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舟】张载的“封建”构思及其政治理想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8-12 18:13:33
标签:北宋、封建、张载、政治权力

张载的“封建”构思及其政治理想

作者:范立舟(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0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十二日辛巳

          耶稣2019年8月12日

 

摘要:北宋在政治上施行了更为严密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有鉴于五代之乱,过于防范地方的藩镇割据,削弱地方的实力,结果是地方受到实际的削弱,中央未必获得实际的巩固。在士大夫回归“三代之治”的合唱,封建制度的构思及其功能的设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张载继承和光大了这种设想,他的“封建”思想,是地方分权的主张在北宋现实社会中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将封建寓于郡县的改革措施。他察觉出中央集权政治对地方治理的狭隘和不到位的缺陷,试图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有效地扩张地方政治权限来抑制或平衡过于强势的中央集权对地方活力的伤害,在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问题。

 

关键词:北宋;政治权力;张载;封建;

 

基金: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群经统类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究》(13&ZD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天水一朝是古代中国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有鉴于“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战争连绵、民生凋敝、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上下相制,内外相维”的政略,集财权、军权、司法权等一切权力于中央,极大地完善和加强了君主集权统治,然而这些措施在发挥着维护政治秩序的效用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缺陷。虽然对消除社会动荡、稳定国家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却也日益显示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自北宋中期开始,有识之士便纷纷提出消除集权的弊端的见解,这其中张载的意见最令人瞩目,他主张采用古之“封建”之法来克服集权危机,发挥地方效能,造福一方民众。

 

一、北宋士大夫对中央政治权力结构性弊端的认识

 

北宋立国伊始,政治制度上的关注点集中于维持中央专制皇权而分散地方的权力。同以前的专制王朝相比,北宋在政治上施行了更为严密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力图将地方兵力、财权与人事权一律收归中央。自太祖开始,调集全国各地的精兵强将汇集于中央,由中央控制天下财赋的支配权,无兵无财的状况使得地方相对于中央而言,权力越来越小,地位也越来越轻,极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兵力上来看,司马光说:“太祖既纳韩王(赵普)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支。制治于未乱故也。”[1]这一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成绩斐然。但在传统政治架构下中,对于“度”与分寸的准确均衡把握,显然是十分困难的。皇帝作为全国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执掌者,很容易为了确保自身的地位而将处理事务的方向走向极端。文天祥曾沉痛地指出:“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寖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2]北宋仁宗朝,京西路群盗横行,破州屠县。“淮南盗王伦破高邮,郡首晁仲约以郡无兵财,遂开门犒之使去。富郑公(富弼)闻之大怒,欲诛守臣,曰:‘岂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贼,而反赂之。’范文正公(范仲淹)争之曰:‘州郡无兵无财,俾之将何捍拒?今守臣能权宜应变,以全一城之生灵,亦可矣;岂可反以为罪耶?”[3]面临民间反叛等突发事件,地方过于被削弱,丧失了必要的防御能力。苏轼知徐州,发现“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4]他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感叹到:“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苏轼文集》卷二十六《徐州上皇帝书》,第759页)州郡空虚,无法对入侵者形成有效的抵抗。宋朝有鉴于五代之乱,过于防范地方的藩镇割据,削弱地方的实力,结果是地方受到实际的削弱,中央未必获得实际的巩固。

 

宋代朝廷试图不断地分散下属的权力。为防止州郡长官专权妄为,宋代在各州设立“通判”一职,号为“监郡”。“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5]知州处置公务须与通判协商,州郡公文,要通过通判签议联署,方许行下。凡州内之事,通判可直接上奏。通判权力过大,妨碍了地方行政职能的正常发挥,钳制了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应有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明清之际代王夫之对通判的设置给予了否定的评论:“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扼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袵,不亦难乎?”[6]宋代的州郡之上还有路级机构,为了监察各路官员,中央又设置了转运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和提点刑狱司等来限制各级官员的专权,各司之间又彼此监督,互不统摄,“从监司则违宪司,从宪司则违提举司。”[7]限制了一部分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为了应付各级监察官员,州郡亦不胜其扰。“今诸路监司猥众,恰如无一般。不若每路只择一贤监司,其余悉可省罢。”(《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二,第2731页)宋代拥有庞大的官僚队伍乃历朝之最,还有复杂的监察体制相配合,但却使得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官员之间推卸责任,同时还增加了国家财政压力,也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北宋中期范镇就说过:“官所以养民者也,兵所以卫民者也。今养民卫民者反残民矣,而大臣不知救”[8]皇权倾向于强化对臣僚,尤其是不在眼前的地方臣僚的控制。官员们也往往不是地方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而是君主治国的工具。宋代君主时常派遣专人充任采访使、按察使、察访使等,分行诸路,观望民情,廉察官吏清浊能否,这个确保皇帝绝对权力运行的制度设置,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各州郡官吏对朝廷所派遣的官吏普遍存有戒备之心,虽然特使们不能直接干预地方事务,但却享有向皇帝汇报信息的权力。许多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职权而曲意迎合,或是故设迷障使特使们无法体察到真实情况。宋代各个职权部门之间,部门成员之间彼此牵制,相互制约,“一路事无巨细,皆所按刺;朝廷耳目之任,寄委非轻。”(《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一三一)抑制了地方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之无所作为。北宋如此大规模的集权,导致冗兵、冗吏,地方虚空,中央又运转不灵,北宋政局遂积弊横生。而四周又强敌环伺、危机四伏。于此情境下,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起而拯救时弊,而又多集矢于集权之弊,倡导复归三代之政,使“封建”制度再兴于当代,缓解中央与地方矛盾,分皇权于地方,以达权力之平衡,获取理想之“治世”。

 

宋代士大夫普遍对三代抱有美好的幻想。欧阳修对三代推崇备至,“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讼狱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9]在三代的仁义礼乐之微风和煦的熏染下,百姓安乐,政治昌明。最有代表性的是尹沫的《岳州学记》,不仅表明了他自身对“三代之治”的向往,更显示出当时士大夫无论是入仕还是在野者,都有着回归三代的期望:“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己。……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广风教,宜无大于此。”[10]宋代的士大夫们不管政治地位的高下之别,在时代之风影响下都曾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发出过“回归三代”的呼声,并在此理想的号召下,渴望对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进行大的变革,重塑安乐祥和的理想家园。而恢复三代之治,便要复兴“封建”制度于当代。

 

钱穆说:“宋代开国六七十年,儒运方起,当时诸儒所怀抱,似乎还脱不了一番拨乱世的心情。”[11]石介就是这样一个有拨乱世复之于正的典型士大夫。与宋代的许多儒家一样,石介也崇尚上古“三王之道”和“三王之制”。回顾历史,石介并没有沉醉于义理探讨之中,而是提出纠正时弊的思路和构建理想社会的设想。他指出:“周、秦而下,乱世纷纷,何为而则然也?原其来有由矣,由乱古之制也。”[12]社会动乱此消彼长的原因是古制的破坏,只有回到圣人的古制上,天下才能太平。圣人所创立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井田、封建、宗法三项基本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与礼乐教化的并行。在石介看来,井田制度是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石,封建制度是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架。“古者封建诸侯,蕃屏王室。天下治,与诸侯守之;天下乱,与诸侯持之。三代享国,或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兹道也。秦始皇既吞六国,并诸侯,思欲独立天下,罢封建,置郡县。则封建之制,秦始皇坏之也。封建之制坏,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原乱》,第65页)石介将秦以后王朝短命的原因皆归咎于封建制度的破坏,天子仅凭一己之力而无以治天下。与此同时,井田与封建又是相依相辅,不可分割的:

 

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乡射,三王之礼也;学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齐,衣服以章,宫室以等,三王之训也。三王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五十者养于乡,六十者养于国,七十者养于学,孤寡鳏独,皆有常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汉论上》,第111页)

 

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造成礼乐崩溃,出现了士不知耻、民不知礼的乾坤颠倒的社会状况,君被臣废,父被子弑等违背纲常伦理的现象经常发生。石介在他的理想王国里重新恢复了中华的纲常名教,描绘了一幅充满着脉脉温情的天伦图画。在这幅图卷中,封建制度的构思及其功能的设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二、张载的“封建”构思与理想政治蓝图

 

与石介以及北宋许多改革家一样,张载也赞颂三代之治,将三代政治看作是理想政治的范型,他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目光对准据说是周公所撰写的《周礼》,认为《周礼》一书浓缩着三代善政的宝贵经验和治理原则,张载说过:“《周礼》是的当之书。”[13]张载提出社会之治首先要恢复礼乐之制。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秩序失调、世俗民风败乱要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就只能依靠礼乐之制来达到。他指出:

 

古者惟国家则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执事。又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张载集》,第280-281页)

 

又病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在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不能下官长,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贤,甚则至于狥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张载集》,第287页)

 

正是出于一个儒者对社会的责任,对历史上善的价值的自觉担当,张载才如此迫切地提倡笃行古礼,敦本善俗,淳厚人心,以求以礼齐俗,教化一方。“学者且须观礼,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严正刚大,必须得礼上下达。”(《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张载集》,第279页)司马光曾评价说:“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司马光论谥书》,《张载集》附录,第387页)礼是一种外在的他律,能净化人的精神。如果要使整个社会处于圆融和谐的气氛中,不仅需要大幅度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还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还要回复三代所奉行的井田、宗法、封建这三项最为有效的制度中去,这才能使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重新呈现于当下。

 

张载提出在推行井田制的同时,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制度作保障,也就是基于自上而下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1页)宋初的集权措施过分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使地方无论在行政上还是军事上毫无自主权力,“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萧从此法相沿。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文集佚存·杂诗》,《张载集》,第367页)张载认为,郡县制有着先天的无法克服的弊端,在交通和通讯条件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有效地担负管理和指导如此广阔的疆域的责任,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也很难有效地反馈到中央,且因为地方权力受到的制约,很难在一时间内推出结合地方实际的政治措施。郡县制下地方上的军事自主权力受到的制约最为深重,“今戎毒日深而边兵日弛,后患可惧而国力既殚,将臣之重,岂特司命王卒。”(《文集佚存·贺蔡密学启》,《张载集》,第352页)因此,他认为凡事由中央朝廷决策,事事由帝王亲力亲为,必定事倍功半。“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1页)张载将地方分权作为纠正粗犷治理的办法,他要求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不需要设置如此繁复的官僚机构,地方在履行一定职责与义务的基础上,享有一定的权力。换句话说,要做到事简而治精,就必须实行封建。只有以封建制的这种分权的办法才能解决由集权所导致的种种弊端。所以,正确的选择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方圆不超过一百里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使之拥有足够的兵力以自我防备,拥有足够的财力维护经济秩序,同时又能阻止他们相互勾结以作乱。像是在西周立国伊始实行的分封制下,诸侯王是世袭的,各诸侯国有自己的土地、军队、人民,是一种实体性的政权存在,除了遵守中央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并且为中央提供一定的贡纳和服役外,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处理封国内部事务,诸侯在自己的辖区内各自为政,即所谓“分土而治”,朱熹说:“以道理观之,封建之意,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己私,分与亲贤共理。”(《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2680页)但是张载同时认为,各诸侯国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因为代表国家主权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国必须履行对中央的义务和责任,必须执行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必须承认并捍卫天子的至尊地位,否则就必须受到严厉的处罚。“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1页)在张载看来,分封制是一种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自主权力极大的行政体制。在分封制下,由于天子、诸侯各自为政,分土而治,天子极少干涉地方事务,所以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都非常简单,军队和行政人员都很少,人民的负担相对而言也很轻。张载恰恰看到了宋代实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导致的种种弊端,就认为分封制虽有缺点,但自有其长处,三代都实行封建,皆为盛世,所以他“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附录,第384页)指出“‘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于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则本自是须低摧;又譬之于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泾流泛滥,则自然后河身转而随泾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9-260页)中央与地方自然有一个权力的平衡的秩序,失去这种秩序,自然有一方主因,如果是地方的缘故,那自然要维护中央(大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宋神宗召见张载时,问治道,“以渐复三代为对。”[14]张载“封建”设想,是地方分权的主张在北宋现实社会中的灵活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将封建寓于郡县的改革措施。顾炎武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15]顾氏对秦汉以下的集权政治之弊端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他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使用作了理性的分析,指出封建制与郡县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可以相互补充,进而形成另一种政治体制,即“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亭林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

 

其实张载的封建论是在深切体察北宋王朝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产生的弊端的前提下,作为救世良方提出来的,井田与封建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两大构架是不能分开的一个整体。“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犹能教而不能养。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犹能教养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经学理窟·月令统》,《张载集》,第297页)张载还认为,“宗法制”是巩固井田制和封建制的有效方式,固本强宗,稳定大宗的等级秩序,这是根本的立国之法,宗子法有利于稳固政权。建立宗法制的实质在于:公卿各保其家,就是保国家。分封制的实质也是如此。州县长官对地方政治社会秩序的维护,就是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只要地方行政官员有职有权,有财有兵,就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则事无不治”,帝王也不必事事躬亲,也就不需要设置那么多架床叠屋的官僚机构和豢养庞大的军队。张载以种世衡为例,说明地方官吏需要有一定自主权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朝廷本不必对地方事务作过多干涉:

 

种世衡守环州,吏士有罪,能射则释之;胥徒请告,能射则给之;僧道饮酒犯禁,能射则置之;百姓轻系者,能射则纵之;租税逋负者,能射则缓之。当是时,环之士民人人乐射,一州之地可不烦一卒而守。然则得一臣如种世衡,则朝廷不问其细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术于四方。(《文集佚存·边议》,《张载集》,第358页)

 

张载认为,只有给予地方实际权力的封建制才能维护地方官员的权威,增进地方官员的权力效能,保证他们大胆、自由地行使权力,而这却是郡县制下的地方官所做不到的,所以他说:“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1页)封建制和郡县制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在于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平衡。张载特别强调作为经济制度的井田制与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制配合实行:“治天下之术,必自此(井田)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49-250页)“古者天子既不养兵,财无所用,必大殷富。”(《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0页)而井田制则是促成这一切的根本,“以此知井田行,至安乐之道。后世乃不肯行,以为至难,复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汲汲终岁,亦且不足。”(《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0页)在井田制推行下而实行封建制才能做到事简治精,才能使人民富裕、地方充足、国家富强。张载提出“封建”的设想,说明他确实发现了封建制有其一定的内在的合理因素。但他的分权思想只是要求把中央的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地方,由地方官独立施政,这固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必然会导致地方官员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膨胀,地方集权的性质会滋长并强化。地方集权政治如果导向权力的个人化、家族化和极端化,就会瓜分本属于国家的权力,出现个人对权力的垄断、独裁和专制。一旦地方官吏试图把自己的辖区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掠夺对象,千方百计地摆脱甚至对抗专制君主和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控制,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诚如宋太宗谈到五代之武臣时所言:“若恩泽姑息,稍似未遍,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春正月条,第710页)当君主昏弱,对地方政府失去有效的监控时,那些失去监督、制约的地方势力必然膨胀,他们就会为了个人的私利,分裂割据,对抗中央。在中央政治清明时,君主固然有能力以天下之势,自然能够控制“百里之国”,但在中央政治暗淡时,要以孤家寡人的一己之力控制众多的“百里之国”,恐怕也不是一件易事。没有监督、约束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倾向于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他们并不会因为与所属子民存在名义上的血缘和地域关系就会心存仁慈,减轻对地方的榨取。所以,地方固然需要足够的兵、政、财权力才能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但是没有对地方权力的分割、制衡与监督,那么,中央让渡权力给予地方的设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反过来还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在缺乏对地方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与监督的机制下,中央有意识的放权实质上成全了地方的高度集权,加速了地方对中央的政治离心力,并最终引发分裂割据与军事混战。正因为看到了封建制的潜在危机,宋代的思想家大都认为封建制不可行。朱熹说:“张先生幼年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想是他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第2495页)朱熹明白了当地认为:“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2679页)“因论封建,曰:‘此亦难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学而居士民上,其为害岂有涯哉!且以汉诸王观之,其荒纵淫虐如此,岂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劝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国,故祸不及民。所以后来诸王也都善弱,盖渐染使然。”(《朱子语类》卷一百八,第2680-2681页)宋代士大夫还是高度认同北宋太宗时宰相吕蒙正的意见:“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为合宜。傥尾大不掉,何由致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春正月条,第710页)

 

必须指出的是张载并不是真的要回复到三代里去,他认为政治和历史都是持续地向前迈进的。“通其变然后可久,故止则乱也。”(《横渠易说·既济》,《张载集》,第174页)他说:“变其势也,动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变能通之则尽利,能贞夫一,则吉凶可胜,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辞各指其所之,圣人之情也;指之使趋时尽利,顺性命之理,臻三极之道也。人能从之,则不陷于凶悔矣,所谓‘变动以利言’者也”(《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第209页)说明变革乃政治和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圣人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通变立法,故有文明和进步,同时他也主张这种变易不是突变,变法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渐变,“言凡所治务能变而任正,不胶柱也。处随之初,为动之主,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善与人同者也。”(《横渠易说·随卦》,《张载集》,第103页)政治应该是为公尽力的行为,所以必须“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正蒙》,《张载集》,第26页)张载一向希冀寻找到一种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点,当然也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点,他察觉出中央集权政治对地方治理的狭隘和不到位的缺陷,试图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有效地扩张地方政治权限来压抑和平衡过于强势的中央集权对地方活力的伤害,但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一方面有着太多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对地方权力的声索又会伤害到中央权力的威严和有效性的发挥。

 

三、张载“封建”设想的政治价值

 

李蕉认为,张载之所以将封建制视作治国政体的最佳选择,是因为他认同“封建制度”中所内蕴的“公天下”价值追求。“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使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51页)在李蕉看来,张载意识到“公天下”才能充分调动政体中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治国效率。兼顾“公”“私”利益平衡,尤其注重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新的时势下封建制有可能复兴。[16]而事实上,北宋立国之后,伴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社会结构亦随之变迁,传统的中央政府的一元利益框架已被逐渐突破,社会多元利益的格局悄然形成。在多元利益的宏观背景下,地方各种利益主体地位凸显,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积极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扩权的试探。反过来,宋太祖时,北宋中央对地方就实现了绝对的控制。这首先体现在强化等级授职体制,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命权,始终被中央牢牢掌握,并且以任期制、回避制、监察制等各项制度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17]在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的体制里面,地方官员的权力源自中央的授予,所以地方官员必然选择向上级负责为他们的首要职责。迎合中央政府的需求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北宋中央政府为摆脱财政的困境,不断地用行政的权力压榨地方经济资源。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国家征夏虏,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陕西骚动,民皆逃匿,赋役不肯供给。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员外郎杨谭、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长安人歌之曰:‘杨谭见手先教鏁,林特逢头便索枷。’长安多大豪及有荫户,尤不可号令。有见任知某州妻清河县君者,不肯运粮,谭录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趋令。谭、特令民每驴负若干,每人担若干,仍赉粮若干,官为封之,须出塞乃听食,怨嗟之声满道。”(《涑水记闻》卷二,第23-24页)此事发生于张载出生前二十五年的关中,尽管张载不是亲见亲闻,但当地父老口耳相转,一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夏、秋二税,催科自有省限。州县官吏多不遵奉条法,受纳之初,便行催督,蚕方成丝,即催夏税,禾未登场,即催冬苗,峻罚严行,恣行棰楚,伤害百姓,莫此为甚。”(《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四四)因为各级政府都以上一级政府的意志和意见为目的,所有的地方政府又以中央政府的意志和意见为首要目的,地方利益必须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的要求,地方无权拒绝;地方官员所代表的也不是地方的利益,他们是中央的派出者,要以满足中央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中央的意志为首要任务。王亚南评价秦王朝的政治创设时说:“最基本的措施,则是‘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因为有了这一项根本决定,任何贵族就没有‘食土子民’的权能。经济政治大权集中于一身,他就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尊严,‘朕即国家’;他的命令就成为制、成为诏了;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就得仰承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了。”[18]阿兹诺尼认为,古代的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统治,让被统治者服从,肯定要行使权力,而权力存在三种方式:一是强制性权力,二是报酬性权力,三是规范性权力。[19]我们对此的释读是封建制度比较近似二、三,而以郡县制为表征的专制制度则是强制性权力的贯彻。尤其是在专制制度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全然仰望中央政府,更是培育出对帝王意志的依附关系。司马光所说的“夫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县之吏,鞭挞其丁壮,冻馁其老弱,铢铢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终岁之积,输之京师,适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泽之赐,贵臣一日燕饮之费。陛下何独不忍于目前之群臣,而忍之于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俭之德,拟于唐虞,而百姓穷困之弊,钧于秦汉。秦汉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资众人,其用心虽殊,其病民一也。”[20]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民瘼,对人民负责任的地方官是少之又少的。谢绛权知益州华阳县(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蜀民流散之后,田庐荒废,诏书凡入租占田有能倍入者,断以新籍,于是豪右广射上田,贯民归者多亡其素产,公曰:‘此权时之制,欲就业耳,芳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业,岂经制哉?乃命尽还旧主所施行,与诏书异。”[21]这时的知县谢绛,代表的是当地普通民众的的利益和诉求,抵制的是剥夺当地民众利益和产业的中央王朝不合实际的诏令。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上尝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执而杖之,缚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节,令迁其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甲辰条,第504页)王嗣宗抗上直言,既是维护王朝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对中央王朝权力无限膨胀、伤及地方利益的警告和制约。而反过来,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无论是单向度地满足上峰的索取,还是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最后受损害的都是下层民众的利益。“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既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只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22]因而,最为重要的事项是任官得当,人尽其才。张载既坚信“封建制度”可以解决中央过分专制集权和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所导致行政效率递减等弊端,也认为在当时的中央专制权力制控依然强劲的情形下,任人得当是十分要紧的事务。他对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表达过不满,认为科举制下士大夫的作风日益浇薄,“今之人自少见其父祖从仕,或见其乡闾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禄纵欲,于义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则或能孝友亷节者,不美者纵恶而已,性元不曾识磨砺。”(《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第264页)“某近来思虑义理,大率亿度屡中可用,既是亿度屡中可用,则以大受。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但患学者寡少,故贪于学者。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由此观之,则吕、范过人远矣。”(《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第329页)人治和法治是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略,人治在达成治理的有效性和成功率上并不一定低于法治。最理想的治理方式,在人治论者看来,是贤人的政治。事实上,人治论者并不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但是,所有的规章制度,最终还必须通过人来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这个意思。张载所表达的意见是:区域性的良治的获得,必须依靠具备“义理”的贤人才能达成,而科举制不能够有效地保证所选拔的是(最起码要大都是)贤人。张载认为,或许封建制度下的贵族政治是社会选择贤良之士的有力手段:

 

世禄之荣,王者所以录有功,尊有德,爱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穷也。为人后者,所宜乐职劝功以服勤事任,长亷远利以嗣术世风。而近世公卿子孙,方且下比布衣,工声病,售有司,为不得已,为贫之仕,诚何心哉?盖孤秦以战力窃攘,灭学法,坏田制,使儒者风义寖弊不传,而士流困穷,有至糟粰不厌。自非学至于不动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为利矣。求口实而朵其颐,为身谋而屈其道,习久风变,固不知求仕非义,而反羞循理为不能,不知荫袭为劳,而反以虚名为善。继今欲举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劝而志行修,阜四方养士之财,使寒暖有归而衣食足,取充之计,讲擢之方,近于古而适于今,必有中制。(《文集佚存·策问》,《张载集》,第355-356页)

 

张载批评现实取士制度对士大夫风气的败坏。主张仿效三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稳定的封建制的境遇下,士大夫不必汲汲于稻粱之谋,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义理的探寻中,治理地方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可以凭借义理的道德力量来抵御中央政府的不合理的要求,也能用义理的力量来抵御自身欲望的无尽诱惑,不至于为两方竭泽而渔。

 

如前所述,北宋中央集权的强势凸显,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时代情境的模铸,但是,在当时社会多元利益的格局悄然形成的背景下,地方各种利益主体地位自然生发出持续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又有将其固定化、制度化的呼声。因此,保持适度的利益平衡关系才是维系中央和地方理想关系的最佳模式。以郡县制和封建制为表现特征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这对矛盾,在慢长的古代社会,始终没有获得稳妥的解决,权力不是过于集中(郡县)就是过于分散(封建),没有跳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往复循环的陷阱。我们要看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构建权威的唯一性和至上性,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制度僵化和损害地方权利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生发地方利益至上的观念,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从国家统治和治理效率的复合角度考虑,自然需要合理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的调整制度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其实质就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动。一般而言,中央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集中的代表和体现,地方利益既有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又有非常明显的独立性。因为地方利益具有一致性和独立性两重特性,所以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同时存在。一旦地方自身利益需求与社会公共利益需求发生冲突时,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诺斯悖论”的尴尬境地。地方政府追逐本区域各项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会导致社会失衡,宏观失控。然而,即使会出现社会的灾难,地方政府也只承担灾难后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会落在作为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集中的代表和体现者的中央政府身上。而这种情形却是极力倡导地方分权的张载他们所无法预料的后果。

 

注释

 

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2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35页。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中华书局,1994年,第2681页。

 

4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六《徐州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759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癸巳条,中华书局,1979年,第181页。

 

6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中华书局,1964年,第171页。

 

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之二八,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七,至和元年冬十月己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4285页。

 

9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中国书店,1986年,第327页。

 

10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岳州学记》,《四部丛刊》景春岑阁钞本。

 

11钱穆:《朱子新学案》,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2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原乱》,中华书局,1984年,第64页。

 

13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8页。

 

14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熙宁十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488页。

 

15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16参见李蕉:《张载政治思想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103-104页。

 

17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二《太祖皇帝·处藩镇、收兵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1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19参见[美]阿米塔·阿兹诺尼(Amitai Etzioni):Modern Organizations,Prentice-Hall,Inc.Englewood Cliffs,N.J.1964。

 

20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八《论财利疏(嘉祐七年七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21[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十二《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上柱国陈留县开国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谢公行状》,《四部丛刊》景春岑阁钞本。

 

22[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黄山书社,1999年,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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