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在特区修一条国学路——访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

栏目:当代儒林
发布时间:2020-10-29 23:21:15
标签:景海峰
景海峰

作者简介:景海峰,男,西元1957年生,宁夏贺兰人。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熊十力哲学研究》《诠释学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的当代探索》等,执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文化与传播》等。

在特区修一条国学路

——访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景海峰

文字 : 杨琦 张少华 洪梓霖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来源:《深圳大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九月初九日辛丑

          耶稣2020年10月25日

 

人物介绍·

 

 

 

景海峰: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1991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明裕”访问学人;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现任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国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南下深圳三十五年拓荒者

 

“跟我去深圳吧。”1985年初,当时正在援建深圳大学的汤一介向学生景海峰发出了南下的邀请,“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汤一介先生于1984年成立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就这样,景海峰跟随恩师来到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来到了深圳大学。那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五个年头,景海峰27岁,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

 

先从北京搭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转站到深圳下车,两千多公里的路程,景海峰终于到达了深圳。在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稍显简陋的罗湖站吞吐着经济特区日渐增多的客流量。他记得罗湖站当时“搭了一个铁皮棚,售票处和出站口也是临时设置的”。

 

深圳大学由于校区初建,各种设施亟待完善。教工宿舍只有几栋,刚搬来的老师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要住上三家人。“这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对于我而言总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景海峰微笑着说。

 

当时经济特区的概念还很新,时值潮头,带着点“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而这片方兴未艾的土地也亟待一群实干创新的力量来建设和发展。景海峰回忆道:“那个时候,初来深圳的人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振奋感,觉得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对未来充满各式各样的向往。大家聚在一起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争着说要怎样怎样,想法都很宏大,这样一种集体情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988年摄于研究所资料室(左二为景海峰)

 

修国学路成如容易却艰辛

 

1984年秋,深圳大学打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面“国学旗”,展现了极大的文化抱负,也被赋予了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上世纪80年代,海外、港澳的学者要走陆路来内地,深圳是必经之地。依托经济特区的优势,背靠时代浪潮,在成立之初,国学研究所就和香港的几所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邀请港大、港中大的教授前来交流讲学;他们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当时国家教委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合办了两届“中国学”研讨班,请来像饶宗颐、刘述先、赵令扬、杜维明等港台学者,交流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情况。“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初次接触到外面的情况,很觉得新鲜。”景海峰说。领时代之新潮,开风气之先河,深圳大学国学所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上深深刻下一笔。

 

国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每年就有三四万块钱的购书经费拨给研究所资料室。景海峰打趣说:“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那时候书的定价都只有几毛钱。”大批的港台书、学术资料进入到学校。“这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正是这批资料让我们开始对1949年以后的港台、海外学界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景海峰说道,“到1989年,资料室已经有了3万册左右的藏书,其中一大批是从北京琉璃厂购买的古籍,也有一些内陆学者捐赠的图书。”

 

 

 

景海峰在国学院办公室接受校报采访

 

到了九十年代初,深圳在经济发展上一往直前,而文化的发展却稍显落后了。一同陷入沉寂的还有国学研究所。当初的创建者相继离开了深圳,只剩下景海峰一个人。直到1998年景海峰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归国后,国学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以“文化沙龙”的形式复苏,国学星火重燃,于无声处,惊雷四起。2004年,国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景海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传薪集》,取意薪火相传。在他看来,国学之火不应也不能够熄灭,它会在华夏大地上,在民族热血中,代代相传。

 

开放并包国学路任重道远

 

功利化思潮席卷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一些和现实生存有直接关联的事物。植根于传统经典的国学,这种带有人文关怀和精神祈向的文化都面临着挑战。在景海峰看来,国学面临的可能不是复归的问题,更可能是重新置入的问题,国学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国学要有一个新的形态,这是一种活的姿态,不断生长、适应,而它的内核又是不变的,这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景海峰说。近代以降,国学经历了西学冲击,经历了被批评被否定的过程,再到中西融汇,吸纳外来的先进思想,如今,国学迎来了新的时代——既保留主体性,又批判接纳传统与西方文化。景海峰认为,这是当今儒学应有的发展方向:对外顺应全球化浪潮,开放包容;对内承古起今,并激发国人心中的文化情感。“就是说,新的国学的承载方式是人心,每个人都应该发自内心地热爱并去传播这种文化。”

 

 

 

景海峰在2020年中华孔子学会

 

从最早召开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到后来连续主办多届影响广泛的国际儒学大会,再到参与《儒藏》编纂工程……景海峰觉得,这些于国学复兴而言只是一种助力,让国学活动形成品牌效应才是重中之重。所谓的品牌效应不只是为了唤起国人的共鸣,更是能向其他国家讲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

 

在今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景海峰就提出:“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科技文化,它是一种软性的力量,其特有的柔韧性和包容度,更适合思考当代社会的很多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内涵和无声的效能更具有民族特色,是对人类共有精神世界的丰富。国学的复兴和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景海峰认为,儒家是用生活理念去理解终极意义,如何将儒家精神贯彻到自身,如何“知行合一”,这是古代儒家就面临的问题,他希望在国学现代化转型期能回答和实现。

 

 

 

景海峰在2020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言

 

转眼三十五年过去,深圳已然成为景海峰的第二故乡。“所以深圳大学对我而言,不是我可以观照的对象,而就是我自己。”他见证了深圳大学的成长,也感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腾飞。景海峰认为深圳是一座时刻在进步的城市。在深圳的这些年,他时刻感受着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的生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时刻活跃,他在时代前沿探索,追问并思考着国学的现代化转型,以期发出不同的声音。

 

“改革开放几十年,深圳在经济领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有很多创举。那么现在文化创造的重担也历史地落在了深圳的肩上,因为深圳是中国向世人展示新文化的窗口。我想深圳应该在这方面有一种气度,有一种担当,有当仁不让的情怀。”景海峰说。

 

 

 

景海峰赠言深圳大学报

 

人文学院哲学专业讲师臧勇:正如景老师在采访里所说,深大不是他关照的对象,深大就是他自己——这是一位创业者回顾跋涉路程的肺腑之言,正是这批先驱者的脚踏实地与自强不息,才有了深大今天的成就与模样。不只是国学所的发展,整个人文学院文史哲学科的建设成型,也是他们心血的结晶,而这一结晶也为深圳特区的人文精神建设与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良多。“筚路蓝缕,前人既开其先;发扬光大,我辈宜善其后”,他们身上的那种广博、包容、沉稳、耐心的品质,和富有前瞻视野与探索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后来人薪火相传,把前人开创的道路拓宽光大。

 

2016届国学班罗婉:提起景院长,眼前首先浮现的,一定是一位儒雅的学者形象。无论何时,他总是笑眼盈盈、温文尔雅,令人如沐春风。犹记七年前国学班赴山东访学,临别前晚大家于宴席上畅谈哲学、人生、理想,兴高之处学生与老师们举箸击盂、对酒当歌,景院长也全无架子,与我们唱作一片,像孩童般天真可爱。时至今日已然步入社会多年,忆起这些国学班就学的日子,还时时感动与感念。

 

2019届人文学院研究生华叶田:如果问最初入学的我,我会说景老师是一位严谨且严肃的学者,在我跟老师读研时,和老师联系不算太多。读博之后,或因年岁见长,也可能是因为是最后一年,反而和老师亲近了许多,保持着更多的联系。师门聚会时老师会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我们开玩笑,同学生打成一片。时至今日我仍愿意说老师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严肃专业的学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位温和亲切的长辈,我为我的学术旅途中遇到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幸运。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