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宋代新儒学:思想与经典的重建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9-07-18 22:43:40
标签:新儒学
吴震

作者简介:吴震,男,西元1957年生,江苏丹阳人。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著有《聂豹·罗洪先评传》《阳明后学研究》《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罗汝芳评传》《泰州学派研究》《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传习录〉精读》《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等。

宋代新儒学:思想与经典的重建

作者:吴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四日甲寅

          耶稣2019年7月16日

 

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陈寅恪语),它不仅赓续先秦儒学传统并对之作出了创新转化,而且构成近现代新儒学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儒家文化无疑以经典为其载体,先秦以来任何时代的儒学家在思想传承或创造的过程中,都无法置身于经典世界之外而另辟捷径。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并导致儒家经典世界的知识版图重新改写。因此,宋代新儒学其实是一场重建“经典世界”的文化运动。

 

汉唐经学嬗变与儒学复兴

 

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依托于经典,因为经典中的知识内涵构成了文化的重要基因。上古中国自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被浓缩在儒家“六经”系统中,并在孔子时代就已基本成型。经典既以文本为载体,而文本又是承载思想的平台,从中转化出“经学”学术形态则始于汉代。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以及“五经博士”的制度创立,意味着经典向经学的转化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政治教化体制得以确立的保障。自此,经学作为一种文化知识体系,构成传统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首要地位。

 

经学内容大致涉及唐虞三代至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几乎涵盖了政治、典章、礼法、历史、宗教及文学等各个方面。两汉时期随着今古文经学的交错与折冲,最终融为一套牢固的经学知识体系。两汉经学注重师法传承以及章句训诂,但这种“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程颐语)的唯知识论的学术取向,在宋代新儒家看来,不免遗忘了儒学本旨以及对“道”的发现和阐释,因为唯有“知道者”才是真儒学。

 

唐初经学一度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五经正义》标志着经学被定于一尊,而9世纪初“开成石经”的完成则意味着汉唐经学迈入了“统一时代”(皮瑞锡语),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经学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撑。然而,就在将经学与经典融为一体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之后,随着“安史之乱”这一影响整个唐代社会根基的事变发生以及唐中期古文运动的兴起,在8世纪唐代宗时期,经学领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典的“经义”而非“字义”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啖助一系的新《春秋》学的出现为经典诠释带来了一股新风气。他们对经与传、注与疏之间的差异非常敏感,认为既要将经典各传进行打通,更要对经中的“道”或“理”作一番思辨抽取的工作;儒家之“道”贯通人之“灵府”、经典之“理”遍在于“事物”之中。而以往的经学阐释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故有必要重新认识《春秋》在“救乱”“王道”“忠教”等政治、哲学及伦理等方面的意义。这种融贯经典义理以及“信经驳传”(吴澄语)的经学研究新风气注入了哲学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成为唐宋之际催动疑古改经思潮之先声。

 

宋初疑经思潮与理学化转向

 

唐宋之际新儒学兴起之初,新儒家首先须面对的是在批判总结汉唐经学之同时,如何对此实现“思想突破”这一课题。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对后孔子时代的经学史有一总体判断,认为汉魏以来的经学在实质上导致了“六经之旨”紊乱不已的后果。其因在于注解方式的陈陈相因以及经义层面的无所发明,经学著述表面上出现了“数千百家不可悉数”的繁荣景象,然而思想却被笼罩在“旧之注说”的框架内。显然,上述判断反映了宋初学界对汉唐经学的一般看法,孔子之后“六经之旨郁而不章”的现状正是宋初新儒家自觉必须进行“思想突破”的对象。

 

但是,新儒学想要实现义理建构,亦不能抽离于经典之外,因为经学仍是义理得以生存的文本基础,故问题在于欲摆脱汉唐经学之窠臼的同时,如何重建经学诠释典范。这就成为新儒家实施思想突破的首要课题。依陆游的说法,这场思想突破的导火索是由宋初庆历新政期间诸多儒者着力发明“经旨”的思潮点燃的:“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其实,这股思想动向也就是疑经思潮的开启,导致儒家经典《系辞》《周礼》《孟子》《尚书》《诗经》等都竟然被视作可疑的对象。随着这股疑经风气逐渐蔓延和扩散,引发了观念上的转变。故在庆历之后的道学奠基者程颐看来,由庆历至熙宁的各种新政或变法的政治运动,同时牵动了经学领域的变化,导致“本朝经术最盛”的局面。随着道学思潮的兴起,经学中所内含的义理也开始朝着“议论专一”的方向推向纵深。具体而言,所谓“经术最盛”应以刘敞《七经小传》及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代表,且两者之间存在思想连续性。刘的经学虽只是“稍尚新奇”,而王的《新义》则显然“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语),对汉唐经学实现了全面超越。

 

问题是,这波宋初疑经改经的风潮是否对熙宁前后道学思潮有助推作用,疑经改经又是如何导致道学思潮中“经学理学化”之现象得以形成的。从道学视域出发来审视宋初新经学运动,则可发现正是由于对经学思想敢于怀疑甚至敢于对经典文本作“动手动脚”的删改,连带着传统经学注疏方式便不得不发生动摇,进而转出理学化的诠释方式也就事成必然。例如,程颐《周易程氏传》便是经学理学化的典型之作,甚至对宋明理学不无微词的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也称赞备至。他断定在古往今来“无虑数千百家”的易学著作群当中,“未见有过于《程传》者”。当然,经学理学化的典范确立者则非朱熹莫属,他的《四书集注》开创了“四书学”的新典范。

 

“四书学”新经典的系统重建

 

新儒学运动从经学领域开始着手思想突破之际,便遭遇一个迫切问题:儒家经典如何重新安排以便为儒学复兴奠定文本基础。欲在“五经”的经典世界之外另辟蹊径,重建新经典绝非易事,这首先需要新的思想眼光。据《宋史·道学传》,二程基于道学立场,“表彰《大学》《中庸》”,以此与《语》《孟》并列。尽管二程并没有完成“四书学”的系统重建,但他们对《学》《庸》不仅进行了文本校勘,而且完成了“改本”工作,更在思想诠释方面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这项新经学研究为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建构“四书学”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自唐中期韩愈重《孟子》、而其弟子李翱特重《中庸》以来,便预示着在“五经”系统之外,仍有重要经典有待发现。特别是经过了宋初疑经思潮的冲击,《中庸》《孟子》先后得到了孙复、石介、范仲淹、胡瑗、王安石等儒者的大力推崇。而《大学》地位提升的原因,除了司马光撰《大学广义》进行表彰以外,要数二程的功绩最大。他们不仅分别删定《大学》文本,而且坚信《大学》乃“孔氏遗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强调儒家修身实践“当学《大学》之序”。至此,《大学》作为儒学“入德之门”的经典地位被初步确定。

 

基于二程的经学新观念,朱熹为《大学》重建了一套经传系统,即重组了经一章和传十章的结构,并为第五章补写了一篇“格物补传”。朱熹以其敏锐的理论眼光,从《大学》文本中提炼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此为《大学》一经之总纲。随后以章句集注的阐释方式,逐一完成了“四书”的诠释工作,构建起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的新“四书学”。而且,朱熹援引二程之说,强调学者用力须先从“四书”着手,“然后及乎《六经》”,从而为“四书”与“五经”的序列作出了重新安排,“四书”作为新经典逐渐越过《五经》而占据了首要地位。

 

从结构看,《四书章句集注》也与旧经学的注疏形式有很大不同:首先注明字音和字义;其次释文句或概念之大意;再次引述前人(以二程等道学观点为主)的各种注释;最后以“愚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朱熹四书学打破了以往的章句注疏体而开创了一种“新章句”体,将道学观念融于经典诠释之中,实现了义理与经典的内在统一,使《四书章句集注》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经学的著述体例,又在义理层面凸显了重构道学话语的特征。

 

无疑地,宋代新儒学是对汉唐经学的一场“思想突破”,新儒家着力于重建儒家“新经典”。与此相随的经典诠释也出现了理学化的转向,其典型标志便是“四书学”的形成,在哲学、经学、文化等各层面,有力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朱熹“四书学”建构了道学意义上的“经典世界”,其《四书章句集注》在13世纪后便已传入东亚周边各国,从而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四书学”在东亚世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成为东亚儒学的重要思想财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