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阳明学“心意知物”问题研究工作坊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

撰文：由美子

来源：主办方供稿

2021年1月22日下午，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和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阳明学“心意知物”问题研究工作坊召开了线上研讨会。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围绕阳明学的“心意知物”问题展开精彩讨论。

本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王格副教授主持，会议首先由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张雄院长和人文学院哲学系刘静芳教授致辞。张院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如何立足于当代中国，在现代社会创造价值，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刘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阳明学“心意知物”问题与禅学密切相关，和禅学相比，阳明对“意”有正面肯定，且不同于佛学将“意”与“行”（无明）关联，阳明将“意”与良知（明）关联。

开场致辞结束后，研讨会进入论文报告与评议讨论环节。本次会议研讨分为五场，第一场的发言人为中山大学傅锡洪副教授，评议人为武汉大学廖璨璨和上海财经大学刘旻娇。傅锡洪作了《两种“正心”，两种“四句教”》的报告，他指出阳明思想中存在着两种《大学》“正心”诠释和两种四句教，两者在总体上具有严格对应关系：阳明平时所讲的四句教是针对普通人而言的，其对应的是不可以实施正心工夫的《大学》诠释；定本四句教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夫进路，其中针对上根人的为学进路（即龙溪首次提出的“四无”）才是阳明所谓“天机”，其对应的是《大学》“体当自家心体”的正心。阳明在两种对应解释中自由转换的关键是“即用是体”的思路。

随后的评议与讨论环节同样精彩纷呈。廖璨璨的评议指出，该文强调阳明“即用是体”思路，这对四句教前两句“心”“意”关系的理解非常重要。但若将“意”以体的发用来讲，可能会对“意”之动与“意”本身的关系讨论带来新的困境。

刘旻娇在评议中指出，该文以定本四句教是从“用”的层面上进行探讨的观点，很好地提炼出阳明提出四句教的目的。但若仅仅采取“即用是体”的讨论思路，如何在工夫思辨上解决全善的体与具体的善之间的鸿沟，是一个难题。

苏州大学朱光磊认为，以“即体即用”揭示心之本体，可能会与王龙溪以“无善无恶”解释心之体引发同样的问题，即难以区分阳明学与佛老之间的界限。因此，或许可通过“有善有恶”来调和这两种解释，即以“有善”涵摄先天本有、自然而然的工夫。

第二场研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锦枝副研究员担任发言人，清华大学屠凯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格担任评议人。张锦枝在题为《阳明良知教确立后意论的变与不变》的报告中认为，阳明良知教确立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随着对良知体认的纯熟，其意论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大学》心意知物的次第到最终确立良知教后，改为心知意物的论述序列，知由意显变为意由心定。但是，良知学的发展和意论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知之已发说导致了知行不一，知的本体地位提升导致意在心意知物序列中的凹陷，四句教中心与意在有无善恶问题上产生分裂。张锦枝认为，意的涵义必须析出作为第二层涵义的无意之意，才能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

屠凯评议指出，该文认为阳明将“心意知物”统一，可能会引发正心、致知、诚意、格物同一的问题，继而产生阳明是否放弃了训“格”为“正”的疑问。并就“未发”和“主宰”之间的紧张以及“主宰”是什么、“诚意”的意涵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王格在评议中指出，该文将“心意知物”到“心知意物”次第顺序的变化理解为“意”的两层含义，分辨非常清晰。但从阳明到刘宗周之间对“心意知物”的讨论大致有着由强调“心”到强调“意”的转换，这意味着阳明“心意知物”次第变换中或许有其讲学重点不同的考量：即阳明晚年标榜致良知，必然会导致将“知”放到“意”前。

同济大学陈畅在讨论环节指出，该文探索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思想发展线索，对阳明从“意之明觉处”到“明觉之感应”思想改变之讨论尤其精彩。同时，他分享了《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可能是引自阳明《古本<大学>旁释》中的一条文献：“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并指出若此推测成立，则意味着阳明把“知”提到“意”前，早在致良知教确立以前。

第三场研讨的发言人为同济大学陈畅副教授，评议人为苏州大学朱光磊和上海财经大学吴晓番。陈畅作了《阳明学派“物”的哲学建构——以四句教伦理困境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陈畅认为，阳明四句教指示出独特的“心意知物”结构关系，其目的是令良知作为推动社会伦理与政治革新的积极力量。良知发用流行的秩序就是物的秩序，亦即社会伦理与政治世界的秩序。这一特质导致了四句教的伦理困境，其流弊是良知以“情识”“玄虚”的形式出现，对“物”所代表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晚明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对“物”哲学结构的新思考，代表着阳明学派对于四句教伦理困境的独到解决：一方面提出心学的气学进路，将物从良知的附属地位（知之所照）中解放出来，确立事物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物犹事也”基础上提出“事”的哲学，在“事”的场域中实现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平衡，通过事的客观性对治良知学的虚无放肆流弊。

朱光磊在评议中指出，蕺山学不论是偏于主体的性体，还是偏于万事万物的理则都由“意”开启，若念念昏沉，将无法获取“事”或“物”的客观性。因此，蕺山气学是否能彻底地建立“事”或“物”的独立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吴晓番的评议指出，如果该文判教成立，刘宗周和黄宗羲的“物”的哲学建构可能会从阳明学本身“心意知物”对“物”的讨论脉络，走向整个中国哲学大脉络中道家对“物”的讨论领域。若从四无教的角度来看，该文提出的四句教伦理困境可能未必存在，因此需加强“四有”“四无”对良知心体先天维度的讨论。

在讨论环节，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首先对阳明学“在心上做工夫”的含义发出疑问，认为这不仅是阳明学内部的问题，还关乎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傅锡洪对此作出回应：“在心上做工夫”指的是在本体（心或者是性）上做工夫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本体所要解决的是当下行动的标准是什么和动力是什么的问题。朱子认为性在时空之外，因此无法在性上做工夫。阳明以心为本体，具有着直接性和冲突性特征：一方面是良知当下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给我们提供方向的指引；另一方面是非同时也是好恶，给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动力，使之可以完成。

第四场研讨的发言人为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陈椰和上海财经大学朱璐担任评议人。张天杰作了《晚明清初心意之辨的多元展开》的报告。张天杰对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和《续困勉录》收录晚明清初诸儒之说所涉及的“心”“意”以及“诚意”章主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探析。他指出陆陇其等尊朱子学者在辨析心意问题时，常以王阳明“四句教”为参照，对阳明学既有批评，也有认同。因此不论朱子、阳明，也不论是讲义还是《四书》类时文评，只要是观点有一定新意，陆氏就尽量收入《四书讲义困勉录》中，并依照《四书章句集注》次序编排。《四书讲义困勉录》就《四书》研究之文献以及文献之辨析而言，极有价值，特别就保存大量散见或失传的《四书》类著作或《四书》类时文评等来说则更为难得，值得《四书》研究加以重视。

陈椰评议指出，该文引用的诸多时文评注材料带来了很大启发，时文选评类著作对《四书》诠释研究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陆陇其精心收选了许多前人对修身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条文，可见除了知识意义上的综合和鉴别以外，也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评价他。由此，研究清代儒者或许可从修身之笃实与对科举应试的影响两方面，评价其在儒学史上的贡献。

朱璐在评议中指出，陆陇其的后阳明时代研究中的“后”，或许不仅是时空上的“后”，还是有着西方哲学反思意味的“后”。朱璐还就地域思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未来合作的可能与设想。

第五场研讨的发表人是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博士，中山大学陈乔见和上海财经大学刘静芳担任评议人。郭美华和高瑞杰在题为《道德生存与天命的分离与融合》的报告中，以朱子和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的不同诠释为切入点，讨论了天命与道德生存的关系。两位学者认为，孔孟在道德生存与天命之间的复杂与紧张，其分离与划界的维度，在后世的展开中，走向了将道德生存融入天命的“天人合一”式理解；而以这种预设的某种道德本质或者道德原则来探讨儒学，实则消解了人自身的鲜活生存。因此，如何走出朱熹和王阳明以及牟宗三等为典型的“天人合一”或“心、性、天一理”的进路，重新掘发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中的道德生存论意蕴，释放出活生生的人自身，依然有待于探讨。

陈乔见在评议中指出，孔子对人生的理解不只局限于道德，而孟子则将天命归为“求之外者”排除在了人的道德之外，因此谈论孟子的性善论应当回归孟子本身来讲，而非从宇宙论上的“天”来讨论。该文的道德生存和道德主体性两者的表述应当存在区分，而且若仅从“尽心知性知天”来讨论，无法证明孟子的道德生存论中“天”仍是根基。

刘静芳评议指出，该文探讨了孟子本身、朱子以及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的诠释，但缺了《中庸》、思孟学派的一环，很难厘清道德生存与天命之间的关系。在“性”的问题上，《孟子》与《中庸》、思孟学派极为不同：孟子从心讲性，性是共同原则的主体意识；但《中庸》之性是共生之生，朱子以理解性，与《中庸》保持一致性，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讨论此前我们所提及的道问学和尊德性，大德和小德，公共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环节，刘旻娇特别指出，儒家的“知”既不等于西方认识论的“知”，也很难等于道德认知的“知”；儒家以天来讲普遍道德视域，但“天理”的概念本来就是活泼的，包含了差异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形上学的本质、实体的思想。因此该文所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体判断先于普遍本质的态度，或许还需商榷。另外，将孟子“天人相分”是否能够真正解决普遍性对个体的僭越，也是一个问题。

最后，王格以《“天泉证道”的时空展开：地域、历史与思想》为题作小结发言。他认为，阳明学中“心意知物”的问题来源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而最终集中表现于“天泉证道”中。这一问题早已经跨出了原本的地域性讨论（姚江——绍兴——浙江——江南），正如在今天这个“天涯若比邻”的网络时代，身在各地的学者一起讨论这一议题。“心意知物”问题不仅是哲学史的问题，其中的概念辨析也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这在当代具有独特意义。最后，研讨会在王格分享的阳明后学周汝登《中秋大会天泉桥》一诗朗诵中落下帷幕。本次阳明学“心意知物”问题研究工作坊圆满结束！

《中秋大会天泉桥》（1601年） 

明·周汝登

天泉桥上集群英，风拂罗衣鼓瑟声。

证道百年人未散，赓歌千古月常明。

同逢令节应非偶，一扫浮云若有情。

不到此中谙此兴，男儿几已负平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