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倭妥玛的文庙书写

作者：王燕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1879年，英国驻华领事、汉学家倭妥玛在上海出版了《文庙祀位指南》，这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孔庙祀位专著，在孔庙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著辑录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间得以奉祀孔庙的历代名贤的生平与著述。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倭妥玛其人其作缺乏研究，致使这部孔庙研究的煌然大作湮没不闻。本文系统考察了倭妥玛的在华经历与汉学成就，研究了《指南》的文献来源和主要内容，分析了该著的行文特色与学术影响，这对于拓展孔子研究格局、了解孔庙文化西传谱系等都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关键词：  倭妥玛; 《文庙祀位指南》; 孔庙; 祀位; 

作者简介：王燕，女，1973年生，山东邹城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海外汉学。

1879年，英国驻华领事倭妥玛（Thomas Watters，1840-1901）在上海出版了《文庙祀位指南》（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这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孔庙祀位专著，在孔庙文化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者在“序言”（Preface）中说：“本著旨在胪陈孔子奉祀者的姓名，简要评论他们出生和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各自的著作。”【1】该著辑录了177位清代同光年间得以奉祀文庙的历代名贤的生平与著述。重要的人名、地名、作品等均在括号内以中文标出，成为当时罕见的中英文合璧著作，由拥有近代先进印刷设备的上海美华书馆印制而成。

倭妥玛在华30年，既是领事官、汉学家，也是东亚文物收藏家和捐赠者，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中国儒释道研究方面用力之勤、著述之多令人感叹。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其人其作缺乏研究，致使这部孔庙研究的煌然大作湮没不闻，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契机。本文系统考察了倭妥玛的在华经历与汉学成就，研究了《文庙祀位指南》的文献来源和主要内容，分析了该著的行文特色与学术影响，这对于拓展孔子研究格局、了解孔庙文化西传谱系等都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一、倭妥玛的生平与汉学成就

倭妥玛，汉译名又作瓦特斯、多马华脱、沃特斯等。1840年2月9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邓恩郡（County Down)，1857年进入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Belfast），成绩优异，学业突出，1861年获得学士学位，翌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12月通过中国领事馆考试，第二年被派往北京担任译员，在天津、牛庄、芜湖、宜昌、福州、汕头、广州等多个领事馆任职。1895年4月1日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休。退休后居住在伦敦西部的伊灵地区（Ealing），作为“皇家亚洲学会”成员，积极参与学会活动，直至1901年1月10日辞世。

关于倭妥玛的生平及著述，本文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以下两篇文章提供的线索：一是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撰写的倭妥玛讣告，该文1901年首刊于《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sh and Ireland)，1904年转载于倭妥玛英译的《大唐西域记》（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2】二是1901年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在《通报》（T‘oung Pao）上为其撰写的个人简介。高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倭妥玛很可能在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F.Wade）和理雅各博士（Dr.James Legge）去世后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他对中国的儒释道问题都有研究。”【3】这些都是研究倭妥玛生平及著述的第一手资料。

倭妥玛在中国领事馆工作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阅读广泛，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知名刊物发表多篇文章。不少文章后来结集成册，独立出书，先后出版了5部著作，广泛涉及中国语言、日常生活、儒释道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4】。

在自然科学史上，倭妥玛之名曾被命名为一种云雀，信息来源于台湾的“高雄俱乐部”（Takao Club）网站，该网站为倭妥玛创建了专门词条，原因是1865-1866、1876-1877、1880-1883年间，他曾在台湾府、高雄、淡水等地任职【5】。在他之前，台湾府前任领事是著名博物学家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郇和利用职务之便，实地考察了中国南方尤其是台湾岛的自然生态，成为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最早系统分类著录台湾岛生物的举足轻重的人物6。郇和离职后，倭妥玛继续帮他提供台湾岛上的鸟类标本，为了感谢他的支持，郇和以“倭妥玛云雀”（Alauda gulgula wattorsi）命名伯灵科“小云雀”。这种云雀在现代学者张万福所著《台湾鸟类彩色图鉴》（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Taiwan）中依然可以查见【7】。

倭妥玛对台湾鸟雀的观察催生了他的处女作，1868年，倭妥玛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名《中国人关于“鸽”与“鸠”的观念》（Chinese Notions about Pigeons and Doves）【8】。文中多次提及郇和，显然是受到了他的影响。但在治学伊始，倭妥玛就不像郇和那样太过依赖田野调查，他另择蹊径，别开生面，显示了一个人文学者特有的文化素养。他的文章中英文合璧，引经据典，辨析字义，《尔雅》《诗经》《荀子》《左传》等典籍中的故实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文献之丰富，推理之谨严，令人叹为观止。

1873年倭妥玛在同一刊物发表的《中国狐狸神话》（Chinese Fox-Myths）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意的依然不是从西方物种学的角度给中国的狐狸进行编码和归类，而是结合《本草纲目》《渊鉴类函》来理解狐与狸的字义，同时根据他对福州当地“狐仙庙”祭拜的观察，以及《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中的“狐仙”故事，努力提炼出中国“流行的关于狐狸的观念和传说”。在理论方面，则借助当代著名英国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理论，从“文化遗留”（survivals in culture）的角度解释“这些幻想形成的哲学基础”【9】。

1870年，倭妥玛在福州领事任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老子哲学研究》（Lao-Tzǔ，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对于老子生平及其《道德经》做了文献辨析与理论阐释。他自知这是一个小众话题，问题本身“艰涩而深奥”，这种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使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深邃而非凡的学术眼光。他在开篇“导言”中指斥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年）等欧洲学者对老子存在的诸多误解，主张应将老子本人的学说与后世道教的教义区别看待。他通过《史记》《孔子家语》等汉籍中的相关记载描述了老子的一生，认为语言的古老、表达方式的暧昧、讨论主题的难以言明，是造成《道德经》文意晦涩的主要原因。他胪陈了古往今来的十多种《道德经》注本，探讨了老子的核心观点、政治信条与伦理观念，以及孔子与老子在这些方面的相通性。他的不少观点放到今天也具有启发性。比如，他认识到老子之“道”的复杂与自足，认为不能以西方的“道理”（Raison）、“逻各斯”（Logos）等术语代替老子之“道”，因为这样做不但言不及义，而且还相当荒谬。他尝试以广义的“自然”一词理解“道”之本体，在接纳老子哲学回归自然的一面的同时又深刻地指出：“老子的哲学显然是一个伦理或者说是政治伦理体系。他所有的教义都是为了使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个体，同时也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成员。”【10】

对于19世纪的汉学家来说，为了学习汉语，编著一本汉语教材几乎是个惯例。倭妥玛的相关著作在他辞世前两年才面世，这就是189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随笔》（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这不是一部简易的汉语教材，而是一部学术论著。对他个人而言，这部作品酝酿了25年之久，显然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该著系统整理了西方人的中国语言观，全面介绍了历代中国的语言学著作，探索了汉语的起源，以独立章节分析了汉语中的感叹词和拟声词，对与生、死相关的字词也做了汇总。全书最具独创性的内容在后半部分，其中一章钩沉了汉语中的外来词，一章研究与“道”字相关的汉语词汇，最后两章分析佛教对于汉语的影响。整体看来，这部著作对于研究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语言观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可惜至今乏人问津。

1896年，倭妥玛出版了《中国现代日常生活故事集》（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这是一部带有纪实性色彩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在“序言”中说自己旅居中国三十余年，往来穿梭于内陆城市与沿海岛屿之间，在路边、桥头与当地人交谈时听说了许多故事，讲故事的人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既有医生、教师，也有商人、农夫，作者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以细腻的笔触重述了这些道听途说却又不乏真实性的故事。其中，《一个官员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Mandarin）讲的是一个权势显赫的官员如何厌倦了官场生活而出家为僧的故事。《忠诚的丈夫》（The Constant Husband）写的是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久久不能释怀，经常到妻子的坟头哭诉家中的事情以及对她的思念。倭妥玛说，虽然自己无法用英语再现汉语表达的生动凝练以及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但是，公正的读者也许会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在某些中国人的性格中有许多外国人认为不可能有的可亲可敬的美好特点。”【11】

倭妥玛辞世后三年，“皇家亚洲学会”出资为他刊印了译稿《大唐西域记》，1904年、1905年合计出版两卷。该书由英国著名巴利文研究专家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和汉学家卜士礼整理出版。戴维斯在“序言”中说，《大唐西域记》之前的一个译本错误频仍，熟悉巴利文和梵文的倭妥玛是最有资格纠正这些错误的人。同时，他说：“倭妥玛的英年早逝是历史科学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罕见的精神品质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了最有资格评判他的人的钦佩，他的个人品质也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爱戴。”【12】卜士礼在介绍译者时说，倭妥玛为《大唐西域记》中所有的梵文地名与人名提供了一个详尽的中文索引，所有对佛教传说和印度古代地理感兴趣的人都急切地期待这部著作的问世。

除了领事官和汉学家，倭妥玛还是一位收藏家。1887年至1888年在朝鲜担任代理总领事（Acting Consul General in Corea）期间，他收集了不少东亚文物。1888年返回英国时，他将这些文物捐赠给了英国两大博物馆，其中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官网显示倭妥玛赠品总计44件，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lbert Museum）官网显示倭妥玛赠品总计31件，台湾岛和朝鲜半岛藏品或许是最早进入这两家博物馆的文物，对于研究19世纪东亚社会生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13】。

二、《文庙祀位指南》的文献来源与主要内容

通过生平经历与汉学成就的学术梳理，不难发现，倭妥玛在华三十年，前后出版5部著作，还为英国博物馆捐赠了近百件藏品，这是关于他的最初印象。根据时人记载，来华同侪提及他时，常用勤勉、谦恭、慷慨大方、与人为善等词描述他，结合其生平著述，这些品质似乎不难得到印证。就此而言，他对中国儒释道问题的广泛研究，以及对中国知识所保有的那份持久的好奇与热情，是他撰写《文庙祀位指南》的初心与动力，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孔庙祀位这样一个枯燥而琐碎的问题，在他笔下竟然可以敷演成一部煌然大著。

《文庙祀位指南》主要由“序言”（Preface）、“说明”（Note）、“导言”（Introduction）和“祀位”（The Tablets）四部分内容组成。开篇“导言”涉及四方面内容：一是“文庙布局”（Outline of the Temple）。他说中国各州县都有孔庙，格局一致。由南而北，他依次介绍了文庙的泮宫、黉墙、状元门、棂星门、泮池、圆桥、宰牲亭、官厅、大成门、戟门、西庑、东庑、丹墀、月台、大成殿、崇圣祠和文庙旁边的文昌庙等典型建筑。二是“历朝祀典”（Historical Sketch）。作者历数了历朝皇帝对文庙的祭拜或重建，从鲁哀公致祷、汉高祖以太牢祭祀孔子，讲到顺治谕令各州县设立孔庙、康熙重修阙里及亲临孔庙等重要历史事迹。三是“文庙释奠”（The Worship Offered in the Temple）。他说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此前对于释奠过程曾做过详细介绍，本著无需赘言，故而补充了丁祭时间、参加人员、祭坛祭品、乐章舞容，以及“干舞”“文舞”的历史渊源等。最后的“总论”（General Remarks）指出，文庙奉祀人员主要来自孔子门徒、孔子学说的发展者、古代经典的保存者、传播者和解释者，以及其哲理的推广普及者，还有那些在生活中践行了儒家人生准则的贤哲。

孔庙祀位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种结构存在，不需要太多阐释与想象，因此，找到倭妥玛所用汉籍文献的资料来源，是研究其译介与理解的首要之务。《文庙祀位指南》的“说明”提供了该著的文献来源，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文中资料主要参考了1824年出版的《圣域述闻》和1872年再版的《文庙祀位》，《文庙祀位指南》的英文书名“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明显来自后者。倭妥玛没有提供二著的作者，实际上，前者出自清朝黔阳县教谕黄本骥之手，后者出自礼部尚书倭什珲布、大学士祁寯藻等人之手。而今方便找到的相关版本乃咸丰二年（1852）重刊的《圣域述闻》和同治八年（1869）出版的《文庙祀位》。前者所叙孔庙奉祀人员资料详实，内容丰厚；后者著录奉祀人数虽然更为齐备，但只著录人名和奉祀年份，内容简略，对于具体人物的描述来说几乎毫无价值。以下借助表格全面统计一下《文庙祀位指南》著录的所有人物。

从以上列表可以看出，在孔庙奉祀人员著录方面，倭妥玛的《文庙祀位指南》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清代孔庙以奉祀人员众多、祭祀规制森严著称于世，孔子正位及各级奉祀人员牌位依序排列，不可僭越。《文庙祀位指南》共计介绍了孔庙奉祀人员一百七十七人，大致分配在两处：一是大成殿奉祀人员，包括正位孔子、四配、十二哲、七十九位先贤、六十五位先儒。文末还补充了即将奉祀孔庙的有清一代名臣张伯行。二是崇圣祠奉祀人员，包括五位正祀、五位先贤、五位先儒。

第二，在奉祀人数上，《圣域述闻》共著录一百六十五人，较之《文庙祀位指南》，缺少公孙侨、公明仪两位先贤和毛亨、许慎等十位先儒【14】。《文庙祀位》共著录一百七十九人，较之《文庙祀位指南》，多出大成殿先儒刘德和辅广，两人分别于光绪三年和光绪五年奉祀孔庙，书中并没提供其他信息，这或许是倭妥玛略去二人的主要原因。对于光绪四年奉祀孔庙的张伯行，倭妥玛在文末专辟一节介绍他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崇尚儒学、驱逐传教士等事迹，对他的著作《居济一得》《濂洛关闽书》等也做了详细著录。由此可见，对于奉祀人员，倭妥玛追求的是野无遗贤，能收尽收。

第三，在著录顺序上，孔庙正祀牌位，坐北向南，奉祀人员，分列两侧。一般文献著录奉祀人员时，通常先叙东侧贤儒，再叙西侧贤儒。而《文庙祀位指南》则不分东西，左右两侧交叉推进，顺序与《文庙祀位》基本一致。这种安排有利于呈现奉祀者地位之主次、朝代之先后，避免了《圣域述闻》依照先东后西的顺序带来的先讲欧阳修而后及韩愈的尴尬。这种调整对于倭妥玛而言应该是有意为之，因为他根据西历纪年大致推测出了奉祀人员的生卒年，依照朝代先后叙之自在情理之中。

第四，在人名著录方面，倭妥玛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学者特有的小心谨慎，典型例子莫若“郑玄”之名的著录。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玄烨”之名，《圣域述闻》《文庙祀位》等汉籍在提及“郑玄”时均作“郑康成”，而《文庙祀位指南》却直接著录了“郑玄”之名。倭妥玛解释说：“‘郑玄’牌位上刻的是‘郑康成’，因为‘玄’或‘元’是皇帝的名字，不能用。在书中，我们发现‘玄’字经常被代之以‘元’字，然而，如上所言，‘郑玄’主要以其字‘康成’著称于世。”【15】他的博学多识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文庙祀位指南》提供的文字信息当然不可能完全准确，尤其是他习惯根据西历纪年推算奉祀人员的生卒年，如此换算，难免出错，但这自然不能全都怪罪于倭妥玛。胡适在提及《圣域述闻》中孟子生卒年时就曾说过：“此年谱大不可信。古代史传均不言孟子生死年月，而《圣域述闻》言之确凿如此何也？”【16】此外，《文庙祀位指南》书末所附“勘误表”虽更正了该书的大部分错误，但书中还是有个别问题存在，比如，“扬雄”写作“杨雄”；王安石之子“王雱”之“雱”，当读作“pāng”，倭妥玛误作“Yü”；“壤驷尺”亦作“壤驷赤”，括号内的汉字“赤”字漏写。然而，整体看来，类似文字方面的错误屈指可数。

三、《文庙祀位指南》的行文特点与学术影响

《文庙祀位指南》面世已近一百五十年，而今重提该著，有必要结合具体个案展示其行文特色，方能真切体察作者的匠心与该著的价值。

首先，《文庙祀位指南》对于著录的一百七十七位奉祀人员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大成殿内奉祀的孔子、四配、十二哲这十七人总共用了三十四页，每人约占一两页。东西二庑供奉的先贤和先儒则判然有别。七十九位先贤用笔最简，总共不到四十页，甚至出现了县成、廉洁等七人共用一页的情况。不计文末补充的张伯行，六十五位先儒用笔最繁，每人约占两三页，总共用了全书的近半篇幅。概而观之，在奉祀人员的介绍上，《文庙祀位指南》行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轻孔子而重从祀”；二是“轻先贤而重先儒”。

孔庙内奉祀人员，除了正祀孔子，其他人员都是从祀。倭妥玛在介绍孔子时，仅简单提及牌位、坐向、尊号、名字、籍贯、父母等重要信息，用两句话概括了孔子的一生，他说：“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事务，孔子都很不幸。他和妻子离了婚，还与儿子不和，并且，儿子还先他辞世。当时的君王和诸侯都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的学说得不到推行，他还不得不哀悼几个最优秀的门徒的亡故。”作者忽视孔子当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西方汉学界“关于孔子的生平，人们已经讲了太多，这里就不作赘述了。特别是理雅各和庄延龄（Parker)【17】两人，他们把所有可以了解到的关于孔子的历史与学说以及他死后的命运，还有这两位汉学家收集到的已经广为人知的各种细节，全都汇集到了一起。”【18】如其所言，1879年《文庙祀位指南》出版前，理雅各的相关著述已享誉西方汉学界。1861年，理雅各在《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第五章“孔子及其弟子”中对孔子的生平、观点、影响及弟子做了详尽介绍【19】。1877年，理雅各又出版专著《孔子的生平与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20】。故尔，倭妥玛跳过孔子直接介绍其他从祀人员无可厚非，后者才是《文庙祀位指南》的核心，这对于孔子研究来说恰是一个有益的扩展与补充，没有从祀人员，孔庙之庄严巍峨与孔学之博大精深似乎也无从谈起。

如果说“轻孔子而重从祀”是倭妥玛尊重西方汉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结果，那么，“轻先贤而重先儒”则是他接纳中国典籍著录情况的务实选择。孔庙先贤和先儒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先贤主要来源于孔门弟子，先儒多是汉唐以来的硕学鸿儒；前者年代久远，生平不详，后者古今闻达，历历可考。倭妥玛参考的汉籍除《圣域述闻》《文庙祀位》之外，还有《孔子家语》《史记》《文献通考》和《资治通鉴纲目》，这些著作论及孔门弟子，大多也只能例举姓名字号。因为事迹湮灭，先贤个性模糊，到了明初，宋濂甚至发出罢七十子祀之论，李之藻则直言不讳地说：“每思两庑群贤自《论语》《家语》记载而外，嘉懿泯灭，师儒秉鬯，大抵忆姓名于彷佛。”【21】而先儒之中，既有孔安国等传经之儒，也有范仲淹等行道之儒；既有周敦颐等理学大师，也有欧阳修等一代儒宗；既有诸葛亮等尽忠名臣，也有文天祥等报国志士。较之孔门先贤，历代先儒文与行兼，名与实副，嘉言懿行比比皆是，相关著述代代传承。倭妥玛既然参考中国典籍著录奉祀人员事迹，自然不得不有所倾斜，故此，行文必然呈现出“轻先贤而重先儒”的特点，而此处之所谓“轻重”恰恰是作者尊重汉籍的结果。

其次，《文庙祀位指南》在介绍历代先贤、先儒时，并非简单陈述人物事迹，而是积极与西方人物展开对比，努力与西方学界保持对话，这使该作不仅具有历史性和文献性，还具有反思性和批驳性。

倭妥玛最常引用的西方文献是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和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的《中国读者手册》（Chinese Reader’s Manual）。书中53次提及理雅各之名，15次提及梅辉立之名。他对理雅各在1861至1872年间出版的五卷本《中国经典》尤其倚重，但也并非毫无驳难。在介绍子路时，倭妥玛说孔子讨厌子路的大胆莽撞和崇尚武力，但对他的追随又充满信赖，有一次甚至说如果自己“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职是之故，倭妥玛说：“事实上，这个门徒似乎对孔子的个人情感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随时准备着为老师而争论和战斗，也随时准备着为老师默默祈祷，甚至追随老师共赴死地。所以，理雅说子路是个‘彼得一样’（kind of Peter）的人物对他来说很不公平。当然，他说的是西蒙·彼得（Simon Peter），就是那个缺乏信仰和忠勇，但却信誓旦旦的人。”【18】彼得是耶稣最喜欢的门徒之一，曾发誓绝不背叛耶稣，后来却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较之子路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论及王阳明时，倭妥玛也在中西方之间展开讨论。他对王阳明偏爱有加，用六页篇幅介绍他，文末评论道：“王阳明的生平、思想与笛卡儿（Descartes）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并非流于表面，这方面的研究将会非常有趣。两人都是军人，同时也都热爱哲学，尽管王阳明这个异教徒是为了比基督教更崇高的事业而奋战。两人都认为人心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了解崇高的真理，并教导人们自立的重要性。但这位中国哲学家有勇气发表自己的观点，而笛卡尔却惧怕教皇，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教会反对的任何一句话’。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指控为异端，没办丧礼就被埋葬了。”【22】倭妥玛虽然没有提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却努力尝试着理解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对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学说确实值得对照分析。

再者，倭妥玛通过系统梳理文庙祀位并全面介绍177位奉祀人员，一方面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儒家贤哲人物画卷，一方面对西方汉学界长期争论的儒学的宗教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结合孔庙历史，不难发现，帝王之祀有尽，孔子之祀无穷。孔庙是皇帝公卿祭孔之殿、享神之地，也是青衿学子劝学之堂、观瞻之所，上承先师，下启来者，因而，得祀孔庙是历代士子毕生砥砺的追求。《圣域述闻》有言：文天祥“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即忻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23】后来果然以精忠大节，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每一个奉祀孔庙的人，都有熠熠生辉的人生或可歌可泣的故事，《文庙祀位指南》以简洁的语言勾画出他们的生平，不啻为西方汉学界呈上了一幅中国历代贤哲的人物画卷。因此，一部《文庙祀位指南》，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读来颇有异彩纷呈、应接不暇之感。

通过考察这批文化巨人，倭妥玛对于儒学的宗教属性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文化知识，作为文化知识的奠基人，孔子非一代一国之师，而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集前代圣哲所有荣耀于一身，因而得到了历代君王和学者的尊崇。他是第一个使学习变得容易的人，第一个传授美德之道的人，还是第一个确立社会政治秩序的人。人们对他的祭奠总体说来是“事死如事生”，这是人事的沿袭而非神灵的崇拜，故此，“文庙祀典不能被看作宗教崇拜，因为中国人没有创造孔子这个神灵。没人向他祈祷，也没人在任何场合下求他帮助或请他干预”【22】。倭妥玛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对当时西方汉学界一直讨论的重大命题——儒教是否是宗教的积极回应。

《文庙祀位指南》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就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妨以号称英国“三大汉学家”之一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为例。1884年，翟理斯从中国历代名家名作中选译了部分作品，汇集成册，出版了《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他相信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会推动部分英文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更为热情地欣赏（中国）这个古老而美好的民族”【24】。由此为他1901年出版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其有生之年，《中国文学史》未出修订版，而《古文选珍》不但于1922年出版了修订版，商务印书馆在1925年还出版了该著的中文版《汉文萃珍》。由此可见，就接受与传播而言，致力于原汁原味地翻译名家名作的《古文选珍》并不亚于《中国文学史》。

在《古文选珍》中，翟理斯翻译作品之前，一般都会对作者做个简要介绍，少则一两句，多则三四段。在介绍韩愈时，翟理斯说：“由倭妥玛先生的大著《文庙祀位指南》，我了解到翻阅韩文公的著作之前，我们应该先在蔷薇露中净手。”【25】又说，“韩文公的牌位被安放在文庙中，唯儒家学说的倡导者独享此荣，倭妥玛先生说：‘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反对佛教异端的人物，佛教异端险些熄灭了儒家真理的火炬。’”【24】翟理斯在此不但提及倭妥玛之名，甚至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在介绍欧阳修时，翟理斯只用了两句话：“欧阳修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的牌位可以在孔庙中找到，这种荣誉只留给那些为阐明或传播儒家真理做出贡献的人。”【24】此外，在介绍苏轼、王安石时他同样详细著录了他们奉祀孔庙的时间。这些信息显然源自《文庙祀位指南》，若非该著深入人心，翟理斯不至于论及名家时总是考量他们身后是否奉祀孔庙一事。

如果说《文庙祀位指南》是倭妥玛研究儒家文化的力作，那么《老子哲学研究》和倭译《大唐西域记》则是他探索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成果，可惜对后两部作品，相关研究同样乏善可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界关于倭妥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贡献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

注释
 
1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2 S.W.B.，“Thomas Watters， 1840-1901”，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sh and Ireland， 1901， pp.373-375.
 
3 Henri Cordier，“Thomas Watters-Necrologie”， T‘oung Pao(通报)， Serie II， Vol II， 1901， pp.92-93.
 
4 倭妥玛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众多，难以统计。他对儒释道等宗教问题均有兴趣，对佛教研究尤其深入，相关文章有《中国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a）《中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评论》（Notes on the Miaofa-lien-hua-ching， a Buddhist Sûtra in Chinese）等，此外，还有研究伊斯兰教的《中国的伊斯兰教文献评论》（Notes on Chinese Mahometan Literature），以及研究儒士的《韩愈或韩文公的生平与著述》（The Life and Works of Han Yüor Han Wên-kung）。
 
5 参见“高雄俱乐部”网页http://www.takaoclub.com/personalities/Watters/index.htm.
 
6 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又称史温侯、斯温霍、斯文化氏等，以撰写《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著称于世。张誉腾在《英国博物学家史温侯在台湾的自然史调查经过及相关史料》一文中指出：“鸟类是史温侯最喜欢的研究题材，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亦最斐然，台湾约400种鸟类中，在史温侯的著作中出现者超过200种，其中由史温侯鉴定命名者有58种。台湾62种陆生哺乳类中，史温侯鉴定、采集或记录了27种，其中11种是由他亲自鉴定命名的。”参见《台湾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 张万福：《台湾鸟类彩色图鉴》，台中：禽影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190-191页。
 
8 T. Watters，“Chinese Notions about Pigeons and Dove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67， No.4， pp.225-242.
 
9  T. Watters，“Chinese Fox-Myth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4，No.8， pp.47-65.
 
10 T. Watters， Lao-Tzǔ， 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 Hongkong:Printed at the“China Mail” Office；London:Williams&Norgate， 1870， p.41.
 
11 T. Watters， Stories of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David Nutt， 270-271， Strand， 1896， p.vii.
 
12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 D.， Edited， after his death， by T. W.Rhys Davids and S. W. Bushell，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Albemarle Street， 1904， vol. I， p.v.
 
13 倭妥玛藏品，可参见大英博物馆网页“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term/BIOG15378”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网页“https://collections.vam.ac.uk/search/?q=Thomas%20Watters”。
 
14 清咸丰二年（1852年）黄本骥所著《圣域述闻》目录中说东庑先儒二十七位，实际数目二十八位，加上西庑先儒二十八位，共计五十六位。
 
15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104.
 
16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17 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19世纪英国汉学家。
 
18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p.1-2.20.
 
19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kong:at the Author's. London:Trü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Vol. I.， pp.56-128.
 
20  James Legge，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London:Trübner&Co.， 57&59， Ludgate Hill， 1877.
 
21 （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2《祀典存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页。
 
22  T. Watters， 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us， Shanghai， China: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9， p.216.xv.
 
23 （清）黄本骥：《圣域述闻》，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653页。
 
24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Bernard Quaritch， 15， Piccadilly；Shanghai:Kelly&Walsh， 1884， p.v.116.167.
 
25 （唐）冯贽：《云仙杂记》：“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