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龙】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论杨国荣教授儒学研究的特点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17 23:29:17
标签:“人”的温情、杨国荣

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论杨国荣教授儒学研究的特点

作者:伍龙(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

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稣2019年9月17日

 

摘要

 

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始终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秉承着“史思相宜”的治学路径,杨教授深入借鉴并阐发了儒家思想中与之相关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对一些概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视域中,凸显其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中,还展现在杨教授自觉构建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中。杨教授最近关于“事”的研究,与上面的特点保持一致:借鉴儒家的相关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予以关注和推进。这既是其哲学研究的自然接续,又是对金冯学脉的承续与发展。体现出杨教授始终一贯的人文情怀。

 

一、对传统儒学的专门研究与人的关注

 

当代哲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背景,儒家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家思想的研究似乎更加成为学术热点。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研究,并不以其是否成为热点为风向标。换言之,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反思与吸纳,并进一步予以发展,都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立足于此,杨国荣教授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很早就有着自觉地吸收与转化。这一转化一方面展现为以新的言说方式,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清理与表述;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予以创造性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的关注,包括人之“在”,如何成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展现为一种过程性,即如何成人,又展现为一种状态,即人以何种状态在世,并保持这一状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杨国荣教授就对儒学研究颇为关注。以儒家价值体系为研究对象,《善的历程》是一部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这虽然首先呈现为一种历史的诠释,但从内容上看,它同时展开为一个逻辑的重建过程。这即是说,要通过此项研究,呈现儒家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某一时期儒家思想本身的内涵与特征,更是不同时代儒家价值体系的演变与思想的内在规律。在这一研究中,杨国荣教授在对不同时期儒家价值予以考察时,都注重凸显儒家仁道原则的意义。换言之,不同时期的儒家,都在价值论层面关注“人”的问题。

 

在《善的历程》第一章第一节中,杨教授就讨论了儒家的“仁道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是儒家整个价值体系的奠基,杨教授的这一考察,无疑凸显出儒家价值在刚一开始就对“人”的问题非常关注。“修己以安人”涉及的是“自我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获得,也在个体成人层面,成为了儒家的价值目标之一。事实上,儒家的价值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成人”,由此如何“成人”的问题便颇受关注。沿着这一基本判断出发,后面的众多章节都对儒家价值体系中“人”的因素,包括人格境界,理想人格状态等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问题无疑都内在地关联着“如何成人”。

 

纵观整部著作,从第二章中“仁道原则的展开”“内圣的走向”到第五章中“人格理想的展开”,再到后面章节的“逍遥理想”“醇儒境界”的讨论,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延续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说法,杨教授在第八章,关注“天之天”向“人之天”的转化,进一步讨论个体如何在群己关系中,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同样指向“成人”问题。

 

儒家价值体系的关注,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对于“人”的关注,这一点不仅是儒家价值体系自身的特点,也是在考察这一体系的过程中,杨教授体贴并自觉凸显出来的。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杨教授始终关注“人”的问题,这既是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并予以反思、吸收,又是超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特质,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关注“人”的问题。简而言之,在之后的研究中,杨教授进一步将这一关怀贯彻到道家研究中,并将如何成人,人如何存在等问题,放在更为宽广的中西哲学互动中来考察,将其推向深入。

 

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相关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一方面,杨教授的相关研究体现出“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又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来看,《孟子的哲学思想》无疑具有代表性。

 

《孟子的哲学思想》延续了杨教授“史思相宜”的治学方法,将孟子首先放在历史中来考察,展现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资源与时代背景,呈现其思想形成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了来自其他各家的质疑与冲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孟子作为儒学的自觉传承人,需要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杨教授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运用新的用语,对孟子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与清理,更加清晰地展现孟子思想的特质。如杨教授自己指出:“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1]可以看到,这些概念都是先秦思想中所没有的,但是放在这里对孟子的思想进行重新的整合与恰当的界定,不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更加贴近现时代的话语体系与学术研究习惯。杨教授还认为:“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2]

 

这些重要的结论,不仅推进了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也促使杨教授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有了新的理论资源,并进一步由孟子思想反观“人”的问题。这便构成了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持续关注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原则,并进一步关注和涉及“人”的存在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九章中,杨教授集中讨论了“人格境界”,虽然是立足在孟子哲学思想的视域中来考察,更多地呈现为孟子理论中的“人格境界”,但历史的考察与现实的关怀总不可分离,带着现实的问题意识,杨教授对于孟子“人格境界”学说的考察,也内蕴着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人格境界”最终指向“成人之道”,这即是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既定的状态为何,更要探讨实现这一状态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在第十章中,杨教授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落实到了性善论与成人之道上。将孟子的性善学说视为提升人格境界的内在根据,并最终探讨个体的成人之道。孟子思想的考察与对“人”存在的关注,呈现互动诠释的理论形态。

 

二、具体形上学体系对儒学的借鉴与人的关切

 

众所周知,杨国荣教授构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具体的形上学”的理论著作,主要由三本书构成,后又有一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出版,使得这一理论体系更加丰富。“除了收入‘具体的形上学’的《道论》《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之外,还包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具体的形上学实际上已是四书了。”1

 

在这一哲学体系中,一方面,杨教授借鉴了中西哲学中大量的理论资源,秉承一直以来的治学方法,对很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予以了深入的阐发与推进;另一方面,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每一本书都对“人”的存在问题予以了充分关注。事实上,在《具体的形上学·引言》中,杨教授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2],“形上视域的具体性表现在将意义的发生与人的现实存在处境(首先是广义的知行活动)联系起来。”[3]从前一方面来看,在众多的理论资源中,儒家思想是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源之一;从后一方面来看,杨教授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选择与运用,又为“人”的存在等问题的研究与深入提供助力,这凸显了杨教授在儒学研究上,运用儒家思想资源,对“人”如何“在”,如何成人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推进。

 

《道论》一书关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问题,但同时涉及人自身的存在问题。虽然,杨教授对“存在”这一终极哲学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考察,但最终的回归点还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将其与“终极关切”相联系。换言之,杨教授不仅关注元哲学问题,也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并认为终极的关切是对存在的自觉。这一自觉,立足于中国哲学来看,并不玄虚,遥不可及,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人”时,杨教授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运用,特别是儒家的理论资源,他说到:“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似乎更深刻地切入了存在的意蕴。”[4]他提到了《论语》中所提及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内容,并将其与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予以比较,将儒家思想的借鉴、理解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背景下,以及“人”的问题的思考中来进行。

 

随着思维逻辑的自然展开,《道论》以“形上视域中的自由”作为最后一章,重点考察了人如何走向自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自由的价值内涵”为研究对象,再一次展现“具体形上学”的特点: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杨教授借鉴儒家的思想资源,指出中国哲学中,有对自由主体的关注,看到了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动性。[5]可以看到,杨教授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做一以贯之的研究,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道论》一书在讨论元哲学的同时,时刻不离“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作为“类”概念存在的,而是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发展为依托,展现出关切现实的“具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形上学”体系变得颇有温情。在对哲学概念、终极问题予以分析、阐发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概念的推演与逻辑的分析,但研究最终指向现实的关怀与人的自由,这内在地涉及人如何“在”的问题。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哲学研究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但又从细处入手,这“细处入手”便是“具体性”的表现之一。那些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展现着人生动而立体的面向,这便内蕴着“具体性”。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对形上问题的追问,又使得这些实际生活中具体而微的问题有了大的关照。在这样的结合中,“具体形上学”得以更好地见微知著。基于此,始终把人的自由和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题中之意,作为哲学思考的最终旨归,便成了这一理论的特色与自觉。

 

在借助儒家思想资源予以相关阐发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思考扎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充满着“中国味”。“人”的问题的关注放在儒家思想资源中来考察与深挖,更加展现出这一理论体系所折射出的温情与关怀。这一点,在“具体形上学”三书的第二本《伦理与存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部著作中,杨教授一如既往地以对“人”的问题研究为归宿,具体落实到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上来。在这一部分中,杨教授讨论了“幸福感”“幸福境遇”等问题。在探讨过程中,同样借鉴了大量儒家思想的资源。比如谈到幸福感与理性追求之间的关联时,杨教授就谈到了儒家对于“乐”的理解,以此来阐明幸福感的理性维度,并进而关注人的幸福感获得的问题。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和“雍也篇”中的话来加以论证,说明了儒家所讲的“乐”指向幸福。他进一步指出:“在孔子看来,幸福(作为happiness的乐)并不在于感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也可以有幸福之感。”杨教授进一步认为:“‘孔颜之乐’,它的具体内容在于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性的升华中,达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1]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人如何获得幸福感的问题,杨教授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借鉴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也有助于推进“人”如何存在的问题。人如何获得幸福,如何有幸福感,是“人”如何“在”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对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杨教授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述特征在《成己与成物》这部书中体现明显。一方面,“成己”与“成物”是传统儒家的概念,均出自《中庸》;另一方面,杨教授并没有局限于概念本身的意义,而是从原始意义出发,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借此探讨意义世界的生成,赋予了这一概念更为深在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同时,无论是“成己”还是“成物”都与“成就”密切相关,前者与“人”的成就问题相关联,展现出杨教授一贯的学术关怀。

 

从整体来看,该著作是对“意义”的哲学探讨,但对意义世界形上意蕴的考察,不仅是理论化的,而且是具体性的。后者体现在,这一思考始终关注人之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关怀。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杨教授就将“意义”放在了“成己与成物”的视域中来考察,彰显了对“意义”去抽象性思考的趋向。在探讨意义问题时,杨教授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人”的关注。“就人自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所指向的则是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人究竟为何而在?”[2]关注人,就不能忽视人的精神维度,所以,杨教授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考察了精神世界的意义向度,将意义的研究与精神世界相关联。考察价值意境,并探寻“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人性境界与人性能力”等问题,再一次从“境界”“人性能力”等问题切入对人的关注。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离不开杨教授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借鉴与阐发。换言之,对于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使用,使得“人”的问题的研究展现出别样的亲近感。关于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的问题,杨教授立足于哲学史的演变,考察了从朱熹到王夫之对境界的理解,并认为他们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观念与精神的层面。”[3]进而上溯到孟子,提到孟子与之相关的阐发。从古至今,在这一问题上,杨教授对儒家思想史的考察,并不局限于古代,而且绵延到现代。从孟子到朱熹、王夫之,从张载到冯友兰,杨教授借助儒家的相关阐发,对人性境界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如何“在”的问题,他指出“成己意味着人自身通过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自由、完美之境。”[4]可见,杨教授虽然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却并不局限其中,而是由此出发,对“成己”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与阐发。[5]

 

该书的最后一章,杨教授集中探讨了“意义世界的价值走向”,将全书的关注点回归到“成己与成物”上。在这一问题域下,从成人角度来说,个体不断地走向理想人格状态,通由个体的努力不断走向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与个体也得以连接。换言之,这一意义既有社会的维度,也有个体的维度,彼此之间的张力,展现的是个体在意义世界中不断自觉自我的意义,以及之于社会的价值,从而走向自由之境。

 

始终将“意义”的探讨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这本著作的特点。杨教授不仅自觉构建着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对相应问题的回答,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人”更好地成就理想人格,更好地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不断走向自由,贯穿始终。这与前面两部“具体形上学”著作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涉及“人”,所以,价值层面的关切一直都在杨教授的考察范围内。“本然的存在不涉及意义的问题,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如果说,成物的过程中侧重于将世界引入意义之域,那么,成己的过程则首先使人自身成为有意义的存在。”[1]“由世界的敞开回到人的存在问题,关于对象意义的追问便进而转向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2]可以看到,杨国荣教授既创造性的运用和阐发着儒家的思想,又积极地对当代新儒学的相关理论予以自觉的反思与回应。

 

就现在来看,“具体形上学”三书之外,还有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与这一哲学体系密切相关,这便是《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和上述著作相似,这部著作也关注“人”的问题,并在“实践”与“行动”的探讨中,进一步借鉴与运用儒家资源,对与“人”之存在的相关问题给予持续性的关注与探讨。

 

在实际生活中,人往往会出现意志软弱的情况,杨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从理论层面探寻如何克服的路径与方法。关于“意志软弱及其克服”的考察与阐述,无疑与“人”更好地存在,进一步说,如何“成人”等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当人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克服意志软弱时,能帮助个体更好地“成己”,更好地存在。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杨教授立足哲学史,对孟子在道德领域中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考察,认为孟子的思想中,有可供借鉴的克服意志软弱的方法。[3]他进一步指出,孟子的相关思想“既涉及对道德意识的理解,也关乎道德的实践”[4]。在进一步阐述中,杨教授将孟子思想与康德的相关论述予以比较,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意志软弱”问题的关注,是杨教授关切“人”的存在问题的自觉而自然的展开;另一方面,在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杨教授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与深入的阐发,同时还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比较,这就使得孟子的思想,在新的问题域中得到了新的阐明,挖掘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也体现出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利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儒家思想本身,而将其置于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通过比较进一步彰显孟子思想的特质,以及其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借鉴意义。

 

著作在最后章节回归到主旨的探讨中来。在这一部分的阐发中,儒家思想中的很多观念被考察,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中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等。前者出自《中庸》,后者出自《易传》。就前者而言,杨教授将其与“合度”相联系,指出“中道”与“合度”的统一,“以合乎存在法则与合乎价值原则为其深层内涵”[5]。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中道”,杨教授运用新的概念、范畴予以了新的解读,赋予了旧概念新意义。将“中道”与“经权”关系相结合,展现个体在特定的境遇中,应灵活运用相应的规则,既体现出个体的实践智慧,又与“度”相关。两者的结合,当然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存在。

 

在实践智慧的考察中,不离知行的主体——人是杨教授始终的理论自觉,在智慧层面上深入把握“神而明之”的过程,最终要通过知、行的主体来完成。杨教授认为“存乎其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集中考察了实践的主体——人[6],并将这一部分放在了整部著作的最后。杨教授从《易传》中的论述出发,立足于实践智慧的理论视角,结合西方的哲学资源,如亚里士多德,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相关论述,对实践主体做了深入考察。这既可以看到杨教授运用儒家思想资源来考察“人”的问题,也可以看到杨教授从儒家思想出发,进入到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考察并阐发相关问题。

 

从上述著作体系的阐明中,不难看到,杨国荣教授关于“存在”的相关思考,不仅为形上学的探索提供了新路向,而且推动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化。刘纪璐教授在点评这一体系时说:“形上学应当与人文精神与存在的具体性结合,而不是单单讨论抽离人之具体关切及真实生命的终极实在真相。西方的形上学专注在对时间、空间、共相、本体、属性、因果、构成、整体、部分种种抽象议题的思辨,而摒除了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生命的丰富表现,把伦理学看作是另一门的课题。”[1]传统儒家对人的存在问题颇为关注。基于此,杨教授认为哲学的研究要回归智慧,就应该首先关注“人”的问题,重视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从思辨的角度理解形上之域。所以,杨教授一直都非常注重“人”的问题,多项研究的最终旨归都落在“人”之“在”上。

 

顺着上面的论述而来,不难看到,杨教授在“具体形上学”体系中,对于人的关怀,不只是借用儒家思想的资源来进行,其哲学体系的构建与相关问题的考察,而是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下来考察的,所以,他虽然充分利用了儒家资源来进行,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杨教授对于儒家资源的选取与运用,实际上使得这一思想资源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对话与视域之中,让其被纳入到了世界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来考察与解读。基于此,从儒家思想资源中体味与考察“人”的问题,并以此来深入关切和推进“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特色与维度。与此同时,“人”的问题的关切也被放在了中西互参的背景下来考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思想资源与“人”的问题的研究呈现一种互动性,并不断走向开放与宽广的讨论。

 

三、“事”哲学中的儒学研究与人的关怀

 

承接着“具体形上学”的思考,杨国荣教授最近多关注“事”的哲学,“最近这段时间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事’的哲学意义。”这是“具体形上学”体系的自觉推进与自然演绎,“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接着《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而论。‘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与行动有关联,但它还有更广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事’即人之所‘作’,引申为广义上人的各种活动。就人之所‘作’而言,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也是‘事’,通常所说的‘从事’科学研究、‘从事’艺术创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些活动与‘事’的关联。这一意义上的‘事’既包括中国哲学所说的‘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实践’。”[2]

 

可以看到,关于“事”的思考和具体生活的关切,与世界的真实、丰富相联系。同时,一样是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事”是人之所“作”,是人的实践行动。他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实践的相关学说,又注重中国哲学中有关“行”的论述,注意到了后者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从哲学的不同领域看,中国哲学中的‘行’更多地与日用常行、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呈现伦理学的意义。”[3]

 

在这一点上,与前面“具体形上学”体系中的特质保持一致:一方面,运用和借鉴中国哲学中的相关资源,包括儒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持续关注。“就广义而言,‘事’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并表征着人的存在:人并非如笛卡尔所说,因‘思’而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而是因‘事’而在(我做故我在)。……总体上说,‘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这是我最近所关注的问题。”[4]对于“事”的关注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人”的存在问题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人”的存在规定了“事”的内涵,进而使得杨教授讨论的“事”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事”的考察与人的行动相联系,是人去做事,呈现过程性。也是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展现为既成性。前者与实践行动,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创造世界联系起来。后者则构成了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丰富多样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丰富而真实的世界才让存在其中的“人”变得更加真实,更好地自存,并与他者共在。由此来看,一方面,“事”与“人”呈现互动性,另一方面,“事”的思考展现出哲学思考背后的人文关怀。

 

借鉴中国哲学中的资源,杨教授对“事”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并且认为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事”,呈现出现实世界中“人”的维度,并与人的行为过程密切关联。这样的“事”构成了心物、知行关系讨论的源头。他进一步认为:“这一意义上的‘事’,是中国哲学中的独特概念,在哲学上,似乎没有十分对应的西方概念。”[1]当然,这并不是说,杨教授仅仅立足和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展开“事”的研究,而是要从宽泛意义上展现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对世界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换言之,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之于世界哲学的意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宽泛地说,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中国哲学在当代呈现新的意义,需要作多方面的切实工作,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重要概念、范畴的确需要进一步的梳理,经典也需要更深入的诠释,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工作。我当然也会就此做一些努力。”[2]立足于本文的主题来看,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发与转换,以及由此与“人”的存在问题的关联与深入阐明,使得中国的儒学研究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对于“事”的考察既有“史”的维度,也有“人”的维度。前者体现出,作者坚持“史思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最近,杨教授发表了《“事”与“史”》的长篇论文。将“事”放在历史中考察,同时彰显“事”之于“史”的意义和价值。[3]在这一考察中,杨教授依然关注“人”的维度,凸显“人”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关于“事”与“史”的考察都指向人如何更好地“在”。这一“在”既可理解为,从个体角度来说的,人如何“成人”的问题,也涉及从关系层面来看的,个体与他者、他物的共在。脱离具体的“事”,历史不但会被抽象化地理解,从而留于空洞,历史的主体——人也会被抽象地理解,而导致“虚化”。在这个意义上,“人”成就了“事”。与之相应,“人”在塑造“事”的过程中,在不断完成“事”的行动中,又使得“人”变得更加充实、立体、丰富,让“人”摆脱了抽象性,而变得有血有肉。由此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事”“史”的互动生成。这样“史”才能无有终结,“事”才能丰富真实,“人”才能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包括“事”的哲学在内的上述哲学的思考,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大略而言,我主要以广义上的成己与成物为关注之点。在我看来,工夫本身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离开了成己成物的过程,工夫就失去了内在意义。从这方面看,我正在关注的‘事’的哲学意义,也同样涉及人的成就,因为人本身因‘事’而在。……‘事’并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也与我后面会提到的人的感受问题相关,其具体内容既涉及人向世界的适应(humanbeingstoworld),也关乎世界向人的适应(worldtohumanbeings)。”[4]

 

对“人”的关注建立在拒斥对“人”的抽象、思辨理解的基础上,换言之,杨教授的这些对“人”的关注,将相关的问题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乃是要通过“具体形上学”的思考,自觉拒斥这种对“人”的抽象理解方式。与之相应,这种自觉的思考,也构成了“具体形上学”的内在要求,成就了其特质。所以,杨教授自己说:“我特别强调,理解存在并不意味着离开人之‘在’去构造超验的世界图景,对存在的把握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人自身的这种存在,应当理解为广义的知、行过程,后者以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和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内在于这一过程的人自身之‘在’,也相应地既呈现个体之维,又展开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共在’。”[5]

 

杨国荣教授的研究,从自身的理论构建来看,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从理论承续来看,又上承金冯学脉而来,有着厚实的学养传统。进言之,之于儒家思想的相关学说,杨教授是“接着讲”。就金先生与冯先生的相关理论研究,杨教授也是在“接着讲”。就“事”的研究而言,杨教授自己说:“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谈到‘事’,并与‘东西’‘事体’等联系起来讨论,这无疑值得关注。当然,他主要偏重于狭义上的认识论、知识论,这多少限定了‘事’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引申而言,我以前考察过的‘势’‘数’‘运’‘几’等中国哲学观念,也蕴含类似的意义。”[1]

 

从更广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哲学理论的构建来看,杨教授的理论更呈现出上述特点,他提到“在形式的层面或哲学的进路上,可以看到从金岳霖先生到冯契先生以来的相近趋向,包括中西互动(以及后来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融)、史思统一。在实质的维度,……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到我的《道论》,从冯契先生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到我的《伦理与存在》,从冯契先生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到我的《成己与成物》,以及更广意义上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到我的意义世界理论,等等,其间都可以看到理论上的承继与变迁。”[2]

 

不难看到,一方面,杨教授的思考路径是有源有根的,他沿着金岳霖先生绵延分析的路子,对很多的哲学问题从细处入手,避免空谈,又自觉除去过于理性、冷峻的思考,而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予以关切,让哲学的问题显得有温度,让智慧的光芒充满温暖。在冯契先生开创的“广义认识论”的哲学框架下,杨教授将冯契先生的四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人如何走向理想人格状态,在“具体形上学”的考察中进一步贯彻与拓展,始终不脱离“人”的具体存在与真切的现实,让这一哲学思考显得既有特色,又有情味。

 

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上述思考和学习,可以追溯到更为深远的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去,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在今天的历史延续”[3]。2019年7月,杨教授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题为《“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一文,“性与天道”显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人”的关注,是杨教授始终不变的哲学情怀,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注重与现代诠释,又构成了其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杨教授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的坚持与彰显。

 

注释

 

1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第17页。

 

4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6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7参见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8杨国荣:《伦理与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9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0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11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12参见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5页。

 

13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14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5事实上,在其后的论述中,杨教授还对《论语》中“颜回之乐”,以及“曲肱而枕之”等内容予以阐发,阐明如何解决意志软弱的问题。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8~129页。

 

16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5页。

 

17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0页。

 

18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2页。

 

19杨国荣:《形而上学论纲》,《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20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1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2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3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4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5参见杨国荣:《“事”与“史”》,《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26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7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8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29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0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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