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兰 朱汉民】“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之考辨

栏目:《原道》第36辑、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10 18:35:54
标签:中原文献之传、吕祖谦、学统、宋元儒学、诠释学、道统

“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之考辨

作者:徐艳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原道》第36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十三日庚戌

          耶稣2019年11月9日

 

 

 

(《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内容提要:细绎南宋以来“中原文献之传”诠释史可以发现,“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在古代有一个嬗递的过程。

 

南宋时期,宋金对峙,为了强调中原正统文化命脉并未因宋室南迁而断裂,吕祖谦提出“中原文献之传”与金朝所标榜的正统相抗衡。但随着朱子学的发展和兴盛,“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由儒学之正统演变为儒学内部的道学之正统。

 

后来,随着清代朴学的发展,人们对“中原文献之学”的诠释复归到“文献”二字上,将其诠释为具体的“图书资料”。

 

而现当代学者对“中原文献之传”内涵的多维诠释,亦清晰地反映了其内涵演变的轨迹。“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的内在理路,不仅折射出宋元时期儒学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同时也表明了推动儒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外部动因外,更多的还是儒学内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诉求占主导地位。

 

关键词:中原文献之传;吕祖谦;学统;道统;宋元儒学;诠释学;

 

一、引言

 

吕祖谦与张栻、朱熹被后世尊称为“东南三贤”。长期以来,人们对吕祖谦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史学或理学领域,忽略了吕祖谦学术的核心“中原文献之传”。

 

 

 

(张栻)

 

吕祖谦首次在《祭林宗丞文》中提到其伯祖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①]其弟吕祖俭为吕祖谦所作的《圹志》亦云:“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②]

 

《宋史·吕祖谦传》亦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③]可见“中原文献之传”是深入了解吕祖谦学术的一把密钥,也是吕祖谦得以与张栻、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岿然自成一家的根坻。

 

细绎南宋以来“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史可以发现,“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在古代有一个嬗递的过程,其由最初所指的“儒学文化之正统”,嬗递为儒学内部的“伊洛渊源之道学”,再由“伊洛渊源之道学”演变为指具体的“图书资料”。

 

而现当代学者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呈现出一种多维视域。他们沿着古代学人的诠释路径,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其中一种解释,或者将二种或三种解释杂糅在一起,进而使“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嬗递有迹可循。

 

二、南宋时人:“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正统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赵构为了稳固建立不久的政权,派人向金太宗求和:“愿削去旧号,是天地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由此,金与宋的军事对峙暂告一段落,宋朝彻底丧失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双方由军事对峙转移到文化对峙。[④]

 

吕祖谦正好处在宋金文化对峙时期,当时的金朝虽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但其文化仍远远落后于南宋,于是金朝统治者转而致力于汉化进程和文化建设。

 

在宋金从军事对峙到文化对峙的背景下,自然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偏安江南的宋,哪一方是中原儒学文化正统的问题。正如董迪所说:“正统观在国家处于分裂时期显得更为重要,不能实现大一统,便要争取正统。”[⑤]

 

自金太宗完颜晟起,金王朝便以“正统天下,高视诸邦”的姿态与宋打交道,软弱的宋只能对北方的金称臣、称侄。到了金世宗完颜雍即位,竟公然宣称我国家绌辽、宋,主居天下之正,傲然以华夏文化正统地位自居,将己视作华,宋视为夷狄,企图确立金朝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面对金朝咄咄逼人的文化自信,吕祖谦作为南宋士大夫不得不做出回应。

 

中原儒学正统虽随宋室载之而南,但是南宋统治者对另立新说地提倡使得宋儒好以己意解经、舍训诂而求义理,此与金朝经学注重传统的继承已经大不相同。

 

以致清代四库馆臣一度认为:“宋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金。”[⑥]

 

吕祖谦深知中原儒学正统命脉并没有因宋室南渡而断灭,于是淳熙五年在给其师林之奇写的祭文《祭林宗丞文》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中原文献之传”来回应宋金何为正统。

 

其言曰:“呜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之而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逾岭如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和,遂定师生之分。

 

于是,崇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殊;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长乐之士知乡大学,知尊前辈,知宗正论,则皆先生与二李公之力。”[⑦]

 

吕祖谦认为其伯祖吕本中继承了正统儒学,并以此来与金人所标榜的正统相抗衡。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然后传给了林之奇和二李即李楠、李樗兄弟,后来吕祖谦又从林之奇受学,便顺理成章的得“中原文献之传”。

 

为什么吕祖谦认为其伯祖吕本中继承了正统儒学?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另一方面是理学文化的鼎盛。吕氏家族成员一方面被理学文化思潮所裹挟,另一方面又保持了正统儒者相对独立的清醒。

 

吕祖谦的家族作为簪缨世家,以儒传家,其先祖吕好问的学问和功业较为显著。吕祖谦言:“宣和之际,诸老踵相蹑下世,独公与杨中立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惟二公云。”[⑧]

 

靖康之难后,吕好问卧薪尝胆于张邦昌伪政权中,协助康王赵构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宋高宗曾对吕好问说:“宗庙获全,皆卿之力也”。[⑨]可见吕氏家族在南宋地位之显赫,但南宋朝廷刚建立不久,吕好问便驾鹤西去。

 

 

 

(靖康之难)

 

吕好问将其所学传给了长子吕本中,吕本中亲历了靖康之变,转益多师,不主一说,遍交当世名师硕儒,博采众家之长。

 

据《宋元学案·紫薇学案表》云:“吕本中,荥阳孙。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震泽(王蘋)门人。安定、泰山、涑水、百源、二程、横渠、清敏、焦氏再传。庐陵、濂溪、鄞江、西湖三传。”[⑩]

 

吕本中所师从的对象正如吕祖谦所云囊括了“崇洛关辅诸儒”及“庆历元祐群叟”。吕本中提倡“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求通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仪礼》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语上。”[11]

 

可见,吕本中既传承了伊洛以来的心性之学,亦没忽略传统的《五经》,注重有体有用之学。此外,他还精通诗文,不废辞章,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提倡“活法”。由此可知,道德、文章、事功是吕本中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

 

何谓“中原文献之传”?简言之,它就是一种学统,是儒家自创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多维的系统,它包含道德、文章、事功三个层次,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有包含这三个层次的学问,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儒学。

 

鉴于此,吕祖谦才认为其伯祖吕本中是儒学学统的正宗传人。此处需要指明的是,儒学之正统与儒学学统之正是一回事。本文并不是要为吕祖谦之学争正统,而是想通过“中原文献之传”概念的演变来厘清宋代儒学是如何由学统之正演变为道统之正,即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

 

吕祖谦虽然在淳熙三年给汪应辰写祭文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原文献之传”,但也指出了汪应辰“学则正统,文则正宗”,[12]亦暗含了汪应辰得“中原文献之正传”的意味。

 

吕氏家族得中原儒学文化之正统,不仅是祖谦自己的表述,也得到了南宋时人的认可。

 

如绍兴十五年,吕祖谦叔父吕大伦为武义县丞,尝筑豹隐堂于厅西,汪应辰为之记云:“惟吕氏之学,远有端绪,粹然一出于正,为世师表者相继也”,[13]汪氏认为吕氏家学“粹然一出于正”。

 

再如朱子在《祭吕伯恭著作文》曰:“矧涵儒于先训,绍文献于厥家”。[14]祖谦弟子巩丰在给其师写的祭文中也有:“文献紹家学,刻意稽虞唐”[15]的赞誉。

 

朱子后学真德秀在对袁燮的评价也云“东莱吕成公,接中原文献之正传,公从之游,所得益富”。[16]岳飞之孙岳珂在看完吕本中《瞻仰收召二帖》后亦感慨道:“中原文献之传如吕氏一门,道徳文章世载厥媺,固难乎?……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浅矣,所谓负荷复何议哉。”[17]

 

可见,在南渡宋人的心中,由北宋南迁的名门望族吕氏家族传承了中原正统儒学。

 

“中原文献之传”指称由北宋中原地区迁到南方,且得儒学正统的世家大族之家学也有其他旁证。如与吕祖谦同时的陈傅良认为宋文仲之家学为“中原文献”,他在《湖南提举荐士状》中说:“窃见通直郎知长沙县宋文仲,有通务之材而发于谦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静退,盖文仲虽生长南土,其家学则中原文献也”。[18]

 

据《宋元学案》载:“宋文仲,字伯华,安陆人也。景文(宋祁)之后,寓居衡阳。南轩高弟”。[19]即宋文仲为北宋工部尚书宋祁的后代,湖湘学派大儒张栻的弟子,宋氏家族为北宋中原地区迁往南方的名门望族。

 

再如中兴诗人陆游为晁公迈诗集作序,指出晁氏家族百余年的文化传承时,也用了“文献”一词,其云:“汪洋渟滀,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公独殿其后”。[20]

 

曾为宰相的周必大亦云:“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于前,其子孙复修积美于后,传祀数百不陨其名,是之谓世臣巨室。及其季也,荜门圭窦之人暴登贵仕而公侯子孙往往降在皂隶。

 

国之兴替常于是乎?卜之本朝,盛时如文元晁氏、忠宪忠献二韩氏、文正范氏、宣献宋氏、申国吕氏,或文献相承、或德业交著、因事立功,与国同休,至今赖之。”[21]

 

指出晁氏、宋氏、吕氏等皆为宋代有名望的公卿大夫之家。元代赵孟頫之所以称陈元凯“得中原文献之传,为诗文务实去华”[22]也是基于陈元凯的祖先为京兆大族而且陈氏家族在宋元时期绵延不绝。

 

明代的宋濂云:“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余百年而其学殆绝,濓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23]亦肯定的表明了吕祖谦是正宗的孔子之道的传人。

 

可惜天不假年,吕祖谦壮年仙逝,但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无疑指“儒学学统之正”。

 

三、朱子后学:“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道学

 

吕祖谦作为儒家学统的传承者是毋庸置疑的,但宋代儒家学统却遭遇了道统论的冲击。道统成为宋代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道统一词由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而且道统论的建构也在朱子手里完成。

 

虽然从中唐到宋初,学者们都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但他们都没有构建相应的经典体系做根基。朱子的学术抱负使得他自觉的构建道统,而且把儒家道统论与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相结合。

 

通过《伊洛渊源录》的编撰,朱子成功建构了他的道统说,声称尧授“允执其中”于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厥执中”于禹,成、汤、文、武相承到孔子,孔子以下经颜子、曾子到子思,再由子思到孟子,再到二程”。

 

朱子又通过对四书的诠释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从经典诠释的角度重建了道统。于是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朱子俨然以继承道统者自居。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

 

但朱子主观重建的道统之学即道学并不等于儒学之全体,它只是从儒学中抽离的出来的一部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是经过了两度“抽离”的结果。[24]

 

朱子后学在诠释“中原文献之传”时,将“中原文献之传”诠释为“伊洛渊源之道学”,把道学与儒学等同起来,其背后的动机虽是为了抬高朱子的学术地位,也标志着儒学由学统向道统转变的开始。

 

朱子高弟黄榦为了强调朱子得伊洛之道统,进而强调朱子之父朱松“得中原文献之传。”[25]朱松为罗从彦之高弟,二程之再传,其伊洛之渊源显而易见。再如谢枋得说自己“愚忝中原文献之传,颇知大节,得安定体用之学不事空谈,辛苦两科,栖迟几载。”[26]

 

考之《宋元学案》:“信州弋阳谢氏枋得,学渊于朱晦翁,真西山私淑之,而西山传之饶州安仁汤氏仲能(汤巾),仲能传之径畈(徐霖),后叠山从而学之。”[27]

 

即谢枋得的学术传承脉络为:朱熹-詹体仁-真德秀-汤巾-徐霖-谢枋得。可知,谢枋得为朱熹的五传弟子,亦属于伊洛渊源之道学嫡传。

 

再如苏天爵云:“袁桷初从王应麟讲求典故制度之学,又从天台舒岳祥习词章,既又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故其学问核实精深”。[28]

 

王应麟为东莱三传弟子,舒岳祥为叶适三传弟子,袁桷从王应麟学典故制度,从舒岳祥学辞章,既又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此“中原文献之渊懿”必然有别于前二者,可能指是伊洛性理之学。

 

可知,在朱子后学那里,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已由中原儒学之正传悄然转变为伊洛渊源之道学。原本是宋金两个国家之间文化正统的争端就化为了儒学内部何者为正统的争端。

 

朱子后学取得了胜利,他们在诠释“中原文献之传”时成功用朱子的“伊洛道学之正传”取代了吕祖谦所代表的“儒学之正统”。

 

四、明清学者:“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

 

“中原文献之传”的概念演变至明代,国家已统一,没有了正统之争的外在环境制约。朱子的性理之学也成为官方之学,儒学内部的道统取代学统成为主流。人们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便褪去了其背后蕴涵的“正统”之争,回归了“文献”一词的具体含义。

 

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曾言:“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问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凡一话一言,以订正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29]

 

他以经史、百家传记、历代会要等书本记载为文,以奏议、评论、燕谈、记录等口传议论为献。”也即认为“文献”是具体的图书资料。

 

最早将“中原文献之传”理解为图书资料之传的是明代学者王鏊。其云:

 

“自周衰而宗法废,尊祖合族之义不行矣,唐亡而谱牒废,尊祖合族之义不明矣,金元以来文献荡然无遗,人贸贸焉莫知身之所自出,于斯时也,有能纪载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

 

……京口政声流闻,亦当嗣书之后之人有善焉,亦当嗣书之,将不一书而已也,然则中原文献之传,其不在兹乎,不在兹乎。”[30]

 

认为金元以来的“文献荡然无遗”唯有滕氏记载先世而不迷,因而认为“中原文献之传”在于滕氏一族。王鏊的看法在明代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但到了清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要落实在“文献”一词上,其中代表人物是全祖望。

 

 

 

(全祖望)

 

他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云:“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况深宁少师迂斋(楼昉),则明招之传也。”[31]

 

在“文献”之前贯上“综罗”这个动词,显然是将文献看作历史图书资料之学。

 

同时,他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亦云:“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32]亦把文献单独列出来,表明他把文献理解为历史图书资料之学。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认为许忻(字子礼)“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33]亦可为其将文献理解为图书资料之学下一个注脚。

 

冯云濠在给《许忻本传》下案语时云:“《复斋学案本传》云:‘吏部郎,襄陵许忻,直道清节,屏居临川,闭门少所宾接,见复斋,与语,凡治体之升降,旧章之损益,前辈闻人之律度轨辙,皆亹亹言之。’可以见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矣。”[34]

 

基于此,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35]

 

明确将“中原文献之统”和格物致知的朱学以及明心的陆学区分开来,认为东莱以实实在在的历史图书资料为依据来润色陆王之学。

 

五、现代学人:“中原文献之传”的多维视域

 

自吕祖谦提出“中原文献之传”以来,古代学者都根据学术环境和学术建构的需要对其进行诠释,使得其内涵由南宋时人所认同的“儒学之正统”,演变为朱子后学狭隘化理解的“伊洛渊源之道学”,再最后复归到“文献”一词本身的含义——图书资料。

 

现代学人如何诠释“中原文献之传”?我们认为,现代学人在没有系统深入的了解“中原文献之传”内涵历史演变的情况下,只从某一方面或者多个方面杂糅起来诠释,使得其内涵呈现出一种多维视域。

 

首先,与南宋时人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邓广铭、蒙文通。邓广铭先生言:

 

“北宋学术分三派,为伊洛二程之心性,为眉山之文章,为王安石之新学。浙东之学,实熔性理、经制、文史三事为一炉。旧所谓‘浙学得中原文献之传’,必如此解释乃得。若仅谓其上接伊洛,是未见得全也。”[36]

 

蒙文通先生亦认为:“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治于一炉也。”[37]邓、蒙二先生皆认为吕祖谦得北宋儒学文化之正脉,无所偏废,他们的见解十分独到和深刻,可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

 

其次,是沿着朱子后学之诠释,将中原文献之传诠释为“伊洛渊源之道学”。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是台湾学者刘昭仁。

 

他说:“吕氏‘习典故’‘多识前言往行’其范围甚广,大致可分为二,一为关洛之学,一为元祐之政。关洛之学为吕氏义理所宗,庆历元祐之政,为其考究国朝治体之本。

 

前者记言,后者着重在制度,而其学问之法,‘不私一门’‘不主一说’,并致意于立身处世之辞受进退,与义理之是非邪正。”征诸东莱之著述,则知昔人称其有中原文献之统,其意含此二者无疑也。”[38]

 

明确指出“关洛之学是吕氏义理所宗,庆历元祐之政为其考究国朝治体之本。”大陆学者罗莹赞成刘氏观点,认为“中原文献”其实就是指以二程和张载为代表的嵩洛、关辅的儒学或称理学,以及以庆历、元祐为代表的北宋的典章制度、名臣名儒的事迹言行。[39]

 

而蒋伟胜则进一步将中原文献之传落实为“伊洛渊源之正传”:“说某人‘得中原文献之传’应该是指其人学有渊源,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之间存在着授受和传承的关系,其学问是对儒学复兴以来尤其是庆历元祐之际学者思想的延续”。[40]

 

原本蒋伟胜的诠释已经接近中原儒学之正传了,可他接着又把“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之间存在着授受和传承的关系”中的“北宋中原学术”阐释为“伊洛渊源之道学”,落入了朱子后学之窠臼。

 

再次,许多当代学者赞同明清学者的看法,将“中原文献之传”的“文献”诠释为“图书资料”,其代表人物是大陆较早展开吕祖谦研究的潘富恩教授。

 

潘先生在与徐余庆合著的《吕祖谦评传》中认为“中原文献之传”指历史图书资料之传:“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注意对历史的研究,随着岁月之流逝,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美称。”[41]

 

黄灵庚教授主编《吕祖谦全集》时亦采纳了这一观点。[42]可见,潘、徐、黄三先生大概把“载之而南”的“载”理解为历史图书资料的运载。此种看法在学界几乎占据主流地位,乃至国外汉学家也对其予以接受。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如美国的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中说:“吕祖谦学派特点是能够兼容并蓄,而形成这种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吕家从北方带来很多的中原文献”。[43]

 

杜海军先生独辟蹊径,他没有正面回答什么是“中原文献之传”,只是根据吕祖谦《祭林宗丞》一文中的“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殊;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的说法,总结了中原文献之传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广大为心,二是以践履为实。”[44]且认为前者是吕祖谦学术的基本态度,后者是其学术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学者存在将上述各种对“中原文献之传”的理解杂糅在一起的情况。如杨太辛、韩酉生两人将古代学人的三种诠释杂糅在一起,而王建生、刘玉民除了将古人的诠释杂糅在一起之外还掺杂了杜海军的观点。

 

杨太辛先生一方面认为“中原文献之传”中的“文”指的是“文章典籍”,“献”指的是“习闻北宋先贤的口耳相传”;另一方面又认为吕祖谦的文献之学也是史学与事功之学,亦是载道言志的文章之学。

 

后来为了解释得更圆融,他索性说:“吕氏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就其学术的规模容量而言,是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合一的道之全量之学,而非一隅之学。简言之,吕氏的中原文献之学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于经义、史识、辞章、事功等方面均有创发。”[45]

 

韩酉山先生将“文献”诠释为“历史文化典籍和熟悉历史文化的贤者”。

 

他认为“中原文献之传”中的“文献”一词与朱熹注释《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46]中“文献”一词的内涵毫无二致,

 

并认为之所以特别冠以“中原”二字,一方面因为中原长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贤者辈出,学术文化积淀很深,一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蒂和命脉;

 

另一方面,北宋时期,作为主流学术文化思想的新儒学——道学形成于此,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道学家。南宋政治经济文化虽南移,但中原文化命脉并没有就此终结。[47]他们二人的诠释显然是将古代学人的三种诠释融合在一起。

 

王建生认为“中原文献,既指图籍、方册、金石等有形的文化载体,又指中原文人世代相传的文化精髓。而后者以师友渊源为纽带,重师承、学养、气格,其核心精神是“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殊;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48]

 

刘玉民先生亦认为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解释应该是内涵与特点的统一。[49]他认为造成学术界对“中原文献之传”误解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传”字的误读与误解,他认为“传”兼有继承和传播两种含义。

 

吕祖谦得“有中原文献之传”即吕祖谦对中原文献有继承和传播之意;二是人们对“文献”二字的误解,它包括“文”“献”两个方面,“文”指北宋中原之学术思想,“献”指北宋中原学者之著述;

 

三是人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东莱学案表》“吕祖谦”名字左上旁有一段不为人注意的小字号文字:“吕祖谦,大器子。紫薇从孙。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门人。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再传。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50]

 

刘先生的诠释十分精到,论据也较充分,深化了人们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认识。由吕祖谦的师承关系可知,吕祖谦几乎为北宋众多名家硕儒的传人,他既继承了伊洛渊源之道学,亦继承了庐陵欧阳修的文章之学、鄞江王致的事功之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史学。

 

因而,如果仅仅把“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理解为“伊洛渊源之道学”,显然是窄化了其外延。

 

六、结论

 

根据伽达默尔解释的现实性原则,解释者总是会用自己的思想视界、经验框架消化解释对象。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解释对象首先必须是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它具有某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解释以达到充实提高解释者自身精神的目的。[51]

 

 

 

(伽达默尔)

 

吕祖谦所提出的“中原文献之传”便是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形式”,人们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便在效果历史中演进。

 

南宋时期,在宋金文化对峙的外部环境下,中原儒学之士吕祖谦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中原文献之传”与自命为文化正统的金朝相抗衡,其高扬宋儒对中原正统儒家文化的传承,强调中原文化命脉并没有随着宋朝的南移而断灭的做法得到了南宋时人的认同。

 

但随着儒学内部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朱子重建道统谱系,将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以及朱子后学之建构,使朱子道学顺利取代儒学成为官方正统,人们理所当然的把儒学的正统窄化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但至明末清初,学者们对朱子学进行反思,朱学式微,朴学兴盛,学者们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剥离了外在因素,复归“文献”一词的本来含义,将其诠释为图书资料。

 

此即是“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在古代由儒学之正统嬗递为伊洛之道学再演变为“图书资料之学”的内在理路。当今学者站在古今视域融合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历史的展现了“中原文献之传”内涵的丰富性与延展性。

 

他们对“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无论是从内涵还是从特点出发,都将古代的诠释融入其中,或者赞同古人某一方面的诠释,或者将古人的三种诠释杂糅在一起,或者将至今为止的所有诠释进行一个大总结,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史。

 

通观“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史,可以发现在南北宋之交的儒学发展史上,既存在着南宋与金朝何为儒学正统的争议,也存在儒学内部学统与道统何为正统的较量,宋元之际儒学的发展其实经历了一个由学统到道统的转变过程。

 

这一过程不容小觑,它深刻的影响了南宋以后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导致现有的理学史都是照着道统脉络来撰写,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学统脉络来撰写。

 

可贵的是,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为“应该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还原理学产生、成型、衍化的历史,重新建构一个囊括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等完整知识与价值的新理学史。”[52]

 

总之,透过“中原文献之传”的诠释史,不仅折射出宋以后儒学经历了从学统到道统再复归学统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亦表明了推动儒学发展的动因,除了外部动因,更多的还是儒学内部自我更新与发展的诉求占主导地位。

 

注释:

 

[①]《祭林宗丞文》,《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②]吕祖俭:《圹记》,《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0页。

 

[③]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9页。

 

[④]赵矢元、冯兴盛:《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页。

 

[⑤]董迪:《论金代政治文化勃兴》,《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⑥]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数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8页。

 

[⑦]《祭林宗丞文》,《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⑧]《东莱公家传》,《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⑨]《东莱公家传》,《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⑩]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页。

 

[1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4页。

 

[12]《祭汪端明文》,《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3]舒大刚:《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3页。

 

[14]《祭吕伯恭著作文》,《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3页。

 

[15]《门人巩丰》,《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11页。

 

[16]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6页。

 

[17]王云五等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9页。

 

[18]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19]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7页。

 

[20]《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00页。

 

[2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2]赵孟頫:《松雪斋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23]徐永明:《文臣之首——宋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2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5页。

 

[25]黄榦:《朱子行状》,《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9页。

 

[26]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7]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5页。

 

[28]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4页。

 

[29]邝士元:《中国学术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4页。

 

[30]王鏊:《震泽集》卷十四《东莱滕氏族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59页。

 

[32]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33]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8页。

 

[34]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46页。

 

[3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36]邓广铭:《浙东学术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术探源>》,《益世报》1935年8月29日。

 

[3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38]刘昭仁:《吕东莱之文学与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39]罗莹:《论宋代东莱吕氏家族与“中原文献之传”》,《唐都学刊》2016年第9期。

 

[40]蒋伟胜:《合内外之道——吕祖谦哲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1]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42]黄灵庚:《吕祖谦全集前言》,《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43]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44]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45]杨太辛:《吕祖谦的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江南文化研究》2006年第1辑。

 

[46]何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7]韩酉山:《吕本中与“中原文献之传”》,《江淮论坛》2009年第6期。

 

[48]王建生:《吕本中与中原文献南传》,《语文知识》2010年第11期。

 

[49]刘玉民:《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以吕祖谦书信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3页。

 

[50]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9页。

 

[51]朱汉民:《湖湘学派史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52]朱汉民:《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