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纲】秋风:孔子之道与文化中国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2-09-2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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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秋风:孔子之道与文化中国
被采访人:秋风
采访人:周绍纲
原刊《新华月报》9月号下半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日期:西历2012年9月27日

 

   姚中秋,笔名秋风,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曾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研究,译著十余种。目前从事儒家义理与中国治理秩序史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中国变革之道》、《美德、君子、风俗》等。
  


  “我到曲阜参加一个儒家文化夏令营。8月14日,与营员一起拜谒孔庙、孔林。身为儒者、儒生,当然要向至圣先师表达敬意,因此,没有任何犹疑。上午,在孔庙大成殿前,在雨后尚存积水的地面上,我们向孔子行跪拜礼;下午,在孔林,我们在孔子之墓前,再向孔子行跪拜礼。不料,孔林跪拜图片上传微博之后,引起争议。成百上千人发表评论,多数持批评态度,其中更不乏粗鄙的谩骂与公然的侮辱。这让人十分惊讶。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抨击最为激烈者,咸为关心并热衷于谈论自由、民主之人”,学者秋风在引起网上风波的跪拜孔子事件后,撰文《我为什么跪孔子?》如是说。
  

  日前,学者秋风带领数十学生参加“儒家文化修身营”时,在孔庙行跪拜大礼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在一幅题为“拜先师圣墓”的现场跪拜照片上,配有如下图说:“秋风老师带领修身营诸位同道拜先师圣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一定会力所能及地为继承先圣道统,复兴圣教尽好本分。”批评者认为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顺服,是一种公然与现代价值背道而驰的行为。也有人表示不必过于苛责,认为对于秋风带学生在曲阜跪拜一事,发表异议无妨,人身攻击不妥,毕竟这是他们的自由。跪拜孔子,近年来多有其事,也一直有各种争议。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说:“我个人不提倡也不赞同跪拜这种形式。但是同样也大可不必过分指责,这种行为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具备太多的社会意义。对于孔子,批评他也好,跪拜他也好,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也都是正常的。”
  

  孔子之道是中国文明之道
  

  周绍纲:您认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秋风:孔子之道是五帝三王之道,也就是中国文明之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享有这么崇高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删定六经。六经是什么?六经是尧舜以降的古圣贤王在从事治理活动过程中的言行和制度,其中包含了华夏族群治理秩序之道——这个道虽然包括天道,但形而上的意义不是很强烈。孔子通过删定六经,整理和概括先王之道,使得道可以传。孔子之前,道只是体现在行为之中。孔子之后,道得以见诸文字,可以说,可以传,并且人人皆可学。从人人皆可学道这点来说,孔子的另外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私人教育。孔子教的是什么?教的就是六经。到了孔子,中国文明之道是人人都可以学的,从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守护这个道的儒生群体。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孔子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站在当下的角度来看,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
  

  周绍纲:“跪拜礼事件”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似乎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秋风:我看了一下评论,确实批评的人较多,但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支持。有这个数量的人支持,我已经比较欣慰了。有些批评的声音,语言很粗暴,态度很野蛮。尤其是很多所谓的自由派人士,以及受他们观念熏陶的普通网民,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丝毫看不到一点自由主义的影子,恰恰是一种专制的心态和理念。这样的心态是20世纪中国文化生态所导致的,这种文化生态的要害是反传统,反传统的核心是反儒家。为什么反儒家?因为当时中国和西方一接触,发现差距很大,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地震撼。于是寻找落后的原因,最后把原因归结为儒家。很多人对儒家怀着非常深的怨恨心理,所以对一切与儒学相关的人和事,他们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难免会采取抨击态度。
  

  现在中国有一大部分人有这种反文化的本能。但我还是很乐观的,毕竟这种扭曲群体的心态在慢慢弱化,尤其是在年轻人心中。前几天我主持《文化纵横》杂志的一个论坛,最后总结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现象,我觉得“中国精神”在过去10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具体来说,一是中国人对于传统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其次,是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变了。这两点变化在思想界最明显,但所谓的“公知”一般不太了解思想动态。
  

  周绍纲: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了,文化崛起也呼之欲出,您怎么看?
  

  秋风:中国现在确实到了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的时代。一些人对儒家的学说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儒家只是道德说教。《论语》中有一章说到冉有问政:冉有说,老百姓人口真多了。既然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点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再问,富了以后还要再做些什么呢?孔子答,对他们进行教育。其实儒家完全不排斥人们的富裕。包括孟子,都阐释了这一点,先要致民以财,然后有庠序之教。
  

  中国过去30年,经济确实出现了非常快的发展。孔子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的物质财富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一定会很高兴。但孔子也许会说,我们仅仅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文明。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礼。礼是什么?礼就是人与人交往的规则。礼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和”的状态。“和”就是让大家相互协调,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可以合作,又不相互侵害。《礼运》中有一句话,叫“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充满了紧张。公共方面也是这样,前段时间,浙大校长杨卫在会议上玩牌。谁都可能会碰到无聊的会,但作为中国知名大学的校长,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你要为人师表。这是两个普通的事件。要说官与官之间、官与商之间、官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也大多不懂礼,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交往。手应该怎么放,脚应该怎么放,眼睛应该看着哪里?这些很简单,但恰恰代表一个族群的文明。现在我们与外国人、与港澳台同胞接触的机会很多,留意看的话,会发现人家知礼。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误解,以为个性解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实西方人怎么走路,都有约束。我们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整个20世纪把这些礼仪完全都抛弃了。在古代的含义中,文明就是人的行为非常得体,就是礼仪。有了这些礼仪,人与人之间就会和,大家心情也会愉快。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礼乐重建。

     

     我们要复的是礼之精神
  

  周绍纲: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大概意思是指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礼也受到具体的时空(天地)限制。您怎么看中国传统礼仪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境遇?
  

  秋风:子产认为礼仪是天经地义,即这些都是永恒的。父母和子女,永远是父母和子女。父母为尊,子女为卑。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力发展了,进入了网络时代,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就倒过来了。夫妻有别,男女双方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不同,这在家庭内部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同时,在一个公司,永远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就像古人所讲的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有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不变的。比如说,子女尊敬父母,夫妻互敬,下属尊重领导,这些都是不变的。但随着整个社会的变化,具体的礼节是会变化的。以前夫妻讲究举案齐眉,现在案都没了,怎么举?见面问个好,拥抱一下,通过这种外在的礼节来表达相互之间的内在敬爱。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这样,以前儿女每天都要给父母跪安,现在我们不需要,但是基本的精神还是要体现出来。我对完全复古礼不是很赞成,我们要复的是礼之精神,这是永恒的,是不分古今的。我们去看朱子、程子,他们在宋代,面临着一个变化了的世界所制定新的礼,他们也是采取这样的原则。孔子很早也提出,因之有所损益,因袭的是内在精神,损益是具体的礼节。换一个角度来说,必须有所损益,精神才能够永恒。如果是坚持外在的礼节不变,最后连礼之精神都走向终结。
  

  周绍纲:有人认为您上面所说的父母关系、上下级关系是在强调一种等级划分,与启蒙后的现代社会和讲究人人平等的社会伦理及其理念相矛盾。
  

  秋风:持这种看法的人存在多重的误解。儒家的学说本身是平民的政治哲学。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说原来的等级制度崩溃了。可以说孔子就是生活在一个平民社会的初始阶段。孔子推动了平民社会的到来,他办平民教育,把原来贵族独享知识的权利扩散到平民。当然,他也给这个平民社会创造了一个领导阶层。社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领导阶层,这个平民社会才会存在。就算一个3人小组也有一个领导人,否则就会出现3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一切政治都是贤能政治,不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当统治者,同时统治所有人的情况。在古希腊城邦也有执政官,在古罗马也有长老院。美国更是这样,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共和的问题。共和的含义是代议,代议当然要选贤能,至少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要选出这样的人。这样的贤能——过去儒家所讲的君子,是以德行、知识等作为标准,跟身份、血统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比同时期的文明更加平等。儒家君子这个群体,并没有重构等级制,形成新的不平等,只能说是构建了社会角色的有序分工。儒家的贤能政治与平等并不冲突,恰恰是社会这个共同体得以存续下去的条件。
  

  周绍纲:在古代,儒家君子作为政治主体,除了处理日常的政务之外,还负有哪些方面教化的职责?
  

  秋风:古代的政府与现代的政府有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儒家进入政体结构之后,也就是在汉武帝、董仲舒更化之后,儒生开始大规模进入政体担任官员,由此形成儒家士大夫群体。以前是君子,现在是士大夫。这是两个身份,一个是读书人,另一个是政府官员。这两个身份合一,所以儒家的官员在治理社会,尤其是治理地方社会时,通常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觉——充当师儒的角色。所以他们会去办学,培养年轻人读书,给普通的老百姓讲授礼义廉耻。当然,他们也会实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商业等富民措施。“富”和“礼”这两个方面他们都会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非常好的社会治理模式,教化会大幅度降低政府控制的成本。经过乡老的引导,老百姓知道该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兄弟关系、邻里关系等,这便降低了政府介入的概率。秦为什么会二世而亡,是因为试图用国家权力去控制每一个人,最后无法承受管理的成本,所以崩溃了。汉武帝就很明智,他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大幅度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成本。王朝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时段的文明角度来看,这个模式是非常成功的,运转了两千多年。几个主要的王朝平均下来有三百多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所有的制度,都有崩溃的一天,民主制度也不例外。现在民主制度才200年,再过100年后,还有没有,都难说。我们现在特别容易低估古人治国的智慧。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历史总是在循环,也就是文明停滞了。我给一个新的说法,为什么会循环?是因为这种模式比较成功,适合当时的社会生态,所以会不断复制,这个文明很快又会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模式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何进行社会治理?那就是推动民间社会自治。教化就是要让民间社会自我治理,比如说两口子吵架,为什么非要告县官这里来?村里面找一个长老调解一下,事情不也一样解决了嘛,而且处理得肯定要比县官好。这里给我们的启发是,要用文化来推动民间社会自治,而且要把这个摆在第一位。西方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就是儒家的治理模式。我们去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里面讲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离开了自治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自治包括方方面面,各种公民团体等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理念,社会治理的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

   

    文化所及的地方就是中国
  

  周绍纲:有学者认为现在西方各国是民族国家,而中国是文明国家,继承的是传统的天下体系。从这个层面来说,您怎么理解“文化中国”这个概念?
  

  秋风:古人理解的“文化”,不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这么狭窄。“文”是指礼仪、礼乐,它探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是指教化。“文化”是指以文化人,用礼仪来塑造人和人之间的和而不同的关系。17世纪之前,西方也是一个文明的西方。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它是从16世纪开始出现的,尤其是从法国、英国开始,新教改革和现代民族国家大概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新教改革的核心是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在此之前,欧洲是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凡是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文明共同体中。由于种种原因,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于是走上了民族国家的道路。但民族国家并非历史的终结,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反民族国家的历程,要重构一个共同体,要恢复一个统一的欧洲,只不过重建的是一个世俗的联盟——欧盟。其实,背后的精神还是基督教精神,我们从欧盟创始人的理念、欧盟的宪法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价值基础。欧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只有共同的价值,才会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没有价值共享,一个微小的利益冲突就会让欧盟解体。这种文明共同体就像中国古代圣贤所讲的天下,天下既是一个古典的概念,也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这个共同体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它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作为价值的基础,以中国文明之道作为黏合剂,不光是把现有的这些地域、成员连接在一起,而且具有相当强的扩展性。天下同样是普遍主义的世界想象,当然,这在19世纪末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导致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怀疑。来到中国门口的那些西方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很有力量,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再也不能依赖天下了,我们也要建立民族国家。此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理念,而且把它作为历史的终点来看待。现代的知识分子有特别强的历史终结论的倾向,民族国家被认为是组织政治社会的唯一的正确方案。打破传统,是建立民族国家这个整体规划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觉得传统文化,包括宗族、行会等中间层次,妨碍了国家跟每一个人发生直接关系。这本身是一个误解,在现代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观念与行为的错位。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西方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放弃了民族国家的理念,欧盟是这样,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表现的也是反民族国家的理念,而我们中国,有些人的民族国家理念特别强烈。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时间错位。我觉得,现在需要反思,当然思想界对此有了很多反思,基本的结论是不要神化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一定的反文明的特质,而儒家文明恰恰是最先进的理念。
  

  张杰:“文化中国”与儒家主要有哪些内在关联?
  

  秋风:这个肯定是与中国文明之道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儒家就是中国文明之道的一个承载者,文化中国就是一个儒家中国。孔子总结了前两千年的中国文明,把它继续往下延伸,通过孔子和儒家,前两千年中国最本源的理念、价值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包括后来从外部传入的各种宗教,都经过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这些基本的价值是不变的。中国文明很有包容性,这点是儒家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儒家来比附基督教,这个就没有办法讨论了。儒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儒家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可以并存的,儒家并不是拜一个神的宗教,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它特别的地方。比如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里的人读了圣贤书,可以是儒家,同时他也可以去拜他们自己所信仰的神。这就是文化中国,文化所及的地方,就是中国。
  

  就当下的语境来讲,什么是文化中国?我的看法,就是儒家中国,建设一个文化中国,就是要回到儒家。过去20世纪,是一个偏离儒家的时代,也就是越来越没有文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粗鄙。现在要回归儒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的宗教、排斥民主、排斥法制,恰恰相反,儒家会为宗教提供宽容的氛围,为民主和法制提供稳固的基础。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凡是儒家文化得到朝野尊重的朝代,社会秩序都比较好,文明程度也比较高。比如说汉和宋,是中国文明的两次巅峰,这两个朝代都崇儒。汉、宋两朝其他的文化也很发达。东汉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宋朝的禅宗、道教都很发达。
  

  张杰:儒家文化怎样融合西方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去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
  

  秋风:现代化只是说文明要有一个发展。中国要有一个连续性,而且必须保留这种连续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某一天真的把我们中国人的脑子全部清洗,文化的基因全部清洗掉了,你想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一定是所有人毫无顾虑地相互伤害,就回到丛林状态了,连基本的秩序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转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复杂关系。要变,必须有一部分东西是不变的,你才能够变。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彻底的,一个绝对的变,其实不是变,是自我毁灭。所以回过头来从经验中去看,我们以为可以把这个文化传统彻底摧毁,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实际结果是很多人都没有文化了。反过来,我们说英国,羡慕它什么,羡慕的是它在保持连续性的状态下所做的调整。这是因为英国的保守主义实现了平稳转型。至于当下该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我提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吧。讨论文化重构,要注意到生活与知识的区别。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和把握,只能是一种知识层面上的东西。比如说民主和法制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知识,比如洛克的书、托克维尔的书和美国的报纸等,是自由民主。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建立一种生活方式。知识有助于建构,但仅仅有知识是不够的,健全的生活还与情感、信念、习惯等因素有关联,这些因素又是在传统中的。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更健全的生活方式,只能从原来的生活方式出发。在此基础上,再改善教育体系,和重建基层社会,在现实中实现一个属于文化中国的理想国。

  
    注:本文得以成稿,感谢任重兄的支持!
    
    
    原刊《新华月报》9月号下半月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