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杰】论《论语》中孔子的“五经”思想 ——《诗》、《书》、《礼》、《乐》、《易》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04-11 01:24:03
标签:《论语》、孔子、思想

论《论语》中孔子的“五经”思想

——《诗》、《书》、《礼》、《乐》、《易》

作者:潘英杰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十八日癸未

          耶稣2020年4月10日

 

摘要:本文意在以《论语》为本,来探究一下在《论语》中出现的《诗》、《书》、《礼》、《乐》、《易》这五经,孔子对此有怎样的思想阐发。而从对《论语》中出现的“五经”的逐一分析可见:“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是为孔子的“五经”阐发中共同的思想脉络。儒家后世千年,其大本大源于此而得奠定。

 

关键词:论语;孔子;思想;诗经;书经;礼乐;易经

 

一、六经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

 

孔子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就提到:“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这里首先就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六经并非完全是孔子的创造,很多都是“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的结晶,像《诗经》即为商周两代各地诗歌的采集、《书经》(即《尚书》)原本就是尧舜以至夏商周三代官方重要文献等资料的纂辑、《易经》则传言“世历三古、人更三圣”,分别经历了伏羲氏、周文王、孔子的手笔,《春秋》本为鲁国史而经孔子笔削才形成;至于礼和乐,则更显然是孔子传承自周公的制礼作乐,乃至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史记×孔子世家》就对此总结道:

 

1、孔子对诗书、礼乐的整理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2、孔子对《易经》的添翼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3、孔子对《春秋》的笔削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自此,六经在后代就一直传诵不绝。先秦诸子中就屡屡提到六经或六经中的几部,像《庄子》的《天下篇》就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到汉代,由于秦火对文献的摧残,传言《乐经》便因此失传了,而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孔子所整理的这五经便逐渐发展出中国文化中的经学传统,并作为两千年以来中国人治学的基本教材。清代乾隆时期举国之力编辑成的《四库全书》,经部便放在了首位,而里面洋洋洒洒就有无数本著作,是对五经的阐述,可见其历史影响力。由此,也便更能理解本文在开篇就提到的钱穆先生对孔子的那段评述了。

 

二、《论语》中提到的“五经”

 

作为研究孔子的第一手资料,在《论语》中就有一些关于五经的内容。不过,这五经跟后来的五经有些不太同,因为《论语》里面没有提到《春秋》,而提到了《春秋》之外的其他五经。从《史记×孔子世家》中可以看到,孔子对《春秋》十分重视,甚至书成而在东周各国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故《论语》对《春秋》只字未提,也殊堪探究。然此尚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意在以《论语》为本,来探究一下在《论语》中出现的《诗》、《书》、《礼》、《乐》、《易》这五经,孔子对此有怎样的思想阐发,从而更好地了解孔子整理六经的文化贡献所在。具体详见下文。

 

三、《诗经》兴发其志,又有其社交意义及文化意义

 

在《论语》中,孔子提到次数最多的一部经,就是《诗经》,无论是对《诗经》的评论,还是劝弟子读《诗经》,出现的比例都相对比较大。在六经的排序中,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古文经学家以六经出现的时间顺序来排,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另一种是今文经学家根据六经本身从浅到深的程度排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认为孔子是如此为教材来教弟子的。若以《论语》中孔子的教学呈现来看,确实可以说,《诗经》相对其他经典,更为孔子在教学上所重视。这里面,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诗经》可以兴发出人内在美好的性情,滋润其仁德

 

众所周知,孔子在《论语》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仁”,“仁”也是孔子发现的人内在美好的性情,是礼可以运行的在人心上最重要的根基。而“仁”该如何涵养?除了当时传统的礼乐教化之外,孔子把《诗经》提升到教学的高度来,其目的,一个就在于借助《诗经》的学习,来涵养弟子们的“仁”。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二》)“思无邪”三个字出自《诗经》中的《駉》这一篇,但意思已跟原文的不同,原文中“思”是语气词,在这里“思”一般被认为是“思想”,但其实被译作“情感”方更为恰当,此以孔子评论《诗经》中第一首《关雎》为证:“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第三》)”当然,或多或少也是有“思想”的成分,而在《诗经》中当为其次。即孔子认为,《诗经》三百篇都是情感及思想中正的流露,而这正好可以借以兴发弟子们的“仁”。因为“仁”,首先不是一种概念、不是一种学说,而是实存于人生命内在的一种很深很纯的情感体验。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屡屡提到《诗经》“兴”的作用,如:

 

(1)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

 

(2)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十七》)

 

“兴”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兴,起也。”在这里,也就是不强迫、很自然地兴发出人内在美好的情感,让人感受到自己光明的内动力,而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持自己做好,达到成己成人的境界。有这一个内在的根基,才好“立于礼”、“成于乐”。纵观《诗经》,里面很多的诗篇都可以恰当地抒发人内在的情感,所以《毛诗大序》才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足见《诗经》对人内在“仁”涵养的显著效果。而在《论语》中,有两处提到孔子面对弟子,说“始可与言《诗》已矣”,一处是在《学而第一》中面对子贡而言,一处是在《八佾第三》中面对子夏而言。这里可以看出,子贡和子夏对《诗经》的文本都已经很熟悉,而且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可以根据与孔子的应答而做出反应,孔子才愿意进一步根据《诗经》来指点他们。此可见孔子在教授《诗经》的过程中,也是牢牢把握着启发性的教学原则的。

 

2、《诗经》可以在各种重要场合上被引用,修饰其言辞

 

此外,《诗经》被孔子看重而作为首选的教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诗经》在当时重要社交场合上的作用,在《左传》中就有很多在外交场合赋诗的例子。比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中就记载道,宋国的大夫华定来鲁国聘问,鲁昭公为此而对华定赋了一首《诗经》中的《蓼萧》,但华定却不懂,也没有答赋,因而遭人嘲笑。由此也便能明白为何孔子会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第十六》)。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正式场合要讲普通话,出国在国际场合要讲英语,或主要用英语来交流一样,所以孔子才会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十三》)而在此之外,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这里的“言”不仅是作为一种沟通的手段,也可以表现自己的文化修养;在当时,即体现出作为贵族的言行规范后所流露出来的威仪感。“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其意也即在此。

 

3、《诗经》可以作为文化教学的基本教材,拓宽其见识

 

最后,《诗经》作为教材,还可以拓宽弟子们的文化见识。前面引用的孔子的话中,就提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十七》)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自己待人处事方面的启发,让自己更懂得如何事父与事君;另一个层面,就是让自己对大自然中的鸟兽草木有更多的认识。此外,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著作中可以看到,《诗经》已经成为一部借以印证自己观点的经典,像《荀子》等书中就有这样大量的例子,如《荀子×劝学》就引用《诗经×曹风×尸鸠》一诗的诗句来再次申述其提出的君子当专一而学的观点,如此之类。可见《诗经》作为基本教材的经典性在当时已广为人所认同。

 

综上所述,《诗经》被提升为教材,可以说是孔子重大的创造,这里面蕴含的教学原理,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启发性教学,而追溯其源,则恐当在此。

 

四、《书经》引古之言,而重在指导今之何以为

 

在《诗经》之外,另外一部孔子整理的重要典籍,就是《书经》(即《尚书》)。而在《论语》中,孔子对《书经》提及的次数并不多,有数的就两次:

 

(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第二》)

 

(2)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宪问第十四》)

 

这里,孔子对《书经》没有像对《诗经》那样,给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只是引用《书经》中部分的内容来应答,由此也可知孔子对《书经》很熟,才懂得如此灵活地运用。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弟子们是有学《书经》的,所以孔子才会针对子张对《书经》中有困惑的内容,而进行解答。《书经》与《诗经》同样是古代文献的整理作品,作为基本教材来教学,也自然可以理解。从这里引用的两句《书经》中的话,可以看出,孔子对《书经》也不只是局限在训诂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义理中,发掘出《书经》中蕴藏的对做人处事的启发。如上文举例的第一则中,孔子便举例而印证在为政中“孝”的关键,这一方面可能是孔子借以来说明自己对为政的看法和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讽喻来问者当重视“孝”。在上文举例的第二则也同样如此。面对子张的提问,孔子表面是在揭示古之人面对“君薨”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实际上细细品味,会发现这话中有话:古之人都是如此,而“今之人”还如此吗?联系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可知,孔子时大夫篡权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很普遍,故更别说能“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了。

 

由此可知,孔子对《书经》的运用,也有现实的指向,体现出与孔子对《诗经》一样的“通经致用”的精神。这一个“用”,在《书经》也就是从上三代的圣王言行那里得到资源,而启发人在当前这个时代应该如何去待人做事。

 

五、礼与仁相互沁润,而对社会人心的导善性其入也深

 

在《论语》中,孔子论述最多的,就是“仁”,其次便是“礼”。而“礼”作为六经之一,当属哪一部,《论语》里面并没有确指,而后代一直有变化。像自西汉起指的就是《仪礼》,到唐朝又指为“三礼”(《仪礼》、《周礼》、大小戴《礼记》),明清时期则更多指为小戴《礼记》,这里可以看出后世对礼学侧重角度的变化。但在《论语》中,对此是兼而有之的。孔子本身就重视礼的行为规范,也重视对礼内在义理的阐发。前者以《乡党第十》中孔子的诸多对礼的落实为印证,后者则散见于《论语》里面诸多孔子论礼的章节。对于礼,在《论语》中孔子的思想阐发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礼以仁为根基,仁是礼活的灵魂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礼学大师,对传统周礼的学习之深入已为当时权贵所认可,但孔子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不断深入到周礼的内部,去探寻礼之所以能立的根基所在。这,其实也是当时礼崩乐坏的场景在刺激着孔子,让他不得不有更深入的思考。《论语》里面没有明确讲出孔子是如何从“礼”而发掘出“仁”的这一思想过程的,只有在以下这两句表现才相对更明显:

 

(1)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第十七》)

 

(2)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三》)

 

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这两句话反问的力度是十分重的,里面饱藏了孔子很深的对时代的感慨,及他对礼而开始有的很清朗的醒悟。至少从此以后,孔子便自觉地发现到礼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它里面有更深的存在的根基,就是“仁”,“仁”也便是礼活的灵魂。从《乡党第十》中孔子行礼的表现,可以看出:孔子不仅在落实不同场合下礼的规范,也在以自己的真实修养而充实其内在的品质,所以一言一行,便显得感人。像这一则: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乡党第十》)

 

短短的几句话,包含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当孔子刚接到国君的任命,让他去为国迎宾时,孔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庄重起来,脚步也循循然快步走,可见其仁与礼的结合十分到位;等到对同立的其他摈相作揖,又是左边、又是右边,对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到位,整个过程很迅速,但衣服前后开动,而整停不乱,可见孔子对行礼的每个步骤的讲究、熟练与圆满;等到孔子由中庭趋进时,像鸟一样张开翅膀,状态相当良好,这里也见出服饰在行礼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美感;最后,国宾退了,孔子也必回复国君,说:“国宾不再回头了。”这里面看出孔子是目送国宾到很远的地方,甚至是看不见了才回来,做事很周到,以免国宾有事忽然回来而显得失礼,又及时向国君复命,以让国君知道迎宾结束,可见孔子对人也想得周到。

 

2、礼可因时制宜,但也要不损其本

 

然而孔子并非固执于古礼,以为一丝不可更改。据孟子所述,孔子为“时之圣者”:“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其处世如此,其对礼的态度也是如此。如以下一则所言: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第九》)

 

“麻冕”,也就是绩麻做的冕,古礼用之,但其工细,比较贵;“纯”,也就是黑丝做的冕,相对麻冕来得便宜。当时时代变化,也开始更多人使用黑丝做的冕,孔子对此是赞同的,因为无损礼的根本,而有利于礼的推行。另一方面,古礼臣向君行礼,都是在堂下再拜稽首,君辞之,才升而到堂上再拜稽首,以表示对君的敬意;而孔子其时臣渐骄,只在堂上再拜稽首,却也慢慢流行开来,但孔子对此则表示不同意,决意要“违众”而先在堂下再拜稽首。这背后,体现出孔子对礼之本的维护,而不在表面礼的行为上的执一。所以孔子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三》)其内涵也同于此。

 

3、礼是行为规范,对人品德有助益

 

而虽然“仁”是礼的根基,但礼反过来也可以滋润“仁”,以及由“仁”展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品德。如: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第八》)

 

恭敬、慎重、勇敢、正直都属于人内在的品德,但这样的品德,如果没有外在礼恰当的指引和规范,则容易显得劳顿、畏缩、冒犯、伤人。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态度是中和的,没有偏向哪一端,而都处理得很好。若以“仁”及“仁”所展现的各种品德为“质”,则礼也便是“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孔子想达到的完美配合,也就是“文质彬彬”,这里面有“仁”对礼的作用,也有礼对“仁”的作用,两者是相互流动,而相互促进的。

 

4、礼重要是发用,有助乎社会治理

 

孔子对于礼,除了往内而着重看礼与“仁”的关系,也往外而着重看礼与社会的关系,而注重礼的社会实用性。其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第四》)足见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孔子所推许的礼,自周公创制起,本身就含有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目的,孔子对此有继承,也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比如以下这对后世影响甚深的一句话: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第二》)

 

这里,孔子对礼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把握得很到位。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很难作用到人民的内心深处,如果他们可以侥幸免受刑罚,内心是不会生出羞耻感的;而如果是用德行来领导人民,用礼制来规范人民,人民浸润在其中也久,则慢慢能生出自觉心,会为自己不恰当的行为感到羞耻,而有心地去纠正自身的言行。这在小戴《礼记》的《经解》这一篇中有进一步的阐发:“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故冠礼、婚礼、乡礼、射礼、丧礼、祭礼等等方面,进入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孔子参观乡饮酒之礼后,而会感叹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小戴《礼记》之《乡饮酒义》篇)在《论语》中,孔子也多次提到:“立于礼”(《泰伯第八》)、“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第十六》)、“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第二十》)。礼作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被孔子如此重视,原因也恐在此。

 

六、乐与礼相配合,而成全人内在性情(“仁”)的完全打开

 

“乐”作为六经之一,常言是在秦火时被焚毁,后世便不得其传。《论语》里面孔子自述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第九》)可见孔子对“乐”是有做过一番厘正工夫的。不过孔子对“乐”正面完整的阐发并不多,在《论语》中体现出来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孔子欣赏乐时的内心感受;二、孔子对个别乐曲的评价及对奏乐一般过程的论述;三、孔子把“礼乐”合在一起的论述。具体如下:

 

1、孔子欣赏乐时的内心感受

 

据《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可知,孔子早年跟师襄子学琴,对乐是下过苦功的。自此以后,乐也便伴随孔子一生,在他受到挫折时,奏乐便是他的一种很好的情感抒发方式,如不遇于卫国时的击磬、厄于陈蔡之间时的鼓琴而歌。孔子对乐的喜好,不在礼之下,甚至更为入迷。《论语》说:

 

(1)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第八》)

 

(2)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第七》)

 

从“洋洋乎盈耳哉”生命畅然的感受,到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的生命因礼而显得威严挺拔,又因乐而显得灵动活泼,《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内心受到感动,不由自主地发出声来,与天地和鸣,直入旷远而不知其极。这有点与《诗经》的作用相近,但又在某些方面有所升华。孔子对此就有评论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盖《诗》以兴其志,由外往内地触动其内在的性情(即“仁”),以成其行礼的动力来源,反过来也由礼来使这一点光明的心得到稳固的滋养,到乐则不断化去内外人我的区别,也将行礼时可能有的一丝刻意一并都化去,而使此性情(“仁”)得到完全的释放,溥乎天地,如《庄子×齐物论》中所描述的“天籁”那样:“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2、孔子对个别乐曲的评价及对奏乐一般过程的论述

 

孔子既有对乐的喜好,也有对乐的赏析,像上文提到的孔子闻《韶》的感受,在这里是孔子感性生命的喷薄,而喷薄完之后,孔子也有用理性生命来赏析《韶》这一支古乐,他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第三》)“美”更多是从音乐的艺术感染来论,而“善”则是从音乐要表现的内容来论。据传《韶》是大舜所作的乐曲,体现出大舜的生命修养及他所治理的国家的太平景象。相对的,孔子又评论周武王时期创作的《武》乐,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第三》)“未尽善”并不是说没有“善”的成分,因为武王伐纣也是为了一怒而能安天下,救苍生于暴政之下,出发点也是善的,只是这过程相对于《韶》而言,则多了一点杀伐之气,由此孔子才会有如斯之评价。这在老子那里也有同样的观点,老子说:“兵者,不详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可见无论战败战胜,都有伤亡和哀泣在其中。

 

孔子除了论个别的乐曲,也有对奏乐整个过程的论述,即如: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第三》)

 

鲁国的太师属于乐官,本身对乐就有比较深的造诣,而孔子正是向太师分享自己对奏乐过程的理解,足见孔子的造诣不在太师之下。由于《乐经》的失传,我们现在对古乐的奏乐过程未必能尽知,但由此也能探得一二。

 

3、孔子把“礼乐”合在一起的论述

 

在《论语》中,孔子有将礼、乐分开而并列论述,也有将礼、乐对举而共同论述,甚至把“礼乐”当作一个词来使用,而当作一个词时,“礼乐”其实更多是偏向于“礼”,或者“礼”的外延也在此就把“乐”给涵括其中了。如“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第十一》)、“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第十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第十六》),等等。而当孔子将礼、乐分开而并列论述时,则如上文中提到的,孔子意在反思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探寻礼乐能合理存在的根基所在,也就是发掘出“仁”这一更深的生命真相。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的生命里不仅有礼的威仪感,也有乐的亲和感,礼使孔子可敬,乐使孔子可亲。《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合其序又能和其美,斯以成孔子生命之博大乎!

 

七、《易经》重点不在算命,而在指导人如何修身养性

 

《易经》这部经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不仅是易学领域,在中医学、命理学、风水学、气功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现在编程的二进制原理,据言也是启发自《易经》的阴阳思想。孔子接触《易经》,为时当比较晚,其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七》)这里透露出两个讯息:一是孔子学习《易经》是在五十岁以后,可能是在六十岁左右;二是孔子很重视《易经》,也从《易经》的学习中得到很大的启发,明白自己以前一些处事不当的根源之所在。但《易经》如何能指导人不犯错,在《论语》中并没有任何论述,唯一可见的是孔子曾引用《易经》中的话来论述恒德的重要性: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第十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一句出自《易经×恒卦》九三爻的爻辞:“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意思也便是人如果没有恒德,做事总是一曝十寒,就容易蒙受羞耻,如此便会留下遗憾。《易经×系辞下》进一步对此卦提点到:“恒,德之固也。”这里的“固”义近“君子固穷”(《卫灵公第十五》)中的“固”,即言一个君子有恒德,当在繁杂的时候犹能守住内在的德性而不疲厌。从孔子的生命呈现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是深深明白此卦的内涵的,所以其学而有恒、行而有恒,终身而不改其志。

 

虽然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对《易经》做过其他更多的整体性的评论,而传言现在《易经》的“十翼”就是孔子所作,至少也是秉承自孔子的思想而进行阐述的。孔子晚年读《易》而韦编三绝,其用功与入迷程度不在其早年学琴之下,很难设想不会有其读《易》的片言只语的心得感受自心性中流露出来。但从仅有的《论语》中几则关于《易经》的评论可知,孔子并没有看重《易经》的算命作用,而是重视《易经》的造命作用,即以《易经》来指导自己如何更好地修身养性、待人处事,甚至上达而感通天地的更深实相。

 

八、孔子对“五经”阐发的共同思想脉络:“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

 

综合由上论述可见,《论语》中体现出来的孔子的“五经”思想,从大的共性思想脉络来说,主要有两个方向:“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而大部分,都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这在后世的儒家思想中,逐渐以“内圣”和“外王”来概括,实则《论语》中已有体现。而“内圣”当为“修身养性”之极致,“外王”当为“经世致用”之极致,这都是意在达到很高的水平,故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所在。但理想之可贵,不在悬空,而在可以落地指引人如何一步一步地趋近,如此则见,“内圣”与“外王”偏向于静态,“修身养性”与“经世致用”则偏向于动态,而且上中下全收,更具有包容性,但其终极方向的指引,便有待乎“内圣”与“外王”的提出了。

 

在小戴《礼记》的《经解》中,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孔子也意在使六经(包括《论语》中未提到的《春秋》一经)浸润每个人的生命,助其修身养性,以此为基础,发而经世致用,成其移风易俗的治理效果。儒家千年理想在此,后代无数人为之前仆后继,但论到大本大源,却丝毫没有变化。

 

参考书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3]钱穆:《孔子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4]马乘风:《诗经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
 
[5]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
 
[6]张其成:《张其成全解周易》(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
 
[7]罗义俊:《老子入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作者介绍:

 

潘英杰,字归愚,号穆堂,福建厦门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师承当代新儒家学脉。少年时即对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语有生命的实感,在大学蒙恩师刘昆庸博士教导,正式走进中国文化大门,熟读三教重要经典,开启了文化慧命,对儒家的文化意识有浓郁的感受。毕业后从事一系列国学基础教学,并进行国学经典研究及诗词写作,曾亲炙香港法住机构创办人、当代新儒家实践派代表人物霍韬晦教授五年,得到霍教授的诸多指点,而志在对国学经典进行深入浅出的诠释,著有《穆堂诗集》、《孔门弟子组诗二十五首》、《易经六十四卦赞(己亥稿)》等。

 

责任编辑:近复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