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 赵连稳】问津书院因时而新

栏目: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20-05-26 00:31:08
标签: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因时而新

作者:李爽 赵连稳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三十日乙丑

          耶稣2020年5月22日

 

在清代的天津书院中,问津书院是创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建筑规模最大的书院,以名师荟萃、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人们将其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广州的学海堂与广雅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等著名书院相提并论,奠定了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教育界的重要地位,是天津教育史上颇具特色的书院。

 

问津书院位于天津城内鼓楼南,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由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卢见曾创办,是天津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书院。卢见曾到天津上任后,便萌生兴建书院的想法。这时,长芦盐商查为义对卢见曾说,他家有一处废宅,位于长芦盐运使司衙门的西南角,愿意捐献出来用于建造书院。于是,卢见曾在报请直隶总督方观承批准后、召集众商出资捐建,建成后的书院有讲堂3间,直隶学政钱陈群为其题名为“学海”,前为大门,后为山长的书房,周围被学舍所环绕,共计房屋60多间,其规模在天津书院中屈指可数。书院建成后,卢见曾将其命名为“问津”,取“汛海问津”之意,鼓励生徒们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起航,探求知识。

 

讲授经世之学

 

问津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讲授经世致用之学,并在光绪年间专门设立了学海堂,较早开设了经古课。清末,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运动的重镇,书院讲学又增加了时务和西学内容。

 

问津书院讲授经世致用之学,这和该院山长(书院院长)的思想密切相关。问津书院第二任山长姚范,长于考据,但又重视传统理学。他认为汉学、宋学两者都有可取之处,亦均有偏颇,应取其所长,因此问津书院讲学内容以经古课程为主,又兼有传统理学。

 

问津书院经古课程的内容主要为经义和史论,前者是对儒家经典的释义,后者是评述史事和人物,另外还有诗古文词。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的儿子黄国瑾担任问津书院山长时,借鉴莲池书院的做法,仿照广州学海堂的章程,制定规条,完善问津书院经古课。在他前后的山长如张佩纶、李慈铭,均倡导“以经义、史论及诗古文词课士”。

 

有个故事颇能说明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清制,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期满后,经考试优等者,授以翰林院正式职官,名为留馆。光绪十年(1884),被后人誉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为了留馆考试,向张佩纶请教如何备考。张佩纶告诉他,考据之学虽通经,但不足以致用,经学因以小学入手,故小学不可不讲。读史则以“前四史”为要,若能读过《资治通鉴》、四史、《明史》,则为“斐然博雅之人”。这则故事反映了张佩纶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问津书院的讲学内容。

 

汇聚名儒讲学

 

清代众多著名学者如吴联珠、姚范、金文淳、廉兆纶、李嘉端、张佩纶、黄国瑾、李慈铭、汪宝树、叶昌炽等文化名家,均曾主讲于问津书院,他们的为人为学薪火相传,留下了很多佳话。

 

李嘉端,号铁梅,道光九年(1829)二甲第三名,学问大、人品好,人呼“铁大人”。自同治九年(1870)被学生李鸿章聘请为山长后,至光绪六年(1880)去世,主持问津书院十年。他讲课极为认真,有人劝他不必太过用心,他说,“讲席之位,风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致贻误众生”,临终前夕,“犹对客谈文,客去后书日记数行,遂无疾而逝”。

 

张佩纶,字幼樵,同治十年(1871)进士,清正廉明,为人正直。光绪七年(1881),担任问津书院山长,严修成为他的门生,在问津书院课业,翌年,严修中举,第三年成进士。严修后来对人说,我能有今天的长进,没有老师的“督责之力不及此”。光绪八年(1882)冬,张佩纶给李鸿章写信,推荐自己的密友、翰林院编修黄国瑾接任山长一职。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张佩纶便不再就任了,但他在寓居天津的多年间,仍然和问津书院生徒常有来往。

 

李慈铭,字爱伯,光绪六年(1880)进士,学识渊博,为帝师翁同龢器重,是和王闿运、俞樾等硕儒齐名的书院山长。他兢兢业业,对学生的课业尽职尽责,在他撰写的《越缦堂日记》有这样的记载,“阅经古卷闭……为卷卷细评,稍可取者改润之,余亦多加勾乙”,“竟日评改问津诸生课卷,近年心力疲于此矣”。李慈铭批改生徒课卷十分用心,因此赢得了众多生徒的爱戴。

 

转变士人风气

 

天津的近代化进程中,离不开世风的进化,世风的进化离不开士人风气的转变,而书院教育就对士人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光绪以来,文风日盛,得书院观摩之力居多。”在问津书院开设经古课之前,天津书院“晨夕讲求者,功令文字而已”,经古课设立后,一些书院也随后跟进,如稽古书院,其课程仿问津,专课经古。而李鸿章为客籍子弟而设的集贤书院,也讲授经古课程,使天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八股文,倡导经世之风。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晚清天津成长为北方近代化程度较高城市的过程中,包括问津书院在内的书院确实功不可没。

 

到了清末,问津书院又吸收西学知识、将西学纳入考课内容,于是培养出许多“渊懿博雅之材”,如严修、陈骧、陶喆甡、杨凤藻、林墨青、王春瀛、高凌雯、陈宝泉等众多教育人才,正如天津知府马绳武所说,天津“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问津书院培养的很多人才成为了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学界的重要人物,对新学在天津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