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高科技是必要的,但高科技崇拜是有害的——对新冠瘟疫的一点反思

栏目:反思新冠灾疫、散思随札、独家首发
发布时间:2020-03-23 08:07:36
标签:新冠疫情、高科技
张祥龙

作者简介:张祥龙,男,西元1949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在托莱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布法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12年起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2017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复见天地心》等。

高科技是必要的,但高科技崇拜是有害的

——对新冠瘟疫的一点反思

作者:张祥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纪元2571年暨耶稣纪元2020年3月23日

 

此次疫病面广创巨,肯定会带来许多反省。这里我只集中于反思“高科技崇拜”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危害,它的缺陷在这次疫情中也有明显表现。我建议设立“科技反垄断法”,大力提倡“适度科技”。


高科技是一种加入了“数学因素”的充分对象化的研究方式和能力。按目前流行的标准,它在不少方面能取得其它科技、比如中国传统科技达不到的新异效果。而高科技崇拜则断言:只有这种科技掌握了有关方面的唯一真理,其它科技研究和实践没有真理可言,至多是经验性的偶然有效,或者是神秘的巫术或迷信。简言之,高科技崇拜是唯一神崇拜的科技版。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高科技是必要的,用好了也可以造福,但高科技崇拜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如果没有医学上的高科技崇拜,那么当王永炎院士于2019年6月依据中医研究范式,提出冬至前后到来年春季将有瘟疫发生时,疾控中心就不会采取完全忽视的态度(想一想,如果是国内或西方的高科技权威研究机构提出这样的预测,会不会被如此忽视?),起码作为一种科学预测的参考信息下达各部门,那么当2019年12月李文亮、张继先等人“吹哨”时,这哨音就很可能突破官僚的和各种冬季传染病制造的噪音,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及时(最起码提前三周)采取有效对策,那么后来的疫情走向将完全不同。


中医团队比如张伯礼院士、黄璐琦院士等人领导的中医抗疫团队,这次参与了抗疫,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积极效果,而高科技医学至今还没有制造出可用的疫苗和特效药。这说明在应对某些疾病时,高科技有短板,它并不能垄断医学上的真理,尽管它在其它一些方面有其特长。


之所以会有这种局面,是因为高科技的特性所决定的。它的研究方式是充分对象化的,针对是的病原体,比如病毒。而病原体是活体,会随时间而随机变异,所以当新病毒“突然”出现时,对于高科技总是措手不及的。而要找到对付它的疫苗和特效药品,也只有搞清楚了对方的基因结构、生理性质和临床特点等等之后才行,因而常常是疫苗追着甚至是遥望疫情的尾巴而现身。而中医是时间化乃至时机化的医学,王永炎预测所依据的五运六气说就是一种时间化学说,所以可以超对象、而又可随机对象化地预测、诊断和治疗。有的中医师比如刘力红医生诊断这次疫病为“湿症”,脉象上显示“肺上痰浊”,可按“合病及两感”思路来理解和治疗,可用“四逆法”、“附子”和“针刺”来治疗,其思路和疗法就包含了非对象化的向度,并不要求西医视野中的疫病对象的完全客体化,所以可以及时阻疫于第一线,发挥高科技没有的作用。这种另类科技尽管有时不像高科技那样,找准了对象下杀手(如用疫苗克制掉天花)——就像上帝找准了魔鬼而打杀之——那么有效,但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也是一种相当聪慧和见效的应对方案。


所以高科技可用,但须与其它各有功能的科技(医学方面,中医之外,还可加上藏医、蒙医等等)平等地、互补地共用,才能补其短而扬其长。它不能是一位“妒嫉的神”(《旧约·出埃及记》),自己干不来或干不好的事情,还不让他者来干;还要一味坚持,它的缺陷,不管是不是结构性的,只能靠它自身的“不断进步”来弥补。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确实需要一部法律上的乃至思想上的“科技反垄断法”,禁止某一种科技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各种资源及意识空间的独霸。那样的话,不仅高科技的弱处无法得到填补,它的毒副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也就没有一个长远的安全未来。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适度技术。也就是能够干净地、持久地创造和维持一种祥和幸福生活的科技。我们目前看不到某一种科技能够独自担当这一重任,只有众多种科技和传统智慧的多元平等的合作,才有希望逐渐找到这样一种造福而非造孽的科技。换言之,“和而不同”这个古老的华夏智慧,也应该在科技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