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

栏目:《原道》第38辑、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28 00:53:34
标签:孔子、春秋、王汉、王鲁、董仲舒

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

作者:杨运筹(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十一日癸卯

          耶稣2020年10月27日

 

内容提要:《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提出了“王鲁”说。“王鲁”,即以鲁或假托鲁为王。“王鲁”说远承孔子“变鲁”说,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变鲁”,即变鲁至于道。

 

“王鲁”又与“绌夏”“新周”“故宋”相联,王鲁,即鲁继周为新王,它符合三统循环、文质相复的王朝更迭理则。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

 

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质言之,汉为新王,直接上承三代,而非接续秦统。鲁和汉皆是“新王”,故而,董仲舒申述“王鲁”说,内里映照的实际是王汉,以汉为新王。

 

关键词:春秋;王鲁;孔子;董仲舒;王汉

 

司马迁自陈其作史之因由,乃是上承孔子而绍法《春秋》,论《春秋》有言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师事董仲舒,论“春秋”多袭用董义。

 

董仲舒其人精于“春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义”中,提出了“王鲁说”,《三代改制文》“故《春秋》应天之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1]

 

踵继董仲舒,何休积数年之力撰成《春秋公羊解诂》,专门发扬春秋义法,“王鲁说”被列入“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2]“《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3]

 

换言之,“《春秋》当新王”就是“王鲁”。何休之后,“王鲁说”遂成为后来公羊家说解“春秋”的定论。[4]那何谓“王鲁说”?

 

一、董子“王鲁”说

 

董仲舒论说“王鲁”,依《春秋繁露》,显见的除上文所引《三代改制文》,另有《俞序》与《奉本》,说法略有差异。

 

《俞序》有:“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5]

 

《奉本》有:“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故始言大恶,杀君亡国,终言赦小过,是亦始于粗粗,终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亦讥二名之意也。”[6]

 

董仲舒两次提到孔子作《春秋》,因行事以加王心。在《奉本》中,“王鲁”被称之为“缘鲁以言王义”:“夫至明者,其照无疆,至晦者,其闇无疆;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杀隐、桓以为远祖,宗定、哀以为考妣,至尊且高,至显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润泽之所被,条条无疆。

 

前是常数十年,邻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国齐、宋,离不言会。微国之君,卒葬之礼,录而辞繁;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当此之时,鲁无鄙强,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娄庶其、鼻我、邾娄大夫,其于我无以亲,以近之故,乃得显明;隐、桓、亲春秋之先人也,益师卒而不日;于稷之会,言其成宋乱,以远外也;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7]

 

“前是常数十年,邻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与“大国齐、宋,离不言会”两句历代名家皆无确解,苏舆以为两句有脱误,不知确否,即便是也不影响对文义的整体性理解。

 

结合以上《俞序》与《奉本》的两段话,可知董仲舒的意思是:因有王心,故“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作《春秋》,是假借鲁史来寄寓改制的王法,这正是对王鲁说的发凡。

 

以现有的文字材料看,“王鲁说”首见于董仲舒。董氏自有师承,“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8]

 

子夏,即卜商,为孔子弟子,从子夏至公羊寿,计有五代,董仲舒师出公羊寿,为公羊正传。换言之,董仲舒之学脉可以上溯孔子。经分今古,汉武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乃至宣帝时共存的十四博士,都属于今文。今文经师授源流,都可上达孔子,董仲舒之公羊学只为其中之一。与今文经相比,古文经无师授。

 

说古文经无师授也不太恰当,古文经也有师授,古文经以文字、诂训为法解经,古文经师也有老师,其后更有弟子,只是古文经不如今文经重义法,这一点在《春秋》经上体现尤为明显。《春秋》有三传,《左传》重史实,《公羊传》《谷梁传》重义理,即常说的“微言大义”。

 

当然,今古经之别也有一个时间先后,“《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9]《公羊传》在未著于竹帛之前,同其他的儒家经籍类似,靠的是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不能记载于籍,徐彦以为:“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10]孔子自然不能确知身后之事,说孔子“知秦无道,将必燔书”云云,显系推尊孔子和神化其作《春秋》之事。

 

徐彦之说实出于何休: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云:“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云:“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於竹帛,故有所失也。”[11]

 

口传心授当确有其事,但无法论定其实,所能探讨的只能是见之于竹帛、传于后世的文字。[12]

 

以《公羊传》看,记载了多个公羊先师,学者已有所梳理。[13]如是说来,董仲舒公羊之学不排除有继承自孔子、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但到底哪些是习传的义法,哪些是董仲舒个人的发挥,无从考论,若是真有,习传的和发挥的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区分。

 

董仲舒尊孔,认为“孔子作春秋,因行事而加王心”、“缘鲁以言王义”,此即王鲁。“王鲁说”出自公羊先师还是董仲舒,不得而知。既然有所口传心授,循着这个路径,不禁要追问,孔子本人是否有“王鲁”或者说同“王鲁”有相近的表述及思想倾向。

 

二、孔子“变鲁”说

 

孔子答子张“十世可知也?”之问,“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继周者到底是谁?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只是在由殷、周二代在各自继承前代礼制时所做的增损补益时,总结出了王朝更迭的一般理则。[14]

 

换句话说,继周者无论是谁,在礼制上都必然要遵循增损补益的理则,即便继周者是鲁国,也不能例外。按照潘雨廷所论,孔子一生之思想先后经历了“为东周”-“西周文王之德”-“尧舜之德”-“天之历数”的变化,且在这个过程中孜孜以求“变鲁”之道。[15]

 

“变鲁”,孔子亦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对于此章的解释,众说纷纭,兹列如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1)包(咸)曰:“言齐、鲁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16]

 

(2)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堕尔。道,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17]

 

(3)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8]这三种说法,各有偏重,大义相近。齐鲁同为东方封国,但风教差异巨大,王道与霸道、礼乐与刑政,各自变革的方法不尽相同。

 

齐鲁之别,如包咸所说,其来有自也。据司马迁《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周公受封于鲁国,本该前往封地,但武王早殁,成王年幼,周公不得已留京辅佐,同时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任鲁国。伯禽治理鲁国,三年有成,于是向周公述职。三年,相比于太公望三月治齐而言,周公认为伯禽报政的速度太慢,时间太长。

 

伯禽治理鲁国,“革其俗,变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体现的是礼制的基本精神,“尊尊亲亲”,可见鲁国是完全贯彻宗法礼制,所以报政迟缓。而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因地制宜,所以报政迅速。

 

一鲁一齐,治国方式迥异,颇有儒道之辨的意味。太公预言鲁国日后必定臣事齐国,同样地,周公也预言齐国“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19]鲁在宗法礼制之下,世卿世禄,长此以往,社会发展缓慢。齐举贤尚功,任用异姓贤才,国家权力必陷于他人。

 

刘向总结说,齐有霸者之迹,鲁有王者之迹。[20]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太公、周公都预言了各自的国运,但却不给出可能的应对策略,任其发展呢。其实不难理解,各自的治国理念已定,国家气象已成,况且天道不可违。

 

时间推进到春秋之世,周室东迁,势力一落千丈,先后出现五霸。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仍然沿袭齐国旧有“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齐太公世家》),尔后成为春秋首霸。

 

齐桓公“尊王攘夷”,孔子极为赞许,同时推重管仲。桓公称霸不以兵车,不是真正的不依靠兵车,试想,既要称霸诸侯,没有强大的兵车、武备绝无可能。说不以兵车,是嘉许齐桓、管仲“尊王攘夷”的“正而不谲”。

 

齐国因其富庶和兵力,称霸一时,但管仲死后,迅速衰落,到孔子之世,田氏崛起,国政已经不在宗室。这一点倒是和鲁国相似。鲁国完整继承了西周礼制,但宫室权利逐渐被三桓攫取。三桓的行为确实不符合臣子之道,君臣名分尚在,从侧面反映出礼治的功效。

 

孔子变鲁,任大司寇、隳三都,可惜的是,重振宫室宣告失败,于是周游列国,这算是孔子变鲁的具体政治实践。周游列国,实际上也是在寻求变鲁之道。[21]

 

孔子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鲁卫本同为姬姓同宗,在血缘上亲近。其时的卫灵公因宠信南子,造成南子与卫国世子蒯聩的冲突,致使国力日渐衰退。卫灵公或说卫国之所以不亡,如孔子所说,有贤人在位,卫国所以不亡。

 

周游列国之后,孔子亦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编订经籍,修订《春秋》,孔子借鲁史而言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所谓“变鲁”,以齐之武备结合鲁之文事,换言之,由齐国的霸道经鲁国的礼仪教化而成王道。齐国富庶,齐一变至于鲁,与“富而后教”相通。王道教化,更需贤人在位辅政。齐-鲁-道,鲁已非春秋之时的鲁,而是周室礼仪、王道的代称。

 

达至道,若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三、春秋“王鲁”说

 

董仲舒说“王鲁”,孔子“因行事以加王心”“缘鲁以言王义”,可谓“变鲁”的发展,有孔子修订《春秋》用意。谈“王鲁”,显然不能抽离来谈,《三代改制文》中,董仲舒将“王鲁”“绌夏”“新周”“故宋”并置。“绌夏”也叫“绌杞”,杞为夏之后,鲁分封大禹之后东楼公于杞地,延续夏朝的宗祀,爵位为公。

 

“三统”是指前两朝并己为三统,《春秋》托鲁为王则需要将夏绌置,体现在《春秋》书法上是,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杞伯本应称“公”,此处却称“伯”,表明绌夏或绌杞。复次,僖公二十三年有“杞子卒”,苏舆解释,“始见称伯,卒独称子者,微弱为徐、莒胁,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贬称子者,《春秋》绌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贬之,明本非伯,乃公也。”[22]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认为,这是推周为新王的体现。依据成例,绌夏之公为伯,大禹自然应该并入帝皇序列。

 

绌夏之后是亲周。亲周或者新周,是用“亲”还是“新”,苏舆辩论甚详,以为当作“亲周”。[23]“亲周”和“新周”的讨论,与《大学》“亲民”“新民”类似,大学之道是通过“亲民”而达到“新民”,同理,“春秋”通过“亲周”达到“新周”。《春秋》兼有托鲁为王与尊周两意。

 

《公羊传》僖公二年、僖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三年皆论及“实与而文不与”。“实与而文不与”,实际上赞成,而文辞上不赞成。诸侯本受命于周王,没有私自分封国家的权利。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一落千丈,天子徒有虚名,无法主持天下大局以实现拨乱反正,又屈居于洛邑一带,这与小国没有差别。在这种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情况下,天下诸侯有相互灭亡的,有能力去救援则救援是完全可以的。

 

换言之,诸侯不得专封专讨,但天子没有实权,诸侯又可以专封专讨,体现在《春秋》书法上就叫做“实与而文不与”。当然,专封专讨,不是任何诸侯都会得到赞许的,除非是像秉持道义的齐桓公一般方可。

 

宋与杞都是王者的后代,周初微子启被分封在宋地,延续殷商的宗祀。绌夏后,大禹已经归入帝皇序列,故宋,宋就成为三统中的第一统。即是说,对新王而言,宋和周同为旧二王之后。

 

绌夏、故宋、新周,按照董仲舒的解释,三代更迭的理则是文质相复,三统循环。三代各自所尚,初见于《礼记·表记》,[24]其后解经家各自敷衍成文,文质相复更为明确地说明是司马迁。

 

夏道尚文,殷道尚质,周道尚文,《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一文一质,由质而文,由文返质,循环往复。这应该算得上是儒家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

 

文质往往又和三统相联。三代夏、殷、周,三代即是三统,三统也叫三正:“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气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节绶帜尚黑,郊牲黑,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階之上。祭牲黑牡,乐器黑質。

 

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

 

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大节绶帜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

 

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質。

 

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亲黑統,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者,歷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馬赤,大节绶帜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丧礼殡於西階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

 

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25]

 

以上论三统或三正的文字不少,足见董仲舒对三正的重视。如其篇目所示“三代改制”,新王朝初立的“改制”问题,“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与,通以己受之于天也。”[26]

 

何休进一步归纳为“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于人。”[27]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因而服饰、牺牲、器械对应相关的颜色。

 

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为岁首,殷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岁首。三统,周为天统,殷为地统,夏为人统。

 

“一曰天统,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之端也。”[28]十三月,正月。《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为“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孔子作《春秋》,《公羊传》从立法改制角度解析,认为文王是奠立王道政教的受命王,《春秋》本应“行夏之时”,但出于政教目的,沿用周正。[29]王者通三统,《春秋》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

 

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二月,殷之正月页,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王,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30]

 

正月、二月、三月采用的周正,二月是殷之正月,三月是夏之正月。《春秋》编年,对于所记载的历史,可以从夏正、殷正、周正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维度去看待,董仲舒、何休及其后的公羊家释“王”为“文王”,“正月”为“周之正月”,表明了《春秋》所延用的周正内里是包含了夏正与殷正。

 

用周正,编年纪实系在鲁国上,以鲁史为经,以他国之史为纬,不免存在“王鲁”的因素或倾向,无怪乎公羊家以“王鲁”解释《春秋》与孔子修《春秋》之意旨。

 

换言之,《春秋》用周历,周历内含夏历、殷历,夏为人统、殷为地统、周为天统,三统统于《春秋》,通三统而大一统。以周之一统为大,而鲁承继周,诸国历史系在鲁国历史上,有合于“王鲁说”。

 

四、董子“王汉”说

 

董仲舒言,“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三统循环,继周者当为鲁,王鲁也。而依据董仲舒的阐释,固然不错,但颜色涉及的是“五行”,引入“五行”就要考虑五行之间的生克。

 

《春秋繁露》中以“五行”命名或与“五行”相关的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数篇,此见董仲舒对“五行”的重视。“三统循环”与“五行生克”是解释王朝更迭的两个系统,两相结合不免存在冲突和矛盾。

 

夏尚黑,黑属水,殷尚白,白属金,周尚赤,赤属火,水克火,火克金,金却不克水,不符合三统循环、文质相复。如是,“三统”与“五行”必须分别看待,尽管“三统说”中含有颜色替换的向度。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构建了一套繁复的“五行系统”,其中有三次提到了“火”与“本朝”的关系,分别是《五行相生》中“南方者火也,本朝”;《五行相胜》中“夫火者,本朝”;《五行顺逆》中“火者夏,成长,本朝也。”

 

本朝即是汉朝,董仲舒以为属火德。汉朝到底属于哪一德,汉人本身也争论不休。《史记·历书》记载,汉初沿袭秦历,秦属水德,汉亦水德;至文帝时,公孙臣认为汉为土德。水德、土德,加上董仲舒所说的火德,就有三种说法。汉为哪一德,关乎汉王朝继承哪一统,通俗地讲就是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

 

秦属水德,尚黑,以“五行生克”论,继秦之汉当为土德,土克水,尚黄。这与董仲舒所说的汉为火德相抵牾。同理反推,既然“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那么继承周的就应该是尚黑的秦,从历史看,继周的本来秦,而经文写“王鲁,尚黑”,如何解释?

 

秦人世代居住于偏远的西陲,了解和运用“五行说”却甚早。秦襄公始祭白帝,德公祭青帝,灵公祭黄帝和炎帝,始皇之时更有人论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殷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变周当为水德。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五德终始说”本由战国齐人邹衍所创,邹衍颇有声名,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以至于司马迁感叹道:“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邹衍之学说也因之而流布甚广,始皇采用也在情理之中。与“五行”相配,秦国采用颛顼历,颛顼历建亥,以农历十月为岁首。

 

建亥与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有本质不同。清人提出“改正亦改时”,学者对此作出解释,认为清人的意思是四季的时间会随着改正而变化。[31]此说明显有误,混淆了月建和农历。

 

建寅、建丑、建子、建亥,是说岁首、新年从哪一个月开始,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岁首的变化而变化。

 

建亥的颛顼历,《春秋纬·命历序》说颛顼部落共传20世,计350年,《易纬·稽览图》又说传了500年,孰是孰非,不知究竟。秦本为颛顼帝之后,颛顼帝绝地通天,创制了颛顼历,以此来说,秦或许一直延用颛顼历。

 

秦一统天下之后,颛顼历变为天下的通行、通用历,尚黑之风、礼仪制度仍然不变。秦的做法,很显然,并不符合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所言:“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与,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

 

显然秦人只知或只用“五德终始”说。董仲舒、何休为汉人,论“王鲁”,除了推原孔子作《春秋》之旨意,也是在为汉王朝正名。刘邦建立汉朝,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相对于夏殷周秦四代来说,刘邦出身低微,并不像之前的朝代,它们都是通过几代、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而建立。因之,如何解释刘邦、汉王朝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汉儒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王鲁”,公羊三世说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其国”指鲁,鲁就是夏,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32]“王鲁”即是王华夏。

 

秦处西陲,历来被中原各国视为西戎狄仲,故而董仲舒论“三代改制”特别论及: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王鲁”于董仲舒、何休等汉人而言又具有了时代意义,“王鲁”“王(华)夏”同于“王汉”。

 

汉继秦而起,继承了秦的制度,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汉朝的建立者无尺寸之地、无累世之功,最终却夺取了天下,这与三代据德尚仁享有天下者截然不同。如何处理和解释秦汉两朝的代继成为汉儒念兹在兹的问题。

 

秦国、秦朝知晓“五德终始”之说,但不知“三统循环”“文质相复”之说。依据董仲舒、何休等汉人的看法,秦并天下后,正朔、服色等皆未变,凡此诸种不合天道。而论定汉代秦而起时,董仲舒认为汉本是上接三代,至于以汉朝为火德,则是他给出的一种说法。

 

换言之,董仲舒明确区分了“五德终始”与“三统循环”。毕竟,两套解释学说本就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尊奉汉朝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注释:
 
[1]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4-186页。
 
[2]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4]详参申屠炉明:《论何休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齐鲁文化研究》2011年第10期;施婧娴:《孔广森〈公羊通义〉“王鲁说”考辨》,《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5-156页。
 
[6]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0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3-276页。
 
[8]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9]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12]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2页。
 
[13]曾亦、黄铭:《春秋公羊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页。
 
[14]参见殷慧、张子峻:《“宗周”抑或“黜周”——<论语>“吾其为东周乎”“吾从周”析论》,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2016年第3期,新星出版社。
 
[15]潘雨廷:《易学史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页。
 
[16]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9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1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41页。
 
[19]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123-1124页。
 
[20]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9页。
 
[21]潘雨廷:《易学史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22]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6页。
 
[23]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186页。
 
[24]《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9—2082页。
 
[25]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0页。
 
[26]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页。
 
[27]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8]《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1页。
 
[29]曾亦、黄铭:《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3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1]曾亦、黄铭:《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32]《左传正义》,杜预注,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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