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黄怀信】《中庸》“南方之强”诠说——兼谈孔子的夷夏观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02 17:27:50
标签:“南方之强”、《中庸》、孔子的夷夏观

《中庸》“南方之强”诠说

——兼谈孔子的夷夏观

作者:陈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黄怀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0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五日壬寅

          耶稣2019年11月1日

 

摘要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孔子对“南方之强”予以称赞。《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也表明,孔子思想中有明显推崇“南方”的一面。孔子所说的南方是周代以来以洛邑为中心的地理观下的江汉流域。这一素来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区域之所以深受孔子推崇,乃由于此地在舜、周公、召公等古圣先王的礼乐教化传统之下,加之南方温和多阳的气候影响,形成了以中和、宽厚为特点的德性之强、君子之强。孔子反对气力之强,推崇德性之强。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的推崇,也体现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为标准来区分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对于子路的提问,孔子没有立即作答,而是反问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1]21接下来便指出南、北方所表现出来的“强”特征不同,风格迥异,而从“君子居之”一语可明显看出他对“南方之强”的推崇。对于此章,汉唐以来的学者多有关注,然而对于孔子所言“南方”指哪个区域?“南方之强”是否是符合孔子“中庸”标准的强?意见并不统一。实际上,这可从孔子对“南方”的一贯态度,以及“南方之强”的形成方面予以考察。

 

考之儒家经典文献,孔子在其言谈论述中有明显的推崇“南方”的一面。《论语》记载孔子非常重视《诗经》“二南”,也曾对说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2]119之语的“南人”流露出赞赏之情。此外,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更有“子路鼓琴”一章,其中,孔子因子路“鼓琴”而引发他对南、北方音乐的对比,而他亦对“南方”地区的音乐予以称赞,称之为“君子之音”[3]400。通过这几处记载,孔子对“南方”的赞赏之情显而易见。然而,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是以夏、商、周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即“中国”地区的华夏文明最先进,“南方”在内的其他“四方”,则被视为蒙昧落后之地。在这种认识之下,孔子却对“南方”屡加称赞。那么,“南方”到底具体指哪一区域?“南方”缘何如此深受孔子赞赏?本文力图对此做深入探讨,探究其中所蕴含的孔子思想。

 

一、孔子论“南方之强”

 

“南方之强”出自《中庸》: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1]21

 

在孔门众弟子中,子路以“好勇力”著称,孔子曾评价他有“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述而》)[2]61之意气,《中庸》此章之问,符合子路一贯的性情。面对子路的提问,孔子反问他问的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抑或是子路自己的强?紧接着,孔子重点对比了“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

 

孔子对南、北之“强”的对比,从“君子居之”一语来看,孔子赞赏的是“南方之强”。后面,孔子又连用四个排比句,赞叹“君子”所表现出来的“强”的特征。从前后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君子”应该上接“南方之强”一句的“君子”,而四者之强,应该也是一个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强的特征。然而,对于此处孔子所由衷赞叹的是否是“南方之强”,历代学者意见不一。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认为孔子所推崇、赞叹的“强”,并非“南方之强”,而是子路所代表的“中国”之强,或子路所当尽力做到的“四者之强”,认为它们才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如郑玄曰:

 

强,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为强者异也。抑,辞也;而之言女也,谓中国也。南方以舒缓为强,不报无道,谓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刚猛为强[4]3529。

 

郑氏此处以“中国”“南方”“北方”三者相列,虽然未明言“中国”之强当为“强之中”者,但应为言之未尽之意。

 

吕大临曰:

 

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当强者也。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南方虽不及强,然犯而不校,未害为君子;北方则过于强,尚力用强,故止为强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当强也[5]87。

 

吕氏在此认为“南方”相对于“北方”而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并明确指出,“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而“北方之强,过乎强”,二者都未得强之“中”,孔子希望子路能尽力去做到。而子路所要做到的强之“中”,就是孔子所赞叹的“四者之强”。持这种意见的还有朱熹,他说:

 

盖强者,力有以胜人之名也。凡人和而无节,则必至于流;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国有道而富贵,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国无道而贫贱,或不能久处乎穷约。非持守之力有以胜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当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过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5]89。

 

可见,基于对“中”的理解与取舍,学者多认为“南方之强”代表强之不及者,“北方之强”代表强之太过者,而“四者之强”才是真正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强。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最为学者们认可与推崇。但这样理解的话,就存在两个难以讲通的地方:

 

第一,孔子在前面明言“南方之强……君子居之”,并在概括完“北方之强”后,紧接着以“故君子……”起句说明“君子”之“强”的体现。从前后语句的关联来看,此处的“四者之强”应是具备了“南方之强”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然而,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就割裂了前后语句的关联性。

 

第二,孔子既已明言“南方之强”为“君子居之”,如依上述学者所言,具备“四者之强”的“君子”与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就存在德性上的差异。然而,对于君子,孔子历来是将其视为人的分类中的一等(类),是一个总称。《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孔子将人分为“五仪”(五等),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并详述“五仪”的不同标准。其中对于“君子”,孔子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3]59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在人的分类中是道德境界比较高的一等,而且只有达到一定的道德境界才能称得上君子。换言之,孔子称之为“君子”的人,必然是达到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且从“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这些德行特点来看,孔子所认可的“君子”,已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且具有朱子所说的“持守之力”之人。由此来看,居“南方之强”的君子与居“四者之强”的君子,不应该存在德性上的差异,因此“故君子”中的“君子”当指前述具备“南方之强”的君子。

 

既然如此,上述学者们在对“子路问强”一章的认识上应该存在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除了基于对“中庸”标准、“君子”概念理解的偏颇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对“南方”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存在不足。

 

无独有偶,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也有一章孔子对南、北方评价的记载: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3]400-401?

 

此段论述与《中庸》“子路问强”非常相似。问题的讨论也因子路而起,评论主题亦是围绕南方、北方展开,且仅限于南方、北方。只不过,这次讨论的重点是针对南、北方不同的音乐。在对比中,孔子认为南、北方存在地理、环境的不同,反映在音乐上,则南方音乐是“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的“君子之音”,属“治安之风”;北方音乐则呈现为“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的“小人之音”,属“为乱之风”。由此可见,南方音乐与北方音乐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与影响非常明显,而孔子所推崇和赞赏的,显然是“南方”音乐。这与《中庸》“子路问强”一章孔子对“南方”的认识是一致的。

 

除此以外,孔子对“南方”的赞赏还体现在他对《诗经》“二南”的重视。今本《诗经》赖孔子删订整理而流传下来,已为学界所共识。在《诗经》中,《周南》《召南》位列“十五国风”之首,处于整部《诗经》的开篇位置,地位不言而喻。除了在《诗经》的编排上,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孔子也十分重视“二南”,他曾教育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壁而立也与?”(《阳货》)[2]156认为一个人不研读《周南》《召南》,就如同面对墙壁无法前行一般。

 

综观以上文献记载,在孔子思想中有明显的认同、推崇“南方”的一面。而且,在《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的南、北对比中,孔子明确赞赏南方音乐,认为南方音乐承继“先王”所制之音,“奏中声以为节”,加之南方特有的温厚、柔和之风,所以南方音乐就体现出“温柔居中”的特点。南方音乐显然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的“君子之音”。基于这些认识,以及前述“子路问强”语句的关联性考虑,《中庸》中的“四者之强”说的就是“南方之强”。与以气力取胜的“北方之强”相比,“南方之强”体现为宽厚柔和、明理豁达,这是一种虽柔却刚的德性之强,拥有了这样的强,才会随和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攀附,不轻易改变操守与志向,才更自主自立、坚韧持久。所以,孔子赞赏“南方之强”是符合“中”的强。

 

二、“南方”的具体区域

 

对于《中庸》“子路问强”中的“南方”和“北方”,历代学者多有注释。其中,对于“北方”,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大体指中原以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北方地区。对于“南方”则分歧较大,如孔颖达注曰:“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疏散,人情宽缓和柔。”[4]3529认为“南方”是指古代九州之荆州、扬州之南,即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而吕大临和司马光则认为“南方”指的是“中国”:“南方,中国;北方,狄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方也。”[5]87、89认为相比于北方来说,中原地区可称之为“南方”。可见,对于“南方”,学者看法不同。那么,孔子所言“南方”到底是指哪里呢?

 

孔子作为春秋时人,他的地理观念,应该是与西周以来周人以洛邑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一致的。周人先祖偏处西北,东北接近纣都朝歌,西北迫于戎狄。至文王居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武王都镐(即宗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仍偏居西隅。这一地理位置,显然不利于周克殷之后对东方地区的管理。因此,将政治中心东移是周初政治家用心考虑的问题。根据《尚书》《史记》及出土铜器铭文等记载,武王伐纣途径洛邑时,认为此地居天下之中,决定统一天下后即迁都于此。灭商第二年武王病逝,摄政的周公旦乃遵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6]133洛邑自西周初年建成之后,便成为周朝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7]1307-1308此东、西、南、北,正是以洛邑为中心而言的。其中,“南土”为巴、濮、楚、邓各诸侯国所辖区域。对于此四国,杨伯峻先生注曰:“巴,疑即巴人之巴,或云今四川重庆市。濮,即文王十六年《传》之百濮,今湖北石首县一带。楚,即楚都,今湖北江陵县。邓,今河南邓县。”[7]1308可见,周初以来,即形成了以洛邑为中心、四周封建诸侯的政治格局,周人的地理观念也由此确立。在这一地理观念之下,“南方”即相对于“中国”而言,应指洛邑以南的地区,主要是巴、濮、楚、邓等南方诸侯国所在的江汉流域。

 

对此,也可从西周、春秋时人对“南方”的认识来考察。《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惧于周王室的衰败与混乱,曾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给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各方诸侯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郑桓公又问:“南方不可乎?”史伯对曰: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8]。

 

“荆子熊严”是西周时期楚国的国君,芈姓,熊氏,名严,为祝融之后。熊严及其后代治国实行仁德,逐渐发展强大,史伯认为楚国在周衰之后将会兴盛。显然,此处的“南方”,指的是楚国统辖下的荆楚之地。

 

另外,《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晋侯在视察军用仓库时,见捆绑囚禁着一个人,便问:“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回答说:“郑人所献楚囚也。”[7]844此人是楚国钟仪,于成公二年(前510年)在楚郑之战中被俘,被郑国献给了晋国。另外,成公十六年(前524年),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各自摆开阵势。晋侯让太史于战前占筮。太史占筮得“复卦”,认为吉利,并解释卦辞说:“南国,射其元王,中厥目。、王伤,不败,何待?”[7]885在此亦径称楚国为“南国”。

 

除此以外,《论语·子路》曾记载孔子提到过“南人”一词:“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2]5《礼记·缁衣》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文字:“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4]935对于孔子所说的“南人”,有学者进行了考证,来可泓先生说是吴、楚之人[9],饶宗颐先生说是楚人[10],孙以楷先生则具体考证为老子,并说:“老子为宋之相人。……(相)夹在吴楚之间。……此地距城父仅几十里,公元前512—500,城父已属楚,此地,很可能也已属楚,所以老子也可以说是楚相县人。”[11]以上诸位先生的考证,无论具体与否,都不离楚地一带。

 

综上所述,中国的地理观在周初即已大体确定,“南”“南方”作为一个区域名词,指的是“中国”即洛邑以南的广大区域。只是,到春秋时期,由于楚国崛起为南方的大国,并且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逐渐将南方诸小国纳为自己的附庸国,所以春秋时人提到“南”“南方”,多指“楚国”,或楚国所统治下的南方地区。既然如此,孔子所说的“南方”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指的是有着灿烂礼乐文明的“中国”地区。那么,被孔子认为有着“君子之强”“君子之音”的南方文明是如何在落后的荆蛮之地产生的呢?

 

三、“南方之强”形成的原因

 

“南方之强”的形成,固然与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子路鼓琴”一章记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在这里孔子指出,先王创制的礼乐有一个“南流”的过程。有着“中声”之节的音乐流入南方地区,为南方人所接受,加之南方人因多阳、温暖的气候而形成的温厚、柔和的性情,便融汇、形成了“温柔居中”的“君子之音”。在“君子之音”的陶冶教化之下,“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人们性情宽厚温和,心情愉悦欢畅,从而国治民安。

 

礼乐教化是古圣先王治国理政、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深受孔子推崇。从《孔子家语》上述记载来看,“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的形成,以及孔子屡屡推崇“南方”,似乎都与先王的礼乐教化密不可分。而考查文献记载,南方的确存在着悠久的礼乐教化传统。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帝舜时期。舜是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帝王,但文献记载他在位时曾南服三苗和巡守江南,并崩葬于苍梧。“三苗”,亦称“有苗”“苗民”。《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记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黎’,……今之江州、鄂州、岳州是也。”[6]29可见,“三苗”是活动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帝尧时期,“三苗”壮大,“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曾发起多次征战以图征服三苗,但未能如愿,最终只是在舜的帮助下,“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6]28,取得南方的暂时安宁。舜统治时期,残存南方的三苗又卷土来犯,在武力征服不下的情况下,舜改变策略,“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12],采取偃兵修教、行德易俗的方式来治理三苗。如此,“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13]241。

 

文献记载舜出身于音乐世家,他的父亲瞽叟是一位盲乐师,他本人也精通音乐。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舜与乐的记载,例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乐记》)[4]677。“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察传》)[13]294可见,舜不仅精通音乐、会制作乐器,还注重发挥音乐的教化功能,他任用夔为乐正,创制音乐,并“以乐传教于天下”,由此“天下大服”。对于此,《尚书·舜典》亦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4]46这段记载,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乐教化的源头,其中不仅记舜任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并且提出了乐教的具体方式与目标,既体现了帝舜对音乐的精通与把握,又显示出他以社会治理为最终目标的“圣王”情怀。

 

有鉴于帝舜的音乐素养与社会治理之职责,可以想见,他在征服“三苗”、安抚南方民众时,也必然推行礼乐教化。前述引文提到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其中“干”是盾牌,“戚”是斧头,两者既是古代兵器,同时又是跳舞时手中所执的器具。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由歌唱、舞蹈共同组成,所以《礼记·乐记》中说:“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4]662可见,“执干戚而舞之”,既是兵士民众为战争停止、得以回归正常生活而表现出的兴奋之情,同时也是古代乐舞演习与教化的具体体现。

 

此外,前述《孔子家语·辩乐解》也提到“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有学者指出,舜所歌之《南风》的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它属于舜帝教化思想的体现[15]。我们结合舜服三苗,且注重对南方地区进行诗乐教化来看,《南风》之诗或许就是舜在推德怀远、喻教于南时期所作。“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3]400,这句式整齐的歌辞,既是对南风的歌颂,又寄寓了舜帝对民众、民生的关切。所以《史记·乐书》中说:“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6]1235正是通过这样的诗乐教化,舜帝获得民众的爱戴与政治的成功。同时,也开启了南方礼乐教化的源头。

 

帝舜之后,更有周公、召公以“文王之教”德化于南方。对于《诗经》“二南”之“南”,历史上有南化说、南音说、南国说、南土说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是从地域和诗体两方面来理解的。而无论是地域还是诗体,“二南”都与“南方”密不可分。有学者考证,《周南》的11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召南》共24篇作品,“大约产生于周王室东迁前后,其地区包括今陕西西南及汉水中上游一带”[16]。实际上,“二南”是以西周镐京和洛邑为核心,向南以汉水流域为轴心的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内的诗歌[17]。即使从诗体上来看,“南”也与“南方”密不可分,如崔述说:“‘南’者乃诗之一体……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18]而“二南”之命名,又与周初统治者周公、召公密切相关。郑玄《诗谱序·周南召南谱》中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19]7朱熹在《诗集传》中则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迁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20]1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也说:“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21]15可见,历史上学者多认同《周南》《召南》是分别采自于周公、召公采邑中的诗歌。而根据文献记载,周公、召公的与“南方”关系密切。如出土于清光绪年间的太保玉戈,李学勤先生考释其铭文为:“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候辟,用鼄走百人。”并言“戈铭‘太保’必为召公”,铭文记载了周初成王命召公南下省察南国的史实,而且认为“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的作用”[22]。

 

周公、召公作为周初历史舞台上重要的人物,在政治治理上注重实施礼乐教化,以德服人。他们对南方的经略,应该也以此为重。因此,对于“二南”,自汉代以来学者多主张“南化说”,如《毛诗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9]19朱熹《诗集传》在叙述周、召分封之后也说:“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20]1周公、召公在其所辖南方地区推行文王德行,实施礼乐教化,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当武王伐纣观兵孟津时,有“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辞,不谋同时”[14]151,另外《牧誓》也记载,接受武王统帅,参加牧野决战的,除众诸侯之师外,还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14]158。这些情况,应该是南方诸侯之国“莫不从化”的具体体现。

 

综观以上,南方自古以来即存在着“先王”礼乐南流、进而进行礼乐教化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与孔子所推崇的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圣王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圣王的礼乐教化之下,加之独特的地理气候的影响,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宽厚、温柔、中和的“南方之强”。显然,“南方之强”不同于以气力相争的“北方之强”,而是以闪烁着仁、礼等道德光芒的“德性”之强。不仅如此,从上述古代帝王服化南方的史实也可以看出,“德性”之强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是真正的强。

 

四、孔子的夷夏观

 

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南方之音”的推崇和赞赏,既体现了孔子素来所主张的“王道”“德治”思想,也显示了他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来区分、评判诸夏与夷狄的夷夏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学者研究,早在原始时期,就形成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集团[23],也即《礼记·王制》所说的“五方之民”。其中,“华夏”居于“中国”,“四夷”分居东、西、南、北四方。受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华夏族与“四夷”呈现出不同的习俗与文明形态。春秋以前,虽然华夏族群与周边少数民族冲突不断,但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夏尊夷卑、“华夷之辨”的观念。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霸起,中原内乱不已,周边少数民族伺机侵入,对中原诸国造成很大侵扰,甚至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4]203的危急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原华夏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增强,在政治上形成了春秋霸主们“尊王”“攘夷”、同仇敌忾的合力之势。同时,在思想上,“夷”“夏”对立,“夏”尊“夷”卑的夷夏观,华夷之辨观念亦渐趋形成。在时人眼里,夷狄被视为“豺狼”“禽兽”“异类”,如《左传》闵公元年记:“狄人伐刑。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7]256《左传》襄公四年记:“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936《左传》成公四年:“秋……(鲁)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7]818从这些称谓与评价中,可见当时诸夏对夷狄极度的敌视与歧视。

 

面对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孔子也思考诸夏与夷狄的区别,并在其身体力行、言谈述作中表达他的夷夏观。

 

首先,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面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19]357的危机局面,孔子也严“华夷之防”,强调要慎重对待华、夷之间的交往。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公十年》)[7]1578,认为边远的裔夷不能图谋中原,不能侵扰华夏。为了守卫“中国”,保护“华夏”,对于那些以武力侵扰中原的夷狄,中原各国应当共同讨伐。因此,孔子对有“救中国而攘夷狄”(《僖公四年》)[24]203之功的齐桓公多次称赞,同时也称赞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宪问》)[2]126-127认为此君臣二人拯救了中原,使华夏人民避免了沦落为“被发左衽”的落后民族的境地。这体现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24]417的思想认识,以诸夏为内,以夷狄为外,华夏与少数民族应当互不侵扰,严守礼法规则相处。

 

其次,在华、夷的辨别与区分上,孔子坚持以文化作为评判的标准。孔子认为,华夏民族与夷狄等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差别,但这差别主要体现为由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引起的文化表现形式、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非由于地域、种族、血缘的不同而产生“人性”的不同。因此,当子张向孔子请教自己如何行通于世时,孔子回答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2]137当樊迟向他请教如何是“仁”时,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2]118显然,孔子认为即使是蛮貊之邦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同中原人一样的“人性”,亦具有人之为人的道德追求与价值判断,所以华夏族群所推崇的忠、信、恭、敬等德行品格,也会为夷狄所认同与接受。

 

不仅如此,孔子由其所见所闻,也进一步感受到中原以外的“夷狄”也知礼义、行礼义,与中原礼乐文明有相通之处,甚至有些方面比中原做得更好。例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注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1]62孔子在此称赞夷狄之国的君臣有上下之分,而中原诸夏则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另外,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南至陈楚之境,也听闻、见识到不少关于楚人的事迹,例如,《史记·陈杞世家》记载陈成公元年(前598年)冬,楚庄王因陈国大夫夏征舒弑杀陈灵公而率诸侯伐陈,并杀了夏征舒,占有了陈国。这时大臣申叔时劝谏说:“今王以征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楚庄王赞同申叔时的话,于是“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6]1580《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读到这一段历史时,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3]109认为正是申叔时的“信”和楚庄王的“贤”促成了“复陈”这一道义之举。另外,《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年)春,吴伐陈,楚昭王亲自带兵救陈。行军途中,楚昭王患病,但他拒不接受将病转移到左右大臣身上的建议,也严守“祭不越望”的礼制,不去祭祀不属于本国的山川。孔子这时在陈国,听说后称赞道:“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6]1717显然,这些见闻使孔子真切地感受到中原之外的国家也有通情达理、知仁守义的一面。

 

基于人性、文化的相通,孔子认为诸夏文化与夷狄文化是可以交流、相容甚至转化的。《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注曰:“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1]113“九夷”之地固然落后、不开化,但具有先进礼乐文明的君子去居住,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必然会对夷人的风俗习惯产生影响,进而变落后为文明,削弱夷夏之别。这是先进的中原文明对落后的夷狄文化的改进与提升。反过来,如果中原诸夏学夷俗、行夷礼,则其就会失去诸夏身份,被视之为夷狄。这在寄寓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而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评价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5]指出孔子在《春秋》中以礼文化来区分华、夷,即中原诸侯如果为夷礼所化,举止行为按夷礼而动,孔子往往将他们视之为夷;而那些原本是夷狄之国,但其亲近、学习中原文化,文化程度与习俗礼仪都渐趋于与中原一致,那孔子就将他们视之为中原之国。

 

综观以上,在春秋时期民族矛盾突出、激烈的情势之下,孔子尚能保持冷静,采取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诸夏以外的少数民族。这并非表明孔子没有内外之别,没有民族意识,而是他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认识,并根据自己对夷狄的所见所闻作出的客观评价。除此以外,孔子的夷夏观,应该还与上古以来,尤其是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进而对少数民族产生影响教化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

 

由前述“南方之强”与“南方之音”可知,早在尧、舜、文、武等古圣先王时期,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就有文化、文明的互动与交流,且实现了中原先进的礼乐文明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改进与提升。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子失官,周代礼乐文化不仅流出“王官”下移至民间,而且还流向中原之外的“四夷”。《论语·微子》所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167,正是对“王官之学”下移、外流现象的具体描述。此外,《孔子家语·辩物》记东夷小国郯国的国君前来朝鲁,鲁人问其先祖少昊氏为何以鸟名官,郯子予以详细解答。孔子听说后,就前去拜谒郯子并向他请教,二人进行了一番交流。回去之后,孔子就向人感叹:“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198可见,春秋时期,中原礼乐文明以空前的规模流向周边夷狄地区,并作为当时文化的先进者,被夷狄接受并保存。文化的交融,尤其是中原礼乐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与提升,使得诸夏与夷狄的差别逐渐减弱;加之春秋时期战争的频繁,民族迁徙交流不断,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渐趋形成。孔子从文化的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族融合、天下大同的趋势,因此,对“华夷之辨”提出以文化而不以地域、种族来评判的观点。孔子的这一观点,对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以及华夏民族的形成,都产生重要影响。

 

结语

 

孔子生于“礼坏乐崩”、人竟以气力之强争霸的无道乱世,他心所向往的是尧、舜、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治理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因此,其思想言论不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所推崇不外“王道”“德治”。将《中庸》中的“南方之强”,放到孔子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我们就可发现,孔子所论,仍不离其思想主旨。而“南方之强”,与其说是南方地区的强,毋宁说是孔子所推崇的古圣先王之强。古圣先王在南方实施礼乐教化的足迹,以及推行礼乐教化、以德治国所获得的社会治理的成功,正是孔子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的典型体现。同时,孔子对“南方之强”“南方之音”的称赞,也体现了孔子以文化而不以地域、血缘为标准来区别、评判华夏与夷狄的夷夏观。孔子的这一观念,对后世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在由汉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地区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入侵,鲜卑、蒙古、满等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建立政权,但基于孔子所确立的以文化来区别夷、夏的夷夏观,这些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多注重亲近中原文化,采用“汉法”治国理政,由此使得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统一发展。不仅如此,在文化认同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中国的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当今世界伟大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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