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王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朱子学刊》，2017年第2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廿八日丁酉

          耶稣2019年8月28日

摘要：关于朱熹对《大学》的经典诠释，学界多关注其与理学的研究，而忽视了《大学》与其帝学思想建构的关系。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德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重构与儒家王道理想。

关键词：朱熹、《大学》、帝学、正君心、立纪纲

朱熹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①]而《四书》中，又以《大学》用力最多，甚至以“正心诚意”四字来概括其生平之所学。[②]他不仅重新诠释《大学》，建构了以《大学章句》为《四书》之首的理学新经典体系，“教天下之士”，而“待朝廷之用”；[③]而且绍续范祖禹以《大学》为帝王之学的理念，[④]力图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帝王之学，为国家培养理想的尧舜圣王之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大学》与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而忽视了《大学》与其帝学思想建构的关系。其实，早在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朱熹于《壬午应诏封事》中便提出了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的理念[⑤]，之后，他还先后撰写了《癸末垂拱奏劄》（1163）、《庚子应诏封事》（1180）、《辛丑延和奏劄》（1181）、《戊申延和奏劄》（1188）、《戊申封事》（1188）、《乙酉拟上封事》（1189）等系列言“帝学”的封事与奏劄，展现了其帝学思想不断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寄寓了其以《大学》为依托，力图贯通学术与政治，致君尧舜、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彰显了《大学》在朱熹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一、朱熹帝学思想的萌芽

朱熹第一次提出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恰逢“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⑥]开篇便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认为帝王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力图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正学”，引导帝王“跻之尧舜之盛”。帝王“苟惟不学”，学则当以此为主，以应当世无穷之变。[⑦]次言罢“讲和之说”而“定修攘之计”；[⑧]三论四海利病与斯民休戚之本原，在于正朝廷、举贤才，此三事为天下“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关于“学”与“治”之间的关系，朱熹认为应该以“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⑨]讲学明理是政治治理的前提，任贤使能则是修政惠民的关键，体现了在“学”对于“治”的优先性与指导性。虽然其封事最终没有被孝宗采纳，但却是朱熹第一次以《大学》引导帝王与政治，建构帝王之学的尝试。

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之后至隆兴元年（1163），因金军入侵，南宋王朝的政局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从隆兴北伐到符离兵败，以至屈己求和的迅速转变，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朱熹，使他认识到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朝廷，因而应诏上《癸末垂拱奏劄》三劄。第一劄论“大学之道”。指出大学要旨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本源又在于格物致知以即物求理，诚意正心以立德，家齐、国治、天下平“莫不由是而出焉”。帝王当博访真儒“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事，而会之于心，将大学之道用之于修身治国的政治生活实际之中，知其所当为与不当为者，以此“正其本”而“万事理”。并进而指出孝宗即位以来，国家的“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源，就在于“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未能以《大学》为正学，而惑于记诵词章之说与释老之学。[⑩]第二劄，论国计。朱熹认为朝廷之所以会出现“战”“守”“和”之“三端六说是非相攻、可否相夺”的混乱局面，就在于孝宗“不折衷于义理之根本，而驰骛于利害末流之故。”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讲学以明理”，“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必不可恃”，罢讲和之议，合战守之计为一，以复君父之仇，家国之恨。[11]第三劄，指出制御夷狄之道的根本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以“开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要求“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实而毋治其名”，“则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12]

朱熹本次奏对，延续了《壬午应诏封事》的基本精神并予以深化，所以黄榦指出其《癸末垂拱奏劄》：“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先生以为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复雠，至于徳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故于奏对复申言之。”[13]在“学”与“治”之间，以讲学明理为先务，“理”明而后定国计，国计定而后施之于政。然而朱熹的直言引起了孝宗的不悦：“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仇之议；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圣语矣。”[14]最终以失败告终。《壬午应诏封事》与《癸末垂拱奏劄》，是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期结束，对南宋基层政治治理与民生疾苦有一定的历练与认识之后，针对时局与时弊，开始用《大学》影响帝王，施之于政治的两次尝试，可视为其帝学思想的萌芽阶段。

二、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

上《癸末垂拱奏劄》后，随着“隆兴和议”的签订，朱熹长期请祠闲居，将一腔报国的热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的生活，对《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研究兴趣日浓。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首次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15]淳熙九年（1182），又将以上四书合集为《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婺州，[16]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新体系，完成了其生平学问的第一次总结。与此同时，朝廷的政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相，首荐朱熹，差知南康军。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正式赴任。在南康任上，朱熹再次目睹了纲纪颓坏、军政紊乱给生民所带来困苦。淳熙七年（1180），孝宗下令监司郡守“可条具民间利弊”，朱熹刚好“适在可言之数”，便抱着捐生出死、万死不惜的决心，从国家天下之大本着眼，上《庚子应诏封事》。[17]

奏札开头，朱熹便直奔主题：“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这是其在南康任上“以所领之郡推之，然后以此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18]得出南宋王朝富强的根本就在于正君心立纪纲。在此，朱熹提出了其理想的天下纪纲，就是“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19]也即天子与宰相、群臣各尽其职，互相制衡，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想。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使得政令“一出于朝廷之公议”，从国家与百姓的整体利益出发，杜绝“苞苴请托之私”。[20]但是在君主集权的国家，纲纪不能以自正，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纲纪才会有所“系而立”。然在外物与私欲的诱惑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须亲贤臣远小人，设立“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讲明义理之归，方可“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21]不仅指出了正君心是正朝廷、百官、万民，实现君臣各正其位、国家富强、百姓安康的关键，而且突出了儒家正学与儒者之师在君德养成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本次上封事距离其第一次提出帝王之学，已经时隔十八个春秋，但从封事的内容，可以看到朱熹以儒家正学引导帝王重振纲纪，成就治道的思路逐渐清晰与明朗。正君心立纪纲，是朱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解决国家政治危机最为根本与有效的方式，所以他在《庚子应诏封事》里自述道：“且臣顷于隆兴初元误蒙召对，盖已略陈其梗概矣。今请昧死复为陛下毕其说焉”，[22]再次重申了其在《癸末垂拱奏劄》中的一贯理念，并将“讲明义理之归”与“为治之源”的重心归结于正君心立纪纲。“正君心”的实质就是用儒家之道来规范君主的修身立德，防止君主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立纪纲”的实质就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操作中，以儒家之道规范君权运作与国家秩序，确保君臣各安其位、尽其职，互不相侵，因而其“正君心立纪纲”实质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所以朱熹《壬午应诏封事》一上，便戳中了孝宗的痛处，孝宗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朱熹希望能够感发孝宗“奋发刚断，一正宸心，斥远佞邪，建立纲纪，以幸四海困穷之民”的拳拳忠君爱民之心，再次付诸东流。[23]只能回到南康，在抗旱救灾与社会治理中，再次开始了其道济苍生，救民于水火的艰难之旅。

淳熙八年（1181），朱熹因在南康任上修举荒政，民无流殍，颇有政绩，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时逢浙东大饥，朱熹“遂以即日拜命”，并乞许奏对，[24]上《辛丑延和奏劄》七劄，一言天人谴告，二言正君心，三言救荒之务；四言水利社仓；五言绍兴和买，六言蠲減星子租稅事；七言白鹿书院赐院额事。其中一二劄，“以所陈不宜宣泄”，为朱熹亲笔书写，重在格君心之非，为本次奏对的重点。[25]三、四、五劄论浙东救灾事宜，第六、七劄论南康任上遗留问题。

第一劄从天人谴告的角度，引导孝宗反思“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饥馑连年，民多流殍的原因，就在于人君“天心未豫，邦本动摇”。[26]第二劄言人主之心。认为“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以天理与人欲之异来剖析人主之心的公私邪正，指出造成国家“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的“一念之间”。[27]君主只有做到了正心诚意，“循天理、公圣心”方可“正朝廷之大体”，任贤使能，选拔刚明公正之辅相与忠信廉节之士，“上辅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亵使令之贱无以奸其间者”，“泰然行其所无事而坐收百官众职之成功”。反之，人君如有“人欲私意之病”，则容易为奸伪馋匿之徒蛊惑心志，而导致朝政紊乱。[28]接着朱熹联系实际，从孝宗之心的隐微处，痛斥其采取的两面设防、相互牵制的驾驱之术，是导致国家“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局面的根本原因。并自言，其恐孝宗“于此偶未察也，是以往岁蒙恩赐对，去年应诏封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说”以呈。[29]

本次奏对，朱熹进一步深化了《庚子应诏封事》中正君心立纲纪的观点，运用理学思想，以天理、人欲之分，道心、人心之微作为正君心的关键点，希望孝宗能够“深察天理，以公圣心；广求贤忠，以修圣政。”[30]力图以天理为最高原则，从权力的源头，正君心立纲纪，防止君主因私欲膨胀，导致对国家政治生态与运行机制的破坏，以此挽救南宋王朝危机，缓解百姓困苦，达致正朝廷百官与天下万民的理想效果，[31]为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期。虽然朱熹仍然未能感格君心，但是在赈灾一事上，他还是得到了孝宗的支持，朝廷“出南库钱三十万缗”救济款，[32]于是朱熹回到浙东，马不停蹄地开始新一轮的救灾赈荒。

三、朱熹帝学思想的成型

淳熙十四年（1187），在周必大与杨万里的荐举下，朱熹除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33]淳熙十五年（1188），有旨诏朱熹入朝奏事，朱熹上《戊申延和奏劄》五劄，开始了其人生的第三次奏对。朱熹总结了其前两次奏对“曾不足以上悟圣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辞不别白，旨不分明”，学力不够，[34]因此本次奏对，朱熹在前四劄在分别论国家刑讼之原、州县治狱官之选任、经总制钱之弊、诸路科罚之弊等问题之后，将奏对的重点放在了第五劄“诚意正心”之学上。

为警醒孝宗，达致奏对效果，朱熹在第五劄开头便直指孝宗即位27年来，之所以“了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未能做诚意正心的工夫，以至“一念之倾，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未尝不朋分角立而交战于其中”，导致贤愚混杂、政事不修、国事日败。而改变现状的关键则在于抓住根本，以尧舜精一执中的“心法之要”，尽去老子、浮屠之说，从一念之萌处谨而察之天理、人欲之别，“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知是知非，辨别贤愚，圣心洞然，“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得以与乎帝王之盛”，成就君德帝业。[35]本次奏对，朱熹接着《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的正君心立纪纲的要旨，进一步阐明天理、人欲之分乃是正君心出治道的关键所在，并就如何正君心、做功夫提出了学理依据与具体方式。虽然本次奏对依旧没能打动孝宗，但君臣问答互动，气氛却是比较融洽的。

延和殿进对之后，朱熹“伏俟数月”，未见孝宗“有略施行者”，自感“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焉”，是以“辄取前请而悉其所言以献”。十一月，朱熹再上《戊申封事》，一论天下之大本，二论当前之急务，三论时论之得失，对其生平学术与政治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总结，全面体现了朱熹重构南宋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理想与蓝图。

首先，朱熹从南宋王朝的全局着眼，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总体性的危机，“殆非俗医常药之所能及”，因此必须以正君心为根本，从权力的源头确保国家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行。由于在君主制度下，“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因而要挽救南宋的危机，就必须以正君心为重点，引导君主通过经典学习，依循天理而行，区分道心人心之别，做惟精惟一、克己复礼的工夫，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境界，正君主而正其家人，“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将儒家的价值理念与治国原则落实到日用常行的立身处事、治国施政之中。反之，君主之心只要有“一念之邪”，就会产生私心、私人、私费、私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天下万事之弊”则因此应运而生。“渊、觌、说、抃”等左右便嬖之私，内作淫巧，外交将帅大臣，而导致的纲纪紊乱、风俗败坏、兵愁民怨的教训就是实例。因此正君心乃是治天下万事的根本，人主当加强自律与自觉，“建师保之官以自开明，列谏诤之职以自归正”，崇儒重道，依循天理而行，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六军万民而出治道。[36]

次论当今之急务不可缓。朱熹分别从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角度，批判了因君心不正而导致的系列严重后果，以此警醒君主加强自我约束，从国家与社会公义的“天理”出发，治理家国天下而成就尧舜圣王的德业事功。朱熹运用大量的笔墨与事例证明，指以上六事的实现，其本在于帝王之心。人君“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则必能私帑以归版曹，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择宰相而选牧守，得将帅士气作，讨军实而广屯田。上自朝廷下达州县，贤才在为，人尽其职，苛政不立，则“民力庶乎其可宽矣”，而收其成功之效。而一旦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即使是“备精劳力以求正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不可为。”[37]六大急务与君心之本，环环相扣，密切相关，君心正则纲纪立，纲纪立则天下治。这是朱熹目睹南宋朝政紊乱、军政不修、国事日衰、民生凋敝的现状，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开出一剂猛药，其矛头直指权力的源头——君主本身的德行与能力。

封事第三部分，析时论立正学。首先朱熹批驳了有关恢复大计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或主因循无事；或主奋厉有为，认为从当时国家实际出发，立足长远，“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而后可攘夷狄，既反对苟安主和，又反对冒进取险。[38]其次，朱熹辟佛老而立儒学。指出两者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不约而合者”，但实质有重要区别：儒学以性命为真实，其“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而佛老之说则以性命为空虚，是“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当辟之而后可与入道。[39]最后朱熹对管商急功近利学说进行了批判。希望孝宗能够深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取“明善诚身”的儒学“妙理”与“活法”，尊奉尧舜等古先圣贤之说以成治道。[40]可见，朱熹的帝学就是要以儒家正学与正道来匡正君心，规范政治，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百姓的富足安康。

关于本次所上的封事，朱熹说道：“臣之所论，虽为一时之弊，然其规画，实皆治体之要，可以传之久远而无穷。盖前圣后圣，其时虽异，而其为道未尝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41]《戊申封事》是朱熹根据现实政治的一时之蔽，为国家长治久安而规划的为治之要。朱熹以正君心立纪纲为核心的帝学思想，虽然看似迂远辽阔，但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南宋王朝整体危机的根本性方案。他之所以不厌其烦，不计后果地向孝宗进献诚意正心之学，也无非是希望从为治的源头与根本出发，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实现用儒家正学匡正君心，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束景南称《戊申封事》是“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剖析，也是理学家用正心诚意之学解决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著名范例。”[42]朱熹的爱君忧国之诚终于打动了孝宗，“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急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43]

淳熙十六年二月（1189），孝宗内禅，光宗赵惇即位，朱熹上《己酉拟上封事》以为“新政之助”。[44]将《戊申封事》中所言的“天下之本”与“今日之急务”等要旨，具体展开为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絶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御外侮等十大措施，[45]从正面论述帝王应该如何正心修身理政，是儒家之“学”与治国之“术”的有机结合，说明至此，朱熹的帝学思想已经定型并成熟。与此同时，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进行了第二次序定，其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理学体系也完全成熟，体现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与融通。

四、结语

历经多年的磨砺与思考，朱熹的帝学思想日渐成熟。如果说朱熹从《壬午应诏封事》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至《癸末垂拱奏劄》言大学之道要旨，为其帝学思想的萌芽阶段；那么在《庚子应诏封事》与《辛丑延和奏劄》中，朱熹将帝王修德立政的关键归之于正君心以立纪纲，视为君臣各正其位、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则，则是其帝学思想的发展期；而在《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中，朱熹重新对其正心诚意之学进行了反思，以正君心为天下之大本，而配之以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施政纲领，从讲学明理、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设计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具体措施，为其帝学思想的定型阶段。其历年来所上封事与奏札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其帝学逐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对此黄榦总结道：“先生当孝宗朝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复之义；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其后封事之上，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胆，极其忠鲠。盖所望于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46]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治国理政，从而成君德立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的重构与王道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劝诫朱熹在面见帝王时：“‘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被朱熹断然拒绝：“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的根本原因。[47]

以上这些封事与奏札，为朱熹绍熙五年（1194）入侍经筵，撰写《经筵讲义》，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启发宋宁宗，全面阐发其帝学理论，做好了学术、思想与政治上的准备。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对其三十多年来的帝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与阐发，通过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命题的综合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等问题，为帝王学为圣王及政治社会秩序的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逻辑论证，完成了宋代帝学理论的第一次建构任务。[48]这既是对范祖禹“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理念的继承与发展，[49]又为真德秀进一步标举与完善“帝学之学”，创作《大学衍义》提供了思路与框架，从而使《大学》在宋代呈现出理学与帝学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50]正是在范祖禹、朱熹、真德秀等宋代士大夫的不断诠释与改造下，《大学》成了为对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皆适用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格律”与“真理”，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与普及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②]脱脱等：《朱熹传》，《宋史》卷42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57页。

[③]朱熹：《送李伯谏序》，《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37页。

[④]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⑤]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页。

[⑥]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页。

[⑦]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1-573页。

[⑧]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3-576页

[⑨]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7-578页。

[⑩]朱熹：《垂拱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1-633页。

[11]朱熹：《垂拱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3-636页。

[12]朱熹：《垂拱奏劄三》，《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6-637页。

[13]黄榦：《朝奉大夫文化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68页。

[14]朱熹：《与魏元履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82-1083页。

[15]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85页。

[16]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731页。

[17]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588页。

[18]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19]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页。

[20]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4页。

[21]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6-587页。

[22]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5页。

[23]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7页。

[24]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三》，《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25]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页。

[26]朱熹：《丑延和奏劄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7-638页。

[27]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640页。

[28]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0页。

[29]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9-642页。

[30]朱熹：《辛丑延和奏劄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31]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32]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715页。

[33]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869页。

[34]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5页。

[35]朱熹：《戊申延和奏劄五》，《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1-665页。

[36]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0-597页。

[37]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7-609页。

[38]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0-611页。

[39]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1-612页。

[40]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3页。

[41]朱熹：《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4页。

[42]束景南：《朱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43]脱脱等：《宋史》卷429，第12762页。

[44]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954页。

[45]朱熹：《已酉拟上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8页。

[46]黄榦：《朝奉大夫文化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1480页。

[47]脱脱等：《宋史》卷429，第12757页。

[48]王琦：《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49]范祖禹撰，陈晔校释：《帝学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50]王琦：《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诠释<大学>的另一种理路》，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