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说起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09-03 12:54:59
标签:《周易·系辞下》

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

——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说起

作者: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十五日戊申

          耶稣2020年9月2日

 

 

第四纪更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塑造了中国大陆这块区域的地形特征,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区域(比如印度)就不同,与隔洋相对的美洲大陆也不同。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以及它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有深的影响。

 

华夏文明也可以称为中华文明,通常可以互换,含义有所差别。华夏强调古,原发,向过去追溯;中华强调今,交流,向未来开放。华夏强调此文明的优越性,其背景为天下(《尚书》17见;《诗经》1见,在《皇矣》,加《诗序》亦17见;《周易》67见;《论语》23见);中华强调此文明的独特性,其背景为世界,是否优越尚有待证明。因为优越一定独特,而独特不一定优越。华夏和中华之同异,有其无形的连接,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中华”这个词出现在魏晋(跟外族入侵相关),清末海通后被广泛使用(依然跟外族入侵相关)。用“中华文明”的表达,更关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世界动荡中寻求确切的定位,以及内部多民族的共存和融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八大文明”:中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1这里的七加一,除了存疑的非洲,有几个可能更像文化,比如拉丁美洲;日本作为独立的文明,体量相对较小。

 

亨氏目的在于维护西方文明,但是他列出八大文明时,把中华儒教文明排在了首位。中华儒教文明,亨氏认为改称中华文明更精确,因为中华文明不仅为儒教,而且儒教的影响也远达周边其他国家。1这里的分辨,非常引人深思:其一为儒家和儒教的同异,英语中它们来自同一词(confucianism)。两者本来并无差别,只是因为西方观念的传入,重哲学的偏向用儒家,重宗教的偏向用儒教。其二是中华儒教(或儒家)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同异,牵涉儒教(或儒家)和道教(或道家)、佛教的彼此消长,以及对文明源头的认知。

 

一、文明概要

 

“文明”这个词,撇开其作为西方术语的诸多定义,它的中文辞源来自《尚书》(1见)和《易传》(6见):《易》大有刚健文明(《彖》),乾二天下文明(《文言》);《书》有“睿哲文明”(《舜典》),孔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日月为明,明是自然的光,而文经天纬地,是人文的光。《易》观乎天文与观乎人文(贲《彖》),文明包含治理和教化。

 

对于文明的建立而言,首先必须有相对广阔的地域,其次是在此地域上连续活动的人,再其次是对“天”的认识。在这里“天”既指自然的生存环境,也指人文的价值承载,指向终极的精神源头。“上帝”和“神”,最初来自《诗》(25见,又26见)和《书》(32见,又34见),都是对天的相关表达。中华文明不崇尚宗教,又有其从远古而来的信仰,是非常特殊的文明形态。这些人类的活动,还涉及的图像和符号运用,以及创设制度乃至发明器物。

 

文明由礼法和习俗所建立,又逐渐形成其文献载体,完成在轴心时代的突破。这个文献载体,在战国以后,被称为“六艺”或“六经”。艺有培育、教化的意思,经有常道的意思。前者驯服人的气脉,后者建立意识形态,两者亦二亦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它记载此文明的发生和运作,探究何为正确,以此引导和规范法律和道德,形成维护文明的文教体系。

 

政治文明体的构成方式就是其生存方式,此构成方式在中国用礼乐来表达,而成文法来自对此生存方式的体认和追随、检验和提炼。传统中“六经”之首是《易经》,今天尝试讨论其制高点。

 

二、庖牺氏的贡献

 

在传世的经典文献中,中华文明的制高点(或天花板),概括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实际文字可能形成于战国。此章展示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华学术的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认知基础。中国本来就有文明的含义,最初指京师或都城。而“中”在甲骨文里,字形像旗杆,有旗帜和飘带,好像在召集人群。

 

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诗》《书》礼乐,而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易》与《春秋》。所以,理解中国必须理解《周易》,中国之为中国,就和《周易》有关。《周易》有“中行”“时中”的表达,以后《礼记》又有“中庸”的阐发。文明的发生和延续,有极其深远的源头与重重叠叠的积累,《周易》是理解其底层代码的学问。

 

远古的庖牺氏,在《周易》古史系列中,是开创的第一代。今天可称为立法者,后来被尊为三皇之一。三皇有不同的说法(汉《尚书大传》提出燧人、伏羲、神农;唐司马贞《三皇本纪》提出伏羲、女娲、神农;此外还有推原至天地人的),各有其不同的来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是由自然到政治和人。盘古传说出现得比较晚,见于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

 

关于庖牺氏命名的由来,古今众说纷纭。取最简单的说法,“庖”代表熟食,“牺”涉及祭祀。前者随着火的发明,告别茹毛饮血,是人类的物质保障。后者沟通神圣的维度,是人类的精神追求。这种沟通,延长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在其他区域或表达为诸多或单一神祇,在中国则表达为祖先(血缘性)或祖宗(政治性,《孔子家语·庙制》《史通·称谓》“祖有功而宗有德”)。

 

文明来自超长期的博弈,好比人有相对稳定的性格,由其基因和经历所塑造。现在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或者说有3700年文明(考古遗址通常从河南的二里头算起,此前还有山西的陶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浙江的良渚【距今5300—4300年】,专家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是博弈的时间跨度。目前商周的确认已无问题,而商周以前什么是夏,以及是否有夏,成为考古学激烈争论的焦点。世界考古学权威、英国剑桥大学的伦福儒教授,于2017年提议以良渚为中国文明起源地,认为与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

 

庖牺氏的成就是“王天下”,这个“王(四声)天下”(自然性),在《大学》里表达为“平天下”(政治性),在《孝经》里表达为“顺天下”(人性)。在《易传》中,还有“观天下”“治天下”“济天下”“威天下”乃至“化成天下”(以及“通天下之志”“天下文明”“天下服”“天下定”“天下平”)等不同表达。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导良好的政治秩序,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王”天下或治理天下,必须观六类之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人类当时的知识集合,把天下所有事物进行分类,概括成系列符号:“始作八卦。”

 

创造符号,表明人类的能力进入抽象思维。使用符号,目的在两个方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前者结合人与天,是精神修养到达极致(形而上,道),后者结合人与地,是理解物质到达极致(形而下,器)。这两个向度,又可以表达为“内圣”和“外王”(《庄子·天下篇》)。两个方向的延伸发展,《周易》有“自强不息”的指引。

 

“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王天下是联系天地人,结网是试手联系物,这是对秩序的最早认知,不仅是思想成就,而且是生产力提升。庖牺氏第一个发明,用绳子结网,上山捕猎与下水打鱼,大幅度降低获取食物的难度,解决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小试牛刀,用组合的方式制作最早的工具,开启把事物连接起来的思维角度。21世纪为万物互联的时代,和远古依然有不可思议的联系。“盖取诸离”的离,包含文和明;而文包含艺术,明包含教育。

 

三、神农的伟绩

 

庖牺氏之后,神农氏是第二代,接续创造。他做了两件事:一、发明了耕作,形成农业(民以食为天;中国取消粮票仅30多年,以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二、发明了交易,形成市场(分工细化)。两个发明有深远影响,其中未尽的含义,尚待进一步探索。2

 

四、变通之道与政治秩序

 

神农氏以后,黄帝、尧、舜氏是第三代,他们调整前人的创造发明,以适应不同的时代。一个方法或一种制度,使用的时间长了,会逐渐出现弊端,不得不做出改变。《易》设立穷变通久的程序,以求达到长治久安。今天流行的“变通”一词(负面为折腾或投机),虽然也从这里来,没有穷尽其意。《易》“穷则变,变则通”,从无路可走中找出路来。而“通则久”,在不断地试误中,摸索出面向未来的新路,使后来人继续走下去。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治取诸乾、坤。”黄帝、尧、舜依据《易经》的象,发明礼仪文化和政治制度,承认等级的存在并善加利用,体现调节的功能,参与有序的竞争。归属的族群、地区不同,乃至个体之间能力的差异,导致分配不可能平均。《礼记·乐记》:“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指出礼与乐作用不同,力图兼顾等级和平等。对此今人不完全认同,但绝对敉平差别,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穷变通久,相应历代的改革举措。改革如果来不及,有可能引发革命。“革命”可以看成系统的重置,不得已付出的代价会很大。这个词出现在《易经》中,应注意其不可忽略的条件(参见拙稿《〈易经〉的源流——以革、鼎两卦为例》)。

 

五、上古的其他发明

 

以上是五个主要发明,以下是八个具体发明。由五而八,呈加速爆炸之象。

 

首先是发明舟楫,其次是驯化牛马,水陆交通,承载人类的基本生活。它们缩短运行的速度,促进不同地域的联系(大者如近代大航海,小者如异地通勤),并在使用中逐渐改进。最核心的推动是发明蒸汽机,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引起划时代的工业革命。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物工程、互联网、人工智能陆续登场,更是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们身处其间,正在见证历史。在中文外来词汇中,即使“宇宙飞船”,还要带上“船”字。已经使用汽车,还要取“宝马”之类的译名。可见古今文字在“象”上,有其潜在的联系。

 

另外,还有两个发明,关于古代的军事:防守与进攻(国防军的设立,导弹的研制;威天下和威慑战略)。

 

另外,还有两个发明:粮食加工和走出穴居,营建房屋。食品和住所,连同前面提到的“垂衣裳”,已涉及衣食住行,涵盖人类生活的各方面。

 

此外还有安葬,人死后的归宿,涉及如何看待生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张载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安葬就是安息,世俗文化到此为止,再追究下去就是宗教。《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国作为世俗化文明,有它自身的理想追求,包容宗教而并不强调,与西方一神教有所不同。

 

最后的发明,从结绳回到符号,创造文字。创造文字以后,梳理从官到民的政治制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整顿官员队伍,理解老百姓需求,社会由此而繁荣昌盛。“盖取诸夬”的解释很多,主要为书契治理(书对应官,笔,典礼;契对应民,刀刻,约信)。而卦象本身表示决断,韩康伯注:“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由文牍转化为执行,必须有决断,从纷繁复杂的事变中找到主要关键,评估并承受可能的风险。

 

六、三层六类

 

上述文字大致分为三层。

 

第一层:庖牺氏观天地人之象,展示了《易经》的观象体系,分为六类,以此“王天下”。“王”这个字和易象有关,《说文解字》引孔子说“一贯三为王”,上一画为天,中间一画为人,下一画为地,贯通天地人就是“王”。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庖牺氏,创造八卦(天地人三画,联系起来看动态就是乾,分裂开来看静态就是坤),以后又有文字。

 

第二层:《易经》建立的古史序列,最早推演到庖牺氏,以《易》的初创为文明起源。人与符号共生,进入意义的世界。而人之为人,当由此定义。

 

第三层:根据《易经》的“象”发明创造,现在讲就是技术。生生不息地、由少而多地跟随演进,改善人类的生活,体现文明的进步。当然,伴随或大或小的战争,形成局部的倒退,然后又重新向前。

 

六类的象是非常严密的体系,概括从古到今的学问。根据潘雨廷先生的分类:

 

能够观见整体的象,是非常高的心识成就。通过符号的运作,相应内外两方面,“以通神明之德”(形而上),“以类万物之情”(形而下)。前者,今曰“社会科学”;后者,今曰“自然科学”。3

 

在古史系列中,庖牺氏也称为伏羲,大致对应渔猎社会或畜牧社会。其次是神农氏,相当于农业社会的开始。首先解决生活问题和生产问题,肉食和谷物蔬菜互补,以交易互通有无。然后宏观调控,建立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这就是黄帝、尧、舜氏的作用。此后,尧、舜确立父系社会,夏商确立家天下,周成为文明的最后奠基者,西周有文王演《易》(设想最坏的情况,《系辞下》“其辞危”,处处是警戒;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厉咎),周公制礼作乐;而殷周之际,又有箕子传《洪范》。

 

东周有孔子整理六经,因史记作《春秋》。春秋时代,孔老传官学入民间,战国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荀子称“文武之道同伏戏(即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成相》),贯通整个系统。至于庄子,列出“容成氏、大庭氏”等十二帝王(《胠箧》),于伏羲前更系以“狶韦氏”(《大宗师》、《知北游》),由伏牺、神农进一步追溯上古。

 

《系辞上》说过一句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几经挫折和蹉跌,度过数不清的危难。以今天而言,《义勇军进行曲》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看成“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现代表达,有着远古的回声。

 

五个主要发明中,第一个发明,网。以观念而论,可以看成最早的组织,也是最早的连接,细品意味深长。第二个发明农业,第三个发明交易,第四、第五个发明政治制度。五个根本性创制以后,有八个具体运用。在五和八之间,隔开一段,是大有上九爻辞:“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突出黄帝、尧、舜的承上启下。认知来自天的护佑,就是跟随时代的发展,无往而不利。爻辞用一个肯定,一个双重否定。吉是顺应大势,无不利是人为努力,解决或消除所有不利因素,获得好运的长久伴随。

 

最后三个“后世圣人易之以”(好比由电话、BP机,大哥大,手机,智能手机,分阶段升级),是特别的表达,因为有些是独立创设,有些是进一步改进。这些后世圣人,没有举出具体的名字。今天看来,他们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无数发明者的提炼或合成。其实伏羲、黄帝、尧、舜,作为领导时代的标志,既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无数发明者的提炼或合成。

 

三个“易之以”的内容,是关于生前(引申,安身于何处,放在哪个潮流之中,如何认识自己)、死后(引申,对人类文明做出什么贡献)和文字的发明,保持文明的代际传承,强调生生不息的进化。

 

《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与通常认为的不同,《易经》强调圣人的创造,不仅在于人文,也在于器物。《尚书·盘庚》“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包含对古今两个向度的延伸。向过去追溯根源,与向未来发展开放,并不矛盾。

 

《易经》十三“盖取”是各类创造的总结,推衍发展之,其精神永远激励后人。所有创制中,最后一项是文字。对应十三“盖取”,前五之终是政治制度的创立,后八之终是政治社会的治理,可见精神凝聚之所在。又,首是八卦,尾是文字。八卦和文字,是中华文明最底层的基础。

 

七、十三“盖取”中,多次出现“利”

 

十三“盖取”分前五和后八,以“吉无不利”笼罩,其间多次出现“利”。

 

十三“盖取”,为什么用此象?最复杂的解说出于虞氏易,很多言之成理,有些也没有必然性。盖者,概率也,或然也。除了大致的方向,并不完全确定,在不断探索中偶然得之,启发人的灵感思维。无论学术(哲学、科学)、艺术或技术,往上寻找源头或大前提的试误过程,就是“盖取”,而源头或大前提确定以后,往下则有逻辑推理。由不确定到确定,图纸就画出来了。科学的发明和艺术的创造,有共通的源头。

 

十三“盖取”详解较复杂,其首尾为离和夬。离为光明,为文明,阴阳交错,琉璃世界。夬为书契,为治理,为决断,知行合一。

 

前五有二利,“王天下”相应认知,然后马上出现利。一、具体之利;耒耨之利,强调器物之利;二、抽象之利:“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强调普遍性,接续“王天下”。在“自天佑之”的前后,是对先人文明成果进行调整,又将文明成果的分配,落实到制度建设。所有的功业,都是后人出于感激而追溯,以文明的延续,而永垂青史。

 

后八为五和三,五中出现三次利;舟楫之利,杵臼之利,弧矢之利,为器物之利,此上承“耒耨之利”;两处“以利天下”,为普遍之利,上承“王天下”和“吉无不利”。舟楫之利是客运,“服牛乘马”是货运,后者未言利,因为并非人所创造,依然承前而言“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现在讲是军队和警察),未言利,是不能免除的必要之恶,或者说不得不承受的成本。

 

最后三“易之以”,当延续和变革,未言利,或归功于前人。

 

《文言》:“义者,利之和也。”《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者主张合作共赢,利不是由追逐而来,而是由免除(乃至负担)不利因素转化而来。后者表明在中国文化中,依然有重视技术的因素。如果长期做得对,自然而然会出现好结果。

 

八、“自天佑之”的解释

 

《系辞上》此节,奠定文明的格局,强调持续不断地创新。所有创造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不过于强调心性。仰观俯察,乃至于“王天下”,本身就是极高的心性成就。“以通神明之德”和“以类万物之情”一致,前者道而后者器,一以贯之。

 

引大有爻辞“自天佑之”云云,又出现在《系辞传》其他部分。《周易》经文(包括卦象)大约五千字,经传全文大约三万字,《系辞》全文大约五千八百字,而这段经文居然引用了三次。首先《系辞上》第二章,其次第十二章,再次是《系辞下》第二章。虽然各家分章还有所不同,但大体的位置已然确定。

 

首先,《系辞上》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根极于三极之道。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四道相应之,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其次,《系辞上》第十二章,分章不确定,或从上第十一章,或从下第十二章,甚至还可能单独成章。朱熹《本义》:“此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末。”本章以玩辞解释经文,与其他诸爻同义。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顺”指认清并跟从时代大势;“信”指人类相应天道,有其基本的行为准则。“尚贤”是推崇和托付,维护文明的担纲者。大有《彖》曰“应乎天而时行”,《象》曰“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由天归诸人。

 

观其下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圣人之意,以“五尽”相应。“变而通之以尽利”,可见“变通”和“利”的关联,由万事万物自行展现其最好的一面。《系辞下》第一章:“变通者,趣时者也。”不断地适应时代,不断地作出调整,担纲者必须有此胸怀,《论语·尧曰》所谓“允执厥中”。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有一利必有一害,阴变阳,阳变阴,尽利才能无不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完全积极地做事,达成创造的人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阐发道器之变通,由事实而入义理,任何学术或艺术的终极,目的都是有利于民,由认知而实行,终于“利天下”。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由“谓之”理到“存乎”事,卦爻变通归于人之德行,再不言君子、贤和圣人的区别,由外王而內圣,作为《系辞上》结束。

 

再观十一章:“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内圣、外王,大的方向确定,具体途径不确定,在于执行者的开拓。“盖取”往上,“变通”往下4,断疑者,贯通也。

 

九、贯通源流,促进文明建设

 

伏羲、神农是最初的创制,主要和自然有关。黄帝、尧、舜,进一步创制,主要和社会有关。垂衣裳的等级制度,可以认为是政治的开端。由八卦而文字,由简而繁,建立垂世立教的经典,归结为“六艺”和“六经”,标志政治文明体的形成。

 

《史记·五帝本纪》开始于黄帝,为划时代的巨大贡献,与传说中创造文字的时间相合。结束于尧舜,为《书》和《诗》的起源。西周有史官执掌文献,于春秋末出现孔老,官学进入民间。以《史记》作为衔接古今的桥梁,其文献的主体,此前为经(其变化为子),此后为史(其变化为集),由干而枝,由枝而叶,构成中国古代的文教体系。对此体系的总结,为《七略》或《汉书·艺文志》。《七略》于汉后演变为四部,不得不然,亦有得有失。而贯通源流,则有“六经皆史”之说。

 

于汉延续至清末,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文教体系所维护的政治文明体发生剧烈震荡,至今尚未停歇。由20世纪到21世纪,经历了一百多年,发生很多大事。第二个一百年已有所不同,呈现出新的气象。为了重新辨认方向,提高文明自觉,必须追溯世界各大文明体的源流演变,同时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体的源流演变。

 

(根据2017年讲座记录稿整理)

 

附:《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原文: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畋,打猎)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第28页、第220页,第24页。
 
2药与食同源,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淮南子·修务训》),也由此衍生。
 
3《〈周易〉十讲》,见潘雨廷《易学史入门·论吾国文化中包含的自然科学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易学象数和现代数学》,见《过半刃言·黼爻·衍变通论》,同上,第270页。
 
4在《周易·系辞》中,“变通”大部分对应自然,《系辞上》6章:“变通配四时”,《系辞下》6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11章:“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于人事结合,又作“通变”。《系辞上》5章:“通变之谓事”(事为物加人),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又,若达其极致,《系辞上》10章:“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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