,我也在《鹅湖月刊》发表〈再谈关于宗教会通〉作为回应。七十四年,宇宙光出版社,编成《会通与转化》(计三五○页)出版发行。里面加了一篇周牧师写的短文〈必然的和或然的〉,副题是“与新儒家对话的结束篇”。

 

我对他的结束篇仍有意见,便撰写〈关于必然的与或然的〉在鹅湖发表,后又编入《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文津版页三九三─三九七,可参阅。当时,牟先生从香港来信,说我讲论宗教问题的方式很好,可以表示儒家的立场。

 

第二小节是问,儒门中亲师取友之道,对儒家文化的形构,有何重要意涵?

 

刚才说,儒家重人品,所以是身心之学、心性之学。这是要归到主体以成德,是成君子、成圣贤的学问。儒家不只重视立己、成己,还须立人、成物。所以内圣必通外王。因此为学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亲师以解惑,取友以辅仁。儒家生命的学问必须通出去。它所发挥的最高精神,必是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最后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

 

这不只是“大同”,还要进到“太和”。所以儒家学问当然有宗教性,有宗教精神,因此,儒家又称儒教。儒教可以尽到其他文化系统中宗教所尽的使命,可以安顿华族的生命,成为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基盘。在人类各大文化系统中,各大宗教的功能表现,要数儒教最为中正,最为平和,也最合乎理性。

 

第三小节是问:我和牟先生相处的师生之道,有何特殊性?

 

我从学于牟先生,不是学校听课,而是校外从游。记得我是民国四十三年冬腊之月,以程兆熊先生之介,前往台北东坡山庄拜谒牟先生。我提了一些问题请教他。回到基隆,连夜写成“牟先生谒见记”。用稿纸抄好,寄请牟先生过目。他回信称我为“仁厚吾兄足下”,吓我一跳。赶快写信表示向学之诚,请他多赐教诲。他回信改称“仁厚贤契”。

 

我知道他可以接受我了。第二次见面时,他郑重问我是不是程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他是我江西乡前辈,我和程先生还没见过面呢。又过数月,才称我为“仁厚棣”。从此便参加隔周一次的人文友会聚会,并担任第二年的记录工作。(后来我把五十一次的讲词,辑录为《人文讲习录》,由学生书局出版。)

 

我叙述这一段经过,是想说明我之从师,是有生命理想之向往的,也可以说是抱着从师求道的心情,而投入牟门的。这样的心情,自始至终,无所改变。回想牟先生的垂教,都是随时随机而发,并无定格。他写了那么多书,当然希望弟子们能仔细阅读,他致望于我们能够步步接得上,不可脱节、滑落。

 

我在这方面的用心,是沿袭儒家着重“讲习”的老传统。讲习可以用口讲,也可以用笔写。我觉得自己讲习师门之学,正是“讲习意识”的落实。如果我在讲习师门之学这件事上真有若干成绩,也不过是体现儒家原先的轨范而已。

 

第二道提问,是当代与下一阶段的儒学发展,在现代社会里,是否足以维持创新开展的动能?其条件何在?这个提问也含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现代大学中的师生关系,是否足以提供新儒家开展的条件?

 

现代的学制,是西式的知识教育。师生关系主要是知识的传授,而实不含人品德性的修养和锻炼。如果还有这方面的功能,也是很微弱的。所以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实不足以提供儒家精神开展的条件。

 

纵然安排一些儒家伦理、儒家哲学思想的课程,也只能做到知识的传授,其中只有知性的活动,而欠缺德性的激励和培养。因此,儒学的创新开展,不能仅仅靠大学,而必须深入民间社会。这就进入第二小节的论题。

 

第二小节是问,如何开拓新机?

 

这可以回溯一下近年来当代新儒家的重要实践。有如:(1)鹅湖社经常举办的文化讲习。(2)隔年举办一次的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已召开九次,分别在台北、香港、山东、武汉举办)。(3)民间儿童(与成年人)的读经。(4)书院讲学与礼仪艺文之研习。此外,还有(5)两岸学者的儒学研究。(6)各地的儒学研讨会。以及(7)各大学纷纷创办儒学高级研究院或儒学研究中心。还有(8)大学生自动自发地创办各种小型周报,讨论儒学,交换心得。

 

这些都代表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已经潜移默运地显示出遍地开花的样态了。(潜移默化,化是成果。今改为潜移默运,运是过程,表示正在持续努力。)当然,儒家的复兴还有一段长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一代代人的心智砥砺和慧命相续。现时流行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理,天下也不会有徒劳无功的努力。理想认同了,方向确定了,自然就可以走上宽平的坦途。(这一点,必须确信,不必犹疑。)

 

第三小节,是要我面对现有的情势,指出最应切实努力的方向,或者在各种努力均已着手之时,大家所应有的信念。

 

我想,前半句所谓努力的方向,以及后半句所应秉持的信念,都应该回到文化的大架构上来看。至于临时发生的各种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只要随时加以检讨改进即可。(不可被那些短暂的现象所眩惑。)

 

关于文化复兴或儒学创新的大方向、大架构,我认为还是牟先生的“三统并建”最关紧要。“道统”属于终极关怀,是全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不是一时之事,必须全民族共同努力,来维护它、光大它。“政统”的继续,含政道的建立和治道的运作,而落实于民主建国的大业。

 

这是任何民族都应该充分践行的。绝不容许跨越过去。而“学统”的开出,实即科学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化的生命,是以德性为主,而未能开出科学知识的传统。

 

但以往没有,今后可以有。此中并无相逆之冲突,只是相顺之发展。今后必须由德性开显知性,(是即牟先生所提出的“良知自我之坎陷”,这步坎陷正是为了开显知性以发展科学。)如此,便可完成中华文化之圆满。

 

上段的意思,是指出儒学或中华文化的前途问题,只有牟先生提出的“三统并建”,才是全方位的省察和整体性的考虑。它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同时是我们信念落实的所在。而且和其他人士的各种不同的主张,皆可融通和合,并没有实质上的牴触。(我有〈新儒三统的实践问题〉一文,编入《新儒家与新世纪》。学生书局出版,可参阅。)

 

第三道提问,是有关我的著作。著述显示一个人的学思历程。这才是今天访谈的重点所在。也含有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问我一生的著作,可否分阶段标举自认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其中有无转折或用心方向之不同?

 

我在时代大风浪中飘落台海,孑然一身,何依何存?除了奔赴一个文化理想,我感到已经天涯路断了!何处是安身立命之地呢?这时候,香港的《人生杂志》和《民主评论》,对我而言,无异是逆转超生的灵药。

 

其中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复观先生,他们的文章都曾给我真切的点拨,和充沛的泉源之指引。尤其从师之初,我在《人生杂志》发表的十多篇文章,后来辑印成小册,所取的书名,是《家国时代与历史文化》(唐先生题签,牟老师赐序)。

 

这个书名,正透露出我那个时候全幅的心思。后来有机会到中学教书,又到大学兼课,才开始从事学术著作。首先是写《孔门弟子志行考述》,这是我发愤而作的一本小书,一直是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的好读物。而另一本同时完成的《论语人物论》,则置之高阁三(san)十(shi)年(nian)后,才以原稿送由商务出版。

 

在我正式应聘到大学哲学系教书之后,因为要照顾课程编写讲义,这些讲义又先后扩充成书,那就是《王阳明哲学》《宋明理学北宋篇》《墨家哲学》;而《宋明理学南宋篇》《孔孟荀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要到我由文化大学转东海大学哲学系之后,才完稿出版。

 

这几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是有代表性的。而另外三本论集,《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虽然是论文类编,但那些通论或专题的论文,都是我投入当代儒学复兴的长远途程中,持续作出的一些成绩,其中也不乏自得之见。其价值未必次于学术专著。

 

再接下去,我仍不断写文并经常出席国内外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而先后辑成《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学的反思与开展》《哲学史与儒学论评: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以及《新儒家与新世纪》等先后出版。还有一本意外撰成的《王学流衍》专论江右王门各家的思想,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

 

另外北京大学彭国翔教授从我七本书中选了十九篇论文合编成《儒学传统与时代》,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简体字本。而吉林出版集团,则从二○○九年七月起,先后发行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以及《孔子的生命境界》四册简体字本。

 

另外,一部重要而却迟迟未曾着手的《中国哲学史》,则直到我八十岁才以上下册的形式完稿出版(都八八○页)。这部书第二年便第二刷,表示读者先生还能接受它。

 

我自己也觉得此书是依循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方向,而写成的著作。可惜我以老病之身,未能写得更详尽。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部书,但终究留下一分遗憾,我深感愧对师尊。

 

至于我的学行著述,有无转折,有无用心方向之不同?我反省之后,还是认为自己始终如一,是一条贯的,并无转折,也无用心方向之不同。我想,这是因为我的文化思考、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都比较是全面性的。本无偏倚而重在贯通。因此无须转折,也不会出现前后不同。

 

第二小节是问,在儒学重要的问题上,我和师长辈牟、唐、徐三先生有何不同?和同一辈的杜维明、刘述先二位,是否有较大的学术异见?

 

这个问题,很难细谈,只能稍说大概:牟先生是我的老师,唐、徐二先生也是我的师长辈,而且时有亲炙,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很多的启发。如果他们所讲,和我所知有不同,我会想一想何以有此差异,但现在我记不得曾有什么重要的不同了。

 

至于杜维明、刘述先两位,乃是我同辈的朋友。杜维明是徐先生和牟先生在东海大学的学生,后来也常问学于唐先生。刘述先是方东美先生在TAI大的学生,而他先君静窗先生是牟先生的朋友,也曾问学于熊先生。

 

述先兄来台之后,常亲近牟先生,任教东海时,更是常受薰炙。所以牟先生曾说:“刘述先是方先生的学生,但也是我半个弟子。”我和杜、刘二位,相识甚早。他们皆先后留学美国,又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向西方介绍牟、唐、徐三先生的著作,又吸取西方的优长,弘扬当代新儒家的思想方向,以及深入大陆开会或访问论学,皆贡献卓著。

 

在这些地方,我用心的重点或者和他们有些差异,但在文化理想上应该是有志一同的。我个人为学的态度,比较著重其同,而不太在意彼此的差异。因为彼此在大端上既无冲突,那些次要的细节上之差异,可以说是必然会有的。实在无庸计较。

 

在大方向、大架构中异地同心,分工合作,自然各显所长,合成共识,就可以创造出交光相映的由“大同”升进到“太和”的新文化模式。(和而不同,虽不同而能和,便庶几可称太和矣。)

 

不但两岸和同,而且与东亚韩、日、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也可相通,而化异质为一体。如此一来,全世界的文化系统,也可以有交光相映的一天。这岂不是一个美善并臻的良好结局。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一向所持的基本态度。更是我自始至终不变的向往。为学与做人,既可以同中见异,也可以异中求同。相互的了解和承认,实在太重要了。与其壁垒分明,不如彼此融通。

 

自古以来,宗教信仰之坚执,和永不回头的国土主权之争斗,由此而来的祸害,在今天依然触目惊心,难道不值得深深思省,以期触类旁通,天下和协?

 

同理,师友论学,本来就有异同,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也是一个很好的现前暂取的态度。(至于正邪对错的追究,自有客观真理作权衡,并不妨碍彼此的真诚相与、融通合作。)

 

第三小节是问,在为学创作中,疑难、诘辩、批判、怀疑的意义。

 

关于学术异同的辨识,总不免会出现“疑难”,针对疑难自会引生“诘辩”,然后便本乎理性,从事反思省察,而做出“批判”。这是正常的理序和事序。至于“怀疑”则与“笃信”相对。分别而言,怀疑比较是知识之学所必须的。这一点,西方较能表现。

 

而生命的学问则重视对道、对真理的笃信实践。古人有言:“颜子默识,曾子笃信,皆能传道。”所以通常都说孔子之道,是颜、曾传承下来。而回也早逝,故孔子之道,实由曾子通过子思、孟子,再到宋明儒者而传衍下来。

 

总之,在为学过程中,不免千差万别。化异为同之后,仍会同中生异。这个轮转,又可能会衍生正面和反面的论点,于是又起异同之争。一路下来,或历练成材,或遭时代淘汰,皆属常见之事,不必惊怪。只须笃志实行,皆可各有所成,各有贡献。人生艰难之处,不在客观的情势,而在自己的志气。

 

我已八十四岁,不再有大的研究计划了。只能量力而为,以求心安。在我的晚年,能够与各方贤彦、新锐,一同为儒学之复兴贡献心力,私心甚慰。今天就讲到这里,其不充尽之处,且看来日之机缘。祝福大家,谢谢。

 

附识

 

八年前,我接受韩国学者金基柱博士之访问,他提出十一个问题,我皆一一作答。(见拙撰《新儒家与新世纪》,学生书局版,页三九九─四○七。)该访问记,可与本访谈录相互补充.尚请参阅。

 

又,四年前,我撰写〈我与牟老师──半世纪“自我进益”之回思〉一文,乃我“八十初度之自述”,为纪念牟师诞生百周年而作。发表于《鹅湖月刊》四○三、四○四期,亦可参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